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兰池少将，第112师副师长，13日战死太平门；

黄观涛少校，宪兵部队副团长，13日战死下关；

雷震上校，教导总队副旅长，13日战死下关……

这不是个完全的名单，也没一个完全的名单，因为殉国的除了将校们外，还有那么多无名战士！在我们可以想象的场景中，殉国的场面都极为壮烈：想想下关江水中的萧山令，想想雨花台枯草中的朱赤和高致嵩，想想水西门硝烟中的程智，以及城破时的胡豪……

国家有难，血肉之躯，决死报之，慷慨赴之，无有二字。广大中下级校官率官兵浴血奋战，全营全团地阵亡，在六朝故都，紫金山下，化作国殇。而生者，又有怎样一段刻骨铭心、永世难忘的经历？

南京陷落前，唐生智、罗卓英、刘兴、周斓等卫戍司令部成员最先渡过长江。此后，王敬久、沈发藻、桂永清、俞济时、胡启儒、冯圣法、宋希濂、王耀武、廖龄奇、周振强、李江、巫剑雄、陈颐鼎、邱维达等人也绝境脱险。

士兵们又有多少脱险了呢？

这是南京战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得先明白到底有多少人守南京。关于南京守军的人数，历来存在争议，有8万多人、11万多人、15万多人三种说法。人们最常采用的一个数字是15万多人。

这个数字未必准确。

参与南京保卫战的部队，基本上都是从上海战场撤下来的，因伤亡惨重，已远非满员编制，就算补充了新兵，很多部队也没达到满额。当时，部队建制相对完整的只有教导总队、第2军团和宪兵以及警察部队。教导总队不到3万人，第2军团17,000人，宪兵部队的3个团加直属队，兵力接近5000人，警察部队有6000多人。其他部队大多残缺不全，以第88师为例，撤退到南京时只有4000人左右，补充新兵后达到7000人。第36师的情况跟第88师一样。第87师、第66军、第83军、第103师、第112师等退至南京的时间较晚，来不及补充，其中第66军第160师退回南京时只有3000多人，第103师只有2000多人。

“8万多人”这个说法来自谭道平。按宋希濂回忆，唐生智确定南京卫戍军的战斗序列时，总人数为7万多人，与谭道平的数字近似。但当时第74军、第66军和第83军等部队还没被划进保卫南京的战斗序列。后来被划进来的这几个部队兵力合计有4万多人。再加上南京陷落前几天才退回来的第103师、第112师，就可以知道，整个南京保卫战中，外围阵地和城郭阵地的中国守军总人数在12万人左右。

南京战虽然时间短，但非常之激烈。以孙元良第88师为例，在雨花台之战中，3个旅长阵亡了2个，6个团长阵亡了3个，正副营长阵亡了11个，连、排长伤亡占全员的十分之八，用孙元良的话说：“各级军官牺牲这么多，士兵伤亡数字就可想而知了。”

整个南京保卫战，中国士兵阵亡人数在3万人左右，其中环城之战的阵亡人数有1万多人。剩余的9万多人，有两种命运：一是从正面突围出去或渡江北走；二是被日军俘虏后惨遭屠杀。

从正面突围出去或渡江北走的到底有多少人？

第74军：王耀武给出的数字是，该军所辖第51师和第58师渡江脱险者5000多人。

第36师：作为总预备队的宋希濂的部队，没跟日军交火，撤退后得掌握渡船之利，到13日早晨，渡过了4000多人。

第66军和第83军：从正面的太平门突围，伤亡惨重，冲出重围的有3000多人。

第2军团：因为是提前过江，脱险者超过11,000人。

警察部队：南京警察部队原有6000人左右，过江者不足千人。

宪兵部队：原有5000人左右，过江的有2000多人。

教导总队：教导总队原有近3万人，按周振强回忆，过江者只有4000多人。

第88师：该师参谋卢畏三回忆，第88师撤至江北的不到2000人。

第87师和其他部队：脱险者更少。

最后来看，有4万人左右突围或渡江成功。谭道平给出的数字是44,000人。谭就职于南京卫戍司令部，亲历南京保卫战，并参与撤退计划的拟订，他的数字具有很大的可靠性。

在12万左右的中国守军中，阵亡3万多，脱险4万多，剩余的4万多（最多不超过5万人，有价值的初始资料来自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上村利道的记载，他在12月16日的阵中日记里说中国战俘有4万多人）被俘后遭日军屠杀。

但也有一些人，在得知南京弃城后，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教导总队炮兵连代理连长严开运后来回忆起12月12日那天下午的一个片断：

教导总队战车防御炮连连长颜希儒（黄埔军校6期，广西横县人）来到严开运的阵地要酒喝，严把还剩下的一点酒递给颜，颜一口干了。喝完后，颜问：如果撤退的话，走不走？

严说：上级如果下令，有计划地撤退，当然要走；只怕危城之下，没有计划。

颜希儒说：还能有计划么？!

