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梅厄夫人，您那时几岁？

梅：五六岁，但是这一切我晓得很清楚。我们住在基辅。有一天，我的父亲离开基辅去美国……我们当时很穷，连吃的东西都没有。我父亲打算到美国去待一两年，攒点钱再回来。因为对犹太人来说，20世纪初的美国简直是一所银行，遍地黄金，俯拾即是，到那里去一趟可以满载而归！我父亲就是带着对未来的这种憧憬离开了基辅。由于基辅不准没有工作的犹太人居住，我父亲一走，我们也得走。于是我和我的妈妈，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搬到了平斯克。我们在那里待到1905年，也就是沙皇的残酷统治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实际上，1905年的宪法是肮脏的谎言，是为了把社会党人集中起来，然后加以逮捕的花招。比我大9岁的姐姐，参加了社会党人运动。由于从事政治活动，她经常到深夜才回家。为此我母亲非常担心。我们家附近有一个警察局，那里关着被逮捕的青年社会党人……他们经常遭到严刑拷打，每天晚上都能听到他们的惨叫声！妈妈总是说：“是她！是她！”似乎她听到的就是我姐姐的声音。啊，当我父亲来信让我们去美国时，我们是多么高兴啊！因为在美国会生活得很好。

法：您对美国很有感情，是吗？

梅：对，这不仅是因为我在美国长大，在美国生活到将近20岁，在美国受了教育，而且也因为……我在美国才消除了在平斯克和基辅的恐惧心理。对我来说，美国和俄国有什么不同呢？当我们移居美国时，我才8岁多一点，姐姐17岁，妹妹4岁半。我父亲找到了工作，加入了工会。他为参加工会感到自豪。两个月后，劳动节到了，他对我母亲说：“今天将举行游行。如果你们去某条街，就能在队伍中看到我和我们工会的朋友们。”母亲带我们去了。当我们在那里等待游行队伍时，出现了骑警。他们为游行队伍开道。我说清楚了吗？但是我的4岁半的小妹妹不明白这一点，当她看见骑警时，她颤抖了，并且喊道：“哥萨克人！哥萨克人！”我们只好把她带走。父亲本来希望我们能亲眼看见他同他的工会朋友们一起游行的情景，我们终于没能满足他的愿望。回来以后，我妹妹生病了，接连几天发高烧，并且不断地惊叫着：“哥萨克人！哥萨克人！”总而言之，就我所知，在美国，骑在马上的人保护劳动者的队伍；而在俄国，骑在马上的人却屠杀青年社会党人和犹太人。

法：梅厄夫人，不完全是这样，但是……

梅：啊！您听我说！美国是一个大国，那里有很多弊病，很多不平等的现象。那里的黑人问题没有在50年前或100年前解决是一场悲剧。但是她还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充满了机会和自由的国家！人们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喜欢写什么就写什么，也可以反对政府和行政机构。难道您认为这算不了什么吗？也许我不客观。但是，对美国，我内心充满了对她的感激！我对美国很有感情，行了吗？

法：行。我们终于可以谈果尔达·梅厄本人了。那么让我们来谈谈这位被本-古里安称为“我们政府中最能干的人”的女人，好吗？

梅：这是关于我的种种传说之一。尽管说这种话的人是为了恭维我，但它使我感到恼火。是恭维吗？我认为不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男人要比女人强，而我根本不同意这种观点。我想这样反问那些恭维我的人：如果本-古里安说“我的政府里的男人们像女人那样能干”呢？男人们总是自认为胜过女人。我永远不会忘记30年代，我们在纽约召开党代会时发生的一件事情。当时我在会上讲了话。会场上有一位作家，是我的朋友，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很有教养，很有学问。在我讲完话后，他走到我面前，对我说：“好极了！你的讲话真了不起！何况你还是一个妇女！”他就是这么说的，说得这样自然和不加思考。好在对有些事情我只是一笑了之……

法：梅厄夫人，妇女解放运动的女士们对您的这种反应一定会高兴的。

梅：您指的是那些烧掉乳罩，衣服穿得不成样子，憎恨男人的疯子吗？这些人是疯子，疯子。这种疯子们认为怀孕是坏事，生孩子是灾祸，怎能接受她们的这些观点呢？要知道这正是我们女人比男人多享受到的一种特权！女权主义……您听我说：我的政治生涯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时我只有十六七岁，我从来没有加入过妇女组织。当我加入犹太民族复兴主义劳工组织时，那里只有两个女人。我的同志90%以上是男人。我在男人当中生活和工作了一辈子。但是作为一个女人这个事实，从来没有——我说的是从来没有——成为我的障碍，从来没有使我感到不自在，感到低人一等。男人们一直待我很好。

