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8年4月中旬开始，得到补充和休整的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再次南下，二攻台儿庄；第5师团也蠢蠢欲动，再次与张自忠的部队交火。后者打电话给第2集团军司令部，说：“板垣征四郎来势凶猛，你要作好他们突破我的防线南下与矶谷廉介会合的准备。”

台儿庄战后，孙连仲陷入忧虑中，取胜对中国军队来说只是暂时的，接下来怎么办？

几天下来，在濑谷支队二攻台儿庄的事态下，池峰城是真的受不住了。

4月14日晚，池峰城打电话给孙连仲的参谋：“我们的部队伤亡实在太大了！我要撤退！我一定要撤退！我找孙司令讲话！”

电话还是上次那个参谋接的，这一次他没敢顶撞池峰城，急忙去报告孙连仲。后者正躺在床上对着屋顶愣神。报告完了，孙连仲一骨碌下了床，说：“什么？他要撤？敢！”

孙连仲大步来到参谋的办公室，拿起电话，说：“台儿庄得失直接关系徐州战局，你马上带着师部人员到庄内增援，你打完了，我带着总部的人员顶上去！”

挂了电话，孙连仲说：“都给我准备，司令部所有人员都给我准备到一线去！”

但就在黄昏时，池峰城的电话又打了过来，得意地告诉参谋说：“你报告总司令，敌人又被我们打下去啦！”

孙连仲得报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池峰城这小子，不从后面踢他屁股就不行！”

当然有玩笑的意思。

日军二打台儿庄，已经是徐州会战的一部分了。实际上，直到濑谷支队在4月6日被打出台儿庄后，东京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徐州会战的计划。

正如前面说的那样，虽然第5师团和第10师团在南下，第13师团也在北上，但对东京的陆军参谋本部来说，具体打到哪一步，并没有一个定案。一线的战斗，看上去只是寺内寿一说的追击战。在日军的词典里，追击战相当于主战役的收尾战。但在日军的另一个词典里，追击战往往又会成为一次新会战的序幕战。

在1938年3月底，也就是台儿庄大战趋于激烈时，华北方面军作战课长下山琢磨发现：中国方面仍不断地向徐州集结军队，随后发现汤恩伯部队番号的情报也被送了上来。

下山的第一反应，是给东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发电报，要求在徐州四野打一次大会战。

从这个细节处可以看到中日战争前期汤恩伯军团在日本人心里的分量。

下山的理由是，如果不打徐州会战，那么集结在徐州四面的中国军队就有可能自由施展，以优势兵力对日军各个击破，濑谷支队和坂本支队已经不能用遇到麻烦来形容了，在中国军队的血拼下，两个支队的战斗力直线下降。而且，3月中旬时，第2军的情报部门截获了一份中国第5战区的电报，电报中，李宗仁已显示出在徐州附近与日军来一次大战的动向。

所以下山希望东京立即批准打徐州会战，歼灭徐州周边以汤恩伯军团为主的中国军队。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当然拍手认可。担任第2军司令官的西尾寿造没表示反对。东京的稻田正纯自接替河边虎四郎出任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后，还没什么大手笔，所以接到下山的建议后立即来了精神。

稻田是个有身份的人，哥哥是后面露面的坂西一良（因入赘而改姓坂西，中日正面战场最后一战湖南雪峰山会战的日军主帅），岳父是阿部信行（陆军大将，后出任首相）。在稻田的牵头下，徐州会战成为定案，对此他有一段回忆，顺便谈到那两个支队的溃退，并为其进行了辩护：

濑谷、坂本两支队自台儿庄后退问题，从战况上看是当然的。当时，方面军也好，第2军也好，都焦虑地感到，为什么不更早一些后退呢？台儿庄的后退，并非败退，这是从一开始就和大本营说好了的，所以不成问题。得到台儿庄方面出现“汤恩伯军的情报”时，就担心情况要糟，过于突出的第2军那一部分，如果不及早收住，就很危险了。这是因为汤恩伯军的出现，意味着蒋介石的主力决战来了。由于濑谷、坂本两支队已脱险后退，所以安心了，但同时由于让敌人主力靠近了身边，这样就形成一个决策：那就来一场徐州会战吧！

稻田说濑谷支队的溃退“一开始就和大本营说好了的”，自可一笑了之。因为稍有常识的人都能明白：这可能吗？难道濑谷支队进抵台儿庄前就电报东京大本营，说自己几天后要撤退那么一下？