严开运问他准备怎么办。

颜希儒说：不管怎样撤，我都不走了。

说着，颜希儒从腰里掏出两颗手榴弹，一手拿着一个，说：你看，够本了吧？!

南京的烈风，刮过这个广西人的怒发。

在1937年12月12日深夜的下关，装甲兵步兵炮教导队第2营军需官刘树芃终于上了船，但回头看到岸上的几辆坦克和汽车，怎么能留给鬼子？就想叫人全部炸掉，但身边的两个汽车兵和两个坦克兵舍不得，把刘拦住，僵持中，那四个人说他们不走了。

“不走了”这仨字，在12日夜给人以无限的悲壮。

刘树芃说：我们是奉命撤退。

汽车兵说：不，我们是打鬼子的，敌人已经到了面前，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武器销毁了，应该打了再说。

坦克兵说：坦克上还有武器，破坏了还不如拆下来跟鬼子干一场。

刘树芃想把他们带走，说：你们排长呢，我跟他说。

汽车兵回答：我们自己负责，我们走了。

说完，两个汽车兵和两个坦克兵带了枪，跳下船，重新上了岸。

这，是中国人。

到了13日天亮，日军已经逼近江边，一群失去长官的士兵围住一个穿上校军服的军官，说：我们突不出去了，长官！你指挥我们抵抗不好吗？否则，也是死。

上校说：我是军医，不懂作战的事啊！

士兵们说：只要您命令我们打就行了！

上校想了想，说：好！随后他振臂高呼：兄弟们，向鬼子打呀！

这名军医就这样带着一群散兵，发起了中国人在南京城下对日军的最后一次反击。

没人知道他们当中有多少人突围出去。甚至到12月13日下午，还有20多名官兵在挹江门城墙上，狙击扫荡过来的日军。他们也是决定“不走了”的人。

而城陷后，困于孤城的，也有不少人。看下面这个单子：

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教导总队第2旅主任参谋廖耀湘；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孙元良；第103师副师长戴之奇；第88师作战参谋卢畏三；教导总队辎重营营长郭岐；教导总队第3旅第4团团长睢友兰；教导总队工兵团第2营营长钮先铭；炮兵第42团第1营高炮第3连副连长沈咸；军医署署长兼南京卫戍军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野战救护处科长蒋公榖。

上面这些人，都没逃出去。如果说作为军医官的金诵盘、蒋公榖（著有《陷京三月记》[1]）在南京陷城后进入外国大使馆，受到直接保护的话，那么邱清泉、廖耀湘、孙元良、郭岐、钮先铭、沈咸等军人的经历就可以用“血雨腥风”来形容了。

在这些人中，第一个脱险的是第103师副师长戴之奇，1937年年底，他化装成菜农混出城。其他人，大多数在转年春天才逃离南京，比如官级最高的孙元良，而且他的经历也是个“疑案”。

孙元良在第88师打响淞沪会战第一枪，南京战时，年仅33岁的他，已升任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领中将军衔。

12月12日傍晚，唐生智下令放弃南京，孙元良参加完会议，返回中华门途中，得知已有日军突进，孙只身奔下关不成，一时间不知去哪好，最终困于孤城。关于南京陷落之后的经历，按孙元良在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讲述：

我既然在江边找不着船，只好钻隙向东面的山地撤退。我们从栖霞山龙谭车站间跨越铁路，南向进入山区。土族同胞殷情地供给食物，热心地带路，并代我们找船，给了我们不少方便，也添了我们无数伤心！这样，我便带了我的司令部六百多长官兄弟，和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从龙谭附近渡江，经泰兴、淮阴、徐州、郑州，于1938年3月下旬到了武汉。

