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防止日军空袭，会议定的是1月10日晚上召开。蒋介石当天下午飞来开封。在武汉机场，蒋对白崇禧说：“我们最好各自分乘一架飞机。”

白崇禧明白蒋的意思：一旦遭遇日军战机，不至于大家都遇险。就这样，白坐了一架运输机先走。下午3点多飞抵开封机场。没想到，刚到机场上空，就遭到高射机枪的射击，子弹嗖嗖地从机身四周滑过，吓得机组人员不知所以，白崇禧也晕了。高射机枪打了一会儿，不打了，飞机这才缓缓降落。白崇禧刚下飞机，刘峙就满头大汗地跑过来，第一句话就是：“白总长！实在是误会，误会啊！”

决定在开封开会后，刘峙就开始忙活，主要是得保证蒋介石的人身安全。当时街面人流混杂，刘峙晃了下脑袋，随后灵机一动，在蒋介石飞来前，叫防空司令部拉响警报，警报一响，街上的人自然躲起来。但是，忘记通知机场的防空部队了。就这样，警报一响，机场的高射机枪立即对空警戒。就在这时候，白崇禧的飞机到了……

刘峙说：“白总长，此事万不可报告委员长啊，就算我求你了。”

白崇禧说：“多亏了你的部队射术不精，否则飞机就中弹了。”

当然有挖苦的意思。但只要白崇禧不报告蒋介石，他刘峙就谢天谢地了。

白崇禧说：“如果我中弹了，当然没法报告委员长；现在没中弹，自然也就没有报告的必要。”

刘峙慌忙点头。没多久，蒋介石的飞机也到了。

在机场的一个屋子里，蒋介石、白崇禧、钱大钧、刘峙四人开了个短暂的会议，主题就是捉拿韩复榘。刘峙是在这个会上才知道要查办韩的。他一直在擦汗。蒋介石问他怎么了，至于如此紧张么？刘峙能说什么呢，他还在后怕刚才的事。如果他的部队真把白崇禧打死了，他抵一命是小，关键是叫人笑话。

刘峙调整了一下情绪，说：“我一定完成任务！”

何应钦、徐永昌等人随后也飞到了。陈诚留守武汉，没能过来。

夜幕降临后，会议开始了。其他将领提前一两天就到了。

在门口，韩复榘陆续看到了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徐永昌、程潜、刘峙、汤恩伯、关麟征、孙连仲、李品仙、廖磊、孙震、商震、冯治安、张自忠……

大家表情严肃。

韩复榘跟孙连仲打招呼，当年他们都是冯玉祥手下的“太保”。进门前，孙连仲拍了拍韩复榘的肩膀，没说什么。

长条会议桌，大家在两旁坐满，韩复榘坐在右侧靠后的位子，左边是张自忠，右边是关麟征。

不一会儿，蒋介石在钱大钧和刘峙的陪同下来了。

韩复榘以前打内战时是非常彪悍的，有一次在武汉蒋、韩会面，前者称其为“常胜将军”。而现在，“常胜将军”成了畏敌如虎的角色，要是他能把军阀互相攻掠的劲头拿到抗日战场上，倒也不负韩复榘“拼命三郎”的英名。但人世中多是迷路的灰鹤，韩复榘一方面内心顽强，另一方面又六神无主，此刻他望着蒋介石，后者脸色铁青。

按很多记载，会上蒋介石一开口就点了韩复榘。实际上并非如此。会议之初，蒋介石先叫程潜和李宗仁分别汇报各战区的情况。

随后蒋介石说，自“七七事变”到现在，全国抗战已经有半年了。淞沪会战和首都保卫战后，我们已迁都重庆，现在全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是武汉，保卫武汉是今年最紧迫和最重要的战略任务。怎么保卫武汉？不是说等敌人逼近了再保卫，而是要在外围扼住敌人的进攻。不要认为津浦线跟保卫武汉没什么关系，它是牵制日军的战略区域。

蒋介石话锋一转，说抗战是举国之事，顽童尤知，武汉街头卖报的孩子都在为抗战捐款，支持我们去购买和建造抗击敌寇所需的武器。但是，有些高级将领却不明此义，逆大局而动，违抗中央的命令，不战而退，造成恶劣影响，这个责任必须有人担负！

韩复榘没想到蒋介石口气如此严厉。

有人曾绘声绘色地描绘当时的场景，说韩复榘跟蒋介石吵起嘴来，所谓“济南丢了责任应该由我来负，南京丢失了责任谁负”，蒋介石答：“现在追问的是山东而不是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其实这只是想象而已，当时蒋介石并没点韩复榘的名字，只是在会议的最后宣读了作战奖惩办法，谈了对将士的四点要求：

