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说过，七七事变爆发时，蒋介石正在庐山。一是搞军官训练团，二是跟中共代表周恩来就两党合作和红军改编问题进行谈判，三是筹备全国各界人士谈话会。

训练团前身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军官训练团”，是个短期轮训机构。1933年成立时，目的是对付红军。跟红军打时，国军老吃亏，动不动就被反围剿成功，蒋介石急得满头大汗，最后他发现，除了士兵军事素养差以外，军官的战术指挥能力也很成问题，就这个水平，围剿红军先不说，即使想跟日军打，怎么打？问题怎么解决呢？让他们到军校回炉？来不及。

有人给蒋介石出主意：不如办班。

办班？出主意的是蒋介石的智囊、“黄埔三杰”之一的贺衷寒（黄埔军校1期，湖南岳阳人），也有人说是当时的首席军师杨永泰。不管是谁，总之军官训练班办起来了。搞政训起家的贺衷寒说了句叫蒋很中意的话：要是办班的话，不仅可以提高军官的指挥能力，还能凝聚他们的精神。

军人的政治信念和精神意志一直都是蒋介石很在乎的。

这个训练团，主要训练团以下军官，对造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还真起了不小作用。红军向陕北转移后，训练团改了名，参加人员变成了团以上高级军官，训练针对的目标，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日军。

蒋介石非常重视这个训练团，亲自当团长，副团长包括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要人，陈诚又兼了教育长。

北平事变爆发时，训练团第1期刚开班。

蒋介石在庐山抓的另一件事是全国各界人士谈话会。

进入1937年，中日开打已不可避免，原因极简单：日本没满足，中国又没法叫它满足。虽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跟中共的谈判也进行着，但如果真要面对一场不知道多少年能打完的战争，他蒋介石也真得掂量掂量。

全国各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想法？

蒋介石搞全国各界人士谈话会，为的就是探一下大家的口风，好让自己心里有底。

蒋介石叫此时已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的张群代表政府，向全国各党派领袖（不包括共产党，跟中共的谈判将单独进行）和学界名流发帖子，召集大家上庐山开谈话会，并定了个调子：开诚布公，别玩虚的，都这时候了，得掏心窝子了！

虽然此会有关国家生死存亡，但张群亲自拟订的请柬却冲淡轻盈，倒有兰亭之风：

敬启者，庐山夏日，景候清嘉，嘤鸣之求，匪伊朝夕。先生积学盛名，世所共仰，汪蒋两公，拟因暑季，畅接光华，奉约高轩，一游牯岭，聆珠玉之谈吐，比金石之攻错。幸纡游山之驾，藉闻匡世之言，扫径以俟，欣伫如何。汪蒋二公，另具请柬，尚祈惠察，谨此笺启。中政会秘书长张群谨启，六月二十三日。

6月23日，全国各界名流陆续上山。到7月中旬，云集庐山牯岭的军政要人、党派领袖、社会贤达、学界名流已达到两百多人。

还记得事变爆发那天秦德纯为胡适等人在北平送行吗？

本来胡适一行要走平汉线的，但没想到当天就爆发了事变，转天平汉线交通中断，于是只好到天津走津浦线，转道南京后，坐船顺流到九江，从那里登上庐山。

本来呢，谈话会是个非正式会议，但由于开会前北平突发重大事变，所以谈话会的性质一下子也变了，从一个时局恳谈会，变成了应对事变的官方会议。

7月16日，全国都在注视的各界人士谈话会在牯岭庐山图书馆大礼堂召开，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张群、陈立夫、蒋百里、居正、李烈钧、戴季陶、于右任、张君劢、张伯苓、蒋梦麟、竺可桢、梅贻琦、傅斯年、王云五、胡适、梁实秋、马寅初、邵力子等158人到会。

大会由张群主持。

先由汪精卫致辞。当年意气风发的刺客，走上主席台。

汪精卫先向台下的民主党派和自由学者作了个解释：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制订的《建国大纲》[2]规定，国家政治分三步走：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但现在国难当头，军政时期和训政时期结束的日子还早着呢，颁布宪法的事还需等待。

