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政治氛围在冷战期间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同盟国已经把司法权移交给西德政府，给纳粹罪犯定罪的紧迫感很快就消逝了。法律的进程成了蜗牛的步伐，1958年，西德的州政府在斯图加特附近的路德维希堡建立了中心部门，用于调查在第三帝国可能犯下罪行的个人。路德维希堡机构的调查结果会传达给相应的州检察官，被指控的纳粹罪犯处于他们的司法管辖当中。因为除了一般杀人罪和谋杀罪以外的所有犯罪期限的法规在1955年已经失效，路德维希堡不再聚焦于对与财产（雅利安化）和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相关的调查。一般杀人罪期限的法规失效于1965年，这样只剩下谋杀罪。根据德国修订于1941年的法律，一个谋杀者被定义为“因为杀戮的快乐，或者出于其他卑劣的动机，有着邪恶意图或者采用总体威胁公众的手法，进行杀戮的人”。受到政治议程驱动的法官去曲解这些词义以符合他们自己的目的并不困难。
另外，直接提出的问题是：“办公桌杀戮者”实际上是亲自操刀的杀戮者，还是只是一个不知情的帮凶。例如，在对党卫队帝国保安总局行为漫长的一系列调查之后，准备起诉的是300名主要罪犯。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在第一次审讯克拉科夫警察部门的一个官员时作出裁决：被告不是同谋，他的行为没有出于“卑劣的动机”（种族仇恨），只是作为警官和党卫队成员服从命令而已。另外，法院裁定：根据国会1968年通过的《刑法》第2章第50条，一个谋杀的同谋如果没有明确的个人动机，至多只能判处十五年徒刑。到1969年，这种最长刑期的判决已经超过了期限的法规。只要大笔一画，法院就可以有效地终止对原本准备接受审讯的300名犯罪者的起诉。
联邦最高法院1969年作出的这一决定，发出了一个在德国大多数较低等级法院不会消失的信号。对高层纳粹分子的控告将被许多法院所终止，因为这些被告只是“不知情的工具”，只是按照命令行事的同谋犯，他们的行为总体上不是出于伤害公众的卑鄙动机或者邪恶意图。阿洛伊斯· 哈菲勒是一个党卫队成员，参与了在切尔莫对8.9万犹太人的杀戮，在那里发生了第一次对犹太人的大规模毒气杀戮。波恩法院把他归类为“只是一个没有犯罪者意图的同谋犯”。联邦最高法院也将希姆莱的私人参谋长卡尔· 沃尔夫归类为“仅仅是帮助希姆莱执行任务”犯罪者，“从下属的地位偶尔给希姆莱的犯罪动机提供帮助”。
沃尔夫“仅仅”是征集和安排了火车将数百万犹太人送入死亡，假如他都不是罪犯，那谁还是呢？非常清楚的是，法院假定了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穆勒、艾希曼和其他直接参与大屠杀的犯罪者可以被认为是无条件的杀戮者。其余的大部分人是处于某种动机的同谋犯，而非上述的刑法可以起诉的犯罪者。他们被责任感、服从命令所驱使，或者他们出于恐惧，甚或高贵的理想主义信仰行事。一个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判库尔特· 博尔姆无罪，他是一位安乐死的医生，将6652人送进毒气室，只是因为他没有“出于邪恶意图”杀害受害者，而是相信他将解除他们的痛苦。也许撤销对纳粹犯罪者起诉，或者对他们缓刑的最通常理由是被告的辩解：假如他们不服从命令，他们的生命就处于危险境地。只有一个在贝尔泽克行政当局工作的成员被判刑，因为他对60万人的灭绝提供了帮助和支持。这个人作为杀戮的同谋犯只被判处了四年徒刑；根据法院的判决，所有其他的人都是“相信自己处于无望的逼迫境地而行事的，除了服从下达给他们的命令别无选择”。1966年，基于同样“假定的逼迫服从命令”的理由，达姆施塔特地方法院撤销了对322警察部队前成员大规模杀戮的起诉，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战后恢复了职位，并且稳步得到升级。
假如逼迫服从命令不是可行的策略，被告就试图寻找另一个有效的计策，他们声称自己患病过重，或者过于衰老，承受不了审讯。奥斯威辛审讯的主要被告罗伯特· 穆尔卡被判处了十四年徒刑，但是很快就因为治疗原因被释放出来。布鲁诺· 施特雷肯巴赫是特别行动队大规模射杀的组织者之一，因为身体状况极为糟糕而从未受到审判。同样，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赫尔穆特· 比朔夫也没有得到审判，因为根据哈姆法院上诉的观点，“被告犯有谋杀罪的起诉极有可能引起严重的高血压”。
尽管路德维希堡的中心部门调查了超过十万例前纳粹犯罪者的案例，但是到1993年为止，以谋杀罪或者谋杀同谋罪起诉，只有6487名纳粹罪犯得到了审判，6197名被德国各级法院定罪，只有163人受到终身监禁。路德维希堡中心部门的一位前主任阿达尔贝特· 吕克尔在一份官方报告《1945—1978年对纳粹战争罪行的调查》中声称：很少有纳粹罪犯逃过司法制裁，但是后来者如汤姆· 鲍尔所指出的，吕克尔特地解释了为何德国政府对少数逃脱的人不负有责任。吕克尔对为何司法制裁速度不快的辩解之一是，同盟国在战后把关键的文件运到了美国，或者其他地方，因此德国的起诉者无法获取它们。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德国人的阻挠和反抗，冷战、经济奇迹、前精英们的再度出现，都使得这一切更为容易起来。
