访问堪萨斯城后，劳费尔随即给帕格斯利写了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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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家里，我吃惊地发现有如此多的好东西，它们质量上乘。北魏时期的那尊武士石雕像，属于令人赞叹的不朽之作，具有独特、重要的艺术、考古价值。我很有幸看到了你那个青铜鼓，它设计完美，属于顶级藏品……我从未见过比你那些皇宫宝座更精美的藏品……明代皇帝宝座背后的镂空龙雕，只能说是精美绝伦……此外，我很喜欢你的许多高古青铜器，它们构成了中国古代精美青铜器相当好的研究对象。我喜欢你的汉唐和宋代金属镜，它们数量多，种类全；还有你的许多精美象牙制品、木雕和瓷器。你的几件珐琅彩瓷饰板，上面的人物风景，仍在我脑海中栩栩如生，印象突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我无法忘记你那两尊大理石高发髻观音雕像，它们可与古希腊最佳雕塑杰作相媲美；还有来自热河寺庙的那尊大体量漆雕观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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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费尔以热情的吹嘘结束了长长的藏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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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见是：那些杰出藏品应该永久保存于顶级艺术博物馆。新成立的堪萨斯城艺术博物馆应成为它们合情合理的去处，该馆应至少留出三四个展厅展示中国艺术。如果我的意见能为此目的带来一些切实的结果，我将非常高兴。

威廉·沃克用5000美元买下了那批藏品，他是堪萨斯城首屈一指的慈善家。当征集藏品的消息传到兰登·华尔纳耳中时，他怒不可遏。当时，华尔纳是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研究员，同时担任堪萨斯城博物馆的顾问。一位董事给华尔纳写信，抱怨说大家都对堪萨斯城得到那批藏品“极为吃惊”，因为华尔纳曾宣称，劳费尔“带着嘲笑”拒绝了那批藏品，认为其拥有者“太不可靠”；很难“理解劳费尔先生怎么会人前一套，背后另一套”。沃克确实买下了那批藏品，只是经过了劳伦斯·史克曼的去粗取精。史克曼属于具有新知识的博物馆研究员，更像一位艺术史学家，而非民族志学者。最终，帕格斯利的大部分藏品，落户于堪萨斯城博物馆协会，其余藏品则由纳尔逊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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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费尔去世后，另一批收藏也给他的名声投下了阴影。1913年，洛杉矶郡立历史、科学和艺术博物馆在博览会公园开馆，它由洛杉矶当选的郡议会资助管理，与南加州大学校园几乎紧密相连。从洛杉矶当地拉布雷亚沥青坑出土的史前动物骨骼，成为该馆科学部吸引观众眼球的藏品。但是，尽管该馆拥有一些不错的日本水印画，以及伯林盖姆·约翰逊的中国陶瓷收藏，其亚洲艺术藏品一直未能引起观众的兴趣。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1926年6月，洛杉矶郡立历史、科学和艺术博物馆收到了约翰·威廉·诺尔曼·蒙特藏品的目录和照片。他是挪威人，1887年曾受聘于由英国人掌管的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担任巡视员。1894年至1895年，中国在中日战争中战败后，蒙特应邀参加袁世凯领导的“新军”，担任骑兵队的二把手。义和团起义期间，蒙特前往天津，一度隶属于俄国军队，在天津港附近参加过几次战斗。清王朝倒台后，袁世凯当上了中国的总统，还昙花一现当了回皇帝。此时，蒙特成了北京宪兵队的一名中将。

蒙特的八字胡上抹着蜡，一套军装量身定做，上面挂满了熠熠闪光的勋章，堪称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少将的翻版。蒙特欣赏中国艺术，他流利的汉语和通畅的对外联系能力，更使其如虎添翼。当清宫收藏一夜之间触手可及时，蒙特和妻子不失时机地开始收藏。“去年，我的藏品得到了极大丰富。”1915年，蒙特写道，“辛亥革命后，清宫太监不得不卖掉他们的东西。”凭借对海关内部事务了如指掌，蒙特还得以最大规模地出口自己收藏的文物。据学者德里克·吉尔曼报道，自1907年始，蒙特开始征集，并向家乡挪威卑尔根市的博物馆运送了大型雕塑和建筑构件。

1926年，蒙特决定出售自己其余的藏品。那时，洛杉矶郡立博物馆的馆长是鸟类学家威廉·布莱恩，他没有征求专家意见，仅凭蒙特的藏品目录和3大本相册，就以试用方式把近400件文物从北京运至洛杉矶，其中包括瓷器、绘画、雕塑和青铜器。蒙特上将为藏品的估价是100万美元，但提出以火灾受损物品拍卖价60万美元卖给洛杉矶博物馆。布莱恩馆长给当时交易中间商、洛杉矶人欧文·弗曼写道：“首次查看那批东西的照片目录，我已深信不疑……它们不仅内容广泛，颇有价值，也属于真正杰出的博物馆藏品。”