台下一阵议论。

随后汪精卫谈到北平发生的事变，说了三点：一、形势危急；二、政府困难；三、精诚团结。日后的巨奸，谈起国难，说到动情处，倒也像那么回事。

何止是像那么回事。

历史往往复杂到令人苦笑的地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蒋介石下野，紧接着上海又发生事变，汪精卫接替无力应对的孙科，当上行政院长，当时他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汪叫张学良出关收复失地，但张不买他的账，汪指挥不动张，只能干瞪眼。没多久，汪又兼着做了外交部长。在那个年头，这个活可不好干。九一八事变后，当时的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冲进办公室的青年学生砸得头破血流；《淞沪停战协定》签署后，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又被袭击。汪家人说别做这个官，汪也唯有摇头而已。果不其然，1935年底他就被激进青年差点打死。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前一天，召开了四次六中全会。这天大早，一百多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去拜谒中山陵，回来后在中央党部政治会议大厅开会（湖南路）。经过短暂的开幕式，大家出来在门口合影。一百多名委员分五排站立，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站在第一排。他身边是林森、孙科、张学良、孔祥熙等要人。记者们见大员站好，就开始拍照，一时间，镁光灯闪烁不断。9点半过后，拍完了。委员们往回走。在汪精卫转身时，记者群里跳出一人，一边往前跑，一边说：汪先生！汪先生！

汪精卫下意识地一回头。

那人已手枪在握，大叫一声：杀卖国贼！

冲着汪精卫连开三枪，枪枪都打在汪精卫头上和身上。大厅里一时炸了营。后面的记者和前面的政要四散而逃。值得一提的是，在现场的国民党元老张继，别看上了岁数，竟一下子冲过去，从后面抱住了刺客，不管刺客怎么挣扎，这老先生就是抱着不放。张学良正站在旁边的台阶上，也惊了。很多时候，在政令上，小张是不听汪精卫的，但这时候不知哪来的劲儿，小张冲回来，一个扫堂腿把刺客放倒在地，手枪也摔了出去，在他要起来时，赶过来的侍卫对着刺客连发两枪。

刺客是晨光通讯社记者、激进青年孙凤鸣。

孙凤鸣一枪打进汪精卫的左颧骨，一枪打穿左头骨，一枪打在肋骨。打在肋骨的弹片最终没取出来，1944年引发炎症，导致死亡。

当时蒋介石在哪？大家到外面合影，汪精卫已上楼叫过一次蒋了。据说，蒋突然灵异地有种“不祥之兆”，所以没下楼。这有点八卦了。实际上，近一段时间，蒋介石提高了警惕。他知道这个会是在什么背景下开的。对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妥协，从对日策略的角度说，他蒋介石可以有千万条理由，但民众不管那些，尤其是青年学生，都有一腔怒火。九一八事变当年，蒋介石就在庐山山道上遭枪手袭击。军人出身的蒋介石，警惕性还是很高的，在这个会上留了个心眼。汪精卫没请动蒋，只好自己下去，没想到真挨了子弹。

事件发生后，一生视汪精卫为宝贝的汪妻陈璧君，大吵大闹拿脑袋撞蒋介石。可怜的蒋委员长还真就说不清了。大家都出来照相，你为嘛不出来？再加上蒋汪两个人争斗了十来年……当然，如果稍微动一下脑子，你就没办法怀疑，因为即使是个傻瓜也不会作那样愚蠢的安排。但当时很多人不管这些，抓住风就是雨，后来的第二号和第三号汉奸陈公博和周佛海都肯定地说：这必定是蒋先生干的啊！就连李宗仁也从广西发电报过来问：委员长，这到底是咋回事呢？说说吧。

当时的蒋介石十分郁闷。他立即把陈立夫叫来，叫他限期破案。陈立夫、陈果夫是革命元老陈其美的侄子，而陈其美对蒋介石又有知遇之恩。陈立夫召集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8期，贵州安顺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戴笠（黄埔军校6期，浙江江山人）等人侦破此案。

虽然孙凤鸣死了，但由于几位高手同时出动，最后还是搞清楚了：孙凤鸣，1905年生，安徽滁州人，曾在第19路军干过，参加了1932年上海之战，刺杀与党内人士无关。拿到结果，蒋介石长出一口气。

