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加尼沙里协同作战的步兵部队(2 / 2)

“沃伊尼克”一词源于南斯拉夫语“沃贾尼克”,意为“士兵”。“沃贾尼克”一词诞生于中世纪,原指当时的巴尔干贵族阶层成员,这些人在14世纪时期投靠了奥斯曼人。在帝国扩张时代的前期,奥斯曼人为了更轻松地完成新的征服计划,经常将被征服地原有的军事组织并入他们的军事体系,这其中就包括沃贾尼克。这些贵族们得以保有自己的封地,作为交换,他们组织辅军部队,协助奥斯曼军队作战,这些辅军部队就被称为沃伊尼克。后来这一名词成了帝国所有履行军事义务并享有免税权的非穆斯林公民的代称。成员多来自于塞尔维亚南部、马其顿、色萨利、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也有少部分的波斯尼亚人和多瑙河的萨瓦河流域的居民。信奉基督教的瓦拉几亚牧民很乐意以驻边境的沃伊尼克的身份为奥斯曼帝国效力,以换取政策上的优待。16世纪时期,独立的罗马尼亚公国摩尔达维亚也向帝国提供沃伊尼克士兵。

起初,沃伊尼克的主要职责是戍守位于保加利亚和马其顿的帝国边境地区,同时,他们也被作为侦察部队使用,并在战时跟随主力部队侵入敌国,掠取战利品。非战时他们则在自己的“巴斯迪纳斯”(一块可以被继承的耕作用地)上劳作,或饲养牲畜。

他们享有的免税权包括了帝国规定的几乎全部税种,只有一种名叫“玛图”的税例外。沃伊尼克并非地方的军事单位,而是一个独立的军事组织。而成员所需缴纳的“玛图”也由该组织一次性全部付清,而不是分摊给每一个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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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世纪的瓦拉几亚籍沃伊尼克士兵(左一)。

沃伊尼克拥有独特的军阶制度和组织结构,相应的军衔由高到低分别为:&ldquo;沃伊尼克桑贾克贝伊&rdquo;、&ldquo;沃伊尼克贝伊&rdquo;、&ldquo;切里巴西&rdquo;和&ldquo;拉贾特&rdquo;。和亚亚一样,所有沃伊尼克军官均听命于沃伊尼克桑贾克贝伊,而非听命于所在行省的总督。这支部队没有&ldquo;团&rdquo;的建制,但拥有登记在册的预备役人员,用以维持其规模。在16世纪时期,单保加利亚一地就有4万名沃伊尼克成员,以至于在后世的奥斯曼文献中,沃伊尼克成了保加利亚的同义词。

15世纪时期起,一些沃伊尼克部队开始负担额外的任务,如照顾战马,替皇室驯养猎鹰等。但直到16世纪为止,他们仍是奥斯曼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16世纪起,沃伊尼克也步了其他辅军部队的后尘,被贬为后勤部队,在战役期间为主力部队运输后勤物资,提供马匹和新鲜草料。他们的特权地位也失去了,变得和一般的穆斯林军事阶层平起平坐。沦为战斗支援部队的沃伊尼克以家庭为单位被编组为一个个的冈德尔(源自希腊语,本意为&ldquo;挂有旗子的骑枪&rdquo;),每个沃伊尼克平时的生活起居和生活费用都由家庭成员和被称为&ldquo;雅马克&rdquo;的仆人负担。尽管仍享有老爷一般的待遇,但丧失免税权等特权的事实让沃伊尼克们大为恼火,他们开始转而支持奥斯曼的敌人威尼斯人和哈布斯堡人。许多人加入了盗匪团伙。在18世纪初,情况甚至恶劣到这样的地步:毗邻其他基督教国家的帝国边境地区的年轻基督教居民中,有三分之一的人都成了反抗者!

