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早就出发了。这个师驻扎在彭泽县城，走公路的话，离长山只有15公里。但鲍长义就是等不到他们。没办法，他又向王锡焘求兵，作为马当要塞司令，早先又同属海军，王的态度当然很好，但手里除了一个守备营外，实在没可派的部队。

第167师为何迟迟不到？

出发前，师长薛蔚英在电话里请示李蕴珩：“走公路的话，引来日本飞机轰炸怎么办？”

李蕴珩迟疑了片刻，说：“那就绕太泊湖，走东边的小路。”

其实，在接李的电话前，薛蔚英已接到一个要他去增援长山阵地的电话了。打电话的还不是寻常人，是白崇禧。

前面说过，鲍长义把电话打到武汉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那里，谢哲刚直接报告了蒋介石。后者给空军的周至柔打电话，下令南昌基地的战机立即出动，增援马当要塞。随后蒋又给白崇禧打电话，叫他立即安排人马增援长山。此时白正在另一处要塞田家镇视察军情。于是，白把电话打到驻彭泽县的第167师师部，要师长薛蔚英马上率军出动，走大路往长山方向增援。

白崇禧叫他走大路，李蕴珩叫他走小路。一个近而危险，一个远但安全。最后薛蔚英还是听从了他的顶头上司的命令，为了躲开日军飞机，带着一个师的人马上了小路。

小路有芦苇荡掩护，走起来确实比较隐蔽，但需要绕行，时间也全耽误在路上了。但即使是绕行，也不过40公里，薛蔚英带着队伍走了多久呢？整整3天。没人知道他是怎么走的，或许把救火当成了野游，日后不枪毙他枪毙谁？

6月26日正午，烈日中，鲍长义在一无弹药二无援兵的情况下，放弃长山。手下问鲍长义：“咱手里这3门日造的‘三八式’野炮怎么办？”

鲍长义说：“这炮是日本人造的，不能把他们再留给日本人，炸了也可惜，还有一辆汽车可以开，人下来，把炮装车！”

残余的二百多名士兵边战边退，下午4点到达马当镇时，见到前来支援的第16军的一个团。但为时已晚。

在镇中，鲍长义看到他的上司王锡焘。鲍此时反倒平静下来，说：“仗没这样打的。”

王锡焘说：“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

鲍长义说：“马当一失，不仅彭泽、湖口，九江都难保了。”

王锡焘没接茬儿，说：“你带着人走吧，向湖口方向转进。”

王锡焘问鲍长义手上还有多少人，后者说十不存一，只有二百来人了。

王锡焘说：“一定珍惜这些跟日军有交战经验的士兵，他们是以后再打大仗的基石。”

鲍长义点点头，问王锡焘和他的守备营什么时候撤，后者说现在他还不能走，正在跟武汉的谢哲刚联系。

就这样，鲍长义告别王锡焘向湖口转进。

转天中午，鲍长义一行人到达彭泽流泗桥附近，碰到3架日机去空袭彭泽。随后奇异的一幕出现了：

在不远处的山丘上，有一白衣男子不时喊叫，并向日机做出肢体动作，没过多久，县城附近一座军用仓库就被精确轰炸。见此情形，联想到6月24日日军趁结业典礼的日子登陆这件事，鲍长义就明白了，立即派一个排长带人去捕捉白衣男子，随后在山丘下的防空掩体里发现3名带着无线电报机的日军谍报人员，立即将这几个人毙杀。

鲍长义带人行至湖口。

湖口湖口，鄱阳湖入长江之口。

在湖口，鲍长义遇到守备要塞的第3总队长康肇祥。

第3总队的一个大队放在了马当，另外两个大队由康带着守备湖口。鲍长义想协助康再战日军。康认为部队已残（他的两个大队还没与日军交火），不如回武汉复命。路过湖口三里街时，被筑建战斗工事的军队拦住。康肇祥只好叫鲍长义、金宝山先离队去武汉，自己带着部队继续守湖口。但随即接到命令，湖口一带失去战斗力的部队立即撤出战场，而康肇祥的部队被认为已丧失战斗力，于是叫他带着人马沿鄱阳湖撤退。在行至庐山脚下，被一支友军缴了械。

谁呢？第74军。

此时军长俞济时率部驻德安，归坐镇南昌的薛岳第1兵团节制。

第74军的一个连长说：“蒋委员长有令，部队不准过湖，凡有擅自过湖者，一律缴械，官兵收编！”

就这样，康肇祥和部队被缴了械。

康肇祥、杜隆基等军官经南昌被解送到武汉，当抬头看到“军法执行总监部审判厅”几个大字时，几个人才知道情况不妙。“作战不力，擅自溃退”，这是审判人员给他们的说法。康肇祥那边怎么解释的，杜隆基不知道，他自己力辩，只承认无令撤退这一事实，至于作战不力不是事实，因为在马当激战中，还收到过委员长蒋介石发来嘉奖电令。后来一查，果然如此。

