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对长江航道的袭击从战争爆发后就开始了。一年来，航行于长江上的中国船只都积累了不少经验，“建兴轮”开出后也曾遭日机多次袭击，但由于船工经验丰富，所以始终比较安全。问题就出在重新由武汉回航的“江兴轮”。

按当事者给出的数字，此时船上挤了一万多人，从底舱到顶层，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缝隙。

身在“建武轮”上的陈良屏此时非常担心“江兴轮”。

这时候，一名引水员走进底舱。聊天时，引水员告诉船舶运输总司令部的几个人，一个小时前，两架日本飞机飞过去了，后来听到下游传来枪声，两轮之间相距30多公里，“江兴轮”可能遭日机攻击了。后来又看到那两架日机飞走了，一架好像被打伤了。半小时后，又来了几架轰炸机，看来“江兴轮”凶多吉少！

大家几乎同时闭上眼，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副司令庄达随即叫3名船舶运输总司令部人员外加一名水手，乘火轮上的一艘备用小木船前往下游出事地点进行查看，命令他们3日内赶到沙市会合。

几个人领命后，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出事地点，也就是新堤江面，但那里已归于平静，此时天空晴朗，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江面空空荡荡，“江兴轮”消失了。他们下船后，到附近村子打探，有村民说，不久前听到激烈的交火声和巨大的轰鸣声，有人爬到房顶上观看，远远望见江中大轮船上的士兵用机枪射击日本人的飞机，但船最后还是被炸沉了……

正如村民描述，此时“江兴轮”已沉卧江底。

我们回到事发当时，1938年10月25日清晨，看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约在6点钟左右，两架日军水上飞机发现并迫近“江兴轮”。此时轮船上人满为患，军民混杂，日军发现军人后，立即用机枪扫射，随后飞行员打手势，叫“江兴轮”回航武汉。自然遭拒绝。船上高射炮队的士兵悄悄拉开所蒙帆布，朝日机开火，当即击中一架，但没有坠落，跟另一架跑掉了。

日机跑掉后，“江兴轮”上的船舶运输总司令部的人员觉得事情危急，建议立即将船搁浅岸滩，疏散人员登陆。但由于船上人太多，这个建议传了半天没传下去，而且高射炮队的一位连长认为，日军水上飞机不足惧，因为他们不携带炸弹，只有几挺机关枪，火力十分有限，根本不是船上高射炮的对手。

在连长的命令下，6门高射炮对空架设。但他忽略了一点：日本人的水上飞机确实不能携带炸弹，但他们却可以给轰炸机报信。也就在高射炮队的士兵还在架设炮位时，4架日军轻型轰炸机在两架战斗机的护航下呼啸而至。

接下来的场景可想而知。

日机循环往复地盘旋俯冲，除了炸弹外还投下大量燃烧弹。一时间，“江兴轮”上妇女的嘶喊声、孩子的哭叫声、老人的咒骂声和炸弹的爆炸声连成一片。

高射炮手倒是勇敢，在轰炸中对空还击，虽然击中一架俯冲的日机，但于事无补，另外几架日机死死咬住“江兴轮”，船上的炮手也接连受伤。此时中舱起火，船尾中弹严重，船身开始缓缓下沉，为求生，很多人都跳到江里。

武汉船舶管理所书记李世芳和妻子以及三个孩子在船上。在阵阵爆炸声中，位于三层边舱的他，先是用随身携带的绷带把妻子和自己连在一起，叫妻子抱着最小的孩子先跳入江中，随后李世芳一手抱着一个孩子，也不顾一切地跳了下去。

跳到江里，如何就是脱身之策？

但这时候，船上的人除了跳江外再没其他办法。日机像带刺的马蜂，无论怎么驱赶都驱赶不走，一圈圈地把毒刺扎过来。“江兴轮”已遍体鳞伤，船尾完全沉下，船头悲怆地翘起……

一个浪头打过来，绷带开了，李世芳的妻子和最小的孩子消失不见。

李世芳大叫一声，喝了口水，两手下意识地一松，另外两个孩子也被湍急的水流卷走。江中人头攒动，日机上的机枪不停扫射，很多人中弹，江水渐红。会游泳的人，拼命往岸上游；不会游泳的人，很快就下沉了。

李世芳顺流被冲了30多公里，才被村民救起。

按陈良屏回忆，“江兴轮”沉没时载有乘客一万多人，只有84人生还。

这是个大疑问。按当时情况，即使是大型客轮，尤其是内河行驶的江轮，即使上面都挤满了人，是否能装下一万多人？南京战时，被唐生智“赶”到武汉的两艘大型客轮的标准载客人数是800人，即使超载，2000多人当是极限，否则船只正常行驶都是个问题了。所以“江兴轮”装了一万多人这件事使人难以置信。

