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美文化关系，总会遇到一个问题：在增强远东潜在吸引力方面，哈佛大学为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些原因不言而喻：它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成立于1636年），新英格兰地区进入航海时代，成为太平洋东部的商业推动力时，哈佛大学已进入成年。用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1912级）的话说，1783年至1860年，是“一个充满魔力的时代。那时，美国首次成为世界强国。塞勒姆市的男孩子们，对广州的了解程度，远远超过了纽约”。马萨诸塞州的那座海港城市，不仅吸引来了大学生，也带来了商业财富，使哈佛大学在追求卓越竞赛中得以领先一步。哈佛大学认为，该校职责是教育培养文化监管人。如马克·吐温所评论“波士顿人问：他懂得多少？纽约人问：他值多少？费城人问：他父母是谁？”
然而，中国、日本对哈佛大学和波士顿产生吸引力，还有一些不太明显的其他原因。在美国内战后精神混乱期，以及后达尔文时期的几十年，新英格兰地区的先知先觉者，从爱默生算起，已为寻找超凡真理把目光投向了东方。中国对佛教的兴趣在减弱。与此同时，佛教对波士顿统治集团却产生了磁铁般的吸引力。亨利·亚当斯的妻子克洛沃自杀身亡，使他异常震惊。1886年，他与画家约翰·拉法格结伴，开始了焦躁不安的环球旅行。最初，他们把日本作为目的地，以追寻极乐世界（在奥马哈停留时，拉法格把他们的旅程告诉了一位难缠的年轻记者，年轻人回答说：“现在可是过季节啦！”）。实际上，我们将看到，美国有一大批人在试图利用东方智慧，应对美国镀金时代的粗俗不堪。亚当斯（哈佛大学1858级）和拉法格，只是其中的一员。
哈佛大学与远东联系的第三个原因，似乎隐含在波士顿利己主义为中心的方言之中。19世纪50年代以来，波士顿城，以及以血统为傲的哈佛大学精英与两个新词联系了起来。波士顿人认为，自己的城市是世界中心，接受其世袭的“婆罗门阶层”领导，那是最近似美国贵族的阶层。“中心”和“婆罗门”，是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哈佛大学1829级）创造的新词，而不是他从事法律工作的儿子。在早餐桌上，老奥利弗属于机智诙谐的“桌霸”，写过诗歌《铁老汉》。他认为波士顿“是美洲大陆的思想中心，因此也是世界的思想中心”。印度教的种姓制度观念源于神旨，他谨慎地为其增加了新的推论：神希望，婆罗门不仅支持、维护自己信仰的神庙，对文化机构也应如此。而且，当哈佛大学莘莘学子转而研究中国时，他们所做的笔记，都是清朝官吏赋予高附加值的中国艺术和文学精华。
波士顿图书馆建于1807年，也是一家私立博物馆。1827年又增建了一个艺术展厅，专门举办年度美国和欧洲系列绘画、雕塑展。该馆创办者提醒捐助伙伴说，“把我们召集起来，目的不是为美国提供大量捐款”，那些存款可用于“我们承担那些机构的费用，它们将（为波士顿）带来广泛长久的利益”。1870年至1900年期间，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图书馆，得到了波士顿“婆罗门”的大量赞助。之后是成立于1870年的波士顿美术馆，1881年的波士顿交响乐团，还有数量众多的俱乐部、学校、医院，以及波士顿人的最终安息地：景观完美无缺的奥本山陵园（建于1831年。对波士顿婆罗门的一个经典定义是：在波士顿图书馆有股份，在麦克莱因精神病医院有亲戚，在奥本山陵园有墓地）。19世纪期间，波士顿还成为一个杰出摇篮：诞生了优秀杂志《大西洋月刊》与《北美评论》，利特尔·布朗·霍顿·米夫林出版社，以及地道波士顿人的宗教——非正统却开明，与哈佛大学神学院有关的基督教一位论派。据说，基督教一位论派宣称，“神为父，人为兄，波士顿为邻”（如该教门徒海伦·豪所写）。
