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2月，史克曼找到了北京国立图书馆馆长、古物保护委员会成员袁同礼。“我告诉他龙门石窟的状况，请他在权限范围内保护龙门石窟。他回答说：如果外国人不停止购买雕像碎块，破坏将会持续进行。对此，我的答复是：实际上，据我所知，没有外国人试图购买任何雕像碎块或碎片……除非它们在北京的市场上出现。到了那时，再想控制走私会是白费工夫。从另一方面讲，在龙门石窟阻止掠夺其实极其容易。此时，我提出建议，从对中国艺术感兴趣的外国人中筹款，在龙门石窟部署一些警察。袁先生说那种帮助没有必要。”另一封来自袁同礼的信问道：“找出那些收留龙门石窟雕像店铺的名字，对你来说是否过于麻烦？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从源头制止肆意破坏，如果你能向我提供那些信息，我将对你特别感激。”史克曼拒绝向他透露古董商的名字（袁同礼后来在对美国所藏中国艺术品进行核查、记录方面成了一名先锋）。
1933年3月，在当地一位官员和哈佛大学学者威尔玛和费正清的陪同下，史克曼再次访问了龙门石窟。他回忆道：“在许多公元500年至525年的早期洞窟中，雕像的头部不见了。在有的地方，墙上和佛龛中的整个雕像被砍掉。《文昭皇后礼佛图》浮雕的大部分，以及几个人物头像已不翼而飞。”
1934年1月底，史克曼向华尔纳报告说，伯查德已买下《文昭皇后礼佛图》1933年消失的两个女性头像。“那时，我们开始听说，越来越多的浮雕碎块正流入市场……经过与伯查德博士仔细讨论，我们决定，尽我们所能收集该浮雕的碎块。我们的目的，是保护那尊北魏最佳典范雕塑的安全，尽可能对其进行保护，使其接近完整。向中国政府报告此事已为时过晚，破坏已经造成……显然，无论龙门石窟还遗留了什么，那尊浮雕在原址的价值已经丧失。因而，尽我们所能收集其全部碎块，用我们掌握的资金对其进行认真修复，似乎成了我们能够提供的最大帮助。”
1934年2月，堪萨斯城通知史克曼，它已暂时得到了希望获得的全部雕像。史克曼问华尔纳：“我们接下来干什么？当然，整个事情在这里还无人知晓。”他绝望地写道：“龙门石窟正遭受彻底破坏，在那种时刻，我到达龙门石窟现场或许是一种幸运。自公元6世纪以来，那些洞窟一直存在，却在一年之间消失，而那只是一千四百年中的一年。现在，古董店里已充斥着龙门石窟石雕。用不了几年，它们就会变得与古代希腊雕塑一样稀有，一样有价值。”此时，华尔纳的唆使似乎形成了一个计划，并得到了福布斯批准：由福格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艺术博物馆联合购买浮雕。由于浮雕绝大部分是小碎块，伯查德将对它们进行拼接。到了4月，史克曼已成功征集到浮雕的绝大部分碎块，首批分期付款是13000美元。4月25日，福布斯给纳尔逊艺术博物馆馆长保罗·加德纳发电报：“正邮汇给你6000美元。7月1日后，能再提供500美元。”1934年5月，计划用3个箱子，运送两大块经过修复的浮雕。为此，史克曼需要得到吉姆·普卢默的帮助，通过上海安排运输，以躲避天津港口海关的仔细查验。当时，普卢默在中国海关部门工作。在给普卢默的一封信中，史克曼细述了那些“中国拼图”长达一年的冒险故事，并要求普卢默读信后予以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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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是一个快乐的质朴青年。现在，我已两鬓斑白，身体弯曲，脑子也不再特别灵光。但是，我得到了完整的礼佛图浮雕。从这里到那里，从这家店到那家店，从开封，从郑州，是的，包括从上海，我一块接一块地收集，这里收半个脑袋，那里收一条袖子；从夏先生手里收一只手，成百上千的小碎块……不管怎样，最后，早期中国雕塑最伟大的单件浮雕被组合在一起。我觉得，我们为中国艺术，为全世界做了一些事，其价值只能被后人评估。我们花了3个月时间，把它们一块块拼接起来，像一群男孩子整天坐着，试试这块，试试那块，哪块该放哪里，合不合适？那是一只眼睛，还是一条服饰花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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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到了5月底，史克曼给华尔纳写了封信：“3个大箱子已经离开，困难重重。我感觉自己年轻了3岁。”
