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当然知道，科利尼希望查理干预尼德兰的叛乱。当年秋末，宫中上下人人都知道了这一点，就连西班牙大使也知道此事。他在1571年11月16日的一封信中提醒国王：“现在人人皆知，提督不会沉睡不管，最终，他的一切计划都会对天主教国王（菲利普二世）不利。”但太后低估了科利尼对国王的影响；她还以为自己能像之前那样控制查理。她对科利尼的计划进展一无所知，直到西班牙使节提醒她，查理向她隐瞒了一切关于尼德兰远征的消息，原因是“提督礼貌地告诫国王，这类问题不必和妇女与教士讨论”。太后知道以后，她和提督与安茹公爵的关系迅速恶化。威尼斯大使也有同感。他敏锐地写道：“这场战争将维持他（科利尼）的权威、势力和霸权，因为除他以外没有人更适于领兵作战，这场战争将会巩固全体胡格诺派的利益。另一方面，如果他没有发动战争，他就必须离开宫廷，因为他不敢直面对手，尤其是不敢直面痛恨自己的太后和亨利。”

凯瑟琳反对科利尼出兵尼德兰是出于两个考虑：她担心西班牙报复，也担心自己大权旁落，而这两点似乎正是提督最初的目的。如果法国战胜，查理将更接近这位胡格诺派导师，太后在政府中的影响将大大萎缩——甚至消失。而如果查理和科利尼战败，天主教徒将责怪凯瑟琳和查理，并且与菲利普二世联手除掉凯瑟琳。当时，吉斯公爵对提督深恶痛绝（他坚信科利尼谋杀了其先父，并且未被追究），又对提督重回宫廷感到震惊，他唯恐天下不乱。12月底，巴黎的总督写道：“在巴黎出现了越来越多吉斯家族的盟友，他们在各区租房住下，在夜间密谋……其中一项计划是刺杀提督。”

几周后，1572年1月，吉斯公爵在五百名士兵的护卫之下进入首都，想要寻求正义：他准备和科利尼进行决斗，如果不行，就准备控告科利尼。尽管他最终未能如愿，但他炫耀武力的举动令城中占多数的天主教徒感到兴奋，（和查理与凯瑟琳相比，）这位英俊的公爵很受天主教徒的欢迎。在这种气氛下，一位有名的神父在圣母院（Notre-Dame）举行了一场颇具煽动性的复活节布道，在布道中他宣称：“如果国王下令要杀提督，那么对提督手下留情将是一种邪恶的行为。”

但凯瑟琳不能杀提督——至少现在不能——假如她真的下手，那她念念不忘纳瓦拉的亨利和玛格丽特之间的婚事也将泡汤。如果科利尼遇刺或失势，让娜·达尔布雷绝不会答应这场婚事。胡格诺派将会求助于伊丽莎白一世，而可怜的弗朗索瓦的时运也将就此告终。如前所述，太后花了近一年时间骗让娜来宫中讨论此事。纳瓦拉女王最终同意，并在1572年2月到达布洛瓦。她带上了13岁的女儿一同前往，但值得注意的是，她把儿子留在了纳瓦拉；她依然怀疑凯瑟琳的动机，想在同意婚事之前先见见这位未来的儿媳。

如果让娜想让玛格丽特改信新教，或希望和她深入交谈一番，那她肯定要失望了。在会谈中，玛戈始终无懈可击，毫无疑问，玛戈一定受到过训示，自己言行态度必须万无一失。纳瓦拉女王给家中的儿子写了许多信件，记录下就这场婚事进行的交涉，其中可以看出，让娜对王室的掩饰逐渐感到失望。让娜一开始写道：“（玛格丽特）小姐对我非常尊敬……向我保证她很喜欢这桩婚事，考虑到她在国王和太后中的影响……如果她皈依新教，我们将会是世上最幸运的（人），这不仅是我们家族的幸运，也是整个法国的幸运。但是，如果她心存戒备，另有所想，顽固坚持旧教——她就是这么说的——我担心这场婚事将会使……我们的朋友和土地遭受灭顶之灾，而对天主教徒大为有利……这样，我们和法国所有的教会都会被摧毁。”

