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谙历史水性的打捞——读《亭长小武》〗

贺绍俊 原《小说选刊》主编 文学评论家

历史从来都是我们骄傲的资本，我们常常会说，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历史也因此成为文学的重要资源，这些年来真是历史小说大丰收的季节，而从另外的角度看，历史养育着当代文学。不是吗，从三皇五帝、春秋战国到唐宋元明清，在这条几千年的历史长河边，每个码头都挤满了的作家。但多数作家只能说是站在岸边，他们顶多从水里捞取一些小鱼小虾就感到心满意足，只有少数一些识得水性的作家能够到中流击水，能够潜入水底，打捞到真正的宝藏。《亭长小武》（东方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虽然还不能说具有非常圆熟的文学性，但它的作者史杰鹏却是一位把历史了解透彻的游泳高手，这部小说正是他潜沉在历史长河中的收获。因此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它具有深入了解历史的认知意义。我们一般遥望着历史，只是看到历史长河上面的漂浮物，而真正有分量的东西沉在河底不被我们所见，我们需要有深谙历史水性的作家，将这些有分量的东西打捞上来。我把《亭长小武》归入这一类。

我们从《亭长小武》可以看出作者史杰鹏对历史非常熟悉，但史杰鹏并不是学历史的，他的专业是古文字学。古文字学可能在一些人眼里不过是陈谷子烂芝麻一类的东西，但陈谷子烂芝麻自有其价值，它之所以被人蔑视，无非是不能让常人拿出去换来银元罢了。古文字学也和历史一样属于逝去的岁月，这使得史杰鹏轻易地进入到历史的幽谷之中。更重要的是，文字相对于历史来说，则是更为细小的元素，因此史杰鹏进入到历史幽谷中他始终触摸的是历史最细微的肌理，他沿着历史的毛细血管一路进入到历史的主动脉。这样就避免了我们通常谈历史的套路。历史通常被理解为一个大的框架，这个框架不过是由一些帝王将相支撑起来的，而所有的历史细节都被这个大的框架筛选干净。于是我们谈汉代的历史，我们就以为必须从刘邦项羽，必须从萧何韩信，必须从汉武帝，等等去确认汉代的图景。然而史杰鹏却是从一片片汉简、一条条典章进入到汉代，他不受那个公共化的大框架所约束，于是他看到了人们不曾看到的历史图景。他告诉我们说，汉代是一个重法治的朝代。作者在小说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主人公小武拜退休的老吏为师，学习了三年的法律条文。他的老师不因此推荐他担任青云里的亭长，亭长不过是一个小吏，但小武凭着他精通法律的优势在仕途上越走越顺坦，一直通到金字塔的顶端——帝王的身边。史杰鹏在这部小说中，揭示了一种不为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可能性，如果说主要从唐宋开始，漫长历史演绎的是“学而优则仕”，那么，史杰鹏告诉我们说，在汉代，是可以“法而优则仕”的。确如史杰鹏在小说中所表达的，中国历史并不缺乏对法的认知，古代的法家韩非子就说过，治理国家“不务德而务法”。没有严密的法的约束，像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农耕社会结构很难想象怎么能保持稳定地运转。《亭长小武》很形象地展现了这样一幅图画，如汉代对于最细小的社会单位——里，都有很详尽的律令，一个二百石以上的官吏必须整齐穿戴官服才能进入里门，当公孙都要在里长那儿备几张竹席休闲一番时，就会引起众人的惊慌，若有人凭此告一状，公孙都就会惹上麻烦。甚至汉代对官吏都有严格的考核，每年一次小考核，三年一次大考核，看来没有后台的话要在汉代当一个官也不是很容易的。小武精通法律，虽然使他官运亨通，但最终他还是一个悲剧人物，法律并没有保护他的生命。我以为这个悲剧结局颇有深意，它说明，汉代的法律是专制的法律，而不是民主的法律。历史的发展充分证明了，法律只有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才会给社会的发展以根本的保障。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们在两千年前的汉代就有了详尽的法律条文，但我们却没有像罗马法那样的法典。法典是历史的结晶，没有民主的护卫，法律是穿越不过岁月的磨损的。

还是回到小说本身。《亭长小武》是以小说的方式讲述历史，它不是法律条文的教科书。所以我们才会读得津津有味。从结构上说，它有些传奇的路子，也有些武侠的路子，显然作者史杰鹏很巧妙地借用了通俗小说的模式，但问题在于，不管作者借用什么模式，他发展故事的基本元素却是很具体的法律条文，从这一点来说，也许史杰鹏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如果他凭依着汉简中繁细的律令继续酿制故事的话，那么他完全可以创造一个法律演义小说的系列。