对于那些真正试图与纳粹的过去达成妥协的人来说，看到前纳粹在西德组织的高层重新出现是特别难堪的。帮助起草纽伦堡法律，并构想出犹太人必须使用中间名“以色列”和“莎拉”的汉斯· 格洛布克在阿登纳的政府中担任国务秘书，直到1963年退休。弗里德里希· 弗里克是一个富裕的工业家，依靠剥夺犹太人的财富和让他们从事奴役劳动使自己发家致富，他不得不出售他的煤矿，但很快就通过收购戴姆勒· 本茨以从事金融东山再起，成为了联邦德国最富裕的人。弗里克像诸如阿尔弗雷德· 克虏伯那样的其他工业家一样，被判处了实刑，但后来都得到了减免。I.G.法尔本公司的经理都涉及奥斯威辛（莫诺维茨集中营）计划，他们都继续在德国的工业领域占据有利可图的位置：弗里茨· 特尔· 梅尔成为拜尔化学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和鲁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海因里希· 布特费施董事会董事；在奥斯威辛管理莫诺维茨集中营的瓦尔特· 杜尔费尔德成为了绍尔文化学公司董事会董事；奥托· 安布罗斯被委任为几个董事会的董事长，并且成为波恩政府的顾问；奥古斯特· 海斯迈耶是党卫队将军、希姆莱的伙伴、帝国妇女联盟主席格特鲁德· 朔尔茨—克林克的丈夫，因为篡改自己的姓名只受到些微的惩罚，在战后的余生担任了可口可乐子公司的经理。这个名单还可以数以千计地扩展。根据汤姆· 鲍尔的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初，有六十多名德国的大使和外交官曾是纳粹党的著名人物，他们帮助弗朗茨· 拉德马赫组织了最终解决方案。当然，一个与拉德马赫一起工作的年轻外交部官员声称他一无所知，他就是库尔特· 格奥尔格· 基辛格，他在1966年成为西德总理。
围绕基辛格被任命为总理的争论也许远超过较早的格洛布克的案例，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过去的责任上，先前被心理抑制的东西突然跃入了公众意识，挥之不去。基辛格纳粹的过去一直是公共争论的主题，当一个年轻的女人贝亚特· 克拉斯菲尔德在公共场合扇了总理一个嘴巴，这一过去成了一个重大的新闻。尽管许多人谴责了克拉斯菲尔德，但是她也有许多支持者，著名的有作家海因里希· 伯尔，在她被判刑的时候，他送给她一束玫瑰。基辛格的案例证明纳粹的过去是如此无处不在，毒害着环境，麻痹着国家的集体自信。至少非常清晰的是：直到老一代人把权力交给战后一代，揭发纳粹分子在敏感的公职岗位隐姓埋名的就职才得以结束。甚至调查纳粹战争罪行的路德维希堡中心部门的主任埃尔温· 舒勒也被怀疑（证明是错误的）亲自卷入东部前线的战争犯罪；由于这危害了其岗位的任务，他辞去了职务。
当然，未被把握的过去不只是一堵分割德国和更健康未来的墙。自1961年8月13日开始，一堵物理的墙也相互分割了西德和东德，凝固了向两个分离的国家的表层流动，这两个国家追求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和文化的目标。在西德，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竖起了强化其余两堵墙的另外两堵墙。除了上述提及的代际冲突之外，西德社会也面对着尖锐的“外籍劳工”的社会问题。这些劳工从地中海各国——尤其是南斯拉夫和土耳其——被请到德国，填充由严重的劳务短缺产生的鸿沟。德国的工业严重地依赖于这样的外籍工人去满足低报酬、无技术、临时性的岗位。这些类别的工作是工会化的德国工人拒绝接受的。无论是德国政府还是雇用这些外国工人的雇主都没有想到：假如这些工人选择留下来，拖儿带女，并且在德国生育孩子，并在此抚养会发生什么。当德国的经济奇迹在20世纪70年代结束，不景气和不断上升的失业给经济带来一系列挫折的时候，这些外国工人变得不受欢迎了。1989—1990年德国的统一使这个社会问题变得尖锐起来，好像它使所有其余的障碍都尖锐起来。这些障碍继续把德国民众彼此隔离，因此总体上把他们与世界隔离。
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物理之墙和心理之墙彼此隔离了两个德国，它们安心接受了分离的状态，尽管开通了更好的交流渠道，但也认为不可能在不断扩大的分歧之间架起桥梁。就犹太人而言，尤其是对于生活在以色列的犹太人而言，只有一个德国，即联邦德国。因为东德既没有参与阿登纳政府谈判制定的补偿协议，也没有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正是在联邦德国的发展，以色列国内外的犹太社群才小心翼翼地跟随着，对德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以及德国人处理他们反犹太人历史的方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联邦德国一直是以色列紧密的朋友和联盟，并且德国的两个主要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都采取了亲以色列的姿态。当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采取更为侵略性的路线时，对以色列支持的牢固墙壁从来没有出现松动。尽管左翼知识分子有着反法西斯和反种族主义的言辞，但是他们在巴勒斯坦人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受害者，喜欢把以色列妖魔化为第三帝国的复制品，因此也许将他们自己德国人的罪恶感以置换的形式投射在犹太人身上。事实上，左翼极端主义分子认为巴勒斯坦人是近东新的犹太人，并且把他们所称的“犹太复国主义种族灭绝者”妖魔化。
一些人认为，对以色列帝国主义的这种看法，在国内的左派和右派那里一样都是一种稍加伪装的反犹太主义。其左翼的形式被称为左翼法西斯主义，它能够以一种不同寻常的形式突然出现。例如，其中之一是由已故的赖纳· 法斯宾德创作但从来没有上演的一部表面看来无伤大雅的戏剧——《垃圾、城市和死亡》。在其中，一个人物严厉责难了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宣称：“他们忘记用毒气杀死他……当我想到在毒气室里他呼出的空气，我搓了搓我的手。”这个犹太人在金融上的贪婪使城市变成了污秽的垃圾场。因为暴露了潜在的犹太恐惧症的偏见，法斯宾德引发的争论是一个持续数年的满城风雨的事件。这部戏剧引发了尖锐的舆论差异。一些人发现它是淫秽的，对犹太人是诽谤中伤；另一些人发现它是有力的，在开放的民主社会值得上演。伊格纳茨· 布比斯破坏了这部戏剧在法兰克福计划好的演出，他发现它是侮辱性和难以接受的。其他一些人感到不再过度敏感，将犹太人和德国人的关系正常化，以致无论结果如何双方都可以公开陈述思想的时间已经到来。就许多德国人而言，似乎有一种感情在不断增长，那就是人为培育的亲犹太政策可能是一个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它破坏了艺术的自由。
