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那么您的态度是什么？

亚：一个舒舒服服地坐在屋子里的人是很难对这件事情作出正确的判断的。

法：难道您没有想过，关于这件事，也许双方都有理？您从来没有与任何一个以色列人谈过这件事吗？

亚：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认识过以色列人。当我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我曾在图书馆见到过阿巴·埃班<small>[4]</small>，他那时是驻华盛顿的大使。我远远地看见了他。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了以色列人。

法：我懂了。您承认不承认以色列人在世界的那一边存在的权利？

亚：作为沙特阿拉伯人，我们说我们与这样的决定无关，因为我们没有卷入其中。我们与以色列没有接壤。我们不反对以色列周围各国的决定。

法：因此，如果阿拉法特和那些国家决定赶走以色列，您也同意。

亚：我不认为需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如果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我想巴勒斯坦人同样也会承认以色列的权利。阿拉伯国家已经承认了以色列存在的权利，他们表示准备签署和平条约。把以色列赶到海上去的想法已经不再是那些要求和平的人的立场了。重要的是以色列要同意在一定的区域内生活，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并停止扩张政策。我不怀疑以色列的扩张主义政策。这在1948年、1956年和1967年以色列占领西奈和西岸，并声称“它们属于以色列”时就得到了证实。当巴勒斯坦被承认后……

法：……阿拉法特将承认以色列？

亚：也许他会承认。我期待他这样做。

法：关于叙利亚提出的把以色列从联合国赶出去的建议，你们沙特阿拉伯人持什么态度？

亚：如果以色列归还它占领的土地，问题就不存在了。把以色列从联合国赶出去不是我们的目标。如果它不交还所占领的土地，那么我们将使用一切武器——从联合国到石油。我已经对您说过，我再说一遍：一旦打起仗来，一切手段都是合法的。我们沙特阿拉伯人不喜欢把石油作为武器，如果您要知道我个人的想法，我可以回答您说：我憎恨，确确实实地憎恨把石油当做武器。这是过火的行为。如果有可能采用其他办法，我绝不采取过火行为。我们的目标是重新得到失去的土地、中东的和平以及巴勒斯坦人的国家。如果以色列能接受这些，我们不会采用过火行为。如果它不接受，我们将采取一切行动：把它从联合国赶出去，宣布石油禁运，发挥我们的货币威力。

法：换句话说，只有当巴勒斯坦问题解决时，石油问题才会得到解决。

亚：确实如此，我向您保证。

法：不然就会有另一次禁运，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崩溃。是的，这就叫做讹诈。

亚：不是的，因为这与石油价格无关。禁运是一种政治武器，它只被用来对付在中东冲突中帮助和支持以色列的那些国家。1974年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对待其他国家我们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对它减少石油供应以便提醒它注意一个它似乎没有完全意识到的问题，另一种是维持原来的石油供应。对待法国就是后一种办法。对我们来说，哪些国家说以色列应该归还占领的土地，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应当得到承认，我们就重新向它们提供石油。我们只对那些不愿说我们要求他们说的话的人实行禁运。这种做法是成功的。对能源危机感到惊讶的老百姓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回答是：“由于阿拉伯—以色列问题。”

法：您对美国威胁要进行军事干预有什么反应？

亚：噢，我没有把它当回事。沙特阿拉伯政府也没有把它当回事。这是一场心理战，是一种花招，是为了证明我们用来做武器的石油根本不是什么武器。对美国人来说，采用军事干预的办法来占领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油井，这简直是自杀，就像对莫斯科扔原子弹一样。在摧毁我们以前，西方经济将先被摧毁。基辛格本人来到这里时说过，这样的行动不包括在美国的政策和计划之内。福特也这样说。

法：您与美国人很友好，是吗？

亚：我看这种说法没有什么坏处。但请注意，任何一个与沙特阿拉伯友好的国家或与沙特阿拉伯有共同利益的国家都是我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我喜欢美国。我在那里读书并居住了差不多四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拜倒在美国人脚下。一旦发生利益冲突，我就会成为他们的敌人。反对美国石油公司攫取利润难道不是我吗？使美元贬值难道不是由于我的作用吗？