〖亭长小武》：被激活的历史〗

何镇邦 鲁迅文学院教授 文学评论家

近年来，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但是，在历史小说中，以汉代历史为题材的作品不多，以一个小人物为主人公的长篇历史小说尤不多见。史杰鹏的长篇历史小说《亭长小武》（东方出版社出版）以西汉豫章县青云里亭长小武（沈武）从一个不怎么称职的亭长到京兆尹的宦海沉浮以及传奇性的人生经历为主线，把汉武帝刘彻晚年西汉社会风貌尤其是残酷的权力斗争真实地再现出来，特别是把汉代律令的严酷性真实地再现出来，写活了沈武、刘丽都、靳莫如、赵何齐、江充、郭破胡、刘彻、刘据等一系列人物形象，具有相当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在当下如林的历史小说中，这是一部具有鲜明艺术特色值得注意的作品。

照我看来，这部历史小说具有以下一些鲜明的特色。

以小人物的命运为主线，复活当年的历史。我们所读到的历史小说，大多以帝王或将相为主人公，以他们的政治活动或命运为主线展开故事。《亭长小武》却以一个虚构的人物亭长沈武为小说的主人公，以其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为小说主线，把汉武帝晚年残酷的权力斗争与西汉社会风貌真实地再现出来。在这里，既有沈武从一个不怎么称职的青云里亭长到豫章县县丞，再到豫章太守加绣衣直指使，再升为京兆尹的宦海沉浮的传奇性经历，又有宫廷权力斗争刀光剑影的描写，还有游侠朱安世以及酷吏江充等属于西汉社会特色的侧面或正面的描写，当然，更精彩也更吸引人的是关于豫章郡、广陵以及长安的风俗画面的描写，这一切，构成一幅关于西汉社会的历史画卷。《亭长小武》的作者史杰鹏是位专攻古代文献的年轻学者，他用艺术创造的激情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去激活他所熟悉的汉代的文献典籍，尤其是严酷的汉代律令，使之化为艺术形象和动人的故事情节。应该说，这是这部历史小说最鲜明的艺术特色。

对历史真实比较自觉的追求。是否具有正确的历史观与是否具有比较严格的历史真实性是衡量一部历史小说艺术质量高低的两个重要的方面；而当下历史小说创作存在的最主要问题也是唯心史观泛滥而造成的对帝王和皇权无原则的歌颂以及不尊重基本事实的戏说历史和胡编乱造。史杰鹏的历史小说《亭长小武》另一鲜明的特色，也是其最重要的长处是用正确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去考察两千多年前的那段历史，比较自觉地表现历史的真实。“所谓历史的真实，简单地说，有三个方面：一、典章制度的真实；二、风俗民情的真实；三、文化的真实。”（见熊召政：《让历史复活》一文，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居正”评论集》263页）熊召政从其历史小说创作经验中概括出来的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就这三个方面来看，《亭长小武》的历史真实性是经得起推敲的。首先，在典章制度方面，作者对汉代的律令有比较认真的考察和研究，因而在小说中有着比较突出集中的表现，甚至可以这样说，对汉代严酷的律令的表现，是这部历史小说的一个鲜明特色。小说的主人公沈武从少年时代起就潜心研究汉代律令，在他的老师李顺力荐下到县里协助破了卫府失窃之案，进而成为代理县丞之后，他更自如地运用起汉代的律令来。而当他升为京兆尹之后，写他带兵追捕江充之弟江之推进入上林禁苑，箭中椒唐殿殿门，之后与江充之间为此展开的斗争，也完全是相互运用汉代律令为武器的。对汉代律令的准确细致的描写，大大增强了小说的历史真实感。此外，凡官职、制诏、服饰等方面的描写，也都符合西汉的历史原貌，创造了比较真实的历史氛围。其次，关于风俗民情的描写，作者也是下了一番功夫，为营造真实的历史氛围起了重要作用的，尤其是关于豫章和广陵两地的风俗民情的描写，显得更加精彩。再次，在文化的真实方面，主要体现在人物的思维和语言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因而刻画出的人物既有历史真实感，又栩栩如生。小说主人公沈武的形象创造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更具艺术魅力却是刘丽都与靳莫如这么两个女性形象。刘丽都作为广陵王刘胥的翁主，美丽、能干，对爱情忠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靳莫如虽着墨不多，却神采栩栩，过目难忘。我以为，在沈武、刘丽都和靳莫如这三个人物身上，正寄托着作者的审美理想。而这三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其可贵之处是既忠实于历史，不现代化，又能与今天的读者息息相通。