一要对得起已死的将士，二要对得起总理（孙中山）的灵魂，三要对得起生自己的父母，四要对得起痛苦的民族。

一时间大家沉默无语。

散会时，蒋介石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韩复榘。

韩复榘想上前说点什么，但被钱大钧挡住了，语气不冷不热地说：“韩长官还是先休息吧，明天还有一天的会。”

刘峙当时兼着河南省主席的职务。他凑上前，拉着韩复榘去他的寓所休息。韩复榘沮丧地跟着刘峙出了会议室。

在大院里，韩复榘看到何应钦。两者并不是很熟悉，几步之遥，何应钦只是冷冷地望着韩复榘。

韩复榘回头对刘峙说：“我在德州、济阳跟鬼子打过仗了。”

刘峙笑，并不说话，只是叫韩复榘上车。韩复榘发现面前停的不是他的车。刘峙说是自己的车，顺手把韩推了上去。韩复榘一上车就发现事情不对了，因为坐在前面副驾驶位子上的一名青年爬到了后座，然后向他出示了逮捕证。

韩复榘闭了一下眼。

他冲着车外大喊：“刘峙你他妈的混蛋，唐生智丢了南京，你丢了保定！你们一起算计老子！我要见蒋介石！”

当然没人理睬他。

喊完了，韩复榘冷静下来，按照他的盘算，蒋介石顶多收了他的兵权，还能如何？而且，能不能收了还不一定是蒋介石说了算。至于跟刘湘的电报，他坚信那仍是一个秘密。

韩复榘随后被押解到火车站，塞上了开往武汉的火车。当然，他带来的特务营早已经被缴械了。

当天深夜，蒋介石就下令于学忠（北洋武卫左军速成学堂，山东蓬莱人）由第3集团军副总司令升为总司令，韩复榘的大将孙桐萱为副总司令，曹福林为前敌总指挥。但当时于在前线，后改由孙桐萱任总司令。

再说韩复榘，到了武汉，被交至军法执行总监部，关在军委会的一座二层小楼。

被关了一个多星期后，韩复榘再次见到何应钦，后者已经带着特别高等军法会审判长的身份了。

韩复榘要见蒋介石，当然不可能。

此时他的精神陷入了一种奇异的状态。

他当然没有疯，但也很难说镇静从容。每次审讯中，他都紧闭双唇，有时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最后，法庭给韩复榘定的罪名是：违抗命令，擅自撤退。这几个字，对军人来说，字字杀机。初援德州不力，后又擅弃济南，拒不在泰安布防，退至济宁又为敌所跟进，军委会一切命令均不尊奉。确实名副其实。

1月24日晚7点刚过，一名宪兵通知韩复榘，说何应钦找他谈话。韩复榘以为峰回路转，大约自己表个态，就可被宽恕？但快走到楼下时，韩复榘发现自己错了。

院中都是持枪的宪兵。

韩复榘说自己脚上的鞋不合适，要上楼换一双。这完全是下意识的话。如果他将被执行死刑，上楼就能逃脱么？韩复榘陷入了巨大的恐惧中，他太不甘心了。

就在韩复榘往楼上跑的时候，枪响了。

韩复榘后背中了第一枪。他转过身来时，胸口又中了六枪。韩复榘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打我……”

有人说，抗战八年中，蒋介石对临阵脱逃的将领的处罚确实非常严厉，但他只枪毙杂牌军的将领。这样的说法未必公允。蒋介石确实有袒护嫡系的毛病，但这种偏差并非如很多人想象得那样大，因为被他下令枪毙的黄埔系将领也不少，有的还来自王牌军，比如第74军的师长廖龄奇、第88师师长龙慕韩。

只说韩复榘。大约临死前他还没想通：为什么丢了北平、天津、南京、保定、太原的人没事，而自己丢了山东就有事？到最后，他仍不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地方是可以丢的，看怎么个丢法。一而再，再而三，军令下了十八道，他违抗了十八道，没有谁可以宽恕他，也没有人可以救他。

对于韩复榘以及宋哲元在开战之初的所为，陈诚后来在谈到华北战局时有一个评价：

“其时，平津一带的日军为数有限，宋氏果能遵照中央的指示，实时奋起抗战，并请中央军火速北上增援，则在开战之始绝无一败涂地之理。平津之拱手让人，对尔后北战场的部署极感困难，且士气影响极巨。我们不愿意指责宋氏当时是否别有用心，但对于凶残变诈的敌人缺乏认识，这是宋氏铸造错误的基本原因。至今思之，犹为之扼腕不置。后来韩复榘在山东境内的表现，尤为丑恶，遂使北战场终抗战之世，成为一块死棋。”