然而，6月再次去龙门石窟时，史克曼吃惊地发现，他得到的浮雕，比他想象中要少很多。更糟糕的是，他担心自己购买了一些赝品，它们已开始显现。“当然，所有头像和一些服饰褶纹残块都是原物，另外一些褶纹残块可能还在北京。我们拿到的一些碎块，次序有些问题。难题是，无人能派人到龙门石窟取得留在那里的东西……简言之，情况一团糟，我为此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那时候，伯查德正在德国，准备关闭他在柏林的画廊。即便如此，伯查德还是给朋友史克曼写信：“对于你的忧虑之事、无眠之夜，以及所有的麻烦，我深感遗憾……但是，别担心，当最后一块丢失的碎块来到你手里时，我一定会把它们全部修复……我们离开中国前不久，我已派出了当地的‘原班人马’，给了他们相当好的报酬，让他们把仍留在原址的浮雕碎块一网打尽。我们签了契约。‘原班人马’发誓，至少会把浮雕最佳的部分发送过来……当我错失，并购买了服饰皱纹的赝品时，我只有一件事可以聊以自慰。那就是，即便是某位像我这样的更好的专家（原文如此），在征集所有的小碎块时，也可能上当受骗买到假货。”
不管怎样，《文昭皇后礼佛图》浮雕遭受破坏的流言传至纽约。1935年夏天，普艾伦挥舞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研究员旗号，也来到了龙门石窟，参与到剩余战利品的竞争中。
我们上次提到普艾伦，还是1925年的事。那时，他与贺拉斯·杰恩和福格艺术博物馆第二批探险队一起，正在从敦煌返回的路上。第二年，我们提到他拿到了前往北京学习的萨克斯奖学金，为福格艺术博物馆征集文物。他给萨克斯写信，说自己住在一栋“完美无比的中式住宅里……我有一位厨师、一位拉黄包车的男孩儿、一条白狗和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那位学者不讲英语，我可能是你所认识的最幸福之人。每天早上，一位老学者过来给我读3个小时《孟子》。到了晚上，一位年轻学者来读报纸、艺术书籍，或侃大山……周末时，我参观城里的寺庙，或去西山游玩”。
普艾伦所获的奖学金，使他得以（混迹于琉璃厂古董店之间）学习中文，并追求他特别感兴趣的中国戏剧。他学会了演唱整场戏剧，能用刺耳的假声连续唱上半个小时，赢得古典戏剧学会的洋人朋友和中国客人们的阵阵尖叫喝彩。普艾伦的演艺成就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份中文报纸刊登了3篇文章，记者在文章结尾处写道：“我第一次发现，东西方在同一屋檐下共享真正的快乐。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一起同享欢乐！有谁不相信那样的事，就让他拿起毛笔挑战我吧！我会迎接挑战，给他沉重打击！”
在北京家中，有几位适婚年龄的童仆伺候普艾伦的日常生活。他让他们身着中国学者长袍。他给萨克斯写信，抱怨说他的做法搞得“满城沸沸扬扬，大意是说，真可惜，那位阳光年轻人已‘入乡随俗’，还‘与中国戏子及其姨太太们放荡不羁’”。然而，据普艾伦的同事、弗利尔美术馆的毕士博说，普艾伦已经“完全中国化，衣服、食物、脏地板，甚至到了允许他的京巴小崽们到处乱跑撒尿的程度。那些事情必须有个了断，以免变得更糟，哪怕让他远离北京”。
（旅居北京期间，普艾伦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属于中国。他成了一名佛教住持，安排将自己葬于中国的一处佛教墓地。然而，此事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共产主义政治干涉，他被禁止在中国入土。普艾伦死于日本，葬于京都日本山中商会古董商家族为其提供的墓地。）
1927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波什·雷茨返回荷兰生活。该馆邀请普艾伦担任该馆的临时研究员，以便接替雷茨的工作。普艾伦善于看人下菜碟，会根据你的社会地位或与其亲疏程度，表现得“机智诙谐、温文尔雅、一副学者派头”，或“顽固暴躁，像时兴的游手好闲之辈，变成一位招人嫌的坏蛋（参见电影《晚宴的约定》等），并且表演得绘声绘色”。