但遍查史料，有关“江兴轮”的记载少得可怜，能看到的几乎所有记载，都是来自陈良屏的“一万多人”这个“原始数据”。唯一期待的，只能是以后相关档案的真实披露了。

此时需要说到的是冈村宁次。

前推半个月，10月11日，他带着高级参谋池谷半二郎来到第6师团驻地广济。

作战课长宫崎周一当时正在想怎么解救万家岭的松浦师团。走前他叫池谷带了一封手令给广济的第6师团长稻叶四郎，催促他们尽快向武汉进发。

前面说过，第6师团用的是“尺蠖战法”，打一周，休息10天。加上多日被中国军队围攻，部队减员不少，一批3000多人的补充兵正在赶来。在这种情况下，稻叶曾电告宫崎，等10月20日补充兵到齐后，最早在23日再向武汉攻击。这个日子对宫崎来说太晚了。他的作战计划是，必须在10月底之前进占武汉，这也是冈村宁次的意思。而且，此时大别山方向的第13师团在麻城受阻，第6师团快速进击可侧击中国军队侧背。所以宫崎在手令里叫第6师团最晚10月17日必须拔营。

至于冈村，他来广济有两个目的：一是例行视察，另外就是告诫第6师团的部队长在攻入武汉时约束部队，不可再出现南京一样的暴行，因为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已把武汉定为监视重庆的前进基地，将有大批日军机关进驻武汉，这座他们需要长期盘踞的城市，容不得破坏。

在广济，冈村先找来11名中队长、小队长，跟他们谈话，问一线的情况，其中很多是打田家镇的家伙。随后冈村跟师团长稻叶四郎、旅团长牛岛满进行了一席谈话。池谷半二郎把宫崎周一的手令拿了出来。稻叶告诉冈村，到现在为止，他的部队仍不时出现强奸等暴行，所以他计划拿出军纪相对比较好的佐野虎太的第23联队（来自宫崎县）打头阵，接替现在正处于前锋位置的鹿儿岛联队。

在督促第6师团进军的同时，冈村希望稻叶拿出一部分兵力帮北路日军占领宋埠、河口镇两处要冲。因为看现在第13师团和第16师团的速度，即使第6师团攻下了武汉，他们也未必能出现在上述两个地点。所以在冈村来广济前，他不顾越权指挥的嫌疑，专门以第11军司令官的名义给本属第2军的第16师团长藤江惠辅发了封电报，希望他们加快点进攻节奏。

对于选择走大别山这条路线，冈村现在觉得犯了一个错误。

稻叶开始加速，在补充兵还没到全的情况下，10月17日，前锋牛岛支队就开始行动了。一周后，10月24日，牛岛支队先头部队佐野联队出现在汉口30公里外的黄陂。

这期间，由于中国军队大部已转移，所以日军在行进中没遇上什么阻力。仅仅一天后，10月25日傍晚6点，佐野虎太就带着部队在汉口4公里外的戴家山渡过黄土湖，入夜后该支队的3个中队率先冲入汉口……

由于城内中国军队都已经撤离，所以没有遭到任何抵抗。

10月26日午后，佐野带领整个联队开入汉口，牛岛满随后进城。

武汉三镇陷落时情况不一样。当时，汉口是经济和商业中心，有些经商者坚持留了下来；武昌是政治和军事中心，所以撤退得非常干净，马路两边的商店、机关的窗户都被砖头塞得严严的，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里都空空荡荡。

进入武汉的日军相对来说比较老实，这一次他们主动设立了难民区。由于畑俊六的命令，日军在进城前，各级部队长携带了需要保护的古建筑和文化建筑的名单。但就跟攻入每座城市后日军都会至少拿出一天的时间进行搜捕一样，在武汉三镇，他们同样对可能存在中国残存军队的地方进行了扫荡。为了给武汉租界的外国人看，扫荡是在宪兵的“陪伴”下进行的，那意思是：看，我们规矩吧？不过是为了挽回一点他们这支军队在国际上的恶劣影响而已。但由于中国军队撤得干净，所以日军最后无所收获。

还记得前面说的长沙那位叫邹炳蔚的老爷子么，他以年老不能杀敌为恨，时常跟人说：“如敌人侵入武汉，即择清泉之滨跃入就义，以激励子侄，矢忠报国，免以我老为念。”当日军攻入武汉的消息传到长沙，老人为叫亲友横心抗敌，果然拿出一命，赴水而死。