所谓信口雌黄，说的就是稻田正纯这样的家伙。

4月7日，台儿庄大战结束后的转天，东京向现地日军下达了进行徐州会战的命令。

会战主要由西尾寿造的第2军担纲。

按这个计划，刚刚打完南京战的隶属于第1军的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和末松茂治第114师团暂时划归第2军，加上原本所辖的板垣第5师团、矶谷第10师团，这样就至少有4个师团成为会战的主力部队。

这几支部队领的任务是，占领河南兰封（今兰考）以东、陇海线以北地区，捕捉中国野战军主力。由土肥原贤二任师团长的第14师团（隶属第1军）领的任务是强渡黄河，迂回到兰封至归德（今商丘）一线进行包抄，类似于南京战时国崎支队的角色。至于华中派遣军，任务是协助第2军作战，拿出第9和第13两个强力师团，攻占徐州南面津浦线地带，以一个师团控制合肥周边（后来出动的是第6师团），切断南、东南、西南三个方向中国军队的退路。

这个作战计划是稻田拟定的，随后上报作战部长桥本群。

1938年4月15日，桥本群带领部下组成大本营派遣班，从东京直飞济南，现地商讨徐州会战计划。

两天后，徐州作战会议在华北方面军第2军司令部召开。

会议由司令官西尾寿造主持，参加者除桥本等人外，还有华中派遣军副参谋长武藤章、华北方面军作战课长下山琢磨、第1军参谋友近美晴、第2军参谋长铃木率道、第2军作战参谋冈本清福等人。

会议主题只有一个：作战的首要目的是占领徐州，还是围歼中国的野战部队？

再次露面的武藤章代表畑俊六的华中派遣军发言，认为徐州会战的首要目的在于歼灭上海和南京战后的中国野战力量，为进一步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增加砝码。至于占领徐州，只是一个顺带的副产品。

冈本清福则认为：徐州虽然不大，但处四战之地，为兵家所必争，占领徐州仍具有重大意义，是作战的首要目标，至于歼灭中国军队，只能是占领徐州过程中的一个事。

深谙中国文化的第2军参谋长铃木率道不住点头，认为冈本说得不错，徐州位置太重要了，他甚至举了《三国演义》里各路诸侯争夺徐州的例子。

武藤章大笑，说：“铃木参谋长，您是不是有些迂腐了！”

武藤安静下来后，一字一字地说：“主攻任务分给了华北方面军第2军，按计划，第2军开始攻击后，我们华中派遣军的两个师团才可以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很有可能担心自己被歼灭而跑掉。那样的话，我们就会功亏一篑。所以华中派遣军的观点是，先用第2军吸引住中国军的主力，在第1军的部队和华中派遣军的部队完成对中国军的合围后，第2军再开始攻击，这样才会取得最大的战果。”

说实话，武藤章讲的比铃木率道靠谱多了，以致华北方面军第1军的作战参谋友近美晴没有力挺自己的兄弟部队第2军，而是转向支持武藤章。

下山琢磨则认为，中国集结在徐州的部队不可能撤退，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以占领徐州为目标，即使最小规模的包围，歼灭周围中国军的成果也不会小。

显然，下山站在了第2军的立场上。

就看作战部长桥本群的意见了。

事实证明，桥本虽然持重，但也确实不是一个勇于决断的人。他开始骑墙。大本营确定的徐州主攻部队是第2军，他担心得罪第2军而影响战局，所以最终虽然没有明说，但实际上是支持铃木率道等人的。

武藤章为此极不客气地说：“桥本作战部长还是去年‘中国事变’之夜那个桥本吗？”

桥本群的回答倒也坚定：“一直是那个桥本。”

西尾寿造资历极深，他和畑俊六是陆军大学的同学，毕业时畑俊六是首席，他居第二位。西尾为人刻板，是个典型的职业军人，但此时他沉默不语，因为他认为桥本群带来的会议议题有些莫名其妙。在他看来，根本不存在一个首要目标的问题。他相信在中国第5战区司令部徐州附近会集结大量的中国军队，而且中国人不会轻易放弃那里，这样一来打徐州和围歼中国野战军就是一回事。

