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那么对阿尔米兰特的华盛顿之行呢？
科：这要去问国务院，不要来问我。我不认识这个阿尔米兰特，我只知道他是中间民主派以外的法西斯分子。我不喜欢法西斯分子。中央情报局同他的美国之行确实毫无关系，我对此一无所知。
法：怎么？你们在意大利各政党里安插了那么多的间谍，难道竟会不知道这个情报？你们派间谍就是为了得到情报，不是吗？在意大利共产党里也有你们的间谍。
科：当然，我们有兴趣了解他们的计划和秘密。当然，我们想知道他们的动向，想知道他们声称要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是否是真诚的。克格勃也有这方面的特工人员。但是我们也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情报，例如通过读书。就拿历史性妥协来说吧，通过认真读书就会明白在那些战术性的讲话背后隐藏着他们的战略性声明。因此，经过两年以后，从所有那些战术性的讲话中就可以发现斯大林主义的历史观。不要忘记斯大林可以先与希特勒签约然后再毁约。我相信读书，因为读到的东西正是人们声称要做的事。也许以后他们真的会这样做。如果我们更仔细地阅读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那么……
法：科尔比先生，您把中央情报局当做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图书馆里的童子军组织来向我作介绍。首先，你们是间谍……
科：等一下。是的，过去情报机构只是个间谍组织，如玛塔·哈丽<small>[12]</small>等等。而今天情报机构是一个智力活动过程，主要在于收集情报，然后让专家们加以集中并研究。情报是从收音机、报刊、书籍和演说中取得的。为此我们把它称为中央情报局。除此以外还有电子学，有计算机，总而言之，有技术。在过去的15年里技术改变了情报工作的面貌，以至于不再需要像玛塔·哈丽那样窃取秘密情报送给将军的人。我的意思是说：过去我们要去向苏联人打听有多少枚导弹，而现在我们计算他们的导弹，就能得知它们的威力多大，射程多远……当然，秘密工作还存在，特别是在那些不开放的国家里。但是作为绝密形式的陈旧情报工作已经结束。“间谍”一词已失去了它的本意，正是因为情报工作不只意味着间谍工作。它意味着分析，意味着技术，它的活动远比玛塔·哈丽式的工作要庞杂，要有吸引力。这就使中央情报局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秘密情报机构。
法：比克格勃还好吗？
科：啊，克格勃是另一回事。克格勃的大部分工作在苏联国内展开，它既是苏联的联邦调查局，又是苏联的中央情报局；既是国家警察，又是宪兵，包罗万象。当然克格勃也从事其他的工作。为刺探原子弹的秘密而进行间谍活动那个时期，他们曾在美国组织过一些出色的行动，确实很出色。例如他们吸收了我们司法部门反间谍处的一个姑娘，她把我们掌握的有关他们的间谍的全部情况都泄露给了对方。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行动，非常出色。当他们在我们的一个外交官的鞋跟里装上了一个发报机时，他们也干得很漂亮，很漂亮。您要知道，这些人是为他们的政府工作的。我不同意他们的哲学，并不意味着我不认为他们有能力。当然，必须把他们的能力和目的加以区分。能力可能很强，目的可能很坏。不管怎样，我告诉您吧，目前，克格勃正在模仿中央情报局的做法。俄国人也开始把情报工作看成是智力活动过程，是仔细的研究和分析。
法：科尔比先生，中央情报局比这要糟。它是一支搞阴谋和组织政变的秘密政治力量。它是一个用来惩罚一切反对美国利益和政策的人的工具。它是……
科：您讲的那些只占我们预算的5%。只有5%的预算用于我们的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上。显然，秘密活动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是必要的。我们很现实：给一些国家和朋友以帮助，可以避免危机的发展，甚至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在50年代，那些活动占了我们预算的30%。在80年代，如果世界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继续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那我们有可能把这个比例重新恢复到30%，也许更多。但是，就目前来说，只占5%。对这一点儿你们就大叫大嚷“非法”。非法，是的。靠资助某些人来自卫不是比靠作战来自卫更好吗？
法：是的。但是这里并不仅仅是资助的问题，而是去暗杀外国的领导人。我讲的是你们用以杀害卡斯特罗、卢蒙巴
<small>[13]</small>和……的毒药和病菌液。