塞克班

这里的塞克班与加尼沙里军团的精锐部队&ldquo;塞克班&rdquo;并不是同一支部队。&ldquo;塞克班&rdquo;一词起初被用于指代非正规部队,特别是那些没有装备枪炮的部队,但它最终被用于指代任何一支正规部队序列以外的部队。

但这支塞克班却与枪炮息息相关。火器在欧洲的广泛应用使基督教国家的滑膛枪部队对奥斯曼军队的威胁越来越大。为了与欧洲人相抗衡,奥斯曼人于16世纪晚期到18世纪组建了新式的塞克班部队,这支部队多为穆斯林农民出身。其中包括了大批来自达尔马提亚、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安纳托利亚地区,原隶属非军事阶层的穆斯林公民,他们大多为骑马步兵。为了在财政上维持这支新军,帝国特别设立了一种叫&ldquo;塞克班阿克赛斯&rdquo;的税。

17世纪初的塞克班新军的基本单位是博鲁克小队,每个小队有50到100人。每个小队由一名博鲁克巴西(Boluk Basi)统辖,而全体博鲁克指挥官则归博鲁克巴西贝伊指挥,这类军官起初从加尼沙里军团中抽调而来。理论上这些人是可以被遣散的,他们的职权也是可以收回的,但实际上由于绝大多数士兵是以私兵的身份从行省总督那领取军饷的,因而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感情相当淡漠,很少听从后者的命令。但后者的战斗力后来超过了日渐腐化堕落的加尼沙里,成了帝国最为精锐的部队。中央政府开始不顾一切,盲目扩军,这一饮鸩止渴的做法终于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恶果:随着与波斯和奥地利的战争分别在1590年和1606年结束,此时帝国国库已无力负担庞大的塞克班部队的开支,不得不实行裁军。大批丢掉了饭碗的塞克班士兵走上了那些对现状不满的杰尔宾特和沃伊尼克士兵的老路:投奔了盗匪集团,甚至聚众反叛。致使安纳托利亚的大片地区于1596年和1610年惨遭洗劫。17世纪末,大维齐耶艮&middot;奥斯曼强行解散了这支部队,结果大规模的内战就此爆发,一直持续到18世纪。

游牧民

耐人寻味的是,另一支重要的后勤部队是由游牧民组成的。在奥斯曼征服时代,大批游牧民涌入安纳托利亚地区。这些人有着良好的军事素养,但生性无法无天,难于管理。奥斯曼政府视他们为巨大的治安隐患,但又认为他们是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宝库。帝国的处理方式是将这些人一股脑儿运往鲁米利亚地区,并按照各自的族属和出身编组为一个又一个番号各异的辅助军事团队(这类团体的数量超过数万个),如&ldquo;尤鲁克&rdquo;、&ldquo;鞑靼&rdquo;和&ldquo;坎巴兹&rdquo;等。这种做法其实并不新鲜,早在前奥斯曼时代,塞尔柱人就曾多次将土库曼牧民迁往边境地区。这一手段可以收到一举多得的效果:身处异国他乡,失去了草原根基的游牧民变得服服帖帖起来,而奥斯曼人也可以从欧洲前线就近征集轻步兵部队了。但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为了让游牧部落彻底软化,帝国政府暂时剥夺了他们的作战资格,将他们役使为后勤部队。这些人在运输战略物资时经常将自己的牲畜带来,作为驮兽使用,其中最常见的是骆驼。这些强壮的驮兽能毫不费力地背负着如轻型火炮部件之类的沉重物事,穿越艰难崎岖的地区。其实用性不亚于载重货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辎重部队的任务越来越繁重,游牧民们也渐渐有些吃不消了,奥斯曼人只得从当地民众中征集驮兽和民夫,增援游牧民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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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quo;尤鲁克&rdquo;。

由于资料所限,大部分游牧民队伍的组织结构不得而知。但尤鲁克(突厥部民)的职责似乎与转为后勤役的亚亚部队一模一样,由此可以推断,它们的组织结构也彼此类似。

罗马尼亚步兵

奥斯曼人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他们擅于利用特殊的规章制度将被其征服的各个民族纳入本国的军事体系之中,以充分发掘它们的军事潜力。针对埃及马穆鲁克骑兵和罗马尼亚步兵的管理模式即为这一做法的典型。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特兰西瓦尼亚三个公国(它们合并起来即为今日的罗马尼亚)负责为奥斯曼人供应、训练、装备可用的步兵部队。它们在为奥斯曼人所征服后仍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位,因而所供应的军队仍保留着原有的军事传统。这些步兵中既有职业的意大利雇佣军,也有重新恢复并得到皇家驻军部队补充的城市民兵组织。他们使用的是如用于对抗骑兵的长戟等一系列中世纪晚期常见的步兵兵器。其后也出现了应募而来的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波兰和哥萨克籍职业火绳枪手。而瓦拉几亚人还承担有类似于游牧民的义务:为大军提供驮兽和民夫,并负责维持本地治安,与盗贼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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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匈牙利人交战的瓦拉几亚军队(14世纪)。