法：您对基辛格的看法如何？

亚：我一点也不反对他。我很尊敬他。他是一个头脑清醒，极为聪明和有见解的人。他很明事理。我完全不同意那种说他一事无成的指责。我认为他做了很多事，在中东他也做了很多事。有时，一个取得成功的人并不应该得到全部的荣誉，一个遭到失败的人也不应该受到全部的指责。基辛格还在台上，还不能给他下否定的判断。

法：您也很喜欢尼克松吗？

亚：尼克松？是一个不走运的硬汉子。他不该如此倒霉，如此不走运。

法：我明白了。那么您为什么回答美国人说一旦有人干涉，阿拉伯人就要炸毁油井？

亚：这不是我说的，这里没有人这样说，没有必要说这样的话。我再说一遍，美国人不会侵犯我们。除了俄国人，谁会威胁我们？俄国人……如果俄国人想要沙特阿拉伯，对他们来说是轻而易举的，我们肯定抵挡不了他们。众所周知，我们与他们之间甚至没有外交关系。30年前，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当我们发现他们准备在吉达组织共产主义运动来推翻我们的政权时，我们就与它断交。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害怕俄国人，甚至连他们的任何卫星国的大使馆我们也不要。我们拒绝同任何共产党人，甚至任何左派建立关系。我们这里十分害怕共产主义。我们甚至憎恨这个词，首先是我。

法：但是您在开罗时，却与阿拉法特时常出入于马克思主义小组。

亚：那是为了研究它们，以便懂得共产主义怎样葬送人的个性和人的尊严。我们没有必要与共产党人对话。

法：我懂了。不过，既然你们持这种反共思想，你们同某些跟苏联妥协的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联盟是怎样协调的？难道不正是通过某些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苏联才能渗透到地中海吗？

亚：不是通过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而是通过以色列人。要是以色列人不迫使巴勒斯坦人去寻求苏联的帮助，就不会存在这样的联系。是的，是以色列的过错。是以色列给俄国人提供了进入地中海的借口，是由于以色列和美国的政策。制止苏联对地中海的渗透的唯一办法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法：您这种看法的根据是什么？

亚：这很简单：当失去帮助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机会时，俄国人只好滚蛋。

法：这就是说，您的朋友阿拉法特现在常常去莫斯科，并不断向勃列日涅夫要钱要枪，还向联和国请求支持，但是，一旦到了那一天，他将对俄国人说：“谢谢，现在请你们滚吧。”这，也许苏联人不会同意。

亚：阿拉法特不必这么说，他不再去莫斯科就行了。他现在去是因为有必要，因为莫斯科向他打开大门，而你们却不。如果法国、意大利和欧洲给了他帮助，阿拉法特就不会去莫斯科，绝不会去，那么今天就不是俄国人的影响而是你们的影响。为了在某个地区建立自己的影响是需要打一个基础的，苏联影响的基础是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为此，莫斯科希望这样的冲突能延续下去，它绝不希望在中东实现和平，一旦结束冲突，它的影响将消失。于是阿拉法特就会在某种程度上与萨达特一样行事。

法：政治上，您对阿拉法特的看法如何？

亚：当巴勒斯坦得到承认的时候，阿拉法特会阐明他的政治观点的。

法：那很容易。但是，依您看，他是不是左派？

亚：噢，不是。我说他不是左派。

法：我都懂了。当然，要与那些政治立场与阿拉法特不同的阿拉伯国家首脑打交道，对您来说是棘手的。您认识纳赛尔吗？

亚：我曾多次见过他，但从来没有同他真正交谈过。我应该说……是的，他是一位有魅力的人物，但是我一向不同意他的做法和想法。我认为他既没有为他的人民的利益着想，也没有为阿拉伯世界的利益着想。我与萨达特更合得来。他是埃及能找到的最好的首脑。他很狡黠，是一个真正的战略家。我也很喜欢阿萨德。他很讲道理，很客观，他也是一位伟大的领袖。