法：您的意思是，与女人比，您更喜欢男人？

梅：不，我说的是我没有因为是女人而受男人的气。我说的是男人们没有优待我，但也没有给我制造困难。我是幸运的。当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具有与我同样的经历。但无论如何，我个人的经历不能证明这些疯女人是有道理的。我只同意她们的一个观点，即：女人必须比男人能干得多才能取得成功，无论是从事一种职业，还是献身于政治，都是如此。在我们的议会里妇女很少，这点使我很不安。我可以向您保证，这些女人一点都不比男人差，相反，常常比他们能干得多。因此，对女人还有这么多保留和不公正是可笑的。例如在准备候选人名单时，只限于考虑男人。但这都是男人的过错吗？难道女人一点责任也没有吗？

法：梅厄夫人，您刚才说一个女人要取得成功，她必须比男人能干得多。这是否意味着做女人要比做男人更难？

梅：是的，当然是的。更困难，更劳累，更费力。这不一定是男人的过错，我想是由于生物学上的原因。事实上，生孩子是女人的事，抚养孩子也是女人的事。当一个女人不仅要生孩子，抚养孩子……还要工作，要干点什么……唉，那就难了。难得很，难得很。这一点我有个人的体会。当你在外面工作时，你常常要惦记着留在家里的孩子们；而当你在家里时，你又会想起你所负责的工作。这必然增加了你心理上的负担，从而使你心神不定。除非你生活在集体农庄里，那里的生活就是根据你既要劳动又要生孩子的两种需要安排的。如果不是生活在农庄里，你就得疲于奔命，把自己劈成两半，忍受苦恼……这一切不可避免地会反映于家庭的结构。特别是当你的丈夫与你不同，不是一个“社会动物”时，他对于同一个到处活动、不满足于只当一个妻子的妻子生活在一起，会感到不满……随之，冲突必将发生，甚至可能导致家庭的解体，就像我的情况那样。是的，我为了获得今夫，付出了代价。

法：梅厄夫人，在哪些方面？

梅：痛苦！我的孩子的幼年由于我而充满痛苦。我经常扔下他们，没有同他们在一起，尽管我知道我应该那样做，我也希望自己那样做。每当我头痛而不能去工作时，孩子们是那样高兴，他们跳跃、嬉笑、歌唱：“妈妈待在家里！妈妈头痛了！”直至今天，萨拉和梅纳希姆已经长大成人，他们自己也有了子女，我仍然感到很对不起他们。但是，我得老老实实地说，我曾问自己：“果尔达，你不为自己这样对待他们感到内疚吗？”不，因为我虽然给他们带来了痛苦，但也使他们的生活更有意义，而不像一般人的生活那样平庸。我的意思是，他们不是在家庭这个小天地长大的。他们认识重要的人物，参与重大问题的讨论，参加重要的活动。如果您找他们谈话，他们会肯定这个事实。他们会对您说：“是的，妈妈太不关心我们了。她经常不在家，还有她的政治活动、她的漫不经心，都使我们感到痛苦。但是我们并不抱怨她，因为她也给了我们许多别的妈妈不能给的东西！”您知道，有一件事使我感到非常自豪……那是1948年，在我们抗击英国人时期，参加抗英团体的青年们晚上到街上去张贴传单，我的女儿也参加了，但她不知道传单是我写的。一天，她对我说：“妈妈，今天晚上我要晚一点回来，也许不回来。”“为什么？”我吃了一惊，问道。“妈妈，我不能告诉你。”说着，她夹了一包东西走了。没有任何人比我更清楚那包东西是什么，晚上出去张贴传单意味着什么。为了等萨拉，也由于担心她会出事，我一夜没有合眼，但同时我为她的行动而感到自豪！