这种态度也潜藏在德国外交政策中对以色列新的定位后面。为了有利于关系正常化，赫尔穆特· 施密特政府，以及后来的科尔政府在处理以色列的问题上，放弃了罪行的象征意义。1981年4月，在施密特从以色列乘飞机返回时，据说他说道：“德国的外交政策能够，并且也将永远不被奥斯威辛的阴影笼罩。”但是当这位德国总理批评梅纳赫姆· 贝京在被占领土的定居计划的时候，以色列总理公开侮辱施密特，暗示他可能作为东部前线的一名军官，参与了针对犹太人的残暴行为。这不应该令人惊讶，因为他代表着一个曾经试图灭绝犹太人，现在正向阿拉伯国家显示如何完成这一任务的国家。德国人试图不予理会贝京过激的、他们发现是侮辱性的言辞，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奥斯威辛的幽灵是难以驱除的，何况关系正常化。施密特的继任者赫尔穆特· 科尔在1984年2月访问以色列时发现了这一点。这位总理的首次出访是一次公共关系的灾难，最突出的标志是令人难堪的评论，其中尤其是针对他自己没有瑕疵的历史，他以错误的谦虚方式将其归因于“晚生的恩赐”。但是，他很清楚，德国的年轻一代准备接受过去，但是拒绝承认因为他们父辈行为而犯下的集体罪行。这位德国总理获得了历史学哲学博士学位，他要带头塑造更为正常的、账目清算完毕的历史，而不是他所相信的被罪感深重的自由主义者培育的历史。这些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德国是一个需要永久治疗的病人。
要不是科尔对历史有着所想象的敏感性，他就不能在重现正确的历史方面做得那么优异。这在1985年春季变得明显起来。那时他劝说了里根总统在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出席比特堡一个军事墓地举行的和解仪式。在那里，埋葬了同盟国和德国的士兵。因为墓地也包括49名党卫队成员的坟墓，因此就存在这样的可能性：里根可能象征性地祝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和杀戮者。由于在无条件地支持里根政府的防卫政策，科尔并没有被这样的访问可能造成的政治和道德反响，以及对这位美国总统的声誉可能带来的影响所吓倒。最终，里根总统给死去的国防军士兵作了《我是比特堡人》的演讲，但是批评家们正确地指出，它无法和F.肯尼迪《我是柏林人》的演讲相媲美，后一个演讲是面对数十万渴望摆脱苏联压迫的柏林人。
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的氛围充满了复苏的民族主义和辩护的趋势。许多德国人，尤其是政治右倾的德国人，对必须穿着自认为是永远不能脱去的政治硬毛衬衣越来越不满意。他们变得怨恨起来：他们的过去迫使他们从道德软弱的立场而非力量的观点行动；并且任何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或者表述都可能得到了各种错误的解释，比如外国人恐惧症、集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因为无论哪种意识形态的理由，那些拥护强烈民族主义的人都将自己暴露在反对者极度充满感情的反击之下。这些反对者并不害怕挥舞奥斯威辛的大棒。
1986年夏季，白热化的争论在新闻界爆发。恩斯特· 诺尔特在6月6日的《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过去将不会流逝》的文章。他在文中认为：第三帝国，尤其是大屠杀，使得不可能将德国不远的过去作为正常的、已经在人们记忆中流逝的一系列事件。诺尔特认为，存在着某些利益集团，它们为了自己最终的目的，人为地夸大了第三帝国的重要性。它们成功地将大屠杀作为独一无二的、无可比拟的事件。诺尔特宣称：通过这样行事，它们把大屠杀置于时空之外，把它归为绝对邪恶的水平，同时把它作为针对德国民众的教学上的威胁，以便强化他们的罪恶感，压制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当然，诺尔特没有我在这里说得那么直接，但这是从他扭曲的语言中暴露出来的东西。连同他刺激性的问题和机敏的暗讽，他的语言风格有助于两个目的：第一，它给予了他非常优厚的条件，以使其在明显站不住脚的地方逃避可能出现的圈套；第二，它有利于右翼极端分子，他们并不担心从诺尔特大胆的冥想之中得出的令人讨厌的结论。
从史学的层面来看，诺尔特的抱怨被很好地采纳了。希特勒的十二年帝国的史学效应，在许多描绘希特勒兴衰的历史学家眼里，已经产生了一系列视觉幻象。希特勒释放的邪恶如此巨大，以至于在历史的长河中放大了第三帝国的效应，似乎纳粹德国是绝对独一无二的，或者史无前例，或者举世无双。将这样的范例内在化的净效应是，它将第三帝国移出了历史领域，把它归为伦理学、神学，或者新闻界权威意见的领域。这反过来导致了政治因果关系理论和心理动机的误导性理论。对于一些历史学家来说，纳粹的经验依然是中心。围绕这一中心，对德国历史的解释才能够明确地表达出来。其最为极端的表现是，它已经导致了扭曲德国历史中的人物或事件的行为，把它们作为希特勒和奥斯威辛的预先形式。过去犯下的罪行也被延伸到未来，因为希特勒的阴影依然在超越现在地伸展着。
但是，诺尔特的研究是朝着相反的、被称为申明无罪的方向发展。诺尔特拒绝大屠杀是独一无二邪恶的理论，因为纳粹的种族灭绝只是20世纪许多种族灭绝事件中的一件。在20世纪60年代，诺尔特写了一本大受欢迎的图书《法西斯主义的三张面孔》，在其中，他将欧洲各种类型法西斯主义的世界观进行了比较，其中包括国家社会主义。他指出，这些法西斯主义大致的目标是盗用左派的极端化，并引入同质的民族共同体。诺尔特的著作是对各种法西斯意识形态，以及它们与同样狂热的政治左派对手冲突的完美比较研究。诺尔特接着考察了右翼和左翼极权主义政权的种族灭绝行为，拓宽了他的比较研究。但是，通过这样的做法，诺尔特搅动了一个马蜂窝，因为这是他的论点：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灭绝并非独一无二，而被认为是来自政治的宗教，这种宗教预先假定了灭绝是其世界观必要的因素。