法：您对侯赛因国王，您的朋友阿拉法特的敌人，也持同样的看法吗？

亚：我从来没有机会与侯赛因国王长时间接触和交谈。关于他，我只能说，费萨尔国王如果能看到他收复耶路撒冷是会感到高兴的，把收回西岸的任务交给巴勒斯坦人的拉巴特决定是正确的。归根结底，西岸是巴勒斯坦而不是约旦的领土。

法：很可惜，您的狡猾刻毒的微笑没有被我的录音机录下来。

亚：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法：有，亚马尼。在结束这次谈话之前，，我想问您关于费萨尔国王的死。他的死因很不清楚。你们只是说凶手是他的一个发疯的侄子。但是你们从来没有解释是谁武装了那个发疯的侄子。

亚：其实他不是疯子，这在审讯中已查明。是的，我们尽了一切努力来调查其他人的责任，我们指的是外国的责任。经过再三调查，做了一切努力，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现。没有任何线索可以说明在凶手背后还有别人，或者凶手是受这个或那个国家所唆使。他始终不承认其行动与别人有联系，也不承认是受别人的指使。如果将来发现新的线索，自当别论。但是我怀疑能发现新的线索。无论如何，今天我只能说据我所知，据我们所知，没有其他人参与这次事件。当然，要别人相信这个结论是另一回事。为了肯定我对这个结论的确信不疑，我是不是还应该去弄明白我所不知道而且在这个国家里也没有人知道的事？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个案子已经了结了。

法：有时候了结一个案子是因为了结比不了结好。至于推测……

亚：像费萨尔这样伟大的人物遭到暗杀时，很难使人相信这是出于个人的行动。于是就产生了推测。但是对事物的判断不能以推测为基础，如果这些推测不能提供追查实情的根据，它就会被抛弃。别忘了，我是律师，我的论据是以事实为基础的。当缺乏事实时，我不下结论。如果我们能发现事实真相并不像我们现在所接受的那样，我们将十分高兴。

法：即使牵涉到一个友好国家？

亚：一个参与谋杀我国国王的国家就不应是一个友好国家。我感到您似乎想根据推测，并把这个推测当成事实，从中得出一种看法，暗示美国是杀害费萨尔国王的凶手的后台。这样我们就会失去一位朋友。不，这样的推测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没有。

法：您喜欢怎么想就怎么想。您是亲眼看到国王被杀的少数几个人之一。现在请您告诉我。当时为什么没有人能制止凶手？

亚：一切是在瞬间发生的。我听见枪声时已经太晚了，当凶手被抓住时他已经向国王头部开了三枪。我既没有看见他进来，也没有看见他开枪。当时国王正在接见科威特的一位部长。我在他的旁边，但不是面向着门而是面向着国王。枪声响后，我本能地朝国王扑去，而不是扑向凶手。国王倒下了，我跪在他身边。我和他的视线没有相遇，因为他两眼平视。国王说：“Amrar。”意思是：“真主的意志。”更确切地说是：“按真主的意志。”后来他什么也没有说。我相信他甚至没有看见是谁杀了他。不过我认为，即使他知道是他的侄子，对事情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后来……后来就是痛苦，休克和痛苦。

法：后来您审问了凶手，并密切注意整个审讯。您知道他的政治观点吗？

亚：是左的观点。我想我可以说他要的不是一个人的死，而是一个政权的灭亡。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制度的灭亡。

