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后，中国将领正干什么呢？在南岳衡山开会。

按军委会以前的说法，武汉会战是第三期抗战（全面抗战开始至南京失陷为第一期，徐州会战为第二期）。这个说法在1938年底被身在衡山的蒋介石纠正。

会议是在1938年11月25日召开的，这是抗战史上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在随后的岁月里，衡山取代了庐山，成为众多军事决议出台和作战检讨汇拢的地方。

五岳中的南岳，最初在安徽天柱山，自隋起，易主为湖南衡山。衡山主峰位于现在的衡阳境内，整个山脉则横跨湖南八市县，绵延400公里，有72峰，首峰祝融海拔1300米，虽不是太高，但由于地理环境上佳，是五岳中最苍翠幽深之地，全山古木参天，一如世外。

蒋介石喜在名山办公，庐山陷落后衡山成为他的不二选择。抗战期间，蒋介石一共在这里召开了4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使衡山以特殊的方式把自己的身影留在那八年史册中。

长江以南两个战区——顾祝同第3战区和陈诚第9战区的司令长官、集团军司令、军团长、军长、师长等一百多人参加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也应邀出席会议。

蒋介石非常重视这个会，此前已经叫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湖南宁乡人）筹备很长时间了。不过，在会议第一天蒋介石并没有参加，因为要在长沙会见英国驻华大使，所以由何应钦代致会辞。

转天蒋介石来到会场。对于蒋来说，开会的主要目的不仅仅在于检讨武汉会战，更在于全面梳理跟日本全面开战一年多以来的成败得失，为下一步抗战提供政略和战略依据。在会上，他先叫大家找问题。这一年多，到底在哪些方面需要检讨和反思的？大家都沉默不语。蒋介石见此情景，便叫将领们先讲武汉会战。还是没人说话。

蒋介石只好自己说：“我看首先应该检讨的还是军队里的军阀陋习！我说的是滇军的问题！”

事情是这样的：

日军在10月底占领武汉后，一度向崇阳（鄂东南，湘鄂赣三省交界处）进攻。第1集团军（云南部队）奉命拦截，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龙云虽挂着总司令的职务，但不到前方任职，而副总司令卢汉，又因病到长沙治疗去了。大敌当前，军委会催龙云指挥部队，龙云不来，也不派其他人指挥，导致这个集团军群龙无首，军纪散漫，军部、师部乃至于旅部各自为政。有的团长称病不去前线，有的则不遵守命令，不进入预定阵地，擅自转移退却。如新编第3军，转移到九宫山后，居然不走了，宣布自己在“九宫山打游击”，并自行停止跟其他部队的电台联系，抗战以来从没出现过的情况出现了。

其间甚至发生过更匪夷所思的事。

有一天，第58军军长孙渡（云南讲武堂，云南陆良人）打电话给新编第3军军长张冲（徐州战有上佳表现），说：“正面发现敌情，怎么回事？是不是在前方你们没放部队？”

张冲说：“哪有这种事？绝对不可能！”

孙渡的阵地在张冲后面。

结果一查，本应张冲手下部队布防的地方，果然看不到人影。

怎么回事呢？原来，张下面的新编第12师的两个团长是菜鸟，不会看作战地图，带着部队却没找到阵地的位置……

要命的是，不仅仅团长找不到自己要去的阵地，就连师长也找不到自己的阵地。在11月6日，新编第10师师长刘正富就曾不好意思地给军长孙渡打电，说自己的部队在黑夜里迷失方向，已经转了好几圈了，但没找到要去守备的第二线阵地（其实就在崇阳城郊）。

孙渡大怒，说：“你带着部队在崇阳修筑工事多日，为什么会迷失方向？你不知道军法吗？”

结果也没办法，只好叫刘的部队就近占领别的阵地。

在会上，滇军的表现遭蒋介石痛批。蒋介石甚至要枪毙张冲。但经卢汉说情，念张冲在徐州禹王山血战，最后刀下留人，张冲撤职留用，孙渡记大过。蒋介石这样做，实际上是给龙云看。

屡次作战不力的徐源泉也被查办，因为在撤退阶段，他违抗留在后方打游击的命令，而像在南京一样，撤得特别快，在这方面确实具有天才。

谈到武汉会战，蒋介石认为：中国军队最大的失误，是马当要塞在短时间里失陷；最大的成功，则是与敌人战于武汉外围，逐次消耗对手；再者就是山地战对中国军队的有利程度大大超过以前的估算。所以蒋介石告诉众将，在抗战第二期，要充分利用中南的地形，减少阵地战，多打运动战。

按以前的判定，打到武汉早就是第三期作战了。但会上蒋介石推翻了以前有关抗战阶段的划分，而把整个抗战分为两期，第一期是平津开打到武汉陷落，武汉陷落之后到最后胜利为作为第二期。

说到持久战，蒋介石又想起蒋百里。

前推两个月，也就是9月中旬，身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顾问兼陆军大学代校长的蒋百里，在广西宜山写下《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文中有这样一句：“蒋先生在四年前说：‘我有最后的决心。’三年前的冬天就有人问到底几时是最后，仿佛在催促着似的。去年‘七七’以后，蒋先生又说，我们会得到最后的胜利。近来，我仿佛听见又有人要问到底几时是最后，我老实说，最后就是明天，不过你这短命鬼今天要死，我可没有办法。”当蒋介石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蒋百里已经在宜山病故了。

蒋介石哀痛不已。

一年前，在庐山，蒋介石曾跟蒋百里有一次长谈。当时，蒋介石刚发表完庐山谈话，决意与日本开战，但又忐忑不安。

蒋介石当时说：“百里先生，我们力量不如日本啊，但还是要打。打，怎么打？”