据说，这是史杰鹏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应该说，这第一步是迈得不错的。从这部处女作看来，史杰鹏在历史小说创作方面具有不可等闲视之的潜力，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着他写出更优秀的作品来。

〖墙角下的历史——读史杰鹏《亭长小武》〗

孔庆东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学者作家

史杰鹏这个名字很气派，三个字都颇为雄壮，合起来更透出一种豪横，要是给官府当个史学家，再合适不过，一般不容易碰上太史公那种倒霉事的。

然而很可惜，史杰鹏没有去当个官史衙门的“牛马走”，而是写起了很为正人君子所睥睨的历史小说。历史小说也有好好写的，或者写巍巍长城，或者写浩浩皇恩，或者写“两个黄鹂鸣翠柳，五千貂锦丧胡尘”，或者写“小怜玉体横陈夜，正是河豚欲上时”……可他放着这些正经事不干，既不肯为历史的大厦添砖加瓦，也无心给历史的城墙刷油喷漆，他偏偏要贴着历史的墙根往下挖。挖坟掘墓倒也不失为一件严肃而时髦的胜业，挖得深点，炸得大点，就兴许一举发现个兵马俑啊、舍利子啊什么的，彪炳千秋，吃喝不愁。可他连这点雕虫小志都没有，贴着墙角挖了半尺，就开始忙着建立历史博物馆了。有一部著名的小说，名叫《大墙下的红玉兰》，说明墙角下可能也影绰着好东西，但史杰鹏从墙角下挖出来并为之树碑立传的，却是个伟人们一肥脚就踩死一大片的蚂蚱小人儿。本纪、世家、列传，都没他的份儿，立德、立功、立言，都跟他不沾边儿。不能流芳百世，也不遗臭万年。不能推动历史进步，也不拉动历史倒转。既不自我牺牲，化作春泥更护花，也不曾螳臂当车，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他只是写一个汉朝的卑微小吏，做了些卑微的事，说了些卑微的话，见了些卑微的人，度过了卑微的一生，也接受了卑微的一死。虽然后来也做过高官，蒙过皇帝，但其言其行都远未达到可以左右历史车轮的力度。你说，这是历史小说吗？

我们历来所接受的历史，是由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和才子佳人构成的。后来进步了，我们被告知，历史的主体是人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于是历史中又加进了一个叫做“人民”的角色，只是这个人民很抽象，多一个少两个都无所谓，跟戏台上的龙套相仿佛，看上去声势浩荡、跟头把式的，大旗一闪，当中捧出的，还是人家原来的“生旦净末丑”。人民，整个变成一“托儿”了。

由此可知一个道理：帝王的起居录，都成了历史。所以人民，就是没有历史的人。中国人推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但有几个人能够留在汗青上呢？汗青的造价是很昂贵的，所以它对于客人理所当然要挑剔。它是宁肯多照顾“王谢堂前燕”，也不愿青睐“寻常百姓家”的。

但历史终究要被埋葬，而没有历史的人，却注定了永生。

史杰鹏的这部书，就写了一个具体的“人民”。这个“小武”，他不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也不是智勇双全的绿林好汉。他毫不抽象，他具体而细致地活在大汉朝的砖缝里。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基层干部，好容易爬上去几天，就身家性命难保了。套用一句流行歌词：“我不知道你为了谁，但我知道你是谁。”他有爱、有恨，有聪明、有糊涂。他可能当大官，也可能做草民。但他的命运，就那样被一双看不见的手给画定了。大汉朝少了他，就如同九牛少了一毛。但是他自己少了他，就如同泰山少了泰山，地球少了地球。

谁都可以不答理人民，所以人民自己要答理自己。我们在小武身上，看见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同事、邻居、朋友。于是，也就看见了真正的历史。真正的历史，在墙角。因为有了墙角，才有墙头。

今天，也正有许许多多亭长科长、小五小六，正沿着麻麻咧咧的墙角往上爬，有的已经望见了变幻大王旗的墙头。我们要同情、要记住他们的今天，免得到明天忘了他们的本名，还以为他们天生就叫汉高祖。这样，小武也就算没有白死啦。