微观那个时代的恩恩怨怨，会发现韩复榘与蒋介石的冲突不是两个人的冲突。蒋介石想政由己出，而不是被半独立的军阀牵着鼻子走。但地方军阀，一直作为逆袭的势力，消解他的这种努力。

在内心深处，蒋介石对旧军阀和杂牌军深深地厌恶，这多少影响到平时对这些人和部队的照顾上，比如给中央军10块钱，也许杂牌军拿到手的顶多只有5块。这一点又不是他可以端得平的，于是杂牌军就出现离心倾向，而这种离心力又远远大于蒋介石的疏远度，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至于韩复榘，谈不上一世枭雄，到底还算个人物，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混合体。

这样的混合体，可以举出很多个例子，一如袁世凯，又如冯玉祥。在他们的身上，都集合了中国人积累了一个甚至几个时代的痼疾。拿韩复榘来说，他没一个政治信仰，缺乏现代格局，更没有国家意识。这是那个时代旧军人的致命伤。

韩复榘死前3天，1月21日，在武汉万国医院，刘湘直挺挺地被护士推向太平间。

刘湘之死至今是一迷案。

刘湘是1937年11月下旬住进医院的，胃出血。到1938年元旦，军委会把刘湘所兼的第23集团军总司令的职位给了其部下唐式遵。虽然此时刘湘还挂着第7战区司令长官的名号，但动一下脑子就会发现：已经是虚职了。因为第7战区的作战范围是江苏太湖以西和皖南以及浙北。南京沦陷后，除皖南徽州等个别地区外，其他战区辖地多已被日军占领，也就是说第7战区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刘湘给川中部下王缵绪下了条密令：作好带兵控制宜昌的准备，依据局势变化，阻拦中央政府入川。但这只是个传闻，一直没被证实，而前面说的与韩复榘的联系却确有其事。

刘湘之死有多个版本：

一是受惊吓而死。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到医院宣布他的第7战区司令长官一职由陈诚接任。刘湘不知所措中，又听到何说韩复榘被捕了。惊恐之余，刘湘试探着问为什么要抓韩。何应钦没提擅自撤退，而是猛地回了一句：他想带着部队到襄樊！

这一下子把刘湘吓着了，几天后因惊恐过度而死去。

还有一个版本，说的是被戴笠的特工毒杀了。因为相关档案至今没有开放，所以其死因仍是个谜团。当然，最后一个版本是正常的因病死亡，但这是最不可信的一种。

无论如何，刘湘的死对蒋介石来说是“适时”的。但接下来的事，却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

刘湘死后，窥视四川省主席职位的川军人物有多人：王陵基、王缵绪、邓锡侯、刘文辉……蒋介石当然不想把四川事务再交给川中军阀。刘湘死后，他立即命令张群出任四川省主席，叫刘湘旧部王缵绪把川中部队编成第29集团军，立即出川抗战。但王不想出川，推举另一名将领许绍宗为集团军副司令，代司令职出川。

张群虽然是四川人，但早已“中央化”，作为蒋介石的亲信，任命刚公布，就遭到四川大小将领的反对，发起“拒张运动”，到处张贴标语，要求“川人治川”。四川和西康的局势一度极不稳定。

蒋介石已经决心把四川建为抗战大后方，担心冲突加剧对局势不利，于是只好退一步，撤掉了张群。

在当时抗战大背景下，川军将领这一带有浓重军阀色彩的举动显然是非常糟糕的，心中没有国家概念和大局观可见一斑。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一度想顺坡下驴，任命省保安处长王陵基为四川省主席，但后来发现王在川中威望不高，于是转任其为第30集团军总司令，叫他率军出川抗战。王陵基是第一个通电反对张群入川的，闹了半天自己也没当上省主席，不过出任了集团军总司令，于是也比较满足。蒋介石随后任命跟自己关系比较近的王缵绪为四川省主席，把在前线的另一名川军将领邓锡侯调任川康绥靖主任，以为把几名“川军大鳄”摆布好了。但没多久，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等川军将领联合云南的龙云，一反对蒋介石控制西南，二反对王缵绪当省主席，王没办法，只好出川抗战（1939年10月），一气之下，蒋介石宣布自己兼任四川省主席。

貌似蒋介石喜欢兼任各种职务，但就四川省主席一事，可以看得出来，他实在没办法。直到1940年，国民政府在四川扎下根，张群才走马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