孙元良的旅长廖龄奇不干了。

当时，廖龄奇带着从雨花台下来的残兵进中华门不成，又找不到孙元良，只好向下关江边突围，由于底下的辎重营手里有一些木船，廖龄奇就带着第88师的这些人在夜色中渡江了。南京战中，第88师幸存者中大部分来自廖龄奇的部队。后来，到了武汉，见到蒋介石，廖龄奇提出枪毙孙元良。

《拉贝日记》在中国出版前，风传孙元良在南京城陷后藏在妓院，这种说法有点捕风捉影，实际情况是：他躲进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后来，被拉贝发现（见《拉贝日记》）。拉贝把这位中国军长安置在了该学院一座楼房的阁楼，使孙元良最终躲过日军的搜捕，1938年初逃离南京，辗转抵达武汉。他走脱没多久，他的部下师司令部参谋卢畏三也逃出南京。

在武汉，孙元良被关了一个来月，进行审查，但最后蒋介石还是放了他一马。孙元良后来很长寿，活了103岁（2007年去世），是最后一个黄埔军校1期生。战争年代结束后，孙元良渐渐被人遗忘，但他有个儿子，比他名气大多了，那就是艺名为秦汉的台湾演员。

关于孙元良的话题还没完。

蒋介石不杀孙元良，并不是因为孙是多出众的将才，而是因为从1932年“上海事变”起，孙元良就参战；1937年“八一三事变”，又是孙的部队打响第一枪，从这个角度蒋不忍杀。还有，蒋似乎也觉得对不起很多参加南京战的将士，所以对从南京撤下来的人，无论是怎么退的，他都不想治罪。孙元良没被治罪，跟这个有直接关系。

枪毙孙元良是廖龄奇提出的，孙没死，但1941年，在又一次长沙会战中，廖龄奇却因“部队溃退”（实为冤案），被蒋介石枪毙了。历史就是如此奇异。当时廖龄奇在王耀武第74军，任第58师师长。廖龄奇死后，给了副师长张灵甫独统一师的机会，这是后话了。

孙元良迷失南京时，邱清泉正待在富贵山地下室。

邱清泉的经历跟张灵甫相似，一度考入上海大学，但最终弃笔从戎。黄埔军校毕业后，又留学德国柏林，拿了洋文凭，中日开战前两个月回国，出任南京教导总队参谋长。弃城令下后，桂永清没把倔强的邱清泉拉走，只好一个人先撤了。邱清泉叫人把作战文件和军事地图全部烧毁后，继续打电话联系前线的部队长，把身边很多人都打发走了。

参谋刘庸诚对他说：参谋长，都处理完了，我们也走吧！

邱清泉的身边此时只剩下两个贴身卫兵了，他一边抽烟，一边往左轮手枪里装子弹，对刘说：你受过伤，你先走吧。

刘庸诚百感交集。

刘走后，邱清泉在几个房间里转了一圈，这才提枪带着两个卫兵走出地下室，这时候，紫金山第一峰枪声密集，火光冲天。

这绝对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冷酷的一夜。

邱清泉把身边的人都打发走了，但自己终不得出！在地狱般的南京潜伏了一个多月之后，第二年年初，邱清泉才成功逃离。

邱清泉是南京弃城后表现最好的一名将领，真正做到了在那个职位上该做的一切。

跟上面的人比，成名前的廖耀湘没被困在城里，而是陷于郊区。

廖耀湘跟邱清泉一样，也留了洋，抗战前一年，从法兰西学成回国，在教导总队第2旅做了中校主任参谋。南京战开始后，廖耀湘和部队跟日军血战了四昼夜。得到弃城消息时已是12月13日凌晨。此时廖耀湘在城外阵地，想奔下关来不及了，而且那样更危险。在指挥室销毁完文件，廖耀湘用最快的时间判断了一下路线，随后带4名士兵直奔南京外围的马群方向。

一路潜行，天色渐亮，后面仍有枪声，但较之于前一天，已经稀疏，廖耀湘知南京已陷，不禁心如刀绞。跑了十多公里后，一行人到达马群。在马群，廖耀湘跟部下不断遇到逃难的农民。这时候，一个好心的难民，带着廖耀湘等人去了栖霞寺。栖霞寺位于南京东北22公里处的栖霞山上。当日午后，廖耀湘等人来到栖霞寺。此时，聚集在寺院及周围的难民已超过万人。

