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哥得兰岛（Gotland）到菲尼斯特雷角（CapeofFinisterre），

再到布列塔尼（Britanny）和西班牙海岸的每一个小港……

这便是引航术，沿用至今。

早在15世纪，航海家就应用指南针指引方向。然而，指南针并非直接指向北极，而是指向反复无定的地磁北极。说到测量船速，航海家的方法是首先将打结的绳子绑在一截圆木上，将圆木从船尾抛进水里，然后计算在这段时间里有多少个绳结滑出船尾，以此绳结的数量来表达船速。海潮、风压差、方向以及航行距离等因素都被用来测量船的位置。假使一步演算出错，就可能会使航船偏离数英里远，因此当航行途中观测到前方陆地时，他们便会紧绷神经，格外小心。

自古以来，航海家就利用恒星进行导航，政府也大力资助天文学的发展。例如，1675年，查理二世在约翰·佛兰斯蒂德（JohnFlamsteed）的协助下在格林尼治建立了皇家天文台（RoyalObservatory）。约翰得到国王的指示，呕心沥血修正天体运行情况的记录以及恒星方位的记录，以确定最理想的经度位置来完善航海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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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分仪，通过观测某一天体与地平线之间夹角的角度来确定经纬的设备。六分仪的使用需要观测天体，是天文导航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通过夹角的角度以及测量时间来计算自己在航海图中的位置线。（康威）

在北半球，每个海员都能利用北极星来确认北方。除此之外，海员还要对存在疑问的天体以及水平线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测量船的方位时，若仅参照一颗恒星，那么船的方位只能用地球表面某一弧形表示。所以航海家需要至少两颗恒星才能确认航船位置，若想核对度数，选取三颗恒星会更好。

古代的直角仪结构简单，仅用一块木片沿着标杆移动，然后标上刻度。航海家把标杆对着水天线做基准，移动木片至标杆顶端，与恒星或其他行星重合成一线，在刻度弧上直接读出观测数据。象限仪是一个铜质弧面，顶端垂着一根测量线。操作者将象限仪一端指向恒星，透过小孔观察，在线落到刻度盘的位置标记上刻度。然而，海员们直视太阳一般不会长于两秒，由此人们发明了日晷。这是一种铜质圆盘，上面标有刻度，“晷针”垂直地穿过圆盘中心，起着立竿的作用。在旋轴上有两个小孔，小孔对准太阳，影子则会投射在铜制刻度盘上，形成角度，然后便可读出刻度。观测者也可利用竿式投影仪（backstaff）或英式象限仪（Englishquadrant）测量角度，他们需背朝太阳，并利用投射在仪器上的影子计量角度。

1731年，约翰·哈德利（JohnHadley）发明了八分仪，成为航海史上的重大突破。八分仪采用镜子扩大角度覆盖面，利用五彩玻璃使眼睛免受伤害。进而，六分仪在八分仪的基础上有所改进。它由黄铜和游标尺制作而成，其测量更为精确。以当时的技术来看，六分仪的设计堪称完美，和目前使用的没有多大区别。

通过在海平面上测量正午太阳高度角，海员们便可轻而易举地计算出纬度。然而，经度的计算与地球的运行息息相关，因此必然也和时间有关。1707年，克劳兹利·肖维尔爵士（SirCloudesleyShovell）的舰队在锡利群岛（ScillyIsles）沉没之后，经度委员会（BoardofLongitude）决定提供2万英镑奖金，奖给能想出经度测算方法的人。人们纷纷建言献策，有人甚至提议用灯塔或犬吠来测算。

而后，在约克郡（Yorkshire），一位名叫约翰·哈里森（JohnHarrison）的木匠发明了一个钟表，能在几个月之内保持精确，并且能够承受海水压力，抵消世界范围内的温度差异。1735年，哈里森发明了第一台经线仪，并命名为H1，但他只得到500英镑的经费来完善其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1764年H4穿越大西洋的航行中试验成功。然而，委员会还是没有兑现给哈里森的报偿。直到哈里森去世的3年前，国会通过特别法案才让哈里森得到了最终的报酬，哈里森于1776年与世长辞。

当然，伟大的建筑师并不能帮助海员解决燃眉之急。桑希尔画作中的形象及其寓意都不是海员们所能理解的，他们仍屈从于强征兵役的制度，受到各种压迫。而在之后的一个世纪中，情况不见好转，甚至有越发糟糕的趋势。海员以兵变和逃役的方式表示不满，但是在海上或战斗中，仍保持着高度的献身精神和职业道德——他们才是不列颠帝国所拥有的最伟大的财富。