杜隆基说：“如果讲作战不力，只能是第16军。”

事后第167师师长薛蔚英以“延误军机罪”被枪决，李蕴珩逃脱一命，被撤职。

攻占长山阵地后，波田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去爆破横在江上的阻塞线，长江航道就此重新打开，彭泽县城随之陷落。

彭泽陷落没多久，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就飞到彭泽近郊的简易机场。这是他上任后第一次来前线视察军情。此时波田重一和刚刚登陆的第106师团长松浦淳六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东京人）身在彭泽县城。两地之间还有一段距离。

彭泽地处前线，黄维第18军正在这一带布防，其手下两员大将彭善、陈沛的部队不时突击。所以冈村的手下和前来迎接的第106师团参谋长秋山大佐商量，想叫彭泽县城的波田和松浦前来机场见冈村。

冈村说：“啊，我到两位兵团长那里去吧。”

据说冈村的这句话让在场的崇拜者作战课长宫崎周一大为感动，当即掏出小本儿，把冈村的话记录下来。

这帮人分别乘着汽车、骑着战马，穿越刚刚激战完的阵地，往彭泽县城而去。

可惜黄维没有侦察到这一切，否则就派一支突击队……当日军炮火时常跟着中国军队的司令部转悠时，日军司令部的位置我们往往一无所知。情报工作的不细致和不深入是当时中国军队的另一个致命伤。

在彭泽县城的一个富商大院里，冈村见到了松浦淳六郎和波田重一等人。

冈村夸奖了波田一番。对于松浦，则着重问有什么困难。松浦岁数比冈村还大，马上就“奔六”了，他是冈村的学长，陆军士官学校15期的，比冈村高一届。他说：“我的部队没有任何困难。”

于是冈村就信了。

也可以理解。虽然第106师团是由预备役人员组成的特设师团，战力通常没法跟常备师团比，但毕竟是熊本第6师团的班底，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冈村看来，这个师团与同属特设师团的东京第101师团比，还是占有很大优势的，即使后者曾参加过上海战。

在来彭泽视察波田支队和第106师团之前，冈村在江北的安徽潜山已经跟第6师团长稻叶四郎有过一席谈了。

本来第6师团和波田支队同时受命攻取安庆。但从6月6日行军开始，他们就遇到大雨，这雨居然连绵11天之久，原本就河网密布的地形更加泥泞。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河流因雨暴涨，仗还没打，光渡河时第6师团就意外死伤十多人。当接到安庆被攻占的消息时，他们才行进到距安庆80公里的潜山附近。稻叶一着急，顺势攻占了计划外的这座县城。

在潜山，继谷寿夫之后统领彪悍凶暴的第6师团的稻叶四郎告诉冈村，这支南九州的部队确实能打，“团结心强，排他性也强”，心高气傲，对其他部队缺乏“关心”。同时，士兵“忽视抢掠、强奸等非法行为”。

冈村说：“攻略武汉涉及帝国的政略，如果再出现南京的局面，那么攻占武汉将毫无意义。而且，武汉以后必会成为日本军在华中的前进基地，会有要害部门进驻，即使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容不得对武汉进行破坏。”

稻叶倒是表示赞同。

冈村说：“我听说在南京发生大规模的强奸，而且至少4万中国战俘被集体枪杀，据被俘的敌人军官说，被日本军活捉便遭杀害，退却又要被督战队打死，所以只有顽强抵抗。”

稻叶还是很狡猾的，表示他对此一无所知，他上任时师团就已经从南京撤出来了。而且他告诉冈村，师团里的联队长，很多都被换掉了，打南京的那批人基本上都不在了。

冈村告诉稻叶，由于兵力不足，第6师团有可能将被单独赋予攻取江北一系列重镇的任务，包括武汉三镇的汉口。本来冈村是想先给稻叶吹个风，叫他们作好苦战的心理准备，但没想到包括稻叶在内的部队长都喜形于色。

的确，正如稻叶所说，此时第6师团联队以上的部队长，除第36旅团长牛岛满、辎重兵联队长川真田国卫、野炮兵联队长藤村谦没动外，其他全部被更换了一遍：稻叶的幕僚，参谋长重田德松、作战参谋秋永力、情报参谋赤木喜代治、后方参谋吉川源三。今村胜治接替坂井德太郎出任第11旅团长。几个联队长也都换了，现在的第13联队长是中野英光，第47联队长是岩崎民男，第23联队长是佐野虎太，第45联队长是岩松平治，骑兵联队长和工兵联队长分别是古贺九藏和增田政吉。