孙凤鸣身中两弹，因临近心脏部位，转天就死了。即使不中弹，孙也活不久了。因为在出发前，他已服下两颗大烟泡。也就是说，他没想活着回来。

那个年代，各有各的悲壮。

汪精卫虽脑袋上、身上中了三弹，却侥幸活了过来，你说这跟谁讲理去？

汪精卫一生跟刺杀有缘。年少时，他作为刺客，赴京刺杀清朝摄政王，虽没成功，但却一举名满华夏，尤其是入狱的那两句名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让他一下子拥有了众多热血沸腾的“粉丝”。但后来，不知怎么着，他就从刺客变为被刺对象。不过，作为民国“四大美男”之首的汪精卫，命还真是大。除这次外，抗战爆发后广为人知的军统越南河内刺汪时，他又躲过一劫。当然，从那以后，他彻底走上不归路。

现在，望着主席台上的汪精卫，谁又能想到几百天后，他就成了汉奸的首席！“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的洒脱背影，最终化作一缕历史的黑烟！

扯远了，但也不远。

接着说谈话会。

紧接着，张群告诉大家，谈话会分四个组，围绕着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方面进行恳谈，南京的政府官员分散到各个小组，跟大家沟通有无。

分组讨论时，虽然很多人谈到七七事变，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所以还照样谈怎么进行国民教育、扩大新闻自由，乃至于制订宪法等问题。比如，上海来的代表就对北平的事不怎么关心，似乎习惯了中日间发生点冲突。

对于谈到北平局势的人来说，不外乎两种观点：一是当局部事件解决，二是准备即将到来的大战。

在谈到事变的人里，国家社会党总秘书张君劢第一个表了态。他对大家说：国社党在当年是秘密成立的，与国民党政见不同，对政府更是多有责难，但如今平案爆发，党派之争已退其次，最重要的是如何挽救民族之危亡。

上庐山的大学校长有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等人，大家认为危局之下，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一切纷争都可在这个原则下和解。

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提出问题：国难之际，无论是知识界，还是劳工大众，都会拥护政府抗日，但怎么把这种拥护组织成强大的力量，需要政府拿出具体的办法。

文的表态了，武的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有两个副委员长，一是冯玉祥，二是阎锡山。阎没来，冯作为军界仅次于蒋介石的人，打开话匣子。

在此之前，冯玉祥（行伍出身，祖籍安徽巢湖，在河北保定长大）造了蒋介石好几次反，蒋冯大战、蒋冯阎大战等等，最后都被一一化解。1935年，冯、阎一起做了蒋介石的“副手”，实际上蒋从没把冯当成一个强劲的对手。冯最大的特点是嗓门高，别看是老粗出身，但擅长演讲，鼓动性还挺强；说到政治手段，就平平了，也很难说会打仗；在军中呢，喜欢搞家长制，虽然北方的将领很多都是他的老部下，但最后对冯都不太信任了。但他资格老，在各方较量中往往会成为一个有用的棋子。

冯玉祥说了不少，总结起来是这么个意思：日本人不是东西，这话我早就说过，看见没有？果然又在北平闹事，亡我之心不死啊！有人说不能跟日本人打，因为打不过人家，我说一定得打，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嘛！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不能当投降派。

但慢着，文的里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人没说话。他就是胡适。胡的态度很微妙。在谈话会上，他对大家的力量凝聚到一起“深感欣慰”，并坚决反对华北特殊化，支持政府积极地对抗日本，但又反对全面开战。认为一旦全面开战，中国此后的局势将不堪设想，多年来支撑起的“国体”将毁于一旦。胡适要求政府拿出最大的努力与耐心，跟日本达成一个可以接受的停战协定。

在会后，胡适还专门拜访了蒋介石。

随着日本调遣国内师团入侵中国，蒋介石的想法是：已不是中国想不想打的问题了。事变爆发后，从四川紧急返回南京的何应钦向庐山上的蒋介石请示如何应对，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1期，江苏吴县人）得到蒋的口风后电复何应钦：委员长的方针已经决定了。

1937年7月17日，谈话会继续在庐山进行。在这一天，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对日一贯的方针和立场》。在这个声明里，他把很多真实想法都说出来了：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2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外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系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2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抵抗到底，唯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夜，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的军队无限制的出入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经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扎。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的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国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国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端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更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