在相对和平的年月里，威廉·丹皮尔（WilliamDampier）这位身兼海盗与科学家的奇人，被任命指挥“罗巴克”号（Roebuck）前往南太平洋，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科学探索之旅。途中，他自己的船只失事，只得跟着一艘东印度商船回了国。丹皮尔带回了诸多植物样本，还有许多重大的发现。

国王威廉于1702年去世，王位由其妻之妹安妮继承。英法关系在此时又一次走到了战争边缘。西班牙国王查尔斯二世（CharlesⅡ）因近亲结婚深受疾病困扰，在当时的条件下居然能活到将近40岁，倒是让人吃惊不小。法国以波旁家族的继承权之名要求夺回王位。战争起因于“绅士”（出身高贵的军官）和“防水布”（出身卑微者）之间的矛盾，加勒比的那次行动臭名昭著。当时，本博上将（AdmiralBenbow）耗时6日围堵一支法国小分队。大概是由于上将出身卑微，其手下不少将领都心怀不屑和嫉恨，6名上校中至少有4名不服指挥，其中理查德·柯克比上校（CaptainRichardKirkby）又是出了名的欺软怕硬，他自己的水手长就可以作证：

<blockquote>

……在交战全程中，未曾听闻上校鼓励船员，倒是听说上校因胆怯而躲在后桅杆下，踱步徘徊中还不慎摔倒……

</blockquote>

在提到库珀·韦德上校（CaptainCooperWade）时，又说：

<blockquote>

……在那6日的交战中，他从未能保持列队阵形，所有炮弹都打空打偏，没能伤及敌军分毫。据说他曾训导自己手下的军官，说若他下令开火，就一定要照做。因为一旦炮火停歇，上将就会质疑他们。在战斗中，韦德上校被敌军击中了一次，大多数时候都是醉醺醺的……8

</blockquote>

柯克比和韦德因临阵脱逃被审讯、处死，本博也因伤势过重不幸去世，成为被传诵的民族英雄。

这一次的英法战争中，英国不再像之前那样倚重海军。现在，不列颠在马尔堡公爵的统领下，培养了一支高效的陆军部队。这支部队自1704年赢得布莱尼姆（Blenheim）战役后，4次大胜法军及其联军。海洋之上，鲁克上将受命出军，试图占领加的斯，却发现此举风险过大。在1704年7月举行的战争会议上，人们认为直布罗陀的戍卫羸弱，遂决定转战此地。轰炸的情景十分可怕：“……我军15艘战舰火力全开，只见岸上瓦碎砖移。我们的心也快跳出了嗓子眼。”9轰炸之后，海军登陆，虽然弹药库的意外爆炸让英军诧异了片刻，但是当地的戍军还是投降了。

法军出动舰队，意欲夺回直布罗陀。两军于8月13日在马拉加（Malaga）附近相遇。法军使用大划桨船作为战船，这种船一般只在风力欠佳的时候作为拖曳之用。爱德华·毕肖普（EdwardBishop）记录下了当时的战况：

<blockquote>

两军交锋激烈，当时我在右舷尾部，11号火炮我就填了12次，敌军的加农炮击中了我的填弹手，几乎将其炸成两半，若非如此，我还能填更多呢。当时我以为自己的手臂也给炸没了……就跑下船舱找医生，他给我的伤口抹上了红石灰，交代我待在船舱内；但我坚持到甲板上去，要与我的伙伴们共同奋战，只要我还有手有脚，我就不下火线。当我到甲板上时，发现我的船员有4人已经战死，1人受伤。10

</blockquote>

战争进行到夜幕降临时，双方损耗都很严重，但都还没有船只沉没或被俘。鲁克的弹药几乎用尽，绝望之余，他将船上所有能投掷的东西都用于战斗。当风向转变后，法军占有优势，却只是乘风撤离了。英军由此控制了局面。此后，法军再也没有大规模地从土伦出兵了。

1707年英格兰、苏格兰合并成为联合王国（UnitedKingdom），其中海军功不可没。在此之前，苏格兰的海军只有3艘20门火炮的战舰，用以防范法国私掠船的劫持，保护其贸易，这显然是不够的。苏格兰此时已经意识到英格兰在其帝国事业中获得的收益巨大，也曾试图在美洲中部建立自己的殖民地。但是没有海军的支持，达连湾的殖民地建设一败涂地，苏格兰人只能另寻出路。1707年，英格兰承诺苏格兰将在其帝国事业中分得一杯羹，苏格兰才勉强同意两国议会的合并——“旧曲终至尾音”。这一联合被视为“英格兰的政治诉求与苏格兰的贸易野心之间的联合”11。某个反对联合的人曾预言：“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海军就会将船只拱手让给我们的荷兰盟友，也将在压迫与无奈之下，领取皇家海军中最低的那份酬劳。”12当然，事实并非如此，苏格兰人为皇家海军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帝国事业的扩展也尽心尽力。