法：梅厄夫人，对您的丈夫，您是否也像对孩子那样感到内疚呢？

梅：我们不谈这个……我不想谈他……我从来不谈他……好吧，让我试着谈吧。我的丈夫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他有学问，性情温存，善良。他各方面都很好，但他只关心家庭、音乐和书籍。虽然也注意社会问题，但他对家庭的关心超过对社会问题的兴趣。我与他一贯地截然相反。只有家庭的幸福，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必须从事我所从事的工作！否则我会觉得自己是可耻的和不诚实的，会陷入忧郁和苦闷之中……我15岁时认识我的丈夫，我们很快结了婚。从他那里我学到了很多好的东西，音乐和诗歌。但是，我天生不是只满足于音乐、诗歌和……他要求我待在家里，把政治扔掉。而我总是不在家，总是搞政治。当然我对他也怀歉意……我也使他忍受了很多痛苦。他到以色列来，是因为我要来。他到农庄去，是因为我要去。他过着一种他难以适应的生活，是因为我少不了这种生活……这是一场悲剧，一场大悲剧。因为，我再重复一遍，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如果同一个与我不同的女人结合，一定会很幸福。

法：您是否曾为了适应他的需要并使他高兴而作过努力？

梅：为了他，我做出了我一生中最大的牺牲，即放弃了农庄生活。要知道，以色列的农庄是我最喜欢的事物。我喜欢农庄里的一切：体力劳动，同志间的感情，艰苦的生活。我们居住的农庄在杰斯黎尔山谷，起初那里只有沼泽和沙子，但是很快就变成了种满橘子树和其他果树的花园。只要看看这些我就高兴，并愿意在那里生活一辈子，可是他却无法忍受。无论是思想上还是体力上，他都无法适应。他不习惯与别人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他的身体无法适应沉重的劳动和那里的气候，他也不愿意作为集体中的一分子。他的个性太强，太内向，太脆弱。他病了……我们不得不离开那里，回到城市，回到特拉维夫。直到今天，这件事还像针一样刺痛着我。对我来说，牺牲太大了。但是我忍受了，因为我以为回到城里，我们的家庭会变得平静和融洽些，但结果不是这样。1938年，我们分居了。他于1951年去世。

法：他不为您感到骄傲吗？至少在最后几年里。

梅：我不知道……我想不会。我没有去注意他最后几年里在想些什么。他是那样寡言，因此没有人知道他的想法。总而言之，他的悲剧不在于不了解我（他非常了解我），而在于他了解我，并且认识到不能改变我。他知道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必然会成为这样一个人，但是他不同意，就是这么回事。谁知道他是不是有道理。

法：梅厄夫人，但您没有考虑过离婚？在他去世后，您也没有考虑过再结婚？

梅：啊，没有！从来没有！我头脑里从未掠过这种念头。没有！我始终认为，我仍然是他的妻子！我们分居后，仍继续来往。他有时来办公室看我……也许您不明白一个重要的东西，尽管我们是如此不同，不能在一起生活，可是我们之间一直存在着爱情。我们的爱情是伟大的，它从我们相识的第一天开始，一直延续到他逝世。这样的爱情是不能代替的。

法：梅厄夫人，您是否很讲贞节？就是人们所说的……是清教徒式的，讲究伦理道德的？

梅：就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我一直生活在男人中间。但是我从来不允许任何男人在我面前谈论淫秽的事情或表现轻佻。您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坚持这样的信条：如果他们给我一杯水，那么水必须是干净的，否则我就不喝。我喜欢干净的东西，这是我的天性。我的一个好朋友曾对我说：“果尔达，不要这样严厉。不存在道德上的区别，而只有美和丑的不同。”我想他也许是有道理的。而且，不仅如此，我还认为，同一种事物，可能是美的，也可以是丑的，因人而异。但是……我不知道如何解释……也许这可以作为例子，说明爱情永远是美好的，而与妓女调情是丑恶的。

法：大家还认为您很强硬，很固执……

梅：我强硬？不。对待某些政治问题我是强硬的，我不打算让步，这一点我坚定不移。我对以色列有信心，在以色列问题上我不让步，的确是这样。是的，就这个含义来说，固执这个词是适用于我的。但是在其他方面，在私人生活中，也就是在待人接物方面……认为我强硬，那是愚蠢的。我是您见到的最通情达理的人。很多人指责我用感情而不是用理智搞政治，这不是偶然的。如果这是事实，那将会怎么样？我想不会有什么坏处，相反会有好处。我一向为那些害怕流露感情，隐瞒自己的想法和不懂得哭的人难过。因为不会失声痛哭的人，也不会纵情欢笑。

法：您哭过吗？

梅：我哭过吗！怎么能没哭过呢！如果您问我：“果尔达，您一生中的笑和哭，哪样更多些？”我会回答您说：“我相信，我笑的时候比哭的时候多。”除了我家庭的不幸外，我的一生是很幸运的。我认识了这么好的人，特别是在以色列度过的50年中，我得到了如此有趣的人的友谊，我一直同一些精神巨人相处，一直得到人们的器重和爱戴。除了幸运以外，我还能要求什么呢？如果我不会笑的话，那我就是一个真正的不知足的人。