渴望东方成为当时的一个现象，在新英格兰地区显得尤为突出。文学史学家范·怀克·布鲁克斯（哈佛大学1908级）写道：“许多波士顿人和哈佛大学人前往日本和中国，他们所抱的态度属于前所未有，充满寓意。在波士顿人当中，东方艺术是一种时尚，他们要使自己的城市充满自己的伟大收藏”。在那方面打头阵的朝圣者，是欧恩斯特·费诺罗萨。他在那个时代，成了美国“同一世界”最有口才的先知先觉。“同一世界”的观念，来源于“东西方将合二为一”的想法。19世纪80年代，费诺罗萨写道，他坚持认为，西方文明的活力，源于获得知识的方法；而东方的力量，则存在于其对目标的了如指掌。“没有目标的方法是盲目”，同时“没有方法的目标是残疾”。在美国镀金时代，那是一种异常新奇的说法。此时，费诺罗萨已成为一名佛教和尚。人们可以想象，听到他在日本写作的俳句时，哈佛大学的师生会是怎样的一脸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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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西飞来，
破巢一孤鸟。
了解深奥秘，
快乐与安详。
</blockquote>
1858年，欧恩斯特·费诺罗萨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市。那一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的分舰队启程驶往日本的东京湾。他的父亲老费诺罗萨是一位西班牙音乐家，出生于马拉加，在那里的教堂唱诗班做指挥，并教授钢琴和小提琴。因此，在乘坐一艘返回美国的军舰时，老费诺罗萨加入了舰上军乐团。他喜欢塞勒姆，在那里逗留，并迎娶了学生玛丽·希尔斯比，她是一位东印度船主的女儿。老费诺罗萨成了一名圣公会教徒，在马萨诸塞州的音乐界叱咤风云。因此，年轻的费诺罗萨有钱、有背景，受过良好的教育，得以进入哈佛大学（1874级）。在学校里，他深交波士顿婆罗门精英，对美国艺术哲学界泰斗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痴迷。美国研究亚洲的另一位开拓者是爱德华·莫尔斯。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动物学家，先是在塞勒姆市的皮博迪科学院工作，后来致力于日本研究，并将自己收藏的陶瓷捐赠给波士顿美术馆。莫尔斯的捐赠交换条件，是让他担任该馆的终身员工，负责保管那些陶瓷。当日本人请莫尔斯推荐哲学老师时，他向担任波士顿美术馆董事的诺顿求助，诺顿向他推荐了费诺罗萨。正是通过那种关系网，年轻的恩斯特·费诺罗萨来到了日本。在日本，他对东方世界着了迷，皈依了佛教，返回美国后，他担任了波士顿美术馆的东方艺术研究员。
费诺罗萨对哈佛大学的同龄人（如亨利·亚当斯）、其在日本的朋友（如拉夫卡迪奥·赫恩）和早期现代主义作家（如以斯拉·庞德）等人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费诺罗萨身材修长，洒脱飘逸，是一位口才极佳的东方倡导者。在费诺罗萨1908年去世之前，可以说，他已把波士顿，进而扩展至哈佛大学，变成了美国的东亚艺术知识中心。
作为波士顿美术馆的亚洲艺术专家，冈仓天心堪称费诺罗萨的关门弟子和继任者。他是日本移民，长期以来担任该馆中国和日本部的研究员。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堪称波士顿芬威区的“皇太后”。冈仓虽然不是她的艺术顾问，却是她的精神导师。或许他担心担任顾问会产生利益冲突。1903年，伴随着波士顿交响乐团一场绚丽演出，伊莎贝拉的私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了。在她的新博物馆里，有两个相互关联的“中国屋”。第一间“中国屋”展示了日本屏风、寺庙悬挂物、中国刺绣以及其他小件展品。但是，直到新博物馆开馆后，伊莎贝拉才与冈仓相识。那时，冈仓刚来波士顿不久，担任波士顿美术馆的顾问。1913年，冈仓在日本去世时，伊莎贝拉在自己博物馆的音乐堂主办了一场焚香悼念活动。一位朋友代表她向冈仓墓的一块石头浇水；另一位时而为她无偿担任代理的朋友邓曼·罗斯，把冈仓的午餐饭盒和茶杯交到她的手里。同时，冈仓的继任研究员富田幸次郎，从冈仓墓地收集了梅花。为纪念冈仓，伊莎贝拉将第二个“中国屋”取名为“佛屋”。在该馆凉廊中，中国艺术主题显而易见。该馆还收藏了中国东魏时期的一块还愿石碑，由伯纳德·贝伦森从俄罗斯艺术收藏家维克多·格鲁贝夫手中征购而来。