1707年春，英荷联军试图占领法军在土伦的海军基地，未果。克劳兹利·肖维尔爵士因此被调回国，随行的有19艘战舰。途中遇到大雾，肖维尔错判了经度，当看到锡利岛的圣阿格尼斯灯塔，再想要掉转船头时，已经来不及了。包括肖维尔自己所在的“联合”号（Association）在内，共有3艘船触礁沉没，死亡人数达到1300人。肖维尔自己得以挣扎游上岸，却不幸被试图偷他戒指的蛮妇用棍棒活活打死。事件虽然凄惨，倒也有些许积极意义，至少人们意识到可靠的经度计算是多么重要和迫切。1714年，在剑桥数学家威廉·惠特森（WilliamWhitson）的倡议下，英国通过法案，成立了经度委员会。

船员食品

一天中，海员们从日常饮食中可摄入5000卡路里。其中主要食物是腌牛肉，通常是和板油一块儿炖了吃。其他食物还包括一种面包替代品——压缩饼干，吃起来生硬无比。

在海上漂流，最危险的疾病莫过于坏血病了。这种病起因在于缺乏维生素C，在远洋航行的船员中司空见惯。航海史上，最严重的案例发生是在1740~1744年，安森（Anson）航行船队中，有1051（超过半数）名海员死于坏血病。然而，即便对于那些幸免于难的海员们，后半生也不得不面临牙齿和头发脱落的难堪境地。显然，问题出在远离了陆地，但具体是何原因，当时的医生们还无从得知。

詹姆斯·林德（JamesLind）是首位解开坏血病谜团的医生。尽管人们在几个世纪以后才完全了解了维生素，但在当时，林德医生在朴次茅斯近郊的哈斯勒（Haslar）医院做实验时观察到：新鲜的水果能够治愈坏血病。然而，困难就在于如何保证海上水果的供给。1768~1771年，詹姆斯·库克（JamesCook）发起了第一次远洋航行，其船队载有易携带的罐头汤和酸菜。结果，船队中鲜有船员因坏血病丧生。另一位医生吉尔伯特·布兰（GilbertBlane）在任美国独立战争的随船内科医生时，曾向船员发放果汁以抵御坏血病。而在英法战争中，柠檬汁则成了海军必备品。后来，由于成本低廉，酸橙汁逐渐取代柠檬汁。

直布罗陀从此成了英国保护通往地中海航线的哨口。但是其港口直面南风，船只难以靠岸停泊，舰队的供给也存在困难。1708年，约翰·利克上将（JohnLeake）和斯坦诺普将军（Stanhope）得到消息，说梅诺卡岛（Minorca）准备支持查理三世的复辟，开始担心起直布罗陀的防御功能。梅诺卡岛距离土伦的法军基地不远，还拥有世界上条件最好的自然港。若能占领梅诺卡岛，英军的舰队就无须每年冬天返航回国，就可以全年待在地中海地区待命了。英军按计划登陆，但是通往马翁（Mahon）主港的入口圣费利佩堡（FortSanFelipe）驻有法、西联军，守卫者近千人。当时，岛上几乎没有成形的道路，士兵们生生将50多门重型火炮拖曳放置在堡垒不远处的山坳里。一顿狂轰滥炸之后，敌军终于投降弃堡了。

1714年战争结束时，皇家海军已经有自己固定的海军制服，至少在军官中穿制服已成定制。服役军官在没有出海任务的时候，酬金减半，在随后相对安稳的25年间，这种停薪留职的方式变得司空见惯。

在那场被人们称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的战争中——如果名副其实的话——英国是失败了的，因为根据战后的《乌得勒支条约》（TreatyofUtrecht），波旁王朝的继承人最后确实得到了西班牙的王位。事实上，西班牙再也不复百年前的辉煌，彻底衰败落魄了。其在欧洲之外的帝国领地被分割，新任国王也必须放弃法国的王位继承权。不列颠的盟友葡萄牙自此巩固了对巴西的统治。不列颠在北美收获颇丰，又占领了直布罗陀以及英国第一个位于欧洲的军事基地——梅诺卡岛，因而在西班牙帝国的版图之上有了立足之处。由于奴隶贸易的大门终于向他们敞开了，英国人开始觉得财富如囊中之物，触手可及。虽然英军在海战中并没有赢得什么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对自己的实力却信心陡增。而之后的半个世纪也证明了英国海军确实占有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