西尾关心的是作战时间。他的参谋认为第2军5月10日就可以发起进攻。但第1军的参谋认为，自己所在部队担负迂回任务，至少需要到5月15日才能完成合围。华中派遣军一直强调他们距徐州的路途要比第2军远，所以不管别人几号进军，反正他们4月底就会行动。

会议最后也没明确徐州会战的首要目标是什么，在吵吵闹闹中众参谋不欢而散。桥本群把派遣班的几个参谋留在济南，自己先行飞回东京，武藤章则飞回南京向畑俊六复命。

就这样，1938年4月8日，矶谷廉介给在台儿庄受重创的濑谷支队和坂本支队（已临时配属第10师团）下达了继续进攻的命令。

为了鼓舞士气，矶谷廉介于10日深夜由兖州抵达枣庄。

在台儿庄退却后，两个支队受到中国军队的追击，虽然没让中国军队取得更大的战果，但毕竟有差不多10个中国师在自己的正面。换句话说，矶谷所面临的问题是怎么对正面的这些中国师进行反击。

这一打，第10师团伤亡又不小。

西尾寿造被迫把第16师团的一个大队和第114师团的4个大队临时编入第10师团。

矶谷又把在后方警备的师团长濑支队（支队长长濑武平）抽到一线，警备任务转交给第114师团。

就这样，形成了长濑支队、濑谷支队、坂本支队三个攻击箭头。

4月18日凌晨，开始向正面以关麟征第52军为主力的中国军队发起反击。

台儿庄一战确实把濑谷支队打残了，从新的进攻中能看出端倪。

进攻开始后，三个支队齐头并进，但打着打着，在右翼的濑谷支队就被甩在了后面，没办法，矶谷廉介只好叫濑谷启带着部队跟在长濑支队后面转进。打到獐山，濑谷支队遭到不久前赶到战场的周嵒第75军第6师的猛烈攻击。第6师曾血战淞沪，部队里有不少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打了两天两夜，濑谷支队才前进了3公里不到，基本上陷入停滞状态。左翼的坂本支队情况同样糟糕。

矶谷廉介一筹莫展。

几天后，矶谷跟随长濑支队进入峄县兰陵镇，开始在一线进行指挥。

矶谷一面着急于怎么向徐州推进，一边还得分神应对不时出现在后方的袭扰，一时间焦头烂额。

矶谷廉介深通政略，在对华问题上头脑清醒，但在战场上并非一个随机应变的指挥官。在台儿庄败退前，他的部队只在滕县打了一个硬仗。其他时间前路畅通，只是得益于韩复榘的弃逃。跟板垣一样，会战结束后他也高升，接替东条英机出任关东军参谋长，所依赖的并非战功，而是仰仗跟司令官植田谦吉的关系。

由于第10师团进展缓慢，第2军司令部不得不把作为军总预备队的第16师团的草场辰巳旅团编成支队配属给矶谷，并派作战参谋冈本清福到第10师团参与指挥，后者一到军中就制定了横渡微山湖，从西面近逼徐州的计划。

至于草场支队，在南京虽然屠戮甚重，但在徐州战场上却成了一条虫。本来矶谷琢磨着他们是有生力量，得露两手吧，但没想到一周后，就被中国军队拦截于峄县白山西，不但没能往前进攻，而且被打得由攻转守。加上这时候第16师团也在济宁开始了行动，所以第2军司令部又把草场支队踢给了中岛今朝吾。

相比之下，临沂的板垣征四郎的情况稍微好一些。

板垣以国崎支队为前锋，攻克临沂后进展顺畅。不过，到4月29日，打到一个叫北劳沟的地方时，再次受到张自忠部队的拦截。作战经验愈加丰富的张自忠，上来就切断了国崎支队的后方补给线。日军粮秣弹药供给不足，火力顿时弱下来，在张部的猛攻下损失惨重，伤亡率超过70%，一个联队的兵力还不足一个大队。从日军的伤亡数字上看，这是一次被忽略的大捷。

在徐州战场，张自忠表现得确实可圈可点。后来白崇禧说过这样一席话：“孙连仲能守，汤恩伯善打运动战，张自忠则是能攻能守。”

至于板垣征四郎，当师团司令部过了临沂，推进到郯城时，遭到于学忠的拦截，在这里血战了整整9天。于学忠手下的旅长死伤3人，团长死伤7人，以下部队长和士兵的伤亡数字自可估算。