在接受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邀请时，普艾伦强调了自己为赢得那个位置付出的艰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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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很清楚（那不是空洞无物的自夸），我在马车里沿沙漠道路颠簸前进的每一分钟（我会情不自禁地琢磨，希望那位赶车的孩子晚饭能有茄子吃），以及我在北京小胡同、戏院、公园、茶馆和中国人家里停留的每一分钟，都为我提供了一种途径，使我对那个伟大的民族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同情，使我有更好的理由断定：这是宋代绘画，那是北魏石刻。我爱中国人。有时候，我也会使他们痛苦不堪。但是，我依然热爱他们，愿意在我墓碑上刻上3米多高的大字：“世上有两个最伟大民族：希腊人和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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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什·雷茨曾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惨淡经营，只有一名孤零零的助手和极少经费。但是，继任的研究员们都对他取得的成绩赞不绝口，包括他征购的一尊巨大北魏鎏金铜佛像和一批绘画收藏。经查尔斯·弗利尔推荐，雷茨从福开森手中购得那批藏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强项，在于它拥有奥尔特曼所藏瓷器和所购青铜器。那批青铜器，从已故鉴赏家、收藏家端方总督家族征集，同样由福开森从中协调完成。然而，那一类藏品，绝对不符合普艾伦核心爱好的胃口。“如瓷器和青铜器那样的美物，似乎与我认为的主要艺术形式——绘画、雕塑和建筑不可同日而语。”普艾伦发誓，“构建与纽约这座城市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规模相匹配的收藏……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体量大、具有影响力的藏品。”来自龙门石窟的浮雕同时满足了以上两个要求。
1934年，道德弯下了直挺腰板。那年，普艾伦从随身携带的烟斗中弹掉烟灰，重返中国探寻龙门石窟石雕。他曾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赫伯特·温洛克写信，称“龙门石窟的伟大浮雕（可与万神殿和法国沙特尔大教堂媲美的中国艺术），正在遭受破坏，敦煌的一些壁画（最伟大的中国壁画）预计会在北京出现。我应该到那里去，为博物馆收集有关它们的一切信息，无论我们能否得到它们”。抵达北京后，普艾伦很快从北京小道消息工厂听说了一位竞争对手——劳伦斯·史克曼。
普艾伦有一个朋友叫岳彬，从事龙门石窟浮雕经营活动。他向普艾伦透露说，奥托·伯查德已得到了《文昭皇后礼佛图》浮雕。普艾伦向温洛克馆长报告，称伯查德“正与老福开森神父、年轻可爱的史克曼、兰登·华尔纳和堪萨斯城串通实施某种阴谋。不管怎样，龙门石窟还有更多东西。如果我们想，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东西”。普艾伦质问史克曼时，后者“显得相当尴尬”，因为普艾伦“怒气冲冲，他曾希望能及时赶到把它拿下”。由于最终安排尚未结束，那些货箱还未运出，史克曼对普艾伦尽量三缄其口，将其视为自己不能随意讨论的博物馆秘密。