法：本来那天可能遭到暗杀的不只是国王一个人。按计划，暗杀的目标是五个人，几乎都是王族，其中之一是您，是吗？

亚：……

法：他要摧毁一个制度而不是杀一个或几个人，这一点没有使您对他产生一点敬意？

亚：一点没有，他是一个狂热分子。他要像破坏一件玩具那样毁掉一切。他是一个罪人。

法：当执行死刑、砍他的头时，您在场。他的表现如何？

亚：我不能不说他丝毫没有自豪感，连尊严都没有。他吓坏了，是的。但是我没有专心注意他。我指的是在那一瞬间，我没有专门去注意他，我不想去仔细观察。如果您想知道我的感受，我将告诉您，这是一种我永远不希望再尝到的感受，而且，最好是我从来就没有过这种感受。我是偶然到现场去的。我到司法部去送哈立德国王签署的文件，这是在法院宣布维持原判后命令执刑的文件。因此我见到了……但是让我们结束这个问题吧。因为它伤害我的感情，使我又见到了鲜血。

法：得了，在您的国家里，正义是通过剐刑来实现的。您不会没有见过极刑。

亚：当我在埃及学法律时见到过一次，是一次绞刑，而这一次是砍头。我憎恨流血。当我看见大刀落在刺杀费萨尔国王的人的颈上时，我只有想到这是正义的胜利，才能冲淡我对流血的憎恨。我认为应该有死刑，特别是在某些社会里，我认为是必要的。如果没有死刑，在这个阿拉伯世界里就会充满罪恶。死刑不仅是用来做惩罚的手段，而且是作为预防犯罪的措施。当人们处于无知的时候，你或者警告他们，或者教育他们。他们当然应该受到教育，但是在他们还没有被教育所感化时，就得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警告他们。

法：亚马尼，有没有人对您说过您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反动派？

亚：有的，有过一次。但我不认为自己是反动派。我也愿意信奉民主，而且我信奉民主。但是你们的民主概念并不适用于一切国家，我不要给社会带来混乱的民主。对自由也是如此，把某种类型的社会里的自由送到另一种类型的社会就变成了混乱。所以对一种社会结构你只能缓慢地、有步骤地加以改变，不可能使它发生突变。因此，革命从来不能取得胜利，它不能改变任何事物的实质。演变从来不是革命。真正的变化是那些缓慢地、温和地进行的演变。当然，变化是必需的。生活不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吗？费萨尔国王就改变了很多东西：废除了奴隶制，实行中学和大学的义务教育。但是他没有改变制度。他要在不摧毁制度的情况下改变国家。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死留下了一个空白，使人们感到若有所失。

法：您的意思是他的死改变了一些事物？

亚：不，国家的政策没有改变。这个制度是如此的强有力而不会由于一个首脑的死去而有所削弱。也许会有不同的进程，因为不同的人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做同样的事。但是实质上什么也没有变，今后也不会变。我们的国家机器是一部运转着，而且将长期不冒风险地进行运转的机器。

法：因为您不能忍受冒险，是吗？

亚：我不能忍受赌博。我憎恨赌博。是的，我憎恨赌博，它腐蚀灵魂。我从来就不是赌棍，从来不是。

法：这一点我早就明白。但是，您从石油部长这个角度也不进行赌博吗？例如以提高石油价格来讹诈我们？

亚：从来也不。我从不轻易冒险。噢，我对我的冒险进行非常精确的计算，以毫米计算。当我去冒险时，那就说明我已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使危险降到最低的程度，几乎不存在危险的程度。

1975年8月于吉达

<hr/>

[1]阿布扎比和迪拜都是阿拉伯的酋长国，1971年12月与沙迦、乌姆盖万、阿治曼、富查伊拉等酋长国组成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米达斯（Midas），希腊神话人物。佛律癸亚国王，贪恋财富，求神赐予他点铁成金之术。最后连他的爱女和食物也都因被他手指点到而变成金子。

[3]哈菲兹·阿萨德（Hafiz al Assad, 1930—2000），1970年起任叙利亚总统。

[4]阿巴·埃班（Abba Eban, 1915—2002），以色列政治家、外交家、历史学家。曾任以色列外交部长、驻联合国大使、驻美国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