老人赴死当天，长江南岸的波田支队进入武昌，会战后期配属给波田支队的高品彪支队（第15师团一部）在武昌渡江，转天，也就是10月27日开入汉阳。最后撤离武汉的是陈诚的大将方天的第185师。在掩护其他部队向鄂西转进后，方天带着部队最后撤出汉阳，至此武汉三镇全部陷落。

但武汉陷落并不是武汉会战的最后尾声。

在岷山多次打击第74军后，吉住良辅率第9师团经短暂休整，向瑞昌以西发起进攻，穿过中国守军的阵地，向贺胜桥转进，欲在中国军队撤退前切断粤汉铁路。但当他们在11月3日出现在粤汉线上的嘉鱼时，武汉已陷落一周了。但第9师团随后没停下，沿贺胜桥经汉粤铁路南下，在11月12日与溯江而来的第6师团兵临洞庭湖边上的湖南重镇岳阳，在新墙河北岸与中国军队形成对峙。

本想把日军第9师团作为武汉会战的尾声，但拨开云烟一看，发现了一支不同寻常的部队，如果把他们的行踪作为会战最后的句号，当是再恰当不过了。这就是国军第54军。

早在田家镇陷落前，江对面的富池口已失。

富池口在湖北阳新县城东25公里的长江南岸，富池河在这里注入长江，故名富池口。富池口三面环山，北面临江的峭壁即半壁山。山下江面狭窄，与北岸田家镇形成犄角。第54军（第14师、第18师和第49师）军长霍揆彰兼着要塞司令官。

霍揆彰是陈诚的老部下，早在陈诚做第18军军长时，他就是该军所辖第14师师长了。54军就是以第14师为班底，在淞沪战场上拉起来的，后来历任军长几乎都是“土木系”要人，霍揆彰后面是黄维、方天、阙汉骞等人。从参加淞沪会战时起，第54军士兵就佩戴“还我河山”的袖标，这成为其显著标志。1944年该军作为主力，参加了滇缅反攻战，在腾冲、龙陵跟日军血战，让日军接连“玉碎”，成为后期抗战中表现十分抢眼的部队。

陈诚把坚守富池口、半壁山的重任交给霍揆彰。霍叫第18师固守半壁山、富池口一线。这个师在上海大场曾与日军血战，当时师长朱耀华在绝境中欲自杀，但被部下把枪夺了下来。此时师长叫李芳郴，但他显然没有朱耀华的血性。

陈诚当然重视半壁山、富池口的防务，为此特意给第18师增配了山炮和高射机枪。李芳郴把黄福荫（中央陆军军官学校8期，湖南湘乡人）的一个营放在半壁山。会战开始后，汤恩伯还拿出一个加强旅驰援半壁山。这个旅配了两个高射机枪连和一个炮兵营，有克虏伯榴弹炮6门，75毫米口径高射炮4门。

虽然火力加强了，但半壁山要塞的防御工事并不尽如人意，只有少数新建的水泥碉堡，更多的是石垒式的半自然掩体。在日本海陆空立体攻击下，除炮兵和高射机枪还击外，守军为了不暴露目标，只是隐蔽在简易的工事或战壕里，挨着日军的炮弹，等日军步兵攻上来，相距300米到600米时，才用机枪和步枪开火。

田家镇开打后，由于日军主攻方向在松山口，所以正面江上军舰的炮火都打向了半壁山、富池口，这叫霍揆彰十分郁闷，但对此局面终究无可奈何。有时候一舰炮砸下来，守军就死伤几十人。由于野战医疗缺乏配备，止血和消炎药品短缺，很多重伤士兵刚脱离战场就死去了。

打到8月下旬，除第18师黄福荫营的阵地外，富池口外围前进阵地尽皆被日军突破。

黄福荫接到师长李芳郴的命令，叫他率全营到要塞东北占领新阵地，掩护师指挥部与要塞核心阵地。黄福荫领命立即转移，没想到这是他作为“掩护角色”的开始。

富池口、半壁山危情后，蒋介石告诉张发奎，这一线要顶上一周的时间。张发奎把命令下达给李芳郴。

李芳郴对张发奎说：“我实在受不住了，如果没有部队增援，那只能撤下来了。否则的话，别说七天，我三个小时都顶不住了！请总司令转告委员长！”

语气很硬的。

身在大冶县城西南山上的张发奎说：“没有命令，擅自撤下来是要枪毙的！”