1881年，伊莎贝拉在波士顿洛厄尔研究所聆听过莫尔斯有关日本的系列讲座。那些活动成为她迅速对东方产生兴趣的源泉。她邀请莫尔斯到自己家，对客人们重开讲座。伊莎贝拉的丈夫杰克是一位铁路投资家。1883年，夫妇两人一起秘密匆忙前往亚洲，访问了日本、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虽然一路上有许多随从、行李车、搬运工、鞑靼用人以及私人厨师、牧马人、译员，他们还是选择走了一条常规的旅游线路：上海、天津、北京，返回上海后再去香港、广州和澳门。在北京，他们参观了古观象台、明十三陵、长城和圆明园遗址等。雍和宫是伊莎贝拉特别感兴趣的地方，那是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教派的寺庙。她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在那里的观察：建筑、喇嘛们所穿的黄袍、诵经以及艺术，包括地毯、景泰蓝祭器和巨大佛像等。夫妇两人访问了传教使团和慈善机构。更为不同寻常的是，由于伊莎贝拉对亚洲宗教极感兴趣，他们还与佛教徒和道教徒会面。旅行期间穿插着购物、购买照片、在纪念册中夹带银杏叶、在日记中写下注释等活动。在总结19天的中国之行时，她写道：“尘土飞扬、污秽遍地，见识了各种景象和有趣的事情。”
异国旅行很适合伊莎贝拉古怪的性情。待在美国国内时，她总是难以躲避波士顿市侩的流言蜚语。人们曾津津乐道一个故事，说伊莎贝拉去参加一个四轮马车聚会，因时间紧迫，她竟租用一个火车头来接她。另一个故事说她参加舞会时，听到有人呼喊，请伊莎贝拉挪一挪火车。伊莎贝拉是一个劲头十足的棒球迷，有一次，在交响乐厅听音乐会时，她在额头两眉之间画着一面冠军旗，上面写着：“我挺红袜队（波士顿棒球队）。”在她家的浴缸上面，写着她的座右铭：“多想、少说、不动笔。”约翰·沃克（哈佛大学1930级）是国家美术馆的前馆长。尽管他对伊莎贝拉的个性不算了解，但他留下的一些文字或许是对伊莎贝拉最贴切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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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贝拉喜欢抛头露面。她用皮带牵着一头狮子在动物园里游荡，在职业拳击赛场前排就坐，在流行音乐会上以啤酒代替雪利酒，身穿低胸露肩品牌紧身服四处招摇。她有无数男性朋友，女性朋友则屈指可数。
</blockquote>
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哈佛大学1846级）是伊莎贝拉最重要的良师益友。他是有影响力的《北美评论》杂志的创刊人和编辑，其父是新英格兰地区基督教一位论派的主教，堂兄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是哈佛大学校长（堂兄弟两人都是商业王子塞缪尔·埃利奥特的孙子。据同时代人传说，他是在波士顿寿终正寝的最有钱的人）。小查尔斯·诺顿属于美国最有教养、最具影响力的人之一，他是“但丁学会”的创始成员之一。该学会的早期会长是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和詹姆斯·卢塞尔·洛厄尔（哈佛大学1838级），学会成员包括老奥利维尔·温德尔·霍姆斯、威廉·迪恩·豪厄尔斯和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朗费罗曾把但丁作品翻译成意大利文。起初，为对其进行研究和修订，上述成员在朗费罗位于剑桥城的土坯房“克雷吉屋”会面。后来，他们逐渐转移到诺顿位于故乡“阴山”地区的豪华住宅。那里是一片绿树成荫的公园，诺顿在“阴山”的书房金碧辉煌，里面满是绘画、金属器、书籍和手稿。正是在那里，亨利·詹姆斯被介绍给了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