法：这对一位被誉为以色列的象征的女人来说不是件坏事。

梅：我是象征？什么象征！您是和我开玩笑吧？您不认识那些真正象征以色列的伟大人物，他们是以色列的缔造者，是他们影响了我。在他们当中，现在只有本-古里安还在世。我以我的儿孙的名义起誓，我从未认为我可跻身于本-古里安和卡茨纳尔逊<small>[18]</small>等伟人之列。我不是疯子！是的，我做了我所做的一切。但这不等于说，如果没有这些，以色列就不会有今天。

法：那么人们为什么说，只有您才能使国家团结起来？

梅：胡扯！告诉您一个事实，您就会相信我的话。1969年埃什科尔去世后，为了了解他的可能的继承人为公众接受的程度，曾进行过一次调查。您知道有多少人表示支持我？只有1%，也许是1.5%。是的，这同当时我们的党处在危机中，我作为外交部长受到危机波及不无关系。但是，仅仅1%、1.5%啊！一个三年前还那样不得人心的女人，今天会成为一个使国家团结起来的人吗？请相信我，国家是靠它自己团结起来的，它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叫果尔达·梅厄的总理。如果年青人说：“别再战斗了，别再打仗了，我们投降吧。”那么，任何一个果尔达·梅厄是不能有所作为的。如果贝思希安集体农庄的人们说：“别再在巴勒斯坦游击队的火箭下生活了，别再睡在隐蔽所里了，我们走吧。”那么，任何一个果尔达·梅厄同样不能有所作为。何况，果尔达·梅厄掌握国家大权是偶然的。埃什科尔逝世了，需要有人接替他。党认为我有可能，因为我被各派力量所接受……没有任何其他原因。事实上，我根本不愿接受，我退出了政界，我感到疲倦。您可以去问我的儿孙们。

法：梅厄夫人，请您别对我说您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成就！

梅：我是意识到的！我既没有疯狂追求当大人物的烦恼，也不受低人一等的折磨。当我否认自己是以色列的象征和国家团结的保证时，我并不认为自己遭到了失败！当然，我不可能永远是十全十美的，但我也不认为我的政治生涯是失败的，无论是作为劳工部长、外交部长，还是作为党的书记和政府首脑。而且我承认，我认为女人可以成为很好的致治家，很好的国家元首。我的上帝，要是我是个男人也许同样能干得很好……这我不知道，也无法证明。因为我从来不是个男人……但是我认为女人比男人更具备从事这种职业的才能。她们善于洞察事物的本质，抓住问题的关键。女人更实际，更现实，不像男人那样只是高谈阔论，而不接触问题的实质。

法：但是，您的话使人隐约地感到，您并不喜欢自己。您喜欢您自己吗，梅厄夫人？

梅：哪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会喜欢自己？我不喜欢自己，因为我对自己太了解了。我非常明白，我没有成为我所希望的那种人。为了向您解释我对自己的期望，我告诉您我喜欢谁，我喜欢我的女儿。萨拉是这样善良、聪明和正直！她敢于坚持自己的信念，也勇于表明自己的观点！她从来不屈服，不屈服于多数。但我不能用同样的语言来形容我自己。一个人从事我这种职业，就不得不经常妥协，就无法百分之百地忠于自己的理想。当然，妥协是有限度的，我不能说自己一直在作妥协，但是我所作的妥协是够多的了。这很不好。也因为这一点，我热切地希望退休。

法：您真的要退休？

梅：我可以向您保证。明年5月，我75岁了。我老了，而且精疲力竭。我的身体基本上是好的，我的心脏还很好，但是我不能永远这样发疯似的干下去。我不知道对自己说过多少次了：让一切见鬼去吧，让一切的一切都见鬼去吧，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现在轮到其他人了。够了，够了，够了！总有一天我会匆匆离去，我将不通知任何人而悄悄离去。我之所以至今仍留在这里，没有其他原因，完全是出于责任。而且我也不能把一切置之度外！是的，很多人不相信我会退休。他们应该相信。我还可以宣布日期：1973年10月。1973年10月将要举行选举。等选举一结束，就再见了。