古奴鲁和贝斯利

在情况紧急的时期(如敌国大举入侵),边境行省的总督们可以将符合条件的当地民众征召为临时志愿军。这些人的付出并不是毫无代价的,他们可以以现金形式领取军饷或得到一块土地,这种临时志愿军叫&ldquo;古奴鲁&rdquo;。如果古奴鲁的数量不足的话,总督们还有一项紧急处置权:以五户一丁的方式强制征兵,这些人是没有任何报酬的,他们被称为&ldquo;贝斯利&rdquo;。

随着时间的推移,古奴鲁和贝斯利之间在出身方面已毫无区别,但这两支部队的名称仍在沿用。这种通过紧急征募组建临时部队的做法为那些愿意在战场上证明自己以获取固定收入的年轻人提供了机会,他们纷纷报名参加边防部队。很多人在要塞守备队中充当一名临时志愿兵,以积累军事经验,学习军事技能。16世纪中期以后,古奴鲁成了边境行省及其周边地区活动的所有佣兵部队的代名词。

切勒霍

在非常时期将平民们动员起来,组成的临时作战部队除了古奴鲁和贝斯利外,还有切勒霍(源自塞尔柱语&ldquo;雇佣军&rdquo;),这支部队中既有基督徒也有穆斯林,它的组织形式和亚亚类似,但单位规模要小得多,负担一个切勒霍士兵的给养和装备的只有4到5户人家。这支部队参加了1472年的东线战役。但在15世纪末,他们曾暂时沦为一支名副其实的劳工部队,被派去从事大型的民用或军用工程。

黎凡特

14世纪时期,奥斯曼人曾组建过黎凡特部队,当时这支部队主要募自沿海地区,他们与德尼兹阿扎布一道组成了奥斯曼海军部队。由于海军管理不佳,军纪涣散,黎凡特士兵们经常在辖区外寻衅滋事,弄得这支部队臭名昭著,甚至连&ldquo;黎凡特&rdquo;都成了&ldquo;惹是生非&rdquo;的代名词,最后苏丹不得不将其解散。16世纪末的时候,一支新的黎凡特部队出现了,他们不再隶属于海军,成员也不再是沿海居民,而是被招安的安纳托利亚山区的穆斯林盗匪。其装备有滑膛枪、剑和手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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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左到右分别是16-17世纪的黎凡特、阿扎布和塞克班士兵。</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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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辅军士兵(右一)</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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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多尔

潘多尔是一种非典型的军事组织。16世纪末,所有由基督徒组成的军事团体都失去了作战部队的资格,唯独使用冷兵器的(日后他们也装备有火器)潘多尔是个例外。这是对各式各样使用火器的雇佣兵部队依赖程度日渐加深的必然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潘多尔扮演的是类似于杰尔宾特部队的角色,如被派去戍守某个固定的地区,保卫要塞、重要桥梁和隘口,与装备火器的盗匪团伙作战。他们主要驻扎在波斯尼亚与塞尔维亚,少部分驻于保加利亚和希腊。

其他步兵部队

奥斯曼人在南巴尔干地区继承了几支前当地政权所拥有的步兵部队,如曾在14世纪80年代为拜占庭效力的卡塔兰雇佣军,1421-1422年的奥斯曼内战中还有欧洲封臣部队和雇佣十字弓手以及来自各个殖民地的热那亚持斧步兵参战。波斯尼亚阿拉伯组织的&ldquo;潘杜克&rdquo;(&ldquo;神枪手&rdquo;)和&ldquo;伊拉克&rdquo;(&ldquo;火枪手&rdquo;)在奥地利人入侵巴尔干的时候曾英勇抵抗。受到基督徒宗教迫害的犹太人和波斯尼亚鲍格米勒&ldquo;异教徒&rdquo;的身影也曾出现在奥斯曼辅军部队中。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有突厥人、阿拉伯贝都因人、库尔德人组成的非正规部队和雇佣军部队。每支队伍都拥有各自的组织结构、共同效忠对象、领导阶层、营房和各具特色的服装。此外,叙利亚预备役人员组成了阿希连队,这支军队中包括了由宗教团体组织的城市民兵部队,他们只受当地部落领袖的调遣。