伊莎贝拉经常被人称为“杰克夫人”。她经常来听诺顿鼓吹高尚情操之道的讲座。据说有一次，当老师讲得忘乎所以时，她发出了一声冷笑：“天啊，不，那太夸张了。”诺顿促使伊莎贝拉成为一名收藏家，有时还担任她的代理（当“阴山”住处费用高昂时，他还会向她出售一些善本书和手稿）。19世纪90年代中期，除了费诺罗萨和伊莎贝拉，诺顿的助手还包括了他非常喜欢的三位弟子：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哈佛大学1886级）、艺术史学家和收藏家查尔斯·勒塞（哈佛大学1886级），以及散文作家和评论家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后者成为诺顿另一位学生伯纳德·贝伦森（虽然并不那么受老师喜欢）的内弟。除了上述提到的几位，其他人似乎都是同性恋或双性恋者，不过鲜为人知。除了诺顿的三位弟子，常到波士顿芬威公园品茶的重要本科生还包括亨利·詹姆斯（就读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画家约翰·辛格·萨金特，还有未来波士顿美术馆的三位捐赠人：内德·沃伦（哈佛大学1883级），他向该馆捐赠了一件古希腊雕像藏品；威廉·斯特吉斯·比奇洛（哈佛大学1871级、1874级医学博士生）；以及邓曼·罗斯（哈佛大学1875级、1880级哲学博士）。最后两位，也是波士顿美术馆亚洲收藏的主要捐赠者。
19世纪80年代期间，新英格兰地区的商业巨富仍在投资房地产和铁路债券，用以补贴年轻一代的艺术兴趣。婆罗门们将自己经营生意的技能用于波士顿文化机构的运作，包括波士顿美术馆，他们主导了该馆的董事会。尼尔·哈里斯是文化史学家，如他所评论：“在波士顿美术馆董事会中，埃利奥特、帕金斯和比奇洛三个家族各就各位，23位当选董事几乎全都来自新英格兰老式家庭，个个腰缠万贯。其中一人拥有波士顿图书馆，11人是‘星期六俱乐部’成员，5人是（或可能是）哈佛大学督学委员会成员，一半人是萨默塞特或博托尔夫俱乐部会员，许多人在血缘上沾亲带故。”
威廉·斯特吉斯·比奇洛属于那类人的典型。他是一位从事中国贸易的重量级巨富的受益人，家里三代人都是医生。他的父亲是加德纳家族的内科医生，也是约翰·拉法格、亨利·卡伯特·洛奇议员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密友。亨利·亚当斯的妻子克洛弗很喜欢比奇洛那位堂兄，她和丈夫都是热心的亚洲艺术收藏者。在楠塔基特岛西端之外，有一个托克纳克小岛，比奇洛在那里拥有一处避暑休养地。亚当斯认为，那里有着“壮丽的中世纪景色”。比奇洛禁止女人入内，鼓励男人们结伴裸泳，使洛奇议员总想前往托克纳克岛，从而躲避华盛顿的酷暑。比奇洛高声喊着：“冲浪吧，老兄！晒晒太阳吧，老兄！都赤裸起来吧！我的天啊！我是多么想一丝不挂！”比奇洛的图书室里有3000册图书，向客人们提供有关佛教、玄妙书籍，传说还有三种语言写成的成人读物。与那些赤条条或穿睡衣闲逛的老男人相比，比奇洛更喜欢日本和服，但是晚餐则要求着正装。
比奇洛聆听过爱德华·莫尔斯的讲座。他邀请莫尔斯来托克纳克岛。1882年，还请他一同前往日本。比奇洛“医生”在日本度过了7年，成了一名佛教徒。1883年，伊莎贝拉夫妇前往远东旅行时，比奇洛曾予以接待，尽了地主之谊。在他们称兄道弟期间，比奇洛曾声称要为杰克夫人寻找“忧郁驱除器、死尸复活剂和综合快乐器”。为向伊莎贝拉表示敬意，他把自己的切萨皮克猎犬起名为约翰·加德纳夫人，简称“美女”，因为“在一口气呼喊猎犬全名后，他再无力气吹响哨子”。尽管如此，比奇洛也会对伊莎贝拉发火，使贝伦森感到同情，尽管他本人总称伊莎贝拉是“查尔斯家族的蛇精”。在写给洛奇议员的信中，比奇洛曾直言不讳地大发雷霆，称伊莎贝拉“虚荣自负、爱管闲事和任性冲动”，甚至连“忠诚和背信弃义之间有什么区别都搞不清楚。她会与任何人交朋友，又会随意牺牲掉任何朋友”。