法：我不相信，大家都说您会改变主意的，因为您不是一个能让自己闲着的人。

梅：人们忽略了我身上的另一个特点，我生来是个懒女人。我不是那种一定要让每分钟都排满工作，否则就要生病的女人。我喜欢待在那里什么也不干，要不就坐在安乐椅上，或者做点无关紧要的事借以消遣，比如整理房间、熨衣服、做点吃的……我是一个好厨师，一个能干的家庭妇女。我的妈妈常说：“你为什么要去念书？你是个能干的家庭妇女！”我还喜欢睡觉。啊，我多么喜欢睡觉！我喜欢和人们在一起聊天，让正式发言、政治演说去见鬼吧！我喜欢看戏，我喜欢去电影院，但是不要有卫兵跟着我。当我想去看电影时，派去一大堆以色列士兵有什么必要？这叫生活吗？好多年来，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无论是睡觉、聊天，还是闲着什么也不干！我总是受那张规定了我每半小时所应该做的事和应该说的话的时间表的约束。啊！还有我的家庭。我不喜欢我的孙儿们说：“我的奶奶待她的子女不好，不关心他们；现在她待我们也不好，不关心我们。”我已经当奶奶了，活不了多久了。我打算与我的儿孙们一起度过今后的岁月。我也打算在书本中度过今后的岁月。我的书橱里装满了我从来没有读过的书。每天清晨2点，当我上床睡觉时，我总是拿起一本书打算读一会儿。但不到两分钟，我就睡着了，书也掉到地上去了。最后，我还想去萨拉的农庄，什么时候想去就去。去一个星期，去一个月，而不是星期五匆匆赶去，星期六又匆匆赶回来。我应该做时间的主人，而不应该做时间的奴隶。

法：这么说，您不怕衰老。

梅：不，我从来不怕。当我知道我能改变某一事物时，我像旋风一样积极，而且我几乎总是能达到目的。但是，当我知道自己对某一事物无能为力时，我就听之任之。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第一次乘飞机时的情景。那是1929年，我从洛杉矶乘飞机去西雅图。那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去玩。我乘上一架飞机，飞机起飞后我想：“胡闹！我为什么要乘飞机？”但是，我很快就平静下来了。害怕有什么用呢？还有一次，我与一个朋友乘飞机从纽约去旧金山，途中遇到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飞机颠簸得很厉害，我的朋友像孩子一样哭了。我对他说：“不要哭，为什么要哭，哭有什么用？”亲爱的，一个人的衰老就像一架在暴飞雨中颠簸的飞机。你既然遇上了，那就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你不能让飞机停下来，你不能阻挡暴风雨，你不能阻止时间的流逝。因此，还是明智地处之泰然为好。

法：是由于这种明智使您对待青年人有时很严厉吗？

梅：您听我说，如果认识不到年青一代的想法与老一代的不同，认识不到这样才是正确的，那就是疯子。如果每一代人都是前一代人的复制品，那是多么的乏味，世界就不能前进了。我愉快地接受青年人与我们不同这样的事实。我谴责他们，是针对他们那种自负的言论，说什么“你们做的一切都错了，我们得重新做起”。好，如果他们比我们干得好，我也高兴，而实际上，他们往往不比我们老一代干得好，甚至比我们差。日历并不是衡量好坏的标准！我认识反动的、自私的年轻人，也认识宽宏大量、进步的老年人。我对青年人的谴责还有另一方面，就是针对他们抄袭外来东西的癖好。他们的时髦打扮使我精神不安。为什么要听那种不是音乐、只能使人产生偏头痛的声音？为什么要留长发，要穿超短裙？我讨厌时装，我一贯讨厌时装。时装是强加于人的东西，使人失去自由。巴黎某个人莫名其妙地决定，女人都要穿超短裙，于是大家都穿上了超短裙，无论是长腿、短腿，细腿、粗腿，难看的腿……要是年轻人那也就罢了，那些已经50岁的人也这样干，这不能不使我生气。您看见过那些留了长卷发的老头吗？

法：梅厄夫人，您的那一代人是英勇的人，而今天这一代人……

梅：今天这一代人也是英勇的人，就像我的子女这一代人。当我见到打了20年、30年仗的45岁或50岁的人时……但是您知道我要对您说什么吗？今天的年轻人也是一代英勇的人。至少在以色列是如此。当我想到他们18岁就当兵，而且在这里当兵并不只是训练一下而已时……我的心都要碎了。我同中学生在一起时，想到萨达特的某个心血来潮的行动可能从书桌边把他们拉走，能难受得说不出话来。可是就是那时，我往往对中学生表现出不耐烦。于是就与他们争吵。但是五分钟后，我对自己说：“果尔达，一个月后，他们就可能去前线。不要对他们不耐烦。让他们去自负，去傲慢吧。让他们去穿超短裙，留长发吧。”上星期，我去北方一个农庄，办公室里议论纷纷，都说：“做这样的旅行！多么劳累呀！您疯了吧！”您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因为我的一个老战友的孙女结婚，这位战友的另外两个孙子在“六日战争”中都牺牲了。