正是在这一点上，诺尔特开始展开了纳粹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比较，以及普遍的历史真理。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分子确实想消灭它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他们相信，阶级成分决定了个人是否得到拯救或者毁灭。一些狂热的布尔什维克分子无疑相信：消灭作为一个阶级的整个资产阶级，是他们意识形态的责任，但是这一过激的言辞从未包括消灭中产阶级的妇女或者儿童。诺尔特的观点是：纳粹分子除了他们的目标是消灭种族而非阶级之外，没有任何差异。假如诺尔特在此处不再前行，我们相信他发现了一点真理。苏联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是形而上学的体系，它们宣称垄断了真理，认为他们的对手生活在罪恶的状态，要么通过皈依得到拯救，要么通过肉体的消灭得到毁灭。然而，纳粹分子在其极端的目标上比苏联的共产主义者走得更远。根据后者的观点：剥夺博学者并不意味着整个资产阶级肉体的毁灭；相比而言，希特勒的关于种族上劣等人的口号意味着整个种族的灭绝。
过分扩展一个比较是一回事，但是把比较作为起点去总结出一种因果联系是另一回事。诺尔特宣称，布尔什维克分子犯下的阶级杀戮——他称之为“亚洲人的行为”——促动了纳粹分子以同样的方式，并出于自我防卫作出回应，因为纳粹分子发现在自己遭到企图灭绝他们的苏联共产主义分子的威胁。根据这一观点——对此诺尔特没有提出任何事实的支撑——希特勒认为自己正在发动一场与敌人纯粹的防卫战，这个敌人信奉种族灭绝的行为，并且已经灭绝了将近1000万人。既然希特勒将共产主义和犹太人联系在一起，因此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拯救德国人，除非把他们一并消灭。这种思维方式是疯狂的，并且通过步入非理性的心态——是否只是为了理解它——诺尔特制造了一些令人遗憾的印象，其中包括这样的论点：希特勒针对犹太人的种族政策绝不是独一无二的，仅仅是历史仇恨的一部分，它在20世纪以特别的毒性突然爆发出来。
诺尔特不是一个种族主义分子，也不是反犹太分子，而是一个历史修正主义者，他是故意要开始破坏“单一性的假定”，战后的政治议题围绕着它成为了中心。诺尔特及其保守主义的拥护者有意或无意想要消除大屠杀的独一无二性，因此希望将塑造第三帝国的那一代德国人的罪行和责任最小化。诺尔特有权利对两个极权主义体制的灭绝行为进行比较，但是他错误地从假定的前一种种族灭绝衍生出一种种族灭绝，它打算使第一种——“亚洲人的行为”——比第二种——没有被称为“德国人的行为”——显得更有意义。诺尔特认为，对犹太人生物学的灭绝是苏联共产主义者阶级消灭实践的复制，并且“奥斯威辛首先不是来自遗传的反犹太主义，其本质不仅仅是种族灭绝，同时实际上是一种产生于对苏联革命灭绝性事件焦虑的反应”。这一观点没有任何助益。这样的推测不仅将大屠杀弄得无足轻重，而且有利于种族主义的修正主义者。这些修正主义者认为，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处置与斯大林对富农的处置如出一辙，社会完全有权利保存其民族的纯洁性，因此在去除异己或者不服从的少数人方面是合理的。
诺尔特的修正主义作品和其他修正主义者的著作是一致的。著名的有安德烈亚斯· 希尔格鲁贝尔的《两类崩溃：德国帝国的崩溃和欧洲犹太人的终结》。正如书名所显示的，这部著作由两篇论文组成：第一篇涉及德国军队在东部前线的崩溃，第二篇涉及最终解决方案。两个标题的含糊并列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因为这位不愿意将自己的民族主义牌摊开的作者并没有说清楚，为何德国军队的崩溃是一个可以和600万犹太人灭绝相提并论的灾难。在讨论这两大崩溃时，作者采用了性质上不同的方法合成了这一含糊的比较。正如他公开承认的，对德国军队崩溃的叙述带有巨大的同情心，但是，导致最终解决方案的事件却以冷静的诊断性细节进行了描述。因为希尔格鲁贝尔是一名东部前线的德国士兵，他承认他情不自禁地认同国防军的困境和失控的苏联军队对德国公民的虐待。他不可能对600万犹太人的命运显示同样的——假如不是更多的——同情，这充分说明了作者既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一个人。
这部引起极大关注的小书是没有伪装的、保守主义的修正主义著作，因为它包含了没有明确说明的、没有展开的民族主义议程。正如批评家们所控诉的，这本著作没有明确说明的主要假设之一是一个控告：西方大国积极地促进了对作为大陆强国的德国的毁灭，因此和俄国一道对引发战后危机负有责任。希尔格鲁贝尔认为，西方强国屈服于斯大林，把支离破碎的东部领土送到他的银盘子里。对于希尔格鲁贝尔和越来越多的具有民族主义心态的德国历史学家来说，“德国的大灾难”是德国作为强国的终结。德国哲学家于尔根· 哈贝马斯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谴责希尔格鲁贝尔、诺尔特，以及其他阐述错误的民族主义和辩护原则的历史学家。这些原则破坏了西德对自由主义、宪政主义、西方民主的信奉。他也相信，这些修正主义的观点可能作为适宜的原理，用来躲避德国人应该在奥斯威辛之后直面的无情真相。无论什么理由，对历史真相的逃避，是对所有德国人应为大屠杀接受的集体责任的推卸。哈贝马斯认为，这样的集体责任并不意味着个人的罪行，而是德国社会的承认。它没有阻止奥斯威辛的产生，为了后代的利益，它要通过最诚实的历史认知将历史的真相制度化，为这一失败行为赎罪。