随后张又缓了一下口气，说：“李师长，你是黄埔学生，委员长栽培了你，你理应感恩报德，不论你能不能守七天，都应该这样去做。”

尽管如此，李芳郴放下电话后还是擅自撤了。胆子确实也够大的。

张发奎抬出蒋介石来也没压住这位李师长。在《抗日战争回忆记》里，张发奎把这一段省略掉了，按后来他在口述自传里的解释是，因为觉得写了这一段有损蒋介石的声望。道理很简单，蒋是统帅，又是黄埔校长，李芳郴既是他的学生，又是他的部下，却没有顾忌蒋的权威，公然违抗其命令，用张发奎的话说，这意味着轻蔑。

当张发奎把情况转告蒋介石时，后者在电话里咆哮起来，说：“枪毙他！立刻枪毙他！”

这叫张发奎想到一年前，在淞沪战场撤退之夜，接到蒋介石的电话，蒋要张告诉上海警察局长蔡劲军，叫蔡留守南市地区。但蔡拒不执行这个命令。张发奎转报蒋介石，后者也说了同样的话：“毙了他！枪毙他！”

用张发奎的话说，“蒋先生习惯于在一时冲动时下这类命令”。说起来也矛盾，面对直接抗命的将领，如果用好话好商量的口气，似乎就更不对了。现在，枪毙不枪毙，李芳郴都没能顶住，七天对他来说确实难。最后扔下部队，他一个人划着小筏子跑了。

师长独身弃阵，这仗自然没法打了。不过，第18师的留守官兵倒没乱，在营长黄福荫指挥下，不但掩护了要塞炮部队转移，撤退前又破坏了要塞上的设施，撤退后又把附近的浮桥全部炸毁。

撤退路上，有经验的老兵听到咝咝滑啸声时，会不加理会，因为他们知道：这时候，鬼子的炮弹正在凌空飞过，在地面上可以照常行动。当然，他们也晓得，但如果听到飞行的炮弹骤然变声，那就需要立即卧倒了，因为此时炮弹一定会在离你不远的地方落下。

李芳郴后来被军事法庭判了3年刑，倒也算是轻的了。对于他来说，至少在3年中不必面对日军的进攻了。随后，第14师旅长“土木系”干将罗广文接任第18师师长。

罗广文上任后，把第18师还有战斗力的部队编成一个团，找了个人当团长。此时张发奎第2兵团司令部没预备队了，于是这个团转为张发奎直属部队，在休整了一周后，被张调往大冶。行前那名团长找到黄福荫，说现在人员困乏，士气不高，想把这个团编为一个加强营，意思是黄任营长，带队伍去大冶，他就不去了。罗广文显然被李芳郴影响了。

黄福荫二话没说，把部队编为四个步兵连，外加一个重机枪连，还有一个通讯排和一个卫生队，立即开赴大冶。

见到张发奎后，张询问了人员和装备情况，随后展开地图，叫参谋长介绍敌情，告诉黄福荫，日军已迫近大冶。

张发奎说：“我手里就你这支直属部队了，现在总部决定在3天内转移，你们营的任务是掩护总部，在大冶县城正面布防。你们只有一个营，作战时务必小心！”

就这样，第18师这支残余部队成为掩护第2兵团总部撤离的生力军。

大冶县城坐落在一面湖的西北面。

黄福荫领命后，立即做出部署：先派人破坏了通往县城的公路桥，随后以一个连守备大冶城西公路交叉点上的高地，用两挺重机枪封锁住路口；以一个连守备县城外东北面，一个班占领城南方向的突出部，用两挺轻机枪封锁湖面；另一个连携带一挺重机枪，在城外西北处守备，封锁由东向西的公路；剩下的两个排和两挺重机枪放在县城北；最后一个排做预备队。同时叫通讯排立即布置电话线。

张发奎对这个布置很满意，告诉黄福荫，等总部转移后，这个营归甘丽初（黄埔军校1期，广西容县人）第6军指挥。这时候，甘的军部在大冶城北13公里的一个村子里。

张发奎走后第三天，日军先头部队出现在大冶城南，黄福荫的部队利用地形的侧面和斜面构筑掩体，杀伤了不少敌人。由于日军不能逾越，只好隔湖炮击。坚守到第7天，有日军沿公路由东南向西迂回。黄福荫把敌情告诉甘丽初，后者告诉黄：“第6军在今夜将向后撤，下面的一个旅负责掩护，你营暂归该旅指挥，可与彭姓旅长联络。”