科：1973年，早在发生这类事情以前，我就下了明确的指示，反对暗杀。在我就任期间，尤其是当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我多次抵制过暗杀的建议。我经常说，暗杀是不对的。但是很多人将会回答您说，如果希特勒在1938年被暗杀的话，那么今天的世界会更好一些。
法：别提希特勒了！卡斯特罗不是希特勒。
科：卡斯特罗答应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这样使密西西比河东南地区的所有美国城市都处在核威胁之中。
法：这件事驱使您去暗杀卡斯特罗吗？
科：我向您保证，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教会内外的很多人，曾经就赞成或反对诛戮暴君这一问题展开过讨论。这样的讨论甚至在几个世纪以前就由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开创了先例。恺撒是怎么死的？意大利各公国的亲王是怎么死的？暗杀是一种政治武器，作为这样的武器，它不是昨天早晨在美国发明的。请您不要来给我讲伦理道德，作为意大利人，您没有资格给我在这个问题上上道德课。
法：上道德课，也许没有资格，但是就我个人而言，今天，我有这种权利。而且，我有资格来上历史课。我提醒您，恺撒是被罗马人，而不是被美国人杀死的。伯里克利<small>[14]</small>为杀死希腊暴君的希腊人立碑，而不为杀死古巴人的美国人立碑。
科：但是维钦托利是被恺撒杀死的，阿提略·累基拉斯是被迦太基人杀死的。还有一大批的外国首领是被卢克雷齐娅·博尔贾杀死的。我并不想辩解，我只想说历来如此。一个国家要给另一个国家上道德课是很困难的。
法：是你们自称比别人更讲道德，是你们自诩为加百利天使、民主、自由等等。而现在你们却想从卢克雷齐娅·博尔贾那里寻找保护？
科：也许我们并不具有十全十美的道德，但是要比别人的高尚。美国的政策在全世界被视为自由的灯塔，而你们诬蔑中央情报局的目的只是为了侮辱和咒骂美国。我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了28年。我可以断言，在这28年中我们很少做不是必须做的事，例如拆检邮件。但是，在50年代的某一个时期里，我们拆检寄往苏联和来自苏联的邮件。事出有因，那时美国到处充斥着苏联的间谍。但是，我们不应该……
法：谁在说邮件！科尔比先生，这里讲的是暗杀！
科：中央情报局从来没有暗杀过任何人，也没有暗杀过吴庭艳。指责我们搞暗杀是不公正的。是的，有时我们去了，也打算干，但从未成功。我们从来没有实现过我们的计划。
法：科尔比先生，尽管您讲了实话，但是您没有为中央情报局像江洋大盗阿尔·卡彭<small>[15]</small>那样谋害他的对手而感到惭愧吗？
科：世上的人无论聪明与否都这样干。世界上到处有谋杀国家首脑的计划。我知道，我知道……我重申我一向反对暗杀这种行动方式。为此我在1973年作了一项规定。我还亲自解雇了中央情报局的一些主任，因为他们建议我搞诸如此类的行动。我警告他们说：“您不能那样干！”在向您澄清了这一点之后，我要再引用杰斐逊<small>[16]</small>的一句格言：“自由之树每隔20年都必须用暴君的鲜血进行浇灌。”
法：总而言之，合适就干。科尔比先生，您信教吗？
科：信，很虔诚。我是一个遵守教规、严于律己的天主教徒。
法：每星期日早晨去教堂做弥撒的信徒之一？
科：是的，当然。今天早晨我还去了。
法：相信存在天堂和地狱的信徒之一？
科：是的，当然。我相信教会的一切教诲。为什么要问这些？
法：问问而已。给我讲讲黑手党吧，讲讲中央情报局怎样利用黑手党。
科：一次，只有一次！那是1960年，为了卡斯特罗！当卡斯特罗在古巴上台时，我们认为有可能与那些在古巴还有一些朋友的人一起工作。我指的是黑手党的那些人，黑手党的朋友们。我们与他们接触。他们要根据我们的计划暗杀卡斯特罗。但是很……就是说，事情没有办成。那时阿伦·杜勒斯和麦科恩是中央情报局的局长。麦科恩说他对此一无所知。
法：但是博比·肯尼迪<small>[17]</small>知道此事。因为约翰·肯尼迪总统也知道此事。您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这件事情的泄露并没有使中央情报局声名狼藉，而是使美国总统声名狼藉。
科：这件事的泄露表明中央情报局从来就不是一头野象，不是一个国中之国，不是政府以外的政府，而是始终作为美国政策的一部分在工作。现在国家正在经历一个纠正过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情报局有点像一头替罪羊……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明总统要求采取一些特殊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不清楚总统是否知道这些事。但是事实的确表明，中央情报局是在某一政策范围内行动，而这种政策似乎授权它去做某些事。
法：事实上从艾森豪威尔到尼克松谁也摆脱不了这种困境。约翰逊执政时你们干了些什么样的可恶勾当？啊，是的，帕帕多普洛斯的政变。