短短几周之后，这种不乐观情绪变成了真正的担忧，让娜悲观地写道：“我在交涉时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愿望——在他们的威逼下，我不能随意和国王或小姐谈话，只能和一再催促我的太后谈话……如你所知，（亨利）先生嘲讽欺骗，我上当了。至于（玛格丽特）小姐，她只在太后的房间里待着，除了我想见她的时候，她从不出来。”

不久之后，“我的儿子，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向小姐表明了你的条件……她回复说，交涉开始时，所有人都知道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我告诉她，向我们提起婚事的人，在这件事上的说法大相径庭，我们以为，她已有新教倾向，宗教不是问题，如果不是这样，我本不会答应这桩婚事……我认为她言不由衷。我还觉得，之前我们听到的那些话——她有新教倾向——是个陷阱……昨晚我问她有没有话要对你说。一开始她说没有，后来在我的压力下她承认，‘没有许可我什么也不能说’。”这位未来的婆婆猜对了，玛格丽特受到了严格的训令；让娜来访前几个月，一位佛罗伦萨使节写道：“纳瓦拉王后想试探诱导这位小姐……但（玛戈）殿下已受到指令，只有一套固定的说辞。”

但凯瑟琳容不得异议；她力压一切反对意见，而且不惜以威胁手段达到目的。她让纳瓦拉王后明白，如果不答应这桩婚事，凯瑟琳会让教皇宣布，亨利是私生子，没有资格继承法国王位。1572年3月底，让娜最终屈服，同意了这场婚事。

佛罗伦萨大使记录下让娜和玛格丽特之间最后一次交锋。很明显，公主感到非常紧张。事已至此不能回头。凯瑟琳和让娜已达成协议。婚事已成定局。玛戈知道，她必须服从家族的意愿，但她不愿隐藏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她要找到一种体面的方法，既能成为胡格诺派丈夫的王后，又能拯救她的灵魂。她未来的婆婆继续刺激玛戈，坚持她改信新教。这位意大利使节写道：“两天前，纳瓦拉（让娜）对（玛格丽特）说，这场婚事已成定局，她希望知道，玛格丽特对皈依王子的信仰有何看法。”

这是玛戈最害怕的问题。[9]她明白，如果说实话，两边都会得罪，而如果不能满足两边的意见，后果将十分严重。但是，这件事却又是玛戈无法妥协的。她显然已经反复考虑过这个问题，她想出来一个答案，即使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至少也是走向前方歧路的指导方针。“小姐睿智地说，如果能取悦上帝，她将会以理性的方式服从女王和王子，但就算丈夫是全世界的王，她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

如果让娜能预见未来，她或许会为这位年轻女性对国家责任的坚定而感到庆幸——虽然她在宗教方面充满顾虑。但纳瓦拉女王无法预见未来。她觉得玛戈的回答令人无法接受，据这位使节说，让娜发火了。“于是（让娜）说：‘婚事成不了。’然后小姐说，她会听国王的话……就这样，她们互相让步了。”玛格丽特显然憎恨这位未来的婆婆。这位意大利使节尖锐地写道：“之后，小姐便托病不见她了。”

但是让娜明白，自己失败了，她马上给儿子和伊丽莎白一世写信，宣布她将将同盟贯彻下去。让娜写给亨利信件的最后几句话显示出，她明白自己的儿子就要接触宫廷中的价值观了。她写道：“种种诱惑将使你堕落，无论是你的外貌还是你的信仰……我知道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因为他们无法掩饰这一点，我只能说这些……不过记住，要常常梳头，不要让头发上长虱子。”

婚礼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划。但新郎4月染上重病，一连两个月无法出行，使玛格丽特没能在19岁生日之前出嫁。虽然是无心的，但这次延迟对天主教徒极为有利，6月4日，为儿子采购婚礼服装礼品的让娜·达尔布雷因初夏反常的酷暑而突然病倒，肩膀剧烈疼痛。不到一周时间，纳瓦拉王后逝世。