但是，《北魏孝文帝礼佛图》浮雕仍在待价而沽。1934年秋天，普艾伦与岳彬联系，同意向那位古董商支付40000美元，购买他手中拥有的6个头像。盗贼们则根据与岳彬代理所签的合同，将仍留在龙门洞窟浮雕的其他部分敲掉盗走。岳彬拿到另外13个头像时，他会得到10000美元。与岳彬古董店“彬记”所签的合同规定，“如果山里面出事”，以及“条款未能履行”，合同作废。艾米·麦克奈尔对龙门遗址进行过详细研究，她在《龙门石窟供养人》一书中指出：“那份合同一清二楚地表明，当时，浮雕的其他部分尚未被盗。”
饥饿的村民砍掉了浮雕，向当地军队行贿，把它们装入麻袋运往保定。在北京对其进行拼接后，当地一位古董商代理内利·赫西，提供了一份虚假运货单，用以欺骗海关官员；然后把石雕碎块运至纽约。虽然签署了上述合同，普艾伦仍难以获得“21块主要碎块”，其中可能包括失落的头像。1944年，普艾伦写了一篇有关龙门石窟的文章，对龙门石窟遭到肢解故作惊讶。他一口咬定市场上许多东西都是假货。“龙门石窟是如此遭受蹂躏的：龙门石窟附近的小村庄在袖手旁观，但是到了夜晚，男人们蹚过腋窝深的河水，从石窟表面敲掉碎块，把它们带到郑州，在那里卖给北京古董商的代理。在北京，人们对那些碎块进行拼接，并满怀热情地根据照片和拓片制作复制品。你会发现男女供养人的头像散布于欧洲、英格兰和日本，人们认为它们是龙门石窟原作。其实，其中绝大部分是彻头彻尾的赝品。”不管怎样，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下属完成了对《北魏孝文帝礼佛图》浮雕碎块的拼接。之后，它一直成为该馆主要亚洲艺术展厅中的骄傲。
1940年，龙门石窟的故事临近尾声，福格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同意，考虑到《文昭皇后礼佛图》浮雕的重量和脆弱性，它不应该被分离，不应该每隔几年在两馆之间运来运去轮流举办展览。于是，福格艺术博物馆接受了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提出的对策：由其返还福格艺术博物馆购买该浮雕的预付金，使以总价32000美元征购的《文昭皇后礼佛图》，得以永久留在堪萨斯城。
20世纪30年代，一直存在依据古董商订货而盗窃文物的活动。保护遗址的努力经常属于竹篮打水。有一件趣闻足以说明当时的情况：乔治·克罗夫茨博士曾负责保管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中国收藏，一位古董商向他提供了一个龙门石窟头像。克罗夫茨认为将头像偷运出中国令人羞愧，于是将其买下，并送还给中国政府。但是，当古董商再次拿这同一尊头像向他报价时，他再次买下，把它留给了博物馆。
由于供不应求，假货的数量急剧增长，使藏品出处研究变得极为复杂。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普艾伦仍在继续征购龙门石窟雕像。在今天看来，其中一些藏品的真伪存有疑问。至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1975年，当中国官员赴该馆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开幕活动时，该馆知道中国人对《文昭皇后礼佛图》的感情十分敏感，决定在浮雕前面临时设立了一道墙。
中国作家宫大中写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岳彬北京的家中发现了《北魏孝文帝礼佛图》浮雕的残块，并对那些无头残块进行了拼接。岳彬盗窃龙门石窟的犯罪事实曝光后，中国文化精英的300多位代表请求政府予以惩处。1959年，岳彬死于狱中。“文化大革命”期间，龙门石窟遗址相对未受影响。当地一座佛寺遭受破坏后，增加了对龙门石窟的保护。洛阳市的党委书记，命令洛阳农机学院的师生，对龙门石窟提供24小时保护。2000年，龙门石窟被宣布为受保护文化遗产，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获得了100多万美元的修复资金赞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大陆利润丰厚的艺术经营寿终正寝。第二年，卢芹斋宣布退休。他在给客户的一封信中声明：“现在，我已是古稀之年。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收藏、出售中国古代艺术品。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职业，它集生意和愉悦于一身。我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在获得或打算获得某些东西的兴奋中度过。在上海掌权的新政府，公开没收了一大批藏品，其中包括许多非常重要的文物。那时我突然认识到，经营中国文物已是穷途末路。我所有的快乐，也将随之烟消云散。”