法：梅厄夫人，您杀过人吗？

梅：没有……当然我学过开枪，但我从来没有打死过人。我这样说心里并不轻松，因为杀人与作出派人去杀人的决定，这两件事没有任何区别，完全是一回事，也许更糟。

法：梅厄夫人，您对死亡怎么看？

梅：我马上可以回答您：我唯一怕的是活得太久。要知道，年老并不是件憾事，也不是件乐事。年纪大了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不能跑着上楼梯，不能跳跃……诚然，这些不方便，有的是比较容易适应的，因为只是身体活动的不便。身体活动的不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头脑不清，变得衰老了。衰老……我认识一些人死得过早，这使我很难过；我也认识一些人死得太晚，这同样使我难过。对我来说，眼看着自己的智力在渐渐衰退，这对一个人的尊严是一种伤害。我希望这种伤害不要落到我头上，我希望我死的时候头脑是清醒的。对，我唯一怕的是活得太久了。

1972年11月于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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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赎罪日战争，即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年10月6日（犹太教赎罪日），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向以色列发动突然进攻。战争历时18天，于10月26日结束。

[2]穆罕默德·萨达特（Muhammed Sadāt, 1918—1981），埃及政治家。1970年起任埃及总统，1981年遇刺身亡。

[3]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 1886—1973），以色列政治家。犹太复国运动领袖。1948年宣读独立宣言，宣告以色列国成立了，并就任以色列第一任总理。被称为“以色列建国之父”。

[4]里拉，意大利、梵蒂冈、圣马力诺等国的货币单位，现已被欧元取代。

[5]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 1918—1970），埃及政治家。1952年发动政变，推翻帝制，成立埃及共和国。1956年当选埃及总统，宣布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

[6]拉尔夫·约翰逊·邦奇（Ralph Johnson Bunche, 1904—1971），美国教育家、政治学家、民权领导人。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从1948年开始担任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协调员。由于1949年他在以色列、埃及、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签署停战协定的达成方面所发挥的领导作用，获得1950年诺贝尔和平奖。

[7]列维·埃什科尔（Levi Eshkol, 1895—1969），以色列政治家。1963年接替本-古里安任以色列总理，1969年在总理任上去世。

[8]六日战争，即第三次中东战争。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对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发动突然袭击，战争持续了六天，阿拉伯国家失败。

[9]“黑九月”，巴勒斯坦激进派组织，曾策划实施多起恐怖活动，如震惊世界的慕尼黑惨案。

[10]斯特恩（Stern）、伊尔贡（Irgun）和哈加纳（Haganah）都是以色列建国前的犹太准军事组织，进行恐怖活动。以色列建国后，这三个组织被改组成以色列国防军。

[11]1972年9月4日，参加慕尼黑奥运会的11名以色列运动员被巴勒斯坦“黑九月”组织杀害，史称“慕尼黑惨案”。

[12]1972年5月30日，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日本赤军成员在以色列特拉维夫莱达国际机场（现改名为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发动恐怖袭击，导致24人死亡、76人受伤。莱达为旧称，现称卢德或罗得。

[13]法塔赫（Fatah），全称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1959年在科威特正式成立，并得到阿拉伯国家的广泛承认和支持，在2006年前一直处于执政党地位。

[14]约旦首都。

[15]1972年5月8日，比利时航空公司的一架飞往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波音707客机被巴勒斯坦“黑九月”组织成员劫持，要求以色列当局释放被关押的组织成员，否则将在特拉维夫机场炸毁飞机，但并未成功。四名劫机者中有两名女子。

[16]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 1905—1961），瑞典外交家。1953年起任联合国秘书长，1961年因飞机失事身亡。

[17]阿卜杜拉一世（1882—1951），外约旦的埃米尔，1950年改称约旦国王。1951年被暗杀。

[18]伯尔·卡茨纳尔逊（Berl Katznelson, 1887—1944），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奠基人之一，帮助建立了现代以色列国，以色列工人运动第一份报纸《话语》的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