历史学家围绕德国人罪行和德国人自我认同问题的争论，显示了许多尚未解决的、竞争性的主张。争论证明了，在纳粹主义可耻死亡的半个多世纪之后，纳粹主义的议题依然是多么敏感。在德国之外，甚至最低限度民族自尊心的维护都会激发起狂想症，尤其在以色列，在那里出现了“第四帝国”兴起的恐慌。人们谴责德国历史学家洗白过去，推进一个旨在作为一个大国实现政治统一和告诉德国人维护自己的、有预示性的政治议程。但是，德国在1990年实现统一的时候，这些恐惧变得更加尖锐。只要德国是分裂的，与德国民族认同相关的问题就被降低到政治利害关系的边缘。但是，既然东德和西德重新统一了，涉及犹太人问题和众多相关问题的民族认同问题，也就从边缘移动到了政治的中心。从统一开始，德国人是如何回应这一挑战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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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统一德国的围墙</h2>
假如用任何隐喻或者象征来描绘当代德国，它将不是帝国之鹰或万字徽，而是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围墙意象。德国人竖起了这些围墙，把自己和外部世界，或者相互之间隔离开来。在德国统一及随后欢欣的日子里（1989—1990），德国人体验了民族团结和重新发现的珍贵时刻。正如一句口号所表示的，“我们是一个民族”。从那一刻起，快乐让路给更为冷静的——假如不是阴郁的——对国家不确定未来的烦躁、挫折，甚至悲观情绪。把前共产主义的东德从政治和文化上吸纳到民主的西德，证明比大多数人假设的远为困难。一堵墙和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分割了两个德国四十五年，鉴于这样的事实，这应该是预期中的。对前共产主义东德——正在腐烂的工业基础——经济上的整合，证明是特别困难的，尤其在全球经济和其相互依存的市场、金融流动性、新技术等主要结构变化的时代，更是如此。深刻的分裂很快在东德人和西德人之间发展，其特征是相互缺乏信任和厌恶的感情。
当失业稳步上升的时候——1990年在12％以上，高于自大萧条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社会的平静让路给相互的讥讽和怪罪。经济和政治不满者的亚文化，用右翼的外国人恐惧症的词语表达出来。这种亚文化令人担忧，尤其是政治家们追上外国人恐惧症的浪头之后。在德国，犹如在欧洲的其他地方，替罪羊的对象是移民，他们因为当下困扰德国的复杂社会经济问题遭到谴责。自从统一以来，针对外国移民的暴力在德国极为普遍，反犹太主义跟着外国人恐惧症接踵而来。犹太人因为鼓励外国人移民以稀释民族的实质而受到了谴责。
作为替罪羊的外国人接下来十分关注历史久远的德国问题，它一直在过去出现，并与德国人—犹太人的问题相关联。是什么使一个人成为德国人？是社会化成为德国人，还是与德国民族群体关联的祖先的血统纽带？今天和过去一样，决定性的因素是种族的而非社会的。依然是血统，而非出生地，或者文化的同化，决定了一个人是德国人还是外国人。尽管存在民族身份引发的恐惧，但是德国人拒绝改变他们的公民权法律。因为西德邀请了数百万的外国劳工重建这个国家的工业基础，因此在过去的三十五年，这个问题反复地浮现出来。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这个国家经历了外国劳工从土耳其、南斯拉夫、意大利，以及其他地中海和近东的国家稳定的流入。许多“外来劳工”返回了祖国，但许多人则决定留在德国，组建家庭，或者安排喜欢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今天的德国有许多年轻的土耳其孩子，他们完全被同化了，只会说德语，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旅行。但是，根据当下的德国公民权法律，他们不能成为德国人，因此永远打上了“外国人”的标签。根据当下的数字，有600万这样的外国人，占总人口的8％。许多外国人在孤立中生活，在他们主人的手中忍受着歧视。
德国人对移民问题的回答是闪烁其词和摇摆的。信号似乎是：“我们感谢你的工作，但我们不喜欢你永远留在德国。”官方的观点是：“我们不是一个移民国家，但是我们对外国人是友好的。”这一没有解决问题的含糊是一种机会主义策略的结果，即在劳动力短缺时输入廉价劳动力，在劳动力满足短期目的时输出劳动力。应该预见到的是，数百万的外国劳工会留在德国。迄今，德国政府没有一个长期的政策来整合它的外籍少数人，也没有任何打算采纳美国人的多元种族社会的模式。同时，德国政府被卡得不能动弹，既不能驱逐不需要的外国人，也不能将他们同化到德国的主流当中。我一直主张，德国未能控制的纳粹的过去决定了这两种解决方案。同化是不可能的，因为德国人依然信奉民族的自我认同；驱逐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求助于被认为是与纳粹相似的策略将引发愤怒和反对。
围绕外国人问题，另一堵墙在扩展，这是一代人的墙，甚至是1968年出生的人和1989年出生的人之间的代际之墙。今天五个德国人当中有四个属于战后的一代，但是这一代人正显示出对德国民族自我认同问题深刻的政治分歧。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一个明显的向政治右翼的变化已经发生。这一变化挑战了西德世界主义的、民主的、西方定位的德国的民族意象，并威胁用民族主义德国所追求的“大国”状态取而代之。迄今为止，这一变化本质上还是知识分子性质的，探寻着宽泛的政治权力基础。“新右派”之名来自阿兰· 德· 贝努瓦相关的法国新右派。贝努瓦是一位法国思想家，他重新打磨了传统的右翼和新法西斯思想，把它们嫁接到左派时尚的修辞、葛兰西文化霸权的思想、雅克· 德里达文化差异的思想之上。新右派至少有四个不同的底纹：一是民族多元主义者，他们支持这样的观点，即民族性必须保护它们的纯洁性以保存它们独一无二的身份和文化创造性；国家主义者，他们追随着保守主义哲学家卡尔· 施密特，提倡一个强有力的民族主义国家；精神上的保守分子，他们谴责美国的“帝国主义文化”，以及它对德国生活和文化的影响；新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诺尔特、施蒂默尔、希尔格鲁贝尔、齐特尔曼、魏斯曼、尼佩代），他们想恢复德国的民族自尊心，使这个国家再次在大国当中能够获得它的地位。