寺院监院寂然法师是位深明大义的僧人，尽管知道廖耀湘的身份，但还是决定冒险收留。难民越来越多，潜藏到寺院的中国军人也超过了200人。在周边扫荡的日军不时破寺而入，搜索中国“便衣兵”。寂然法师沉着应对，与日军周旋。后来，为了安全起见，廖耀湘等人剃去头发，扮作僧人模样。半个多月后，廖耀湘等人在寂然法师的帮助下，北渡过江，辗转到后方，再后来，廖率中国远征军出师缅甸，与日军再战，终成一代名将。

化装成僧人的不只廖耀湘，还有钮先铭。跟廖耀湘一样，他也拿过法国的文凭，而且还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上过学，南京战时任教导总队工兵团第2营营长。钮先铭在富贵山指挥室得到放弃南京的命令。当他来到外面时，发现城中秩序已乱，兵民混杂洪流般尽奔下关。钮先铭裹夹在人流中，也出城来到江边，落水漂到上元门，登岸后藏进永清寺。这时已是13日下午3点。日军开始沿江扫荡，追杀中国军民。危险的情况下，钮先铭也把头发剃了，在寺里潜伏下来。日军多次闯入寺内，叫钮先铭等人给他们送柴禾。送柴禾时，钮先铭在上元门看到一望无际的中国战俘，按他的判断，有两三万人之多。这正是被山田支队俘获的那批人数在23,000人左右的中国战俘。没几天，钮先铭就在寺院里听到密集的机枪声。过了一段时间，日军叫钮先铭和僧人以及红十字会的人去干活。来到大湾子，钮先铭看到已呈半骷髅状的战友的尸体。

万千悲愤堵在胸中。

钮先铭因为在日本留过学，懂得不少日语，能从日军的对话中判断他们的意图，所以多次成功周旋，被困八个月始终没暴露身份，得以踏上去上海的火车，从那里转赴武汉。后来，他写过《还俗记》，记录那段惊心动魄的日子。

但当时影响最大的记录南京梦魇的，是郭岐的《陷都血泪录》。作为教导总队辎重营中校营长，南京战时，郭岐为总队战士准备了8个月的弹药和给养（从这一点来说，当时南京守军在弹药上确实充足）。光华门危急时，他亲自率领汽车队奔赴光华门给教导总队补充弹药。

南京弃城后，由于辎重营不是一线战斗部队，所以从正面突围基本上没戏，只有向下关撤。辎重营营部设在新街口中央银行。但此时从新街口到挹江门的马路上已聚集了大量军民，差不多把马路都堵塞了。直到午夜时，郭营长的队伍才走到鼓楼医院。又走了好一阵子，才到步兵学校。随后，郭营长派人到挹江门打探情况，得知挹江门一片混乱：往外冲的人，很多人被践踏而死；而冲出挹江门的军民又没船可渡。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带着士兵退守城内的五台山。

在当时，这也需要极大的勇气。

按郭岐判断，日军会趁夜色杀入城，实际上直到12月13日中午，五台山还没见到日军。午后时分，日军终于出现，辎重营士兵与之交火，一仗被打散，郭营长潜入附近的意大利使馆。藏在这里的还有教导总队第3旅第4团团长睢友兰。意大利使馆实际上已经空了，使馆人员在战前就都撤了，他们依靠一面意大利国旗避开了日军的搜捕。

转年春天，郭、睢逃出南京，回到大后方。他写的《陷都血泪录》连载于《西京平报》[2]上，曾引起轰动。

沈咸的经历跟前面的人别有不同！

关于沈咸，我们知道的不是太多，只知道他是浙江仙居人，南京保卫战时的职务是炮兵第42团第1营高炮第3连上尉副连长。

跟很多部队一样，沈咸也是从淞沪战场上撤回南京的，他先后带部队在雨花台、飞机场、中华门布防，多次跟日机战斗。12月10日，日军兵锋已至雨花台，沈咸率部退回城内，在新街口构筑阵地。12月12日晚，南京陷入混乱后，沈咸跟上级失去联系，因为没人下命令，所以他不知道南京已弃，直到13日黎明，“有位相识的李营长路过新街口时，悄悄告诉我：昨夜日兵爬登水西门，守门官兵全体阵亡，中华门也陷落了！”但上面那位营长也不知道弃城令已下，只知道日军在中华门、水西门那边得手。沈咸没接到撤退令，作为军人，他只有继续率部坚守阵地。在新街口，他命令部下把高炮改成平射角度，作战斗准备。

