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我怎么回答呢？我们这样说吧，我希望有朝一日他将作为战犯受到审判，不管他是个天才的领导人，还是一个自诩为天才的领导人。

法：阿布·阿马尔，我仿佛读到过这样的话：以色列人尊敬您超过您对他们的尊敬。为此我提一个问题，您能够尊敬您的敌人吗？

阿：如果他们作为战士，甚至作为战略家，我有时能尊敬他们。必须承认他们的某些战术是值得尊敬的，也是聪明的。但作为人，我不能尊敬他们，因为他们的行为是野蛮的，在他们身上丝毫闻不到人性的气味。人们常常谈到他们的胜利。我对他们1956年的胜利和1967年的胜利有我自己的看法。1956年的胜利不应该称为胜利。那年，他们仅仅是法国和英国侵略者的走卒，是靠美国人的援助获胜的。至于1967年的胜利，得归功于美国人的援助。美国源源不断地送钱给以色列。除了钱，美国人还向它提供了最强大的武器和最先进的技术。以色列拥有的最好的东西都来自外部。对他们在我们国家写下的这段奇迹般的历史，应该以更多的现实感重新加以认识。我们清楚地知道，哪些是巴勒斯坦的，哪些不是巴勒斯坦的财富。从我们的土地上挖掘不出更多的东西，从沙漠上建不起花园来。因此，他们拥有的大部分东西都来自外部，来自帝国主义者提供给他们的技术。

法：阿布·阿马尔，我们得说老实话，过去和现在，他们对技术都利用得不错。作为军人，他们也很有办法。

阿：他们之所以取胜，从来不是由于自身的优势，而总是由于阿拉伯人的弱点。

法：这也属于战争的范畴。阿布·阿马尔，其实，还因为他们有出色的士兵。

阿：不！不！不！他们不是出色的士兵。不！在白刃战中，他们甚至称不上士兵。他们非常怕死，没有一点勇气。在卡拉马战役中是这样，在后来的萨菲尔战役中也是这样。一跨过防线，他们就用40辆坦克向瓦迪·菲法冲去，用10辆坦克向瓦迪·阿巴塔冲去，用10辆坦克和20辆配备有机关枪的吉普车向希比特·迪塞冲去。他们发动进攻的序幕是重炮猛轰。10小时后，出动飞机，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整个地区进行狂轰滥炸，然后直升机向我们阵地发射火箭。他们的目标是占领恩梅里山谷，但他们从未到达那里。经过25小时的战斗，我们把他们又赶回防线的那一边。您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比他们勇敢。我们把他们包围了，我们用我们的枪，用我们原始的武器从背后把他们截住。在肉搏战中，我们不怕死。跟以色列人打仗，总是老一套：他们用飞机进攻得很出色，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没有飞机；他们用坦克进攻得很出色，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没有坦克；但一遇到面对面的战斗，他们就不肯冒风险而逃之夭夭。一个不敢冒风险，只知逃跑的士兵算得了什么呢？

法：阿布·阿马尔，您如何看待他们的突击队进行的行动呢？譬如，他们的突击队去埃及卸下雷达，并把它带走这样的事，您是如何看待的呢？干类似这样的事是需要有点勇气的。

阿：不，不需要勇气，因为他们总是寻找很薄弱的、易于攻陷的目标。我再说一遍，这是他们的战术。他们的战术是聪明的，但从来不是勇敢的。他们的战术是出动大量兵力，投入一个有百分之百把握取胜的行动。如果不能肯定事情一帆风顺，他们绝不会行动。如果在突然间被你截住，他们从来也不会战斗到底。以色列人每次集中兵力向巴勒斯坦突击队进攻时，总是一败涂地。在我们面前，他们的突击队逞不了能。

法：也许在你们面前，他们逞不了能。但在埃及人面前，他们是可以逞能的。

阿：他们在埃及所干的事并不是军事行动，而是一场心理战。埃及仍是他们最强大的敌人。因此，他们想方设法企图通过得到国际新闻界帮助的犹太复国主义新闻机构发动的心理战，来摧毁埃及人的士气，贬低他们的作用。夸张地宣传某一行动，是他们的惯用伎俩。于是，所有的人都扑到我们身上。因为他们拥有强大的新闻机构，而我们则没有。所以没有人知道我们突击队所做的事。我们的胜利被忽视，因为我们没有电传机把消息传送给各家报纸，况且他们也不会刊载这些消息。因此，谁也不知道这些事。譬如，就在以色列人窃取埃及人雷达的同一天，我们进入了以色列基地，取走了他们五枚大型火箭。

法：我谈的不是你们，而是埃及人。

阿：巴勒斯坦人和埃及人没有什么区别，我们都属于阿拉伯民族。

法：您这句话十分慷慨，阿布·阿马尔，特别是联想到您的家产正好是被埃及人没收时，我更感到如此。

阿：我的家产是被法鲁克<small>[5]</small>没收的，而不是被纳赛尔没收的。我十分了解埃及人，因为我在埃及读完了大学，并在1951、1952和1956年同埃及军队一起战斗过。他们是出色的战士，是我的兄弟。

法：阿布·阿马尔，让我们回到以色列人的话题上来吧。您说，以色列同你们作战总是受到重大的损失。您认为到目前为止，多少以色列人已被你们打死？

阿：我不能给您提供确切的数字，但以色列人承认，他们在同巴勒斯坦游击队交战中，人员的伤亡百分比高于美国人在越南伤亡的百分比，当然，这是就伤亡人数同本国人口的比例而言。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1967年战争后，他们在交通事故中死亡的人数突增了十倍。总之，在他们同我们作战或冲突之后，人们就会听到大量以色列人死在汽车里的消息，连以色列的报纸也这样说。因为谁都知道，以色列的将军们从不肯承认在前线损失多少人员。但是我可以告诉您，据美国的统计，在卡拉马战役中，他们的伤亡是1247人。