〖记史杰鹏和《亭长小武》〗

王京儿 媒体评论员 专栏作家

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才，不消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

自从今年一月下旬以来，史杰鹏就以平均每天两千字的速度写这《亭长小武》的长篇，到如今，八月骄阳似火，三十六万字的历史小说终于写完了，可喜可贺。史杰鹏朋友中尽是有学识有才见者，加之他天生倜傥，红颜知己更是如群星伴月，小说一毕，好事者自然会将文本与作者联系起来，我就是这么一个好事者。

一、写《亭长小武》的史杰鹏

史杰鹏在七十年代初出生，江西南昌人，《滕王阁序》中说的“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今年他回南昌过年时，就曾经以江南三大名楼的噱头、鄱阳湖浩荡和庐山的翠竹向我炫耀，很是叫人羡慕。在《亭长小武》的很多处环境描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故乡的熟悉，小武逃亡时的景色描写，他和刘丽都初夜共度的环境，荣归故里时的风俗，一草一木皆成史话，《亭长小武》也因此带上了浓厚的乡土气息，很是亲切。

史杰鹏在南昌度过自己的青春发育期，小时候是个可怜的书呆子，没有离开过南昌，据他所说，他从小就过着苦日子，而且父系家长对他显然怜恤不足，只与母亲、姥姥感情较为深厚。他父亲曾经逼他天天挑水，几临发育成矮冬瓜的厄运，所幸他聪敏过人，不仅能通过站在当地的书店看书来诵记席慕容的诗歌讨好初恋女友，而且能反抗父亲的专制，所以终究没有长成矮冬瓜，反而骨相清奇，身长肉少，堪称玉树临风，这株玉树终究没在匡庐之地招摇，羽翼稍为丰满后就飞到了首都北京，偏安于西城一隅。不知道北京带给史杰鹏的究竟是什么，但是我敢说他曾很有抱负，从小武对公文和案例的娴熟以及小武最初为功名孜孜不倦的努力中，总能看到那个从自在于“试上高峰窥皓月，莫抛心力做词人”到感叹“虽有兹基，不如待时”的史杰鹏。

史杰鹏这个人是有一点傻气的，他曾羡慕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可是他对生活的要求似乎保持在最基本的温饱就可以了，每天早上起床到晚上休息，他能在办公室里寸步不出；他这个人还很好说话，对人没有脾气，也许是经过了青春躁动的狂热，他如今的狰狞思想都隐藏在不露声色的谈笑中，不难接近，但不易理解；他还有一些痴气，谁对他好，他便如小孩一样的欢喜，大抵是为着我们都是孤独的动物，再静心学术的人，都难免脆弱和寂寞。偶尔他似乎也会童心大发地弄一些恶作剧出来，他解释为自己是个不信鬼神的人，尽管他有个信基督的姥姥。写小说的时候，曾经与他讨论过结局的处理，他就曾哈哈笑着说要让悲剧上演，男主角和女主角都得死掉，让人不寒而栗。

有个权威的数据统计，全世界信仰基督教的人中，大部分是25岁之前得着的，大概是因为一般人年轻时思路最为活跃，总喜欢思想，总想去寻找人生的意义，而过了30岁，便不再去思考，于是重复单调的生活让人依靠外表去保护内心世界，而心里总有一个洞是永远填不满的。我猜测史杰鹏以及像他那样的学者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一个洞，没能填满。况且在北京这样一个厚实而又虚浮的城市，站得住脚的人，太需要和思想、学术无关的“体面”关系。所以，我猜测如果不是有朋友同学与他同在北京，他一定会过得挺苦。

据说他的办公室杂乱无章，且窗外车马喧嚣，但是藏书丰富。我艳羡他办公室里传说中的正版《十三经注疏》，八开本的简帛拓本，还有好几个让人兴奋不已的书架。在这办公室曾发生很经典的对话，一个高一小孩发话了：“北京哪里有书卖？”

史杰鹏很友好地说：“西单购书中心就不错啊，你想买什么书啊？”这个小孩就冲着这位北大硕士、北师大博士不知天高地厚地说：“我要买席娟的言情小说！”真是崩溃。

史杰鹏古怪一笑，长哦一声，大概心里在想，写什么历史小说，还不如人家席娟。不过，纵然受到了这样的打击，他还是坚持着写完了《亭长小武》。

二、史杰鹏写的《亭长小武》

初写这小说时，他曾自己定下一个简略的大纲，他告诉我，他要写的是西汉的历史，表现人物的性格，讲述宫廷斗争和平民发迹的故事，考虑到流行因素和个人偏好，他还要写三角爱情跟残酷杀戮。这基本上能概括小说的主要情节了。只是情节的发展从整体来说前半部分显得绵密，后半部分则有初次写长篇者的仓促习惯。修改时大概可以弥补这一缺陷。