黄福荫给彭打电话，彭只是叫黄营坚守阵地，其他未做任何说明。

黄福荫苦笑，想：这一回，自己这个加强营是别想走了，又得给第6军打掩护。

后来，第6军撤了，那个旅也走了。走前没给黄福荫下命令。这时候，大冶一线只剩下黄福荫的半个营了。

就在这时候，有个部队长找到黄福荫，原来是第6军的一个战车防御炮连，他们在匆忙的撤退中被甩下了，由于步兵武器不足，想跟黄营一起走，换句话说，也就是要黄的部队保护他们。

黄福荫当即答应。

入夜后，部队沿县城西南大道潜行，在路上遇见甘丽初，黄福荫把那个战车防御炮连完好地交给他。黄问第6军后撤时为什么不通知他，甘丽初自知理亏，所以只是一个劲地称赞黄有作战经验，以后当大有作为。

黄福荫虽然不快，但又能怎么办呢？

在大冶县的金牛镇，黄福荫遇见第185师师长方天和他的参谋长石祖黄（黄埔军校6期，湖南邵阳人）。

黄福荫大喜，因为方、石是他的老上级。淞沪会战时，黄在第14师，那时方、石都是第14师团长。方天的这个师，由武汉警备旅扩编而成，士兵家属多在武汉，所以离开武汉时，不少士兵开了小差，找自己的家属去了。等转战到金牛镇，全师已没多少人了。听了黄福荫的诉说和抱怨后，方天说：“你这个营战斗力很强，加入我的部队，作为主力好不好？由我来指挥。”

黄福荫当然愿意。

按方天的命令，黄福荫带人开赴贺胜桥占领高地，阻击日军南下。

但第三天，方天又打来电话，说军委会下令第185师转赴宜昌休整补充，黄营仍归甘丽初指挥。

黄福荫一百个不愿意，但也没办法，只好再次开拔，向已经位于通城附近的甘军报到。

黄福荫率部马不停蹄地跑了三天，再次见到甘丽初，甘说自己的部队已奉命到湖南永安休整补充，至于黄福荫的营去哪儿，他也不知道，随后下了道手令，叫黄福荫直接联系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

黄福荫拿着甘丽初的手令茫然四顾，他一个小小的营长，去哪找汤恩伯呢？甘丽初告诉他，汤恩伯就在通城。

就这样，黄福荫又率部赶到通城，把情况跟汤恩伯讲了一遍，听后汤也笑了，实实在在地表扬了黄福荫一番，说一定把情况向上面汇报。随后，汤恩伯告诉黄，卢汉第60军正在通城东北方向的金塘与日军作战，要他率部向金塘一线进发，掩护第60军撤退。

黄福荫一听头就大了。

但军令如山，只好硬着头皮顶上去。

在向金塘进发的路上，黄福荫遇见撤下来的第60军通信营营长，后者告诉黄福荫，说：“第60军已经撤了，你别再往前去了。日军正往通城攻击，你就一个营的兵力，再往前的话会被日军吃掉。”

黄福荫听完觉得有道理，于是停下来占领阵地，并派人报告汤恩伯：第60军已经撤了，一个营再往前于事无补。

汤恩伯说：即使第60军撤了，你们也要顶上去，不要怕。

黄福荫心里说：“说谁怕了？老子在罗店都打过，有什么可怕的？”

老汤的命令，他黄福荫还是必须执行的。

黄福荫叫人在占领阵地的同时，派一部向前搜索警戒。谁知这时日军已绕道兵临通城，汤恩伯的部队已经跟日军打起来，战况十分激烈。汤派来传令兵，叫黄不要前进了，立即掉头回援通城，在城西南公路两侧占领阵地，掩护汤恩伯部队撤退。

这一回黄福荫笑了。

笑完了，手下问他怎么办，黄福荫大吼：“服从命令，掩护汤司令！”

掩护汤恩伯部队转移后，黄福荫总算接到一个正式的命令：转赴湘西归还第18师建制。老汤还是够意思的，把黄营的情况向战区做了汇报，才有了这道命令。

还是说说此后的黄营长吧。

第18师后来被调离第54军。作为这个军的老人儿，经对换，黄福荫被调到已归第54军建制的第50师，当上了副团长。1943年，黄维出任第54军军长，将此时所辖的第198师的两个团与第14师、50师互换，黄所在的团又转划给第198师。1944年滇西腾冲反攻，黄福荫作为副团长，率部飞攀高黎贡山，从后面攻击日军，立下显赫战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