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南京战前后，纳粹德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派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日本为此开出停战条件，但最终被蒋介石拒绝。希特勒有点窘，随后叫陶德曼继续调停。其实，德国人所谓的调停，就是互相传话，所起到的仅仅是个传声筒的作用。

南京陷落后，东京又拿出一个更苛刻的“和平方案”。

第一就是叫国民政府承认所谓的满洲国；第二是中国放弃抗日政策；第三是在华北和内蒙古设立非武装区；第四是华北特殊化（建立一个“更自主”的政权）；第五是内蒙古自治；第六是共同防共；第七是在华东设立非武装地带，上海由中日共同维护治安；第八是“中日满”经济提携，签订经贸矿产等方面的协议；还有最后一条，那就是向日本赔款。

中国何以答应？

但日本人在等消息，而且很认真地等。这是日本人的特点。他们给出的最后期限是1938年1月15日。

最后期限到达前4天，东京开了个御前会议，参加者除昭和天皇外，还有陆军参谋本部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海军军令部长伏见宫博恭亲王、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将、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内务大臣末次信正、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

首相近卫文麿没参加，因为正赶上生病，但天皇急着开，所以没等他。

会上表现得最抢眼的倒不是军部的人，而是内务大臣末次信正。此人来自海军，入阁前曾担任联合舰队司令官。

这个会几乎成了末次一个人在天皇面前的演说。

在末次的鼓动下，会议最终提出：在中国“幡然悔悟”的前提下（接受“和平方案”），重新开启两国谈判的渠道；但如果中国不来求和，东京就将扶植一个新政权，不再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

1月15日到了，中国没理睬日本。

当天上午9点半，东京召开紧急会议。

这一次近卫首相出席了，少言寡语的他似乎已确信自己决断的脆弱性了，正如他一度想跟国民政府谈判，但派出的特使却被军部的人抓回了东京。他这个首相能干点什么呢？

外相广田觉得，这事本应该中国向日本求和，现在搞得像日本求着中国讲和似的，所以他附和末次信正，要求政府不再接触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将其彻底甩在一边。

军部则认为：还可以再等等。

讲话的是求稳的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

总长载仁亲王则在没话找话，问：“我们的方案有很多条，能不能保证一条条传达到中国那边呢？”

近卫首相一言不发。这不是第一次了。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多田认为，现在否认蒋介石政权的存在是愚蠢的。因为那样的话，只会继续把蒋介石政权放在日本的对立面。跟石原莞尔一样，他希望尽快结束战争，同样认为日本首当其冲的战备任务是对付苏联，至少陆军看来是这样。在会上，他提出一个问号：开战之初提出的“膺惩南京政府”到底是什么意思？

多田继而问陆军大臣杉山：“‘膺惩’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仅仅叫中国屈服吗？如果中国不屈服，怎么办？当时有没有人想过？把战争一直打下去吗？一直打到中国屈服吗？这次战争的目的就是要中国屈服吗？”

多田几乎快说上绕口令了。

开会的人互相观望，没人能回答出来。

在那个年代，日本的决断，不是来自于一个如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也不是来自内阁，而是既有内阁因素，更有军部因素。比如，后来接替广田上任的新外相宇垣一成（当年一直没做上首相的那位）一上台就说一定要想办法结束中日战争，只要有第三国调停，日本就会考虑方案。但宇垣说了没两天，升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就说：调停？别开玩笑了，日本不会停战，也不会接受任何调停，一定要继续打下去，直到把中国打得起不来。这是板垣的原话。

而军部因素又分陆军因素和海军因素，更要命的是即使在陆军内部，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观点又不一样，更别指望东京机关和一线日军的观点一致了。

在会上，多田灵机一动，提出个新方案：我们是不是可以抛开德国人，直接找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再深度探询一下国民政府的意思？

没什么人应和他。

广田外相和末次内相都强硬地认为，必须立即终止跟国民政府的交涉。

广田质问多田：“以我的外交经验，现在的中国是没有诚意的！阁下是否不信任作为外相的我呢？”

多田还没回答，海军大臣米内光政起身说：“政府是信赖外相的。如果陆军不信任外相，那就是不信任内阁，那么内阁只能全体辞职。”

一向没什么棱角的米内也站在了广田一边。最后近卫首相说：“那也只能这样了，按照广田外相和末次内相的意见办。”