最有影响和积极的新右翼拥护者有赖纳· 齐特尔曼，他是保守主义报纸《世界》的编辑之一；卡尔海因茨· 魏斯曼是哥廷根一所中学的教师，出版了一部极有争议的纳粹德国史，在其中，为了支持第三帝国日常生活的细节，边缘化和淡化处理了大屠杀被；迪特· 施泰因是华而不实的新右派喉舌《新自由》的编辑；博托· 施特劳斯是著名的诗人，最近才皈依新右派，他在《明镜周刊》上搅起了轩然大波，因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公山羊的膨胀之歌》的挑唆性文章，在其中，他攻击1968年出生的一代是畸形的一代，为了猖獗的消费主义兑换了民族感和精神深度。新右派通常把目标锁定在美国文化颓废的价值观上，认为它是破坏德国传统价值观的腐蚀剂。正如卡尔海因茨· 魏斯曼在为《外交事务》杂志的一篇文章作采访时尖锐地告诉雅可布· 海尔布鲁恩的那样，德国人将不再被欺压去忍受美国多元文化的社会；相反，德国人将回到他们传统的价值观当中。
在更加贴近地审视新右派所持有的德国传统价值观内容的时候，一个人会遭遇到令人熟悉的景观轮廓：有关民族灵魂及其深层本能、情绪、梦想的民族主义信仰。这一信仰比没有根基的自由主义思想生出理性主义的抽象观念要深刻得多。例如“青年自由”组织的年轻支持者，似乎是20世纪20年代“联盟青年”的再生。新浪漫主义“鲜血和土地”的观念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明显相似的，当然20世纪90年代的版本包含了当代摇滚乐和技术小发明的奇怪混合。这些极端右翼组织的潜在信息，被精打细算地用来建立跨种族和民族和谐的路障，因为它赞美民族优越感和民族主义，把它们作为有用的部落崇拜仪式。无疑，民族优越感和民族主义通过神圣的仪式和习惯的恪守保存了民族集团的纯洁性。根据这样的观点，对外国人的仇恨将不会受到谴责，因为它有助于通便和治疗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将抑制的敌意和攻击性外部化。
目前，新右派不是对民主的威胁，它的知识分子代言人在学术界或大众媒体相对边缘化。同时，他们煽动性和好战的修正主义制造了新的分离。根据犹太中央委员主席伊格纳茨· 布比斯的观点，这些造反的年轻保守主义分子与富裕的保守主义圈子有着良好的关系，因为他们对德国少数人的权利构成潜在的威胁，因此应该受到监控。新右翼明白：“为德国的战斗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发生在街道上，而是在集体记忆的领域和民族的自我形象中。”
在最后的分析中，东德人和西德人之间、德国人和外国人之间、1968年出生的一代人和1989年出生的一代人之间的冲突，都归根结底到未被把握的过去，以及应该如何把握它。正如于尔根· 哈贝马斯在和历史学家争论中所指出的那样，这场争论的真正要点不是认识论上差异的争论，而是对如何公开使用历史的不同观念的争论。它是通过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被用来为强化集体凝聚力服务，还是被用作道德的参照点，借此过去成为当下一代人学习的经验？在德国，集体记忆的政治，即谁解释过去的政治，在过去的上一个十年变得十分紧张。在这场争论的中心依然是第三帝国和大屠杀。除了疯狂的少数大屠杀否认者，大多数德国人都不否认大屠杀发生过。根据国际调查，德国人对最终解决方案有了很好的基本认识，修正主义者宣称它没有发生，这得不到大众的支持。对大屠杀的争论聚焦在应属于这一事件的意义和重要性上，即它应该如何被记忆下来，以及这个记忆在新的统一的德国如何被制度化。
尽管大多数德国人喜欢给大屠杀画一条终点线，但是在整个世界，人们依然会想起这一罪行的独一无二性和无处不在的恐怖，这使得长期忽视或者在心理上抑制它变得毫无可能。奥斯威辛的负担是永恒的十字架，它是作为一个民族的德国人必须承受的。无论多少否认、心理抑制、淡化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对于犹太人来说，奥斯威辛也象征着他们的历史和集体存在中极端的停顿，是一个最大规模的神学意义上的危机，因为它为犹太人，也为基督徒提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在奥斯威辛，上帝在哪里？”奥斯威辛把德国人和犹太人作为犯罪者和受害者，捆绑在一个永久而麻烦的关系当中，这个关系被固定在时间当中，它不能从历史的沼泽地里把他们解救出来。时间不能治愈所有创伤。它是否可能依赖于犯罪者和受害者如何就悲剧达成协议，如何处理过去。心理抑制意味着失败和不真实。同样，否认、边缘化、平凡化、淡化也是如此。真正的路径是沿着启蒙运动普遍的人类价值方向真诚的记忆和道德的增长。
德国人作出了什么进步去处理他们最近的悲剧历史？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关系今天是什么样的性质？处理过去的四种方法从1945年就已经制定。最初是同盟国，后来是德国人。第一是去纳粹化，它包括对纳粹罪犯的法律诉讼；第二是对受害者以赔款为形式的财务赔偿；第三是战后以政治和宪法手段保护民主和人权，反对犹太恐惧症；第四是通过教育和道德的努力重新教育年轻一代祝福民主。最不成功的是去纳粹化和对犯罪者的惩罚，大多数犯罪者现在不是死亡就是气息奄奄。对大屠杀幸存者的赔偿是善意的，但不充分，不过至少加速了将联邦德国整合进西方世界，在国际社会提升了德国民众的声誉。在近乎四十年里，德国一直是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稳定的民主体制。直到最近，它的经济在人均产量、收入水平、分配的社会公正等方面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极端主义的运动和党派已经被边缘化；尽管外国人恐惧症和犹太恐惧症的暴力周期性地爆发，但被无数热衷于宽容、保护避难者、反对纳粹主义的草根组织所匹敌。任何挑唆种族仇恨或者否认大屠杀的人都会面对严厉的罚款和监禁。1985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使得散布政治仇恨材料和否认大屠杀成为要受到惩罚的犯罪行为。西德宪法也绑定了前东德的领土，对威胁民主的自由言论加以限制，因此自动地限制了毁灭魏玛共和国的那类仇恨材料和政治行为。