1923年，劳费尔曾在北京见过那批东西，研究过那些目录和照片。此时，弗曼请劳费尔携带妻儿飞至洛杉矶，用3天时间对其进行鉴定。劳费尔按照要求提供了鉴定报告，并在菲尔德博物馆档案室存档。劳费尔在鉴定报告中详述道，新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宣布，它有意实施禁止出口文物的法律。因此，“毫不夸张地说，那批东西可能是最后，也是从中国获得如此重要、高品质文物的唯一机会”。劳费尔认为：“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说，那批东西不可复制。”劳费尔宣称自己特别赞赏蒙特收藏的绘画，深信它们优于卢浮宫、大英博物馆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的绘画。简言之，“我相信，蒙特上将为那批藏品要价60万美元公平合理；如果在纽约、伦敦或巴黎展览、拍卖，或在私人收藏家之间转手，至少值100万美元，有可能更多”。

1930年，洛杉矶郡立博物馆的主管们预付了20万美元，征购蒙特藏品中的118件陶瓷，保留了以40万美元价格购买其他藏品的选择权。该馆发布消息，将其视为博物馆发展转折点予以庆祝。批评者和学者也随之蜂拥至洛杉矶。《帕萨迪纳星报》的威尔森·佛思首先开火发起了攻击：“对此事感兴趣的任何人，都应该征求一下专家们的意见，如底特律‘东方博物馆’的研究员本杰明·马奇、波士顿美术馆的约翰·洛基博士、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凯利博士，问问他们对蒙特收藏有多少了解。”消息很快泄露出来：上述学者所知道的，是蒙特曾到美国各地推销那批东西，没有引起任何人征集的兴趣。同为德国移民的阿尔弗雷德·扎尔莫尼是实打实的中国艺术权威。他称蒙特那批东西“是大杂烩，充斥着复制品、赝品和旅游纪念品小玩意儿”。此时，洛杉矶郡立博物馆主管们的态度已经转变，放弃了那批藏品的选择权，并拒绝向博物馆拨付更多征集经费，使该馆在此后若干年，在藏品征集方面一直处于不利地位。尽管如此，蒙特那批东西、包括保留征集选择权的藏品，继续在洛杉矶郡立博物馆展览到1940年。那年，该馆新馆长罗兰德·麦金尼，终于决定就此征求专家意见。在麦金尼馆长1940年给博物馆董事会的报告中，保留了专家们的鉴定意见，其结论是：“那批藏品的真伪十分可疑，不值得在洛杉矶郡立博物馆中展出。”

即便如此，蒙特收藏一直留在洛杉矶郡立博物馆，直到该馆首位亚洲艺术研究员亨利·特鲁博纳斩钉截铁地表示，征集那批藏品是一个“可怕错误”。对于已经征集的藏品，特鲁博纳研究员在加州的斯克利普斯学院，找到了对那批藏品深信不疑的艺术家米勒德·希茨。他安排将那批有争议的艺术品，租借给了自己所在的学院。它们在那里停留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它们连同曾遭拒绝未售出的蒙特藏品，一并还给了蒙特指定的藏品继承者西挪威实用艺术博物馆（目前，该馆属于挪威卑尔根市博物馆的分支机构，简称KODE）。

蒙特藏品的结局十分离奇。2010年12月，盗贼闯入卑尔根博物馆，偷走了部分蒙特藏品。2013年1月5日，星期六，又有23件藏品被盗。该馆馆长艾伦德·霍耶斯登怀疑，那是“按图索骥”行为：“显然，盗贼知道自己要什么。”由于推测蒙特藏品中许多东西属于圆明园被盗文物，我们自己的理论是：某些中国人为收复文物，实施了盗窃。然而那个故事还有续集，2014年，经中国房地产商、慈善家黄怒波先生牵线搭桥，西挪威实用艺术博物馆宣布与北京大学签订历史性协议，将其所藏的21件汉白玉石柱中的7件送还中国，它们属于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的掠夺物。虽然由中国石匠雕刻，那些建筑石柱显示出深受西方影响，出自圆明园西式风格建筑中的西洋楼。石柱将在北京大学展出，挪威方面因此得到了163万美元。同时，西挪威实用艺术博物馆希望得到北京大学中国艺术专家的支持，对该馆藏品进行研究，改善其展览条件（1990年，北京大学教授马世长曾经说过，该馆许多中国藏品如果不是开门假，就是低档货）。

劳费尔和波士顿美术馆的冈仓天心，属于美国早期研究中国艺术为数不多的博物馆研究员，他们能够流利地读写汉语。然而，劳费尔一生的故事，展现了文物鉴定和归属的危险性，使后代艺术史学家备感痛苦。在许多年里，博物馆界一直传言，劳费尔跳楼自杀，或许缘于他担心自己遭人指控，卷入由自己定为精品或赝品的文物鉴定争议。不管怎样，劳费尔最亲近的同事，将其过早的纵身一跳归结于不断恶化的癌症。

虽然常遭受他人指责，劳费尔也会揭发竞争对手藏品中存在赝品。比如，他曾抨击一件小型唐代石棺上的铭文有假，它目前藏于波士顿美术馆，当时为一位日本竞争对手收藏。劳费尔也有自己的“实践伦理学”。西雅图博物馆大门口有一对明代石雕，由该馆馆长理查德·富勒的母亲从冈普百货商店购买。劳费尔应邀对它们进行鉴定时，认为它们待在中国原属地似乎更好，现在与其原有历史环境分离，“它们看上去毫无意义”。但是劳费尔并不谴责外国古董商，却对“中国人破坏公共财物行为、贪婪、缺乏爱国主义”等颇有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