多田没办法，回到陆军参谋本部，连夜举行会议，最后决定向内阁服软。

这是陆军最为奇异的一次服软。

多田就是这样一个人，有自己的观点，而且这个观点在当时往往是明智的，但就是缺乏坚持观点的勇气和力量。

1月16日正午，东京电台广播员播发了政府的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再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对手。”

这就是第一次近卫声明。

这个声明很难说充满了近卫的意志。

不以其为对手，相当于在不宣战的情况下，两国断绝了外交关系，所以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启程回国，随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也返回东京。

从政略上讲，东京的这个决定是非常仓促和愚蠢的。

陆军参谋本部虽然有个战争指导课，但整个国家没有一个稳健的战争指导机构。即使开战后设立了大本营联席会议，仍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日本人的军事战略和外交政略是分开的。此时，中国虽然在战场上失败，但国家战略却一步未失；而日本，尽管前线不断取得胜利，但军事的胜利没法转为政治的胜利，而是随着军事胜利的继续，使局势陷入日本根本没法解决的复杂状态中。

当然，现在日本人还没意识到这个决定的不靠谱。别着急，他们很快就会发现。

东京作出这个决定后，随即出台了一个“不扩大”方针，计划最迟到1938年7月，把驻中国的兵力减少三分之二，在华中方面，把第9、11、101师团撤回国，留下第3、13、18和台湾混成旅；在华北方面，调回第10、16、20、108、109、114师团，只留下一个第5师团。

但计划如果不实施的话只能是计划，前线的战事还在一步步推进着。

早在南京陷落后，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就想把华北和华东两片地区连起来，也就是进行打通津浦线的作战。但被多田骏和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河边虎四郎拒绝，河边发电报给华北方面军的作战课长下山琢磨大佐，说：“部队只能在胶济线（青岛到济南的铁路）警戒，不可南下作战。”

下山在回复中说：“陇海线（连云港到宝鸡的铁路）北面和胶济线南面之间的地域，还有十多万没受打击的中国军队，给予痛击是极有必要的。”

河边的回复是：“如果要打，顶多也是将敌人一时击退，或使其阵地南移，结果对我们来说，只是扩大了占领区，牵制了更多兵力而已。”

在这种观点的对峙下，折中出台了一个占领青岛的计划。

青岛历来被日本人看做是自己的地盘。仗打了几个月，青岛还没拿下，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是多田与河边，也赞成攻取青岛，连接起胶济线。

按参谋本部的计划，以华北方面军的总预备队，也就是板垣征四郎的广岛第5师团为主力进行青岛攻略。

此时板垣的参谋长是樱田武大佐，下辖第9旅团（旅团长国崎登），辖长野佑一郎第11联队和山田铁二郎第41联队；第21旅团（旅团长坂本顺），辖片野定见第21联队和大场四平第42联队；骑兵、野炮兵、工兵、辎重兵各一个联队。

但这时候海军想插一腿，搞来搞去东京最后的决策是，两面合击青岛，把登陆任务交给海军陆战队，第5师团则沿胶济线东进。

问题出现了。

此时第5师团正在保定集结，赶到青岛需要多日。在这种情况下，病了一阵刚来上班的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下村定，担心海军陆战队独自完成对青岛的占领，于是命令刚参加完南京迂回战的国崎支队坐船在青岛登陆。

但日本海军先发制人，提前了行动时间，最后还是跑到陆军前头了：1月10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青岛。国崎支队登陆已是4天后了。又过了几天，老板垣才气喘吁吁地带着师团司令部甩开后面的大部队赶到青岛。

青岛陷落后，下村定的职位被桥本群接替。

指挥杭州湾登陆是下村个人军事生涯中的巅峰，他的另一个记忆点则是1945年秋天作为日本帝国最后一任陆军大臣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下村和桥本交班时，提了一个建议：不等中国喘息，在华东日军的策应下，华北日军沿平汉线直下，穿越中国第1战区而直下武汉。这个作战计划有很大的冒险性，因为徐州周边中国第5战区的野战军还没被肃清。在这种情况下进攻武汉，即使可以击破正面的中国军队，自己的左侧背也会暴露（华北的主攻部队是否够用也是个问题）。兵行诡道，作战的本质就是冒险，三国时邓艾走阴平小道，穿越险山直下成都是最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