作品最初是一种表演，是一种才华的展现，也是一种奇妙的联想，作者不流泪，读者不流泪，我想史杰鹏写作时应该是充满了快乐的，所以读完《亭长小武》的人也会和作者一样的快乐，尽管倒霉的小武和刘丽都在史杰鹏的叙事阴谋下被处极刑，但是我们应该庆幸作者并没有降服在自己的智慧和表演中，他是由着主人公在故事的发展中向前走的，在创作冲动和理性写作的条件下，小武和刘丽都才宣告死亡。

宫廷斗争与平民发迹的故事向来都容易编得出采：大概我们素喜看那在上面作威作福的人倒霉，所以前者让人兴奋；又喜欢看好不容易爬上去的人掉下来，所以后者让人心酸，这样，作为一部长篇基本的感情冲突是具备了，自然能吸引读者。只是这种吸引还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史杰鹏对汉史的理解很有训诂学穷究到底的精神，所谓“由小学而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而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小学而入小说者，其小说亦可信”，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一部大众的写作，这首先是个人的，是个人的智力创作，是他对学术追求的一种理解和尝试，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这种色彩又是我所羡慕的双栖气质，作为作家，他可以嘲笑学者没有才气；作为学者，他可以数落作家没有学问。只是，因着这种气质，他的小说语言虽然质朴干净，却依然限制了读者的范围的扩大。所以，从初稿来看，《亭长小武》的读者是精英化的。

不过，我知道这不妨碍他和小说的受欢迎程度。毕竟，眼球的掠夺是可以操作的，而真正的写作，只能靠创作。

历史小说的语言风格似乎向来以稳健阳刚为主，叙事生动而曲折，人物性格往往凸显在波澜壮阔的大局之中，所以写历史小说的男人挺多，我比较熟悉的作家是二月河与刘斯奋，网络上还有很多人将已去世的高阳拎来计较一番，但是实际上他们跟史杰鹏是完全不同的男人，所以，他们的历史小说也跟《亭长小武》是完全不同的。对于新的创作，我习惯读出属于作者自己的东西。从产量上看，高阳是让人佩服的，但是在课堂上时，当代文学史根本没提起他，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畅销书让编写文学史的人妒忌他发财了，但是毕竟，为了生活而放弃艺术的人，文学史也不得不放弃他们。二月河为人朴实，文字畅达，但是我总感觉他非常非常……，怎么说呢，就是很正统，很马恩。我更喜欢亦正亦邪的思想，这种思想才称得上真正的包容吧，所以我不想多读他的小说。我们广东的刘斯奋有家学渊源，为人圆滑，文史功底深厚，由于我偏爱明朝历史，当年读刘斯奋的《白门柳》，很是激动，感叹他将一些很有思想的文人写得那么生动，但是我又觉得他的语言稍显落伍，缺乏以简驭繁的表现力。不过，采访他时曾问及历史小说创作的语境问题，他简略地说，自己力求不同语境下不同的纯粹。从史杰鹏的小说中，我也能看出他追求、还原语境的良苦用心，虽然，他对这种纯粹的追求是掩盖在《俗世》的实用语言体系下的。

我们知道民间俗语体系是极其生猛实在的，史杰鹏的小说《俗世》就充满了这种质朴而强大的力量，他曾迷失在民间对女性的欣赏求索和强烈的歧视中，对性的生殖本能的渲染又增强了他对父系社会道德伦理层面的蔑视（详见史杰鹏的短篇小说《俗世》），但是在《亭长小武》中，他一方面继续运用这种语言体系进行历史视野下的民间叙事，特别明显的表现在对赵何齐、江充等人物的揶揄和小说人物的心理活动中；一方面则试图以纯粹的历史语言来展现一个逝去朝代的磅礴风采与沉重文化，尽管他对这一语言的运用还不很灵便，在与俗语体系的接合中甚至有些地方还很拗口，不过我相信，他在修改时，可以注意到这些问题。因为他在写《亭长小武》的同时，开始创作的小说《楚汉风云》，就将语言调度得非常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