蒋百里徐徐说：“要看全面开战后日本人希望怎么样。日本军事力量虽强，但拖不起，必希望速战速决；他们所希望的，正是我们要避免的。他们要速战，我们当持久战，用空间换时间，在时间里拖垮日本。至于在军事上，在中国地理的第二棱线，也就是湖南及其与四川交界的地方，与他们相持，直至最后取得胜利。”

蒋百里在庐山的一席话，像给蒋介石吃了颗定心丸。与此同时，“湖南战场”这个词也深深地印在蒋的脑海，后来他叫自己最看重的陈诚、薛岳先后主持第9战区，其意也正在于此。

在南岳峰会上，蒋介石告诫诸将领：“武汉陷落后，中日进入相持阶段，北从秦岭经豫西、鄂西、湘西以达黔、滇，是再不能退的绝对国防线。”

检讨武汉会战时，陈诚认为，虽然从持久消耗的战略上讲，中国军队是成功的，但战力和战术问题却有很多，军队“量的优势每为质的劣势所抵消”。特别提到王陵基军团以及孙渡和张冲的部队，并认为很多将领“缺乏积极企图心、牺牲协同心和毅然独断心”，互相之间缺乏协作精神，彼此间不能及时救援，两部间阵地结合处极易被突破。同时，“不能看破战机”。他批评了李延年的第2军。谈到广东之战，认为一无是处。

陈诚提到一个教训，就是经过淞沪、武汉两战，认识到“三军联合作战是现代战争的一个特质，没有强大海军、空军配合的陆军，纵然精锐，也终归无济于事”。

其实还有一点，但这一点陈诚没在会上说，而是后来直接报给蒋介石，那就是军中将领缺乏现代国家观念，很多部队之间的指挥依靠地方色彩维持。他举了例子：李宗仁在第5战区，那么桂军就必须调到第5战区；张发奎和薛岳在赣北作战，那么第4军、第64军、第66军就在他们手里。从一个角度来说，指挥起来确实灵便。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显然是有大问题的。因为人马还没调动，你就得先考虑一下人际的因素。

这是一个时代的积弊。

会上各抒己见中，交集最多的是抱怨军队中间单位繁琐：军委会、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师、旅、团……一如俄罗斯套娃，想不耽误事都不可能。所以在会上，蒋介石拍板，减掉兵团、军团、旅，指挥系统改为：军委会、战区、集团军、军、师、团这样的指挥层次。其中，以军为战略单位。不过这样的话，每个部队里肯定就有人没事干了。怎么办呢？于是又新增设了一个职务，叫步兵指挥官，由部队里闲下来的少将或中将担任。

很多将领提到阵亡官兵多“暴尸战场，不能掩埋”，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诸人无不黯然，遂决定在衡山修建烈士公墓，也就是日后的南岳忠烈祠。

就战术和装备问题，大家进行了讨论，有抱怨，有无奈，也有经验之谈。

王耀武跟宋希濂一直在讨论步枪的问题，后者说：“我们的‘二四式’，理论射程是2000米，有效射程是600米（能达到预期的精度和威力所要求的距离——作者注），很多部队长只要判断日军进入600米线就开枪，还是沉不住气，尤其是山地战，本应该隐蔽得更好，在最后一刻显露目标，这样才能更大量地杀伤敌人。”

王耀武笑，说：“老宋，你就知足吧，你的士兵在用‘二四式’，我的士兵大多还拿着‘汉阳造’，就是想在600米线内开枪，也够不到啊。”

中国军队使用的步枪，进口的主要是捷克步枪，但数量有限，还有比较老款的“汉阳造”或者叫“八八式”。再就是“中正式”，这种步枪虽是国产的，但依据的是德国1924年版的毛瑟枪图纸，综合性能在同类枪中处于世界一流水平。

“中正式”于1935年在河南巩县兵工厂投入批量生产，当时正好是民国24年，所以最初的名字是“二四式”。对该步枪装备军队这件事，蒋介石是格外关注的，光巩县就去了两次，甚至提出自己的想法，比如他认为原版步枪枪身过长了。这也好理解，原版图纸毕竟是根据欧洲人的身材设计的。蒋认为，如果完全依靠原版图纸制造，枪支在实用性上必然有问题，所以他建议让枪支长度缩下来，更适合中国人的身材。所以，样品出来后，枪身只有1.11米长。这时候有人提醒蒋介石，说：“我们将来的敌人肯定是日本，现在日军装备的步枪是‘三八式’，按我们掌握的情况，该枪枪身长达1.275米，如果将来中日开战，士兵拼刺刀时，我们的士兵肯定吃亏啊。”蒋觉得还真有道理，所以最后决定在刺刀上找齐，将其加长到57.55厘米，超过“三八式”。由于定案过程中，蒋提出一些建议，所以首批步枪出厂时，干脆改名“中正式”了。

宋希濂问王耀武有没有打过“三八式”，后者说还没有，宋说：“我打过，在日本上军校时，他们就用了很多年，当然一直在改进。他们的枪虽然枪身长，看上去有点笨，但实际上用起来非常顺手，射击的精准度也高。”

王耀武说：“我们的‘二四式’理论射程比‘三八式’少400米，但有效射程要比‘三八式’远。我看到过一份情报，‘三八式’有效射程只有460米左右，而我们是600米。所以在步枪上我们是不输给鬼子的。当然，前提是都装备‘二四式’。最后比的毕竟是有效射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