有人可能认为，德国人比日本人、俄国人或美国人，更多地把公共注意力放在他们最近历史的黑暗面。近些年来，公共的争论一直强烈，善意的德国人对国家分裂和经济衰退感到极度的痛苦。这些分裂和衰退给外国人恐惧症的暴力和右翼的行为推波助澜。外国人恐惧症的浪潮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突然爆发，尽管在世界的新闻界被放大，但并不代表一个沿着开放、宽容、民主国家的方向前行的趋势发生了逆转。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大量生产了一种造反的青少年、反主流文化局外人、社会不满者的亚文化，但这一事实不意味着这些社会团体对主流构成了明显的威胁。德国人经常抱怨外国的观察家放大了新纳粹行为的孤立事件，将它们普遍化，暗示着“德国人总体上态度的变化”。根据对统一的新德国民族不宽容和极端主义的研究，“公众和新闻界准确地认识到极端主义的事件，但是错误地把它们作为公共舆论的指示器，其实它们不是。”行为暴戾的年轻人、酗酒的暴徒、街头流氓、煽动者，似乎给公众心理造成了很深的印象，远远超过和平游行和数十万正派的德国人的守夜。这本身就是对我们的全球媒体文化及其痴迷于轰动新闻、变态行为和粗言秽语的评论。因此，1996年1月吕贝克的外国人避难所被烧事件，遮住了另一件发生在同一天的重要事件：以色列总统埃泽尔· 魏茨曼对德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并在大屠杀新的纪念日在德国议会发表了演讲。这个纪念日由德国总统罗曼· 赫尔佐格发起，为了证明德国将继续关注奥斯威辛的解放，即使它的50周年纪念已经过去。
罗曼· 赫尔佐格和前任的几位总统（魏采克、海涅曼、霍伊斯）是在象征和文化的意义上为这个国家代言的，他们都同意，在奥斯威辛之后，德国的民族意识只能来自德国最好的人文主义传统，而不是受到污染的民族潮流，以及极端的民族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尽管于尔根· 哈贝马斯警告对这一共识的当下威胁来自极端右翼，并且这一警告得到了很好地采纳，但是这个国家的优秀思想人物——他们覆盖了整个政治领域，从左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到右派的天主教保守主义分子——在整个联邦德国时期支持这一立场。德国的大众媒体和教育机构都持有同样的立场。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与犹太人和大屠杀相关的议题在媒体，尤其是电视里是十分突出的特色。马克· 菲舍尔的《在墙后面》对德国人明锐的点滴见解显示了，自由主义的德国媒体通过过度的注意，可能已经过度补偿了过去的忽视。在今天的德国，他写道：“犹太人是历史。他们像苦药一样强迫地塞入德国人的喉咙。电视评论总是评论大屠杀的某个方面，否则一周是过不去的；出版者从不厌倦地记录德国犹太人的文化遗产。犹太人作为一个悲剧性损失被包裹起来。”
这种隐藏潜在犯罪感的自由主义的过度补偿，已经遭到了批评，因为它为时过晚，且过度感伤和虚伪。错误的焦虑并不比忽视或者否认更好。戈登· 克雷格不久前参照了两种不健康的德国人对犹太人和以色列的态度：以可怕的对犹太人和以色列虚伪的友谊显示出来的内疚和对内疚的补偿。克雷格指出，每一个“进步的”德国中产阶级家庭总有一天要去以色列旅游，会见以色列人。尽管以色列的军事成功某种程度上抑制了这种对犹太人的过度焦虑，但是在德国它依然十分强烈。根据马克· 菲舍尔的观点：有一些“召集”犹太人的德国人，他们像激动的主妇一样给卡片档案增加可能的客人。有一些德国人，他们以研究犹太历史和宗教作为一种赔偿。有一些德国人，他们出于对犹太人损失的哀悼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德国存在着一场争论，主题是犹太社会的悲剧性损失应该如何处理。因为制度性的办法对于德国人来说是第二天性，许多人指望政府而非私人企业去处理集体记忆的问题。科尔政府要求给予德国人两个主要的博物馆：波恩的历史博物馆和柏林的德国历史博物馆。大量的著作谈论了这两个博物馆，以及争讼纷纭的争论。这些争论包括国家历史的体现，尤其是德国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也包括犹太人的毁灭，以及5000万人的死亡。
对科尔可爱计划的争执——尤其是柏林博物馆——只是一场争吵的预热而已，这个争吵与莱亚· 罗施建议的已经计划好的大屠杀纪念馆有关。莱亚· 罗施是一个电视脱口秀的女主持人和媒体明星，她在柏林一个纪念大屠杀受害者的纪念馆建设的背后是推动性的力量。尽管有私人基金的赞助，因为这个计划要求得到波恩政府和柏林议会的支持，更不用提需要一大批规划师、建筑师和艺术家，因此它停顿了下来，可能永远也不会建造起来，但肯定不会以罗施设想的宏大形式建造。简· 克雷默描述了围绕着罗施大屠杀纪念碑的争论，认为它已经转变成了“毛骨悚然的公共娱乐”。克雷默把给自己取了犹太人名字的罗施描绘为装腔作势的媒体贵妇，她越出了各种动机——从对大屠杀牺牲者真正的同情到自我提升，以及罪行的具体化——已经进入了“大屠杀的职业”。假如由她决定的话，德国人在柏林市中心将拥有一个巨大的墓碑，它的尺寸是足球场一般大，以倾斜的水泥板塑造，上面刻着400万犹太受害者的姓名。从马察达采集来的18块巨石将散布在受害者的姓名中，一块巨石标志着一个集中营。人们责难这一计划耗资巨大、无法实施、矫揉造作。在这一作了记号要建纪念碑的地区建造公寓房的开发商表示反对那些计划，因为他们要他们未来的租户在楼上看见的是歌德的雕像，而不是五英亩刻着犹太人名字的水泥板。
科尔总理以及分享其情感的保守主义历史学家、政治家，乐意在集体的记忆中容纳德国过去的邪恶，但是他们要让它边缘化，以支持一个过去更为辉煌的部分，它们包括歌德、席勒、赫尔德、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对于他们来说，旨在悔悟和赎罪的忏悔式记忆不是唯一的，更不用说是重要的集体记忆的形式。总理和历史学家科尔需要画完罗马天主教总理阿登纳的圆圈，把德国人从历史的枷锁中释放出来。完成这一任务需要重新创造更为英雄的德国历史。德国历史的成就将展示在公共展览馆内，民众在那里能够看到显示德国伟大的更为高贵、更为英雄的形象。希望通过展示一千多年的德国历史，通过比较，十二年的第三帝国的重要性将萎缩下来。希特勒释放的邪恶将被放逐到历史当中。