1926年10月6日，《波士顿晚报》的头版出现了两条醒目标题，一条是“巴比·鲁斯在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中完成三次本垒打”。但是，该报却用更大号的字体，报道了威廉·斯特吉斯·比奇洛逝世的消息。当时，约翰·埃勒顿·洛奇是波士顿美术馆的中国与日本艺术研究员，他的父亲亨利·卡伯特·洛奇是比奇洛最好的朋友。小洛奇为比奇洛穿戴寿衣：灰色日本长和服，上身还披着日本佛教真言宗派的僧侣斗篷，之后将比奇洛火葬。根据比奇洛遗嘱，他的骨灰分葬两处：一处是（由其祖父创建的）奥本山陵园；另一处是日本的法明三井寺。日本僧侣把他埋在了琵琶湖附近，与其朋友费诺罗萨的墓地相距不远。比奇洛把自己的亚洲艺术收藏遗赠给了波士顿美术馆，总数超过了26000件。
在波士顿的单身汉鉴赏家和博物馆赞助人中，邓曼·罗斯是另一位显贵人物。他收集艺术品的目的是把它们留给后代。罗斯博士头衔繁多：教授、艺术家、收藏家、设计理论著作有影响力作者等。最重要的是，他还身兼波士顿美术馆和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董事和捐赠人。在其一生中，他向波士顿美术馆赠送了11000件藏品，向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赠送了1500件藏品。虽然罗斯的收藏领域广泛，但本书关注的焦点仍是他对中国艺术的兴趣。
艺术史学家肯尼思·克拉克曾经写道：“我的收藏，是我生命的日记，也是我从未抛弃过的唯一珍藏。”罗斯正是如此。他保留了许多与博物馆管理者、研究员、收藏家伙伴，以及诸如约瑟夫·林登·史密斯和伊莎贝拉之类朋友的通信。那些信件中，几乎不曾涉及个人私事，记叙的都是所见所藏的物品、旅行游记，以及如何对其捐赠藏品进行展示的建议。曾担任过波士顿美术馆研究员的屈志仁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回忆说，他研究了罗斯的所捐藏品，意识到“罗斯是一个伟大收藏家。之前，我不相信有什么‘眼力’之说，罗斯改变了我在那方面的所有看法”。
“我的动机是喜欢有条有理，喜欢美感，”罗斯在一本自传笔记中解释说，“收藏艺术品很简单，可遇不可求。我有钱可用，就出手了。”有朋友来访时，“我发现自己总在唠叨同样藏品的同样事情，反反复复对他们讲同样的故事，直到我自己感到羞愧。我不能再继续那样的生活了。所以，我把那些藏品送给了波士顿美术馆。起初是租借，后来变成了捐赠”。
罗斯向该馆捐赠了一批中国绘画，其中最著名珍贵的，是5张描绘罗汉（指佛陀那些得道的弟子）的南宋早期绘画。它们有可能是周季常和林庭硅的作品，创作时期是1178年至1188年之间。之前，它们曾入藏日本京都的禅宗寺庙大德寺，属于13世纪被带往日本的一套百件中国卷轴画的一部分。1894年，费诺罗萨安排租借其中的44幅绘画，赴美国举办了展览，在波士顿收藏圈引起了轰动。展览正式开幕前，罗斯带自己的朋友伯纳德·贝伦森与费诺罗萨见面，大家一起观看了展览。在意大利绘画鉴赏方面，贝伦森闻名遐迩，但鲜为人知的是，他对佛教艺术也有强烈兴趣。受那次展览的激励，贝伦森的兴趣演变成了一种伟大的激情。在给后来成为自己妻子的玛丽·史密斯·科斯特罗伊的信中，贝伦森写道，他惊奇地发现“东方艺术，正在超越德国画家丢勒和意大利画家詹蒂利·贝里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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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物和综合构图方面，那些绘画作品与我们最好的欧洲作品一样，堪称简洁而完美……我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费诺罗萨一边观看，一边打着哆嗦。我觉得我要死了。