科：中央情报局不支持，我再重复一遍，不支持希腊校官的政变。那些校官……当然我们没有摒弃他们，但是也没有支持他们。总之，我们可以说曾经同他们一起工作过。帕帕多普洛斯上台后，我们为交换情报而与他联系。出于同样的目的，中央情报局与约安尼迪斯<small>[18]</small>也保持了同样的联系。传说中的其他事情纯系荒诞无稽之谈。同某个独裁领导人保持良好的关系绝不意味着支持他。啊，您就是不愿意接受一个与您所臆想的中央情报局不同的形象。您使我想起了瞎子和大象的故事。您知道是哪一个故事？有四个瞎子走近一头大象的身边。一个瞎子摸到它的鼻子，说是一根长矛；另一个瞎子摸到它的脚，说是一棵树；第三个瞎子摸到它的尾巴，说是一条蛇；最后一个瞎子摸到它的侧身，说是一堵墙。他们谁也不知道，加在一起是一头大象。当然，我们也有一部分过错。情报工作应该是绝密的。当施莱辛格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他就问：“为什么没有在高速公路上竖立一块牌子，指明中央情报局大楼的所在？”我们回答他说：“以前曾经竖过这样的牌子，但是在肯尼迪成为总统以后，他命令我们摘下了这块牌子。他认为秘密情报机构在高速公路上用牌子标出它的所在是可笑的。”而施莱辛格回答说：“把它重新竖起来。”于是我们又重新竖了起来……难道民主不靠秘密？难道投票不是秘密的？
法：而您正好是泄密的人。您对调查委员会的人透露了那么多事情，不感到后悔吗？难道不能拒绝回答他们的提问吗？
科：当然，说了实话我并不后悔。我从不怀疑在回答他们的问题时应说实话，也从来没有犹豫过。至于拒绝作证，即使我愿意也做不到。因为法律不允许。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甚至没有期望我讲的话会不被透露出去。但是我没有想到有些事情传出去后竟会如此轰动一时。事实是生活在美国这样开放的国家里不很方便。请您考虑一下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理查德·韦尔什在雅典被害的事件。您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年前，一个名叫约翰·马奇的官员在华盛顿写了一篇文章，声称他知道怎样来识别在各大使馆中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人，并且说明了这种识别的方法。我们能阻止他吗？不能。我们能阻止许多名字被公开吗？不能。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立法是软弱的。要使派克的报告不公布于世，必须有议会的干预。而为了使议会做到这一点，韦尔什就必须去死。对我们中央情报局来说，这是一大损失。一大损失。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
法：他也在智利待过吗？
科：不知道，他到过拉美很多国家。
法：我们来谈一下派克的报告。即使在丘奇的报告里，中央情报局也是出乖露丑的。而在派克的报告中，老实说，它简直成了蠢货。真让人哭笑不得。
科：派克的报告是绝对片面的，完全带有成见的，目的在于诋毁中央情报局。而丘奇的报告，也就是关于暗杀问题和智利问题的那个报告是相当公正的。派克的那个报告是……是……其中连我已经讲到的那些事都没有提及！他声称中央情报局的谍报工作是如此无能，甚至说一旦美国遭到袭击，中央情报局根本不可能在事前就知道。这种说法是凭空臆想的，是糊涂的，是轻率的。派克的这些说法并不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而是从我们的一些检讨中得出的结论。他只是拿着我们的文件照抄而已。而那不是我们记录我们的成绩的文件，而是叙述我们的失败的文件！以中东为例。在1973年春季，我们向政府报告，如果不进行政治干预，中东有可能发生战争。为了证明这一论点，我们提供了所有的情报。10月5日晚上，我们对这件事的看法有了改变：“有一些迹象表明将不会发生战争。总的说来，我们认为将不会发生战争。”是的，这第二个电文是错误的。但是，几个月前，我们曾说过可能会发生战争，而中央情报局并不是透过水晶球来预测未来的。不是吗？我们又不能百分之百地知道明天将会发生的一切事情，不是吗？
法：科尔比先生，作为自称是世界上最好的情报机构，我认为这种错误是不小的。几乎同你们在捷克所犯的错误一样大，那时，有两个星期你们“失去”了苏联军队的行踪，还是苏联大使把当时正在发生的事告诉了约翰逊。至于葡萄牙……你们对葡萄牙也一无所知。
科：不管派克先生就此说了些什么话，我们是知道一些情况的。我们知道军队里有意见分歧，有不满。我们向政府反映了这些情况。葡萄牙，您看……就像某个人对待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战争。他可以了解到整体的情况，但可能会犯局部的错误。至于葡萄牙，我们没有密切注视它的动态，因为那时候它并不重要。
法：但是后来，你们密切注视了。不是吗？