在埃及,奥斯曼驻军长期受到数量不足的困扰,当地辅军部队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援军。这其中既有会说突厥语的马穆鲁克部队,也有由土生土长的北非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组成的水兵部队。

奥斯曼人的辅军政策与影响

这些五花八门的,带有各种莫名其妙番号(源于他们的民族出身或所属地区)的基督教军事团体的职责实际上基本相同。从建立到消亡,它们都被置于同一套管理模式之下。这些军事团体的组织结构也大体相似:基督徒始终只能担任低级军官,受到奥斯曼籍中高级军官的节制。这些基督教战士们起初被当作作战部队来使用,他们装备的是本民族的传统兵器,作战时也遵循本民族的传统战术。这些人对巴尔干地区的地形较为熟悉,在当地人中也有一定人脉,因而还有侦察敌情,在战役期间掩护主力部队侧翼的义务。作为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回报,这些人获准拥有世袭的小块土地,享有某些免税权,偶尔还能因战功而受赏。他们的加入,为奥斯曼人带来了更多的军事技能,令奥斯曼军事体系变得更加稳定。

很显然,帝国政府最为看重的是这些基督教军事团体守御地方的能力。奥斯曼人新征服的土地是要慢慢消化的,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奥斯曼式的统治机构更需要时间。然而当大部队于冬季回国的时候,当地人往往乘机揭竿而起,有时外国军队也会发兵相助。此时基督教辅军部队就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负责守卫军事要塞(如瓦丁)、战略地点的道路、要隘和桥梁、援助小型奥斯曼地方驻军抗击外敌的入侵、镇压本地的叛匪和盗贼团伙。

然而,当奥斯曼人在当地的统治稳定下来后,他们就开始过河拆桥了。所有的基督教辅军部队在其驻地被征服约70年后,地位和待遇便一落千丈。除了潘多尔和一些马尔托罗部队外,基督教辅军部队越来越频繁地被作为劳工部队来使用,被派去从事各类杂役。与此同时,政府还试图控制这些团体的规模,削除他们的免税权,以增加赋税收入。由于奥斯曼人的性格具有保守的一面,再加上政府并不打算彻底激怒这些人,这一法规历经了很长一段时期才真正得到执行。尽管如此,它还是引起了辅军们的强烈反弹。地位下降,特权丧失,所承担的脏活累活倒越来越多,这令他们怒不可遏。如前所述,许多人倒向帝国的敌人,甚至落草为寇,给帝国的治安带来了严重威胁。

征召基督教辅军部队的法令并未实行于帝国的所有欧洲行省。尤其是在匈牙利,当地人拒绝为奥斯曼人效力。为了安抚匈牙利人的情绪,让他们忠于帝国,政府并未强制执行这一法令。在帝国的其他部分,这一制度往往并未受到多大的抵触。总而言之,在草创和正统时代,奥斯曼政府对基督教民众的军事潜能的开发、利用,大体上是成功的,在16世纪,基督教辅军的总人数超过了8万人。然而,奥斯曼政府显然将征召基督教辅军部队视为一种权宜之计。因此,在新征服行省的地方部队组建起来后,除了几支边境行省的军事团体外(如匈牙利边境地区和波斯尼亚、斯梅德拉沃行省的辅军部队),其他辅军部队均被奥斯曼政府改编为战斗支援部队。

所有沦为后勤支援部队的基督教辅军的组织结构与落得同样命运的亚亚部队的组织结构如出一辙:他们的基本作战单位和加尼沙里部队一样,是&ldquo;奥克&rdquo;,在被改造后,基本作战单位变成了&ldquo;冈德尔&rdquo;(沃伊尼克是个典型的例子)。每个冈德尔由5到10名士兵组成,每逢作战,只征召其中的一人(轮流制),而其他人需负担被征召者的路费和军备费用。这些被征召的士兵将带着自备的坐骑和装备,在自己的长官和奥斯曼行省官员的统领下出发。他们主要承担战斗支援任务,如修理道路和桥梁、运送军粮、保护辎重车队、发掘壕堑和坑道,以及提供草料等等。

政府对被征服民族的军事潜力的成功发掘,还种下一个就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苦果:巴尔干各地区的贵族领袖只要忠于苏丹,就能继续保持他原有的地位。这样,当地的地方统治阶级也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在民族主义到处觉醒的18世纪末,这些地方统治阶级将领导、发动一场又一场震动奥斯曼帝国的民族大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