在南京大屠杀中指挥部队施暴的冈本保之、冈本镇臣、竹下义晴、长谷川正宪等人已经被转任他职。

冈村很快就明白稻叶和他的部队长为什么兴奋了。武汉相当于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第6师团去年底第一个攻入南京，这次也想第一个陷落武汉，成为日军战史上两克中国首都的部队。

就在日军沿长江两岸节节推进时，东京的人们也没闲着。

7月8日，近卫内阁开出一个预案，即：中国表示想和谈时怎么办。实际上就是新的议和条件：第一条是重庆国民政府与北平王克敏政权、南京梁鸿志政权合并或参加建立新中央政权；第二条是改称和改组重庆国民政府；第三条是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采用亲日亲满反共政策；第四条是蒋介石必须下台。

日本人有时很聪明，有时又蠢得过头，榆木脑袋一根筋。因为退一万步说，即使蒋介石接受了前三项，也不可能接受第四项。所以日本内阁搞出这么个东西来实在是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中国如果不想和谈怎么办？

日本内阁也认真地给出预案：首先就是不停战，叫中国军队连战连败（类似于板垣征四郎说的直到把中国打得爬不起来），尤其是通过占领中原地区（日本人眼里的湖北一带）“引起中国现中央政府自行崩溃和放弃继续抗战的意志”。关于后一点，所依据的显然是前面讲到的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长本间雅晴提供的那份情报。

在这里，日本人进入一个误区：放大了中原地区在现时代的政治作用。

在古代中国（南宋以前），中原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是最发达的，打仗时又处四战之地，得中原者得天下当无疑问。但进入现代后，中原既不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在政治地理上也不是最重要的地区，唯一的战略价值来自于军事地理。这也是中国的不少将领所担心的。

有一天，武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郭忏（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浙江诸暨人）在和参谋处长刘云瀚（黄埔军校7期，江西大庾人）聊天时，谈到时局变化，两个人都认为武汉的失守只是推迟多久的问题。当时郭忏说出一句心里话：武汉失守后，抗战还能不能打下去是一个问题了。

这两个人，一个是“土木系”三号人物，陈诚的“左膀右臂”中的“右臂”（左膀为罗卓英），一个是陈诚刻意培养的后起之秀。他们的忧虑主要来自于军事角度：如果日军控制了武汉，无论是南下潇湘，还是西击陕川，打起来都会比较舒服。而且，还可以作为兵站基地和航空兵基地。事情的严重性在这里。

除了“不停战”外，日本人另一个对策是通过政治谋略，想方设法分裂重庆政府，后来果然促使汪精卫出走。这一点日本人做得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最初，在日本人的视野里，显然没有汪精卫这个人，一是觉得此人位高权轻，没有真正的实力；二是不认为他会“渴望和平”。所以日本人在建立对抗重庆的“新中央政权”的计划中，特别提到要启用“中国一流的人物”，比如邀请已隐退的北洋元老唐绍仪和军阀巨头吴佩孚出山（但吴不给日本人面子，始终不屈，终被日本人毒杀；唐绍仪则被戴笠的军统刺杀）。

邀请中国“一流人物”出山的计划，被日本人称为“鸟工作”。当然不仅于此，瓦解杂牌军的工作叫“兽工作”，在重庆制造“反共”与“和平”空气的工作叫“鹫工作”，在云南建立分离重庆政权的工作叫“鸢工作”，策反徐源泉的工作叫“牛工作”，策反石友三的工作叫“猫工作”，策反旧东北军的工作叫“狗工作”，策反韩复榘旧部的工作叫“栗鼠工作”，如此等等。

这个计划涉及方方面面，需要一个精通情报和政略的人进行总负责，于是日本军部调回在前线的土肥原贤二，叫他出任对华特别委员会陆军省代表。他们认为，相比于指挥第14师团野战，这个角色更适合土肥原。辅佐土肥原贤二的是柴山兼四郎。陆军在北平和上海各开一分支，上海由和知鹰二负责，北平由大迫通贞负责。后来精通谋略的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也纷纷加入。

就在东京从军事和政治上同时攻略武汉时，1938年7月下旬，苏联军队突然入驻张鼓峰（今吉林延边珲春市防川村北），日本驻朝鲜的第19师团紧急出动，其间采取了多次专断行动，使得两军终于爆发了战斗。最关注这个事件的甚至不是日本和苏联，而是在武汉的蒋介石。张鼓峰上呼啸的炮弹声能不能演化为两国的大战？蒋介石一直支棱着耳朵，但最终他还是失望了。

苏军进驻张鼓峰的目的至今仍不是特别明了。按日本人当时的判断：这是一次为使日军不能派出更多的兵力投入武汉会战而进行的虚张声势的牵制行动。也就是说，苏联人意在帮助国民政府。同时，在紧张的苏日关系背景下，试探一下日本人对苏联的战备情况（实际上，当时日军在东北的弹药储存量，不够15个师团打一次会战的）。但是，苏联人后来一直没承认这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