这一历史的驱邪行为要求创造新的神话历史，在许多今天的德国人当中拥有支持者。科尔了解他的民众；他知道他们希望政府划出最终的界限，使他们从留存的罪恶感中解脱出来。正如尼采很久以前注意到的，太多的记忆会使活人虚弱，因为过去沉重地压在他们的身上。创造性的成就，要么处于过去伟大的光环下，要么处于过去邪恶的覆盖下，它是非常不容易的。像犹太人一样，德国人周期性地患上有害的历史狂热，即病态地偏执于沉重的、在活人的生命中散布了麻痹的沉重过去。科尔总理和许多保守主义历史学家似乎更喜欢逃避黑暗的过去，他们运用了尼采所说的“不朽的”方法，它强调过去伟大的、闪光的瞬间，忽略了黑暗的插曲。但是，也有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们想要采用“批判的”模式审视过去。这一模式存在于把过去带到审判庭，进行无情地审问，最终给它定罪，从而使新的东西诞生。无论一个人站在哪一边，对历史的争论都是健康的，因为只有这样的方式，未被把握的过去才可能从心理抑制的黑暗沼泽里解脱出来，被理性之光审视。只有这样的方式，未来的一代代人才可能更轻松地呼吸，忍受更少的未被把握的过去的痛苦。
一个非常重要的和相关的，也是经常在德国内外被问及的问题是：犹太人是否可以在今天的德国自由地生活和呼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之后，犹太人清楚地感到他们在德国没有生意可做。大屠杀的幸存者不能原谅或者遗忘。对于他们来说，德国人是永远有罪的。不到一万的德国犹太人在最终解决方案中幸存下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决定离开这个残暴的、他们已经感到恐惧和厌恶的国家。莱奥· 贝克没有回来，大多数被阿道夫· 希特勒驱逐的知识分子没有回来。一些人——比如阿尔弗雷德· 德布林、阿诺德· 茨威格、恩斯特· 布洛赫、汉斯· 约阿希姆· 舍普斯——回来帮助重建这个被战争破坏的、精神贫困的国家。尽管他们在纳粹德国忍受了迫害，像维克托· 克伦佩勒的其他一些人依然决定留下来，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前往。他们的纽带似乎比纳粹施加在他们身上的伤害更加顽强。
五十年后，有超过五万的犹太人生活在德国，正如过去一样，他们当中的大部分生活在像柏林、法兰克福、杜塞尔多夫、科隆、慕尼黑这样的大城市。今天，第三代德国的犹太人依然生活在德国，第四代即将诞生。几年前，在以色列总统埃泽尔· 魏茨曼访问德国的时候，他告诉一群德国犹太人，他不能理解为何他们生活在德国，他们真正的家在以色列。这不太温柔的责备引发了许多德国犹太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回应这位以色列总统：他们在德国有家的感觉，而且没有打算生活在以色列。事实上，超过五万的犹太人显然喜欢生活在德国，他们在那里是一个受到法律承认，并受到法律保护的少数民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所有的人在德国都有家的感觉，同时感觉到自己是德国人。太多的德国人依然认为犹太人是非德国人。犹太人中央委员会主席伊格纳茨· 布比斯叙述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插曲，它体现了作为一个犹太人今天在德国的含义。借以色列总统访问德国之际，布比斯被邀到一群接待以色列总统的政府官员当中。正式仪式之后，每个人都放松下来，端着鸡尾酒杯。联邦政治教育局局长走近布比斯，高兴地说道：“你的国家总统确实进行了一场精彩的演讲。”布比斯回答道：“当然，罗曼· 赫尔佐格总统的演讲一直很好。”这位德国官员回答道：“不，不，我的意思是你的国家总统魏茨曼先生。”布比斯幽默地接受了它，但是悲哀地认识到犹太人依然没有被看作完全的德国人，而只是被看作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正如几个民意调查所显示的，太多的德国人假定德国人和犹太人属于不同的民族团体，犹太性的中心在德国之外的以色列。但是，大多数德国人没有像一些偏执的女人，送给布比斯一个签名电报，告诉他携带自己的数百万家财前往以色列。对犹太富人的陈词滥调十分顽固，它们是日常犹太恐惧症偏见的一部分。
尽管社会歧视性的犹太恐惧症偏见继续在德国存在，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潜伏的，被边缘化了。与新闻界造成的印象相矛盾，在德国，自从统一之后，无论是犹太恐惧症还是外国人恐惧症都没有太大的增长。对1989、1991、1994年民意测验的发现进行比较显示，一种趋势正在持续，它起始于1990年，朝向对纳粹的过去更加宽容，并更乐意与之妥协。1990年进行的对前东德反犹太人偏见的两个调查——那里之前没有进行过调查——显示：东德人甚至更少有对犹太人的偏见。这些和其他一些民意测验并不意味着，犹太恐惧症、外国人恐惧症或者民族主义的傲慢对德国的民主进程是不重要的，或者不包含危险。许多外国人恐惧症和反犹太人的暴力行为在1990年统一之后给德国打上了标记，它们是不可能被忽略的，但是它们应该无损于1945年德国人作出的进步。采用一个医学的类比来说，犹太恐惧症的偏执在今天的德国有所缓解，但是它远没有被根除。它依然是一股流动的憎恨和根深蒂固的偏见的潜流；它维系在必须支付赔款的憎恨，使得人们的和平和幸福受到纳粹残暴行为令人烦恼的提示的骚扰，尤其是受到外部世界不断提示的骚扰：他们的父母或者祖父母可能是大规模杀戮的执行者。有多少德国人如此感受是难以判定的。毫无疑问，这里存在着犹太人仇恨者小小的硬核：它不会因为奥斯威辛而宽恕犹太人。但是，这样变态的观点是潜流的一部分，它不可能膨胀成为另一股纳粹激流，也肯定不会以六十五年前的形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