板垣此时手上兵力不多，坂本支队在受矶谷廉介节制，国崎支队被困北劳沟，后者已经连发了4封求救电报。第2军只能把在兰陵镇做预备队的第16师团片桐护郎联队派给板垣调遣，驰援北劳沟。国崎支队有援军了，但郯城的板垣自己还是缺人手，第2军的预备队已经没了，他唯一的办法是找矶谷廉介要人。后者还算够意思，把刚刚接收的一千多名补充兵划给了板垣。

两人完全称得上是鲁南战场上的难兄难弟。

此时中国军队正源源不断地开赴徐州战场。

蒋介石已亲自下令，把台儿庄内池峰城的部队拉下来休整。向孙连仲辞行时，池峰城摊了摊手，意思是：这可不是我要下来的。

孙连仲拍了拍池峰城的肩膀，说：“老池，以后有硬仗我还想着你。”

池峰城脑袋一大。

接替池峰城阵地的，是来自云南的卢汉（行伍出身，云南昭通人）第60军第184师张冲（行伍出身，云南泸西人）部。

滇军早在1937年秋就出滇北上了。当年11月底，在湖南常德待命的卢汉部队走浙赣线进入浙江，军委会有意将其调到南京参加保卫战，但南京战打了几天就结束了，卢汉随后接令转赴湖北。

矶谷廉介二打台儿庄时，孙连仲防线虽然还在硬撑，但李宗仁知道已是强弩之末，必须向蒋介石要兵，蒋找来陈诚，叫他联系在湖北钟祥的卢汉。很多人说，蒋介石喜欢越权指挥，实际上，对于非中央军系统的部队，蒋介石通常不直接下命令。

卢汉去武汉觐见蒋介石。

张冲则带着部队开向徐州，4月21日在车辐山车站下车。津浦线台枣支线上的这个车站（台儿庄外10公里）和徐州的利国驿车站，已经成为这个春天中国最繁忙的两个车站了，几乎每天都有军列停靠，士兵从这里下车转赴徐州四面战场。

第60军有3个师：第182师、183师、184师，40000多人，装备都是从法国进口的，士兵们都有钢盔，甚至还有专门的防毒队，属于徐州战场上的生力军。

当天上午，卢汉已提前到了徐州，拜见了李宗仁和白崇禧。

滇军与桂军，在军阀混战时代，是互相结了仇的，李、白二人就吃过滇军的亏。眼下的情境自然不一样了，李宗仁告诉卢汉，日军这次卷土重来，台儿庄东北前进阵地情况不好。

李宗仁命卢汉归属孙连仲节制，去接防汤恩伯和于学忠的部分防线。卢汉先去拜见孙连仲。此时孙仍在台儿庄外的司令部，问及敌情，孙对卢汉说：“敌军攻势虽猛，但我军打得很好，局势已趋稳定。”

卢汉又去车辐山车站附近的于学忠司令部，后者告诉卢汉：“台儿庄东北线战斗吃紧，你应快速集结，准备战斗。”

实际上此时台儿庄东北一线已出现了溃退。

按李宗仁的命令，卢汉拿出张冲的师接替池峰城在台儿庄的防务，另外两个师去接替台儿庄东北面汤恩伯和于学忠各一部分防线。后一个命令是有问题的，要么先把汤恩伯的部队换下来，要么先把于学忠的部队换下来，而在汤、于两部之间分别接防两边各一部分防线，是极易被日军抓住战机的。

事实比想象得还要糟。

就在卢汉的第182师和第183师往台儿庄东北线集结时，突然遭到日军的攻袭，打了卢汉一个措手不及。按照上面那几个人的说法，此时前面还有汤恩伯和于学忠的部队在顶着。实际上，汤恩伯的部队已经开始撤了，于学忠的部队也在转移阵地，就这样，日军的坦克一下子冲到滇军面前。

滇军就这样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跟日军接了火，一天之内，第183师就伤亡了3000多人。

对这支滇军来说，徐州会战中最刻骨铭心的，是随后的禹王山大战。这座海拔不到130米的小山，是云南子弟记忆中永远的一片血色。

禹王山位于徐州北部、台儿庄东南向的运河北岸，虽然山峰不高，但在鲁南平原上已经是巍峨了。巍峨到成为两军必争的制高点。

扼住禹王山，就可以给转进的中国军队以从容的时间；否则的话，日军可弃台儿庄而直下徐州，如果愿意的话，炮上山峰，还可以直接打到台儿庄内。

守备台儿庄的张冲最先注意到禹王山，他打电话给卢汉，认为必须控制住这座山峰。卢汉随即派第182师一部上山，但还没站稳，就在日军的强袭下被赶下来。危急时，张冲说：“叫我带人把它重新夺回。”