法：你们付出的代价也同样沉重吗？

阿：对我们来说，损失算不了什么，我们对死并不在乎。不管怎样，从1965年到今天，我们死了900多人。然而还必须考虑到死于空袭的6000市民和在监狱中受酷刑折磨致死的我们的骨肉兄弟。

法：900人死亡可以算多，也可以算少。这取决于战士的总人数，巴勒斯坦游击队一共有多少人？

阿：要告诉您这个数字，我必须得到军事委员会的许可。我相信，我不会得到这一许可。但是我可以告诉您，在卡拉马战役中，我们仅有392人在对付1.5万名以色列人。

法：1.5万人？阿布·阿马尔，也许您要说的是1500人吧？

阿：不！不！不！我说的是1.5万人，1.5万人。不言而喻，其中包括用重炮、坦克、飞机、直升机参战的士兵和伞兵。单就步兵而言，他们拥有四个连和两个旅。我们所说的话，你们西方人绝不会相信，你们只听他们说的，只信任他们，只报道他们所说的话！

法：阿布·阿马尔，您不是一个公正的人。我现在就在这里，正在听您讲话。这次采访结束后，我将逐字逐句地报道您对我说的话。

阿：你们欧洲人一直是站在他们那边的。也许你们中的某些人开始了解我们，人们已经嗅到了这一点，但实质上你们还是站在他们那边的。

法：阿布·阿马尔，这是你们的战争，不是我们的战争。在你们的这场战争中，我们仅仅是旁观者。但即使作为旁观者，您也不能强求我们去反对犹太人。要是在欧洲，人们常常喜欢犹太人，您也不必为此感到惊讶。我们见过他们受迫害，我们迫害过他们，我们不愿意这种事情重演。

阿：说得不错。你们应当偿还欠下他们的这笔账。但是你们想用我们的鲜血和土地，而不是用你们的鲜血和土地偿还这笔账。你们甚至继续无视这样的事实：我们丝毫不反对犹太人，我们只是同以色列结怨。犹太人将会在巴勒斯坦民主国家中受到欢迎，当时机来到时，我们将为他们提供在巴勒斯坦定居的选择。

法：阿布·阿马尔，但以色列人是犹太人啊。虽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能与以色列等同，但以色列不能不与犹太人等同。人们不能要求以色列的犹太人再次在世界各地流浪，最后进入集中营。这是不合理的。

阿：这样说来，你们想要我们在世界各地流浪。

法：不，我们不愿意任何人流浪在世界上，更不愿你们流浪在世界上。

阿：然而现在流浪在世界上的是我们。既然你们如此关心犹太人，要给他们一个祖国，那么把你们的祖国给他们好了。你们在欧洲和美洲有着辽阔的土地，你们别要求把我们的土地让给他们。我们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生存，我们不会为替你们偿还债务而出让它。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你们也犯了一个错误。既然你们欧洲人如此文明，如此进步，也许比地球其他各洲的人都更进步，你们怎么能不理解这一点呢？你们也进行过解放战争，只要想想你们的民族复兴运动就够了。因此，你们的错误不是无意的。无视巴勒斯坦是不能允许的，因为你们十分了解巴勒斯坦，你们曾向这里派遣过十字军，它是你们眼皮底下的一个国家，而不是亚马孙地区。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们会良心发现的。但直到那天来到之前，我们最好别见面。

法：阿布·阿马尔，您总是戴着墨镜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阿：不，我戴墨镜是为了不让别人看到我是睡着还是醒着。在我们之间，我可以告诉您说，我戴眼镜时，总是醒着的，只有摘下眼镜时，我才睡，我睡得很少。我已经声明在先，不要提任何个人问题。

法：阿布·阿马尔，我只提一个问题。您还没有结婚，在您的生活中没有女人，是因为您愿意像胡志明那样生活，还是因为您对同女人一起生活感到厌恶？

阿：胡志明……不，可以这么说，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女人。我已经同一个女人结了婚，她的名字叫巴勒斯坦。

1972年3月于安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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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摩西·达扬（Moshe Dayan, 1915—1981），以色列军事家。1953—1958年任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1959—1964年任农业部长，1967—1974年任国防部长，1977—1979年任外交部长。任国防部长期间取得了第三次和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胜利。在二战中受伤失去了左眼，因此一直带着眼罩。

[2]黑豹党，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一个活跃的黑人左翼激进组织。主张黑人应该有更为积极的正当防卫权利，即使使用武力也是合理的。

[3]拉普·布朗（Rap Brown, 1943—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后担任“黑豹党”司法部长。1971年因抢劫罪入狱5年，期间皈依伊斯兰教，改名贾米勒·阿卜杜拉·阿明。出狱后成为穆斯林精神领袖和社区反毒品、赌博激进分子。2000年因杀人罪而被判处终身监禁。

[4]智广（1924—　），越南僧人。1963年越南佛教徒危机期间南越佛教徒领袖，劝告信徒们仿效圣雄甘地，广泛进行反对吴庭艳政府尊崇天主教、歧视佛教政策的示威。

[5]法鲁克一世（Faruk, 1920—1965），第二任埃及和苏丹国王，努比亚、科尔多凡和达尔富尔的统治者。1952年在纳赛尔发动的军事政变中宣布退位，流亡意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