在日军入城前一小时，也就是13日上午8点，沈咸终于跟上级联系上了，上级下令要他炸毁阵地上的高炮，然后率部过江到浦口。沈咸这才知道昨天夜里南京就放弃了。

下面怎么办？炸炮！

炸炮时，沈咸鼻子一阵发酸，舍不得，正是它们一次次击落日军的飞机！

含泪毁掉那些庞然大物后，沈咸正想带人往挹江门撤，突然看到身边的几个士兵中弹倒下了，再往前看过去，日军已经现身！作为炮兵，沈咸等人手里枪支有限，只能边打边退，先是隐蔽在一幢空空如也的大楼里，然后又潜至国府路一带。

12月13日下午，在国府路，沈咸等人目击了中国守军的一辆坦克跟日军激战的情形。

当时，一小队日军搜杀到国府路，看到一辆“报废”的中国坦克。就在他们刚刚走过时，坦克的炮塔慢慢地转动了，随后火舌喷射，几十个鬼子一下子被击毙。无名勇士最后当然是为国捐躯了，没人知道他的模样和姓名，但他轻轻转动炮塔的声音，却在历史深处回荡不灭。

那声音，坚韧而决绝。

很显然，坦克里的中国士兵不想走，而是留下来再消灭几个鬼子，最后同归于尽。历史的大悲壮往往是被那么多无名者凝结出来的。

沈咸带着十几个人于当日下午辗转到莲花桥，一路上目睹了街头惨景，市民们多趴倒街头，都是被日军从身后射击而死的。走着走着，他们遇到一群市民，有人告诉沈咸，前面有6个日军正在行凶，虽然只有6个人，但已经残杀了一百多个市民了。沈咸立即带人包抄过来，一阵激战后将那6名日军全歼。

冬天里早早降临的夜色，让他们稍微安全了一点。当太阳重新升起时，危险又将降临。14日凌晨，他们摸至兴中门，想从这里出城，但城门周围已满是日军了。沈咸等人又折向中山北路，此时的中山北路已堆尸如山。

好不容易又熬到夜里，他们潜入中央大学。14日，日军大部队已蜂拥入城，扫荡中国“败残兵”的行动已经开始，再想出城难上加难。

12月15日，整整一天，沈咸等人都躲在中央大学的一间地下室。日军还没闯进校园搜捕。但沈咸清楚，危险马上就会来临，因此必须拼一次，如果成功了，就闯出城去了；失败了，杀死几个敌人，也值得了！

跟日军战斗牺牲的，再加上中途走散的，这时候沈咸身边已经没几个士兵了。15日的夜色降临，沈咸带人摸了出去，午夜过后终于来到清凉山。在路上，又袭杀了两个正在游荡的日军。一路走下来，包括沈咸在内只剩下3个人了。

天亮前，沈咸三人摸出草场门，偷渡秦淮河，终于逃出南京城！他们找了条小船，过了江，跑到了徐州，重新加入抗日军中。

沈咸在暴血孤城中的经历，特别就特别在：其他陷城者大多都是在南京陷落数月后才成功逃离的，或者在南京城郊与敌人周旋，而沈咸等人在南京城陷后的最初几天，始终跟日军处于战斗状态，随后在短时间内成功脱险，这使他们在第一时间目睹了南京屠城，而且也成为城陷后局部巷战的参加者和见证者。这一点尤为可贵。

激荡万千的1937年，随着沈咸等人的脱险而结束。而与日军广阔无边的战斗，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刚刚开始……

[1] 蒋公穀系南京守城部队军医，担负城防救护任务。他以日记形式记录了1937年12月13日至次年2月27日目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2] 创刊于1937年12月4日,出至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是解放前西安较有影响的报纸之一。每日出对开4版。起初发行和支持该报的,大都是陕西籍的国民党党、政、军要员,据说有孙蔚如、王宗山(陕西省议会议长,中统要员)、张锋伯、吕向晨、薛道五、韩光琦、温良儒(镇反中被处决)、焦子敬、谢鉴泉(参议员,山西富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