卢汉在电话里叹了口气，说：“如何做得到，你守着作为焦点的台儿庄，擅撤当是死罪。”

张冲说：“如果禹王山丢，台儿庄的守卫就毫无意义了。”

张冲又跟了一句，说：“现在禹王山的价值已大于台儿庄。”

其实，此前卢汉已向李宗仁、孙连仲请求从台儿庄抽兵再攻禹王山了，但两个人没同意，也没反对，只是强调守台儿庄是委员长的命令，那意思是，你看着办吧。

张冲还在坚持。

卢汉一咬牙，终于点了头，对张冲说：“你带人去吧！有什么事我担着。”

张冲随即留一个团守台儿庄，其他3个团尽皆出动，在他的带领下逆袭禹王山。

从最初坚守到最后从容撤退，滇军在禹王山与日军血战19天，战死3500多人，山下的十几亩麦田里埋满牺牲的士兵。

大战中，中日两军在山峰的左右两道棱形线上对峙，中国士兵在棱线上构建单人掩体，点点相连而形成鱼鳞形坑道，战士们环山把壕沟挖向日军。日军也在挖。最后两边的人都可以听到对方说话的声音了。

接下来便是近身肉搏。

在山下村子火石埠的激战中，由于电话线已断，轻机枪手杨正发奉命给团长送战报，此时他已受伤，子弹从肋前穿入，弹头半露在后背上。团长用简易的卫生工具帮他取子弹，问轻机枪手疼不疼，后者说：“不疼！死也划算了，火石埠的机枪掩体都被我用遍了，变换了几十个阵地，鬼子倒在我机枪下的多了！”

在卢汉的回忆中，特别提到杨正发。

在机枪阵地上，当时只剩下杨正发一个人了。虽然已经负伤，但就是不肯下火线，一挺轻机枪，反复转换掩体，阻击日军一个多小时。

此战是滇军抗战的一个传奇，用于学忠部下曹宗纯（副团长）的话说：台儿庄战后期，来自云南的第60军阻击最顽强，作战最勇猛，是任何友军所不能比的。

一名叫吕建国的排长，带着十几名战士在阵地上死战不退，最终连掩体带人被日军的重型坦克碾成肉饼，融入了徐州的大地。

鲁南一战，第60军战死5000多人，受伤15000多人。这是该军的一半。

鲁南大地上是浴血的彩云，战死的亡灵也就真的化作了云彩，向南飞回红土高原上的故乡。

在第60军中，有个战地服务团，团员大多是在校中学生，她们跟随第60军离开七彩云南。路过平汉线湖北花园车站时，卢汉下令叫服务团停止前进，留在这里的后方医院工作。大多数人留下了，但不成想，以宋云飞为首的15名女中学生混进了开往徐州的军列。

上车后才被发现，报到卢汉那里，没办法，只好把她们带到前线，专门派了一名参谋照料。

到了禹王山前线，参谋说：“你们过来不是捣乱吗？还得看着你们！”

宋云飞说：“我们也能帮你们做事呀！”

参谋说：“能做什么？不扯我们后腿就万幸了！”

宋云飞说：“我们可以帮战士们写家书……”

参谋一时无语。

后来，美丽勇敢的少女们跟汤恩伯的战地服务团团员相遇，大家一见如故。汤军团的团员贡献之问她们怎么“混”到前线的，宋云飞一五一十地讲述，讲着讲着少女们开怀大笑。

此时的徐州战场，除了卢汉第60军外，李仙洲（黄埔军校1期，山东河西人）第92军到了，刘汝明第68军到了，冯治安第77军到了，李延年（黄埔军校1期，山东广饶人）第2军也到了……非常能打的董钊（黄埔军校1期，陕西长安人）第28师也过来了。董师曾在秦晋交界的风陵渡大战，拒日军于黄河渡口。在徐州战场，该部在郯城反攻战中光步枪就缴获了800支，同样是个被人忽视的胜利。

这些军队是怎么过来的？是蒋介石主动派来的，还是李宗仁要的？

按李宗仁的回忆，白崇禧给他打电话，说蒋介石还在继续向徐州派军队，然后两个人有这样的对话：

李宗仁：“委员长调来这么多部队干什么呢？”