让娜的胡格诺派太医经过验尸后表示，让娜是自然死亡：让娜患有潜在的肺结核，肺结核病情加重导致痈疽破裂，造成了她的死亡。根据凯瑟琳后来的行为判断，有人认为凯瑟琳通过一双毒手套谋杀了纳瓦拉女王，这双手套是当时在巴黎营业的一名意大利商人提供的，但这种说法不太可能，因为痈疽不会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但让娜的死亡无疑对太后是一件好事，因为太后曾对天主教徒保证，如果双方联姻，她将使亨利皈依天主教，而让娜不死，这件事极难办到。毫无疑问，一旦纳瓦拉女王答应了婚事，对王室而言，她就不再有利用价值，只会造成麻烦。并且，凯瑟琳对这位老友的逝世丝毫不伤心。身在巴黎的英格兰使节写道：“纳瓦拉女王已无活下去的希望……太后、国王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前来探访而又离开，不想再见到她。”所以，凯瑟琳或许确实秘密促成了让娜的死亡。

让娜的死让玛格丽特长出了一口气，数十年后，她还是觉得仿佛是死了一个仇人。纳瓦拉女王在交涉中对王室的伎俩感到失望，于是她猛烈批评这位儿媳和宫中的天主教徒，其中包括和吉斯家族联盟的“小可爱”的那些美女。玛格丽特在写给布朗托姆的一封信中描述了宫中上下是如何向让娜遗体告别的。她写道：“当纳瓦拉女王躺在灵床上的时候，气氛变得非常古怪：虽然不至于对历史产生影响，但我觉得我应当向您说明此事。内韦尔（Nevers）夫人（她是已故吉斯公爵的遗孀，后来嫁给内韦尔公爵）……在波旁枢机主教（Cardinal de Bourbon）、吉斯夫人（Madame de Guise）、孔代郡主（Princesse de Condé）、她妹妹和我的陪同下，来到了已故纳瓦拉女王的房间向逝者告别——她的地位和血缘关系要求我们这么做。我们看到女王躺在床上，床帘紧闭……一切遵照胡格诺派的习惯；也就是说，没有神父，没有十字架，也没有圣水。我们离灵床有一定距离，但内韦尔夫人——您知道，她最受女王痛恨——来到床边，出乎我们所有人意料之外，她不顾彼此间的敌意，竟抬起女王的手，屈膝吻了上去，之后，她又行了一个深深的礼，然后退下回到我们中间。”

这则轶事中体现出法国社会上层存在的宗教间敌意，而大众存在的敌意则放大了岂止千倍，其中尤以占巴黎人口多数的天主教徒敌意最重。对他们而言，王室和科利尼一意孤行地要和纳瓦拉联姻，只能说明王室已和胡格诺派联手，他们将要在法国进行一次神学改革，很可能会要求天主教徒放弃他们尊崇的礼仪和教条。国王坚持拆除用于纪念处决新教异端的巨型十字架，因为这种十字架被新教派别视为一种冒犯。而城市官员在大众的反对拆除的压力下，拒绝推行国王的决策，于是，他们也面临撤职的威胁。查理写信给巴黎市长明确地表示：“你必须做出抉择，是否要服从我，是否要拆除这些金字塔（即十字架），十字架如果没有拆除，你不得见我。”

但是，首都市民对这桩婚事的反对并未对凯瑟琳或提督造成影响，他们两人虽然各怀心思，利益相悖，但都愿促成这场婚事。随着婚礼的日子临近，双方对国王灵魂得救的问题矛盾逐渐激烈，最终演化成了公开的对抗。科利尼信仰的新教在宫中信者寥寥，太后利用这一优势，曾声泪俱下地指责儿子和提督背着她密谋参与在尼德兰的战争（与阿尔瓦公爵不同，查理易受凯瑟琳的眼泪影响）。凯瑟琳精心准备，以使查理感到自己罪不可赦：据一位熟悉此事的廷臣表示，凯瑟琳当时哭泣着说，“我含辛茹苦把你养大，保你成了国王……我为你奋不顾身历经千难万险，却没想到你竟然这样报答我？你瞒着我，瞒着你的母亲，去听敌人的话；你翅膀硬了，不需要我的怀抱了，却投向那些想害你的人的怀抱。我知道你和提督密谋，使我们和西班牙贸然开战……又想打发走你的兄弟（亨利），他为了你的安全宁愿不要性命，一定不会对此感到高兴。”

查理屈服了，发誓将来绝不瞒着她任何事情，并且无条件地服从她的意见，他也确实这么做了，直到科利尼7月返回宫中。提督对凯瑟琳的行为予以还击，他趁当时凯瑟琳暂离宫廷的时机（太后前去看望重病的女儿克劳德），主持军事会议，决定介入尼德兰的战争。凯瑟琳从间谍那里得