连外表如同矮胖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邓曼·罗斯，也兴奋得跳上跳下。我们忍不住相互戳脖子、掐脖子，为之哭泣。毫无疑问，那是我参观艺术展览前所未有的体验。费诺罗萨已皈依神秘难懂的佛教。对此，我没有感到一丁点儿的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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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寺庙亟待修复。那些绘画成为从某位日本收藏家获得大批贷款的担保。寺庙的僧侣似乎已同意在美国出售展览中的10幅绘画。展览结束时，罗斯购买了5幅最佳画作，并最终将其捐赠给了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也购买了5幅绘画。更为神秘的是，费诺罗萨宣称有两幅绘画被弄错了地方，它们未被展出，也未提供给波士顿美术馆或罗斯。它们被费诺罗萨卖给了查尔斯·弗利尔。博物馆研究员似乎认为，日本寺庙欠费诺罗萨一份人情或佣金。1908年，那批绘画运回京都后被视为日本国宝。从此，日本人对那次卖画行为一直懊恼不已。
1895年购买那批绘画，标志着波士顿美术馆收藏早期中国绘画的开始。在许多年里，它们都是西方收藏的顶级中国古代绘画。邓曼·罗斯捐赠的另一幅著名画作是《历代帝王图》。1928年日本裕仁天皇登基时，日本东京展出过那幅画作。之前，它属于中国福建省一个林姓家族的收藏。1931年，邓曼·罗斯通过日本古董商山中定次郎，最终把它征集到手。
《历代帝王图》长度超过5米，绢本设色，可能是美国收藏的最早的中国卷轴画。征集此画时，虽然罗斯和波士顿美术馆研究员富田幸次郎均认为它是唐代宫廷画家阎立本的原作，该馆今日网站也是如此列目，但另一位学者宁强教授则认为，它是后来北宋时期（960—1127）的摹本。绘画描绘了唐朝以前的13位皇帝及其侍从。宁教授推理道，“之所以特别选择那13位皇帝背后的动机……是为了使唐太宗的统治合法化”。由于唐太宗篡权，谋杀亲兄，逼迫父亲退位，“因而，他似乎是绘画原作的赞助人”。每位皇帝都有一行铭文可辨。第三位皇帝是北周武帝，他于公元560年至578年在位，画面上铭文称他“毁灭佛法”（他的行为受到了道教教徒大臣的影响）。富田幸次郎断言，“作为肖像画，这幅卷轴画的质量非同凡响，属于全世界最主要的杰作之一”。
富田幸次郎用一幅小复制品向罗斯介绍了《历代帝王图》的情况。研究员回忆道：“罗斯说：‘我怎么能够得到它？’我告诉他那幅画目前在中国。他说：‘尝试一下吧’。提到价格问题时，听到要花成千上万美元（经济大萧条时期要6万美元），他说：‘我没那么多钱，但是我现在就去弄那笔钱，我会给我的律师打电话。’罗斯的确言行一致。他的律师说：‘罗斯博士，你是单身汉，有足够的钱，但是你不能一次花掉那么多。’”罗斯依靠附属担保物，筹借了一笔巨款，波士顿美术馆预付了其余部分。罗斯在遗嘱中给波士顿美术馆留下了一笔钱，用以偿还那笔借款和利息；因为，如富田幸次郎所说：“他就是那种类型的人。”
1853年，邓曼·沃尔多·罗斯出生于辛辛那提市，父母是约翰·卢德洛·罗斯和弗朗斯·沃克·沃尔多，家里的另外3个孩子都先后夭折。如邓曼所说：“我是家里留下的独苗。”1862年，邓曼全家迁居波士顿，以便靠近母亲沃尔多家族那边的亲戚。如邓曼回忆说：迁往波士顿，是因为父亲“不想参军后把妻子和独苗儿子留在河对岸就是敌人的辛辛那提”。母亲在沃尔多那边的亲人还有邓曼的姥爷亨利。他是阿摩司·劳伦斯的生意合伙人，两人联手投资了波士顿北部蒸蒸日上的劳伦斯工厂。外孙邓曼一生喜欢收藏纺织品，或许与姥爷亨利·沃尔多的启发有关。邓曼的父亲也是一位精明的企业家，他与兄弟马提亚·邓曼（邓曼之名即源于此）联手，购买了大量波士顿后湾区的房地产股票。当时，后湾区仍处于开发期。此外，他还对其他方面经营感兴趣，包括电力、屋顶材料和亚麻鱼线生产，后者是波士顿一种特别有利可图的生意。因此，在美国尚未开始征收所得税的年月，邓曼的父亲约翰·罗斯，已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