白崇禧：“委员长想要你扩大台儿庄的战果……”

李宗仁：“现在已经太迟了！”

按李宗仁的说法，在4月20日左右，他就判断出日军合围徐州的新战略，认为不可重演上海战的覆辙，所以在5月初就安排大军撤退了。

情况是否如此？

话说台儿庄战后，作战厅长刘斐回武汉向蒋介石复命。

对于这次大捷，蒋介石当然非常高兴，毕竟振奋了民心士气，但同时他也保持着警惕。在4月7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此乃初步之胜利，不过聊慰八月来全国之期望，消弭我民族所受之忧患与痛苦，不足以言庆祝，来日方长，艰难未已，我同胞应力戒骄矜，时加警惕，唯能闻胜而不骄，始能遇挫而不馁，忍劳耐苦，奋斗到底。

此时刘斐最担心的是派到徐州的各路部队怎么使用的问题。

中国在增兵，日军当然也在增兵，拿到的情报显示：集结在徐州南北的日军已接近20万人。而中国，放在徐州的部队已超过50万人。这已经是当时中国有战斗能力的野战部队的一半了。

刘斐认为台儿庄战后，日军必然会反攻，而中国军队是在内线作战，要想保持主动，正如前面说的，必须在一线的后面掌握强有力的机动部队，一些不重要的阵地应该主动放弃，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在运动中制敌的态势。所以在他看来，增援徐州的部队万不可全投在第一线。具体地说，是要在鲁南留出强大的机动兵团，在徐州西面放置足够的预备队，警备由皖北而来的日军和从鲁西迂回的日军，并时刻能对津浦线上的日军进行侧击。

刘斐回武汉不久，就给李宗仁打了个电话，提出在运河以北只留少数部队，主力完全抽回运河以南和徐州以西。

但李宗仁轻视了这个建议或者说命令。

李宗仁也不是反对刘斐，而是因为几个月来一直处于风暴中心，不能完全跳出来回望战局，有点“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意思。

刘斐代表军令部，李宗仁代表战区。

蒋介石怎么想？

他当然想再在徐州战场上取得一次大胜，所以对李宗仁的思路没明确地表示反对。

但刘斐的话又有道理。在这一点上，蒋介石又不是个冲动的人，他必须考虑刘斐的意见。最后蒋介石表示，虽然应从一线抽些部队下来留作机动，但现阶段还无需把部队都调到运河以南和徐州以西。至于刘斐别的建议，他表示全部接受。

这就形成了一个折中方案。

4月21日，军令部把这个方案下达到第5战区。

命令发下去后，刘斐担心得不到贯彻，天天跟战区参谋长徐祖贻联系，得到的消息是：预备队和机动部队不仅没抽下来，驰援徐州的一个个新部队，也都被顶到了一线。按徐的说法，李宗仁想通过包抄获得日军的侧背加以攻击，而这也是日军的想法，如此一来，中日军队的侧翼开始不断延长……

刘斐问到最近过去的一支部队的位置，徐祖贻告诉他也已经被顶到一线，正与敌苦战。刘斐又问：“汤军团呢？”

徐祖贻说：“在邳县以北陷入阵地战。”

刘斐轻易不发火，这一次勃然大怒，说：“李长官糊涂！燕谋（徐祖贻字），你应晓得当前战局的厉害，50万大军都顶到一线，西起微山湖，东到郯城，阵地正面达300多里地，漫无边际地占领阵地，跟日军在阵地延长上竞赛，意义何在？日军一旦迂回包围徐州战场，我们几十万大军如何转移？！”

就在这时，汤恩伯也跟着添乱。什么事呢？蒋介石转告刘斐，说汤恩伯直接给他打电话，想亲自带着6个师攻击向郯城南下的日军。蒋觉得汤恩伯精神可嘉，但计划太过冒险，所以没答应他。

到了5月上旬，津浦线南侧的日军荻洲立兵第13师团由蒙城攻占宿县后，没沿津浦线前进直下徐州，而是放弃了津浦线正面，向西往永城、萧县迂回。

这是个不妙的信号。

与此同时，第10师团横渡微山湖后，犹如百足之虫向鲁西南迂回；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则由菏泽南下，向豫东疾进。日军正在形成一个带有双保险的虎口……