涉及龙门石窟遭受的破坏，以下主角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发表的声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补充说明：
（中国）中央古物保护委员会（1931年）：“从原属国出口考古文物，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属正当：（a）文物从其合法所有者手中合法取得。（b）拿走藏品的任何部分，将无损于藏品之完整。（c）文物原属国中无人有足够能力，或有意研究，或妥善保护它们；否则，其行为不再属于科学考古，而是商业性故意破坏行为。”
爱德华·福布斯致信保罗·加德纳（1934年）：“我认为中国政府准许从石窟墙上敲掉那些伟大雕塑，并允许它们离境的行为，是一种暴行。但是，我认为，既然我们与从石窟墙上敲落的雕塑毫无瓜葛，我们只是首先听说那些残缺不全的碎块在北京出现，并被拼接。为了子孙后代，我们有理由以此种方式将其买下。为了达到保护它们的目的，我们不惜把雕像一分为二，两家博物馆各保留一半。然而，我强烈感觉，我们是在为人类的利益保护那些文物。而且，由于它们真的归属中国，在未来任何时候，如果中国变得足够稳定，组织良好，中国政府有能力为人类利益安全保护此类文物，福格艺术博物馆和堪萨斯城博物馆，将会做出一个非常慷慨大方和正当的姿态：把那些文物卖回给中国政府。”
兰登·华尔纳（1940年）：“如果我们因购买那些浮雕碎块遭受批评，那么我们为拼接它们付出的热爱、劳动和美元，应该使批评者哑口无言。我们的行为本身，也是为中国事业服务，比中国其他任何人付出的更多。”
卢芹斋（1940年）：“作为使那些国宝流散的源头之一，我深感羞愧……中国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珍宝。我们唯一的安慰是，正如艺术无国界，那些雕塑走向了世界，受到学者和公众的赞美。与任何在世的大使相比，它们能为中国做更多好事。中国为外部世界所知，这些艺术品或许是最佳途径。由于中国不断变化和动乱，在其他国家，我们的文物会得到比在中国更好的保护。我们流失的珍宝，将成为真正的信使，使世界了解我们的古老文明和文化，有助于人们喜爱并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
普艾伦（1941年）：“据说，博物馆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保存过去的纪念物，把它们保留给一个更加温和的未来——今后500年，我们所处时代的博物馆发挥的作用，将被认为与修道院在黑暗中世纪罗马帝国分裂时发挥的作用一模一样……博物馆无法将龙门石窟的所有辉煌呈现给你，但是它为你抓住了一个碎块。”
普艾伦还写道（1944年）：“宾阳洞那两块男女供养人的浮雕，属于一件流失文物。对于一个民族的一个伟大纪念物，从未发生过比那更为缺德的事情。那些浮雕已经流失——我们仅有令人悲哀的碎块可以展示。”
史克曼（1967年）：“那些浮雕很像我们人类，一个遭受了严重事故的人。整容医生的技术让朋友们还认得他。但是，他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所有关心中国文化传统的人，都会更希望《文昭皇后礼佛图》浮雕仍然留在遥远的河南省。它在那里出生，是宾阳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最后，史克曼又写道（1981年）：“……在兰登·华尔纳的煽动下，作为拯救行动，整个项目得到了爱德华·福布斯的资助。最终，堪萨斯城的博物馆从福布斯先生手里买下了那个项目。对我个人而言，如果它从未离开宾阳洞，我会为此付出我的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