科：嗯，是的，当然。无疑我们现在知道那里发生的一切。人们不会把今天发生在南极的事情看得很重要。但是，如果在南极发生了战争，情况就不同了。
法：我指的是当天主教徒起来造库尼亚尔的反时发生在葡萄牙北部的暴动。中央情报局的魔爪……是吗？
科：您这样的人竟认为中央情报局是无孔不入的，甚至在每年最佳家犬评选中都能看到它的形象。但是我再重复一遍，那些事情只占中央情报局活动的5%。我们没有时间到世界的每一个村庄里去。葡萄牙……您要我向您叙述葡萄牙的什么事呢？说我们后来做了很多艰苦的工作。这一推论是合理的。
法：这里给点帮助，那里给点援助……
科：无可奉告，无论是关于意大利还是葡萄牙和某个特定的国家的问题，都无可奉告。
法：科尔比先生，算了吧。别想让我们相信意大利是中央情报局唯一花了几十亿元钱的国家。比如说您为什么不给我讲讲德国？
科：有的事情是不能作对比的。每一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很关心欧洲的每个国家。欧洲对美国来说很重要，整个欧洲都很重要。我并不认为意大利是我们要花更多力气的国家。至于德国……它有足够的钱。我只能告诉您，西欧毫无疑问是我们中央情报局在世界上取得最大成功的地方。我们的计划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法：科尔比先生，是谁让您离开中央情报局领导职位的？基辛格？
科：不。基辛格一向是情报局的重要支持者。我和他之间有时意见一致，有时不一致，但我们绝不是敌人。对于基辛格我不得不说一大堆好话：我认为他是一个杰出的国务卿，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的，为了中东他应该再次获奖。我离开中央情报局是因为总统告诉我他准备给我另一项工作……总统更换中央情报局局长可能有很多理由，这是他的特权……他分配给我另一项工作，但是我拒绝了。我对他说，我将写一本介绍中央情报局真相的书，更好地为它效劳……此外，当参议院开始调查时，是我首先提出，需要有一位新人来接替我的位置。我可以向您保证我心里一点也不难受。
法：我看出来了。任何东西都动摇不了您那冷若冰霜、泰然自若的态度。
科：我承认，我不是一个易动感情的人。但是有些事情刺伤着我。当我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时，一群匿名者在华盛顿贴满了标语，说我是杀人犯。这件事大大地刺伤了我，正像听到您说中央情报局是杀人犯协会时一样。有好几个星期，我的孩子们都不得不在贴满了这种标语的环境中生活……
法：您的子女有没有称呼过您为“卑鄙丑恶的反动派”？
科：反动派……没有。有可能说我是保守派。家里也进行讨论。我的子女是反对越南战争的，瞧您问的……我不否认自己是个保守派。我投尼克松的票，直至今日我还认为在国际政策方面，他干得很出色。您想想中国吧……想想……
法：……想想智利和塞浦路斯吧，想想给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资助吧。科尔比先生，我已经筋疲力竭。只有当我采访库尼亚尔时，才像现在采访您这样受罪。
科：告诉我，告诉我，库尼亚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法：我已经告诉过您，事实上，他是像您一样的人。
科：什么？
法：是的，一个像您一样的神甫。啊，科尔比先生，您永远不会知道你们俩有多么的相像。如果您出生在另一个营垒里，那么，您将是一个十足的斯大林主义者。
科：我愤怒地拒绝这种说法。但是，也许……不，不，我不是一个神甫，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清教徒。还有其他问题吗？
法：只有一个。我是否可以看看中央情报局所写的关于我的报告？
科：根据美国法律，您可以给中央情报局写信，要求阅读关于您的任何报告。您得付点儿代价，如支付邮费等等，但是他们会把一切都让您看的。除非有什么理由要对报告保密。克格勃的头头安德罗波夫<small>[19]</small>也可以这样去做，您不觉得可笑吗？
法：不，是令人困惑不解的，而且，您所告诉我的一切都是令人困惑不解的。科尔比先生，真是非常非常的可悲。
1976年3月于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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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越战中，美国中央情报局和驻越美军司令部联合实行的旨在查明并根除南越境内越共基层组织的计划。该计划通过暗杀、逮捕越共分子或怀疑帮助越共的平民，劝诱越共分子向政府“投诚”，来达到破坏越共基层组织的目的，被称为“暗杀计划”。
[2]出自欧·亨利1904年的小说《白菜与国王》，影射被美国控制经济命脉的洪都拉斯。后成为政治名词，指经济命脉被国外势力控制的小国，通常指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小国。