5月10日，苏北的日军与郯城南下日军会师新安镇（距徐州100公里），也就是说徐州东面中国军队的侧背已经被捕捉到了。

蒋介石也发现事情不妙了。

面对骤然变化的战局，蒋介石亲自出席军令部的会议，根据对敌情的判断，在5月11日拿出一个应对方案：

立即改变现在徐州战场上与日军的对峙线，把该撤的部队从一线撤下来。同时，孙连仲的部队对鲁南日军采取守势，汤恩伯的部队击破由淮河而来的日军。第1战区迅速组织豫东兵团，急调大将薛岳（时任第3战区前敌总指挥，在皖南打游击）到河南，在接应徐州战场的同时，拦截由鲁西向豫东进犯的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

蒋介石首肯的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各路大军之间互相掩护转移的计划。但如果在地图上把兵力位置都标明的话，又会发现这是个反包围计划。

1938年5月12日，蒋介石给刘斐打了个电话，叫他立即赶到机场，跟他一起飞郑州。刘斐到达机场时，林蔚已经在等他了。

自3月接替钱大钧出任委员长侍从室主任以来，林蔚忙得有点四脚朝天，于是理解了钱大钧的诉苦。

侍从室是1936年1月成立的，下边设有两个处，直接对蒋介石负责。第二处的职务由陈布雷（浙江高等学堂，浙江慈溪人）长期担任，负责党政；第一处的职责是军事，主任通常也兼任侍卫长，负责蒋介石的安全。林蔚是浙江黄岩人，后来又在陆军大学深造，这个人没那么多旁逸斜出，属于老黄牛类型的，这一点为蒋介石所喜欢。

在飞机上，蒋介石承认：徐州大军处于危险中。

他对第5战区是否能很好地执行昨天军令部的命令感到担忧。

三个人在飞机上聊了一路，刘斐谈到一点：苏北和淮北之敌加在一起不到万人，尤其是淮北的第13师团用在一线的只有5000多人，李品仙和廖磊的部队打得不好。汤恩伯军团此时能否拦截住这支日军？

蒋介石也在沉思。

对他来说，到郑州有两个目的：一是督促落实5月11日的计划；二是现地查看黄河堤岸的情况。关于后一点的目的，接下来会写到。

5月12日黄昏，蒋介石一行飞抵郑州机场。

在机场，蒋介石对刘斐、林蔚说：“徐州的部队必须马上撤下来。”

蒋介石说自己想到徐州亲自向李宗仁下命令。

刘斐和林蔚自然反对。

蒋介石的意思是，只有自己亲往，才能用最快的时间叫李宗仁执行命令。

刘斐说：“如果一定飞徐州的话，我去就可以了。委员长放心，我定把命令下达到李司令长官那里。”

林蔚说：“我一同去。”

刘斐早年在李宗仁、白崇禧手下，开战之初，还亲飞广西接白崇禧到南京，所以刘斐二赴徐州下命令，蒋介石还是比较放心的。

蒋介石说：“你们去也好，要跟德邻（李宗仁字）说，敌人已经开始大包围了，不赶快撤出来，几十万人都会丢掉，你们还要跟各级将领讲清楚，要他们贯彻统帅部的命令。我叫他们给你俩准备一辆专列，你们马上就去，一路上也要当心，我叫人通知沿途各站的将领，要他们到火车上向你二人报告敌情。”

军列呼啸而出。

车过归德，已经是5月13日凌晨两点。

俞济时第74军已被调到豫东，归属薛岳指挥。俞赶到归德，在火车站等候刘、林。

刘、林并不下车，俞济时上车报告归德周边的敌情。

此时豫东、鲁西南、皖北、苏北一带局面极端复杂，中日军队开始“混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没有纯粹的“后方”之说了。

俞济时说：“日军离铁路线很近了，不出意外的话，天亮前会切断陇海铁路。那样的话，你们这趟车就是这条铁路上的最后一趟车了。”

不知为什么，这话叫刘斐有些感慨。

战局瞬息万变，一个小时一个样，是如此残酷。

刘斐和林蔚冲入战云密布的徐州，见到李宗仁、白崇禧，说明他们前来的原因，问5月11日的命令接到没有。

李宗仁看着刘斐这位桂系出身的湖南人，有些不耐烦，说：“命令接到了，传下去了。”

刘斐提到4月21日军令部下达的关于抽调机动兵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