[3]哈伊尔·苏斯洛夫（Михайл Суслов, 1902—1982），苏联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长期主管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和党务工作。被称为“灰衣主教”。
[4]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 1924—1984），美国参议员。1975年领导“国会负责调查政府情报行动专门委员会”（又称丘奇委员会），对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进行调查。调查发现，中央情报局超出它原来的收集情报的使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秘密活动。
[5]斯维特兰娜·斯大林（Swetlana Stalin, 1926—2011），斯大林女儿。1967年叛逃美国。
[6]乔治·马歇（Georges Marchais, 1920—1997），法国政治家。1972—1994年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
[7]马塞洛·卡埃塔诺（Marcelo Caetano, 1906—1980），葡萄牙独裁者。1968年接替萨拉查出任葡萄牙总理，1974年政权被中下级军官组成的“武装部队运动”推翻。
[8]乔治·帕帕多普洛斯（Georgios Papadopoulos, 1919—1999），希腊独裁者，陆军上校。1967年发动军事政变，自任军政府首相兼国防大臣、教育大臣及外交大臣。1973年3月21日宣布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当选总统。1973年11月25日下台。
[9]安德烈·葛罗米柯（, 1909—1989），苏联政治家、外交家。1957—1985年任苏联外交部长。1985—198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10]安德烈·维辛斯基（, 1883—1954），苏联法学家、外交家。1949—1953年任苏联外交部长。
[11]乔治·纳波利塔诺（Giorgio Napolitano, 1925— ），意大利总统。中左联盟内最大党派左翼民主党（前意大利共产党）党员，是第一位当选共和国总统的前意共人士。
[12]玛塔·哈丽（Mata Hari, 1876—1917），荷兰脱衣舞女，一战时著名的法、德双面间谍。
[13]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 1925—1961），刚果（金）民族英雄。1958年10月建立刚果民族运动党。1960年6月就任刚果共和国总理，宣布独立。1961年1月死于军事政变。1961年3月，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宣布他为非洲英雄。
[14]伯里克利（Pericles，前495—前429），古希腊政治家。对雅典进行民主改革，开创了雅典的黄金时代。
[15]阿尔·卡彭（Al Capone, 1899—1947），美国知名罪犯，芝加哥黑手党教父，被称为“芝加哥的地下市长”。
[16]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美国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音乐家、哲学家，《独立宣言》起草人，第三任美国总统（1801—1809），民主共和党创始人。
[17]罗伯特·肯尼迪的昵称。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 1925—1968），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美国司法部长。1968年被刺身亡。
[18]迪米特里奥斯·约安尼迪斯（Dimitrios Joannidis, 1923—2010），希腊陆军准将。参加了1967年的军事政变，任军政府宪兵司令。1973年11月再次发动政变，推翻帕帕多普洛斯政权。1974年7月在塞浦路斯组织政变推翻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由此导致希腊军政府垮台。1975年被以叛国罪等罪名判处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
[19]尤里·安德罗波夫（, 1914—1984），苏联政治家。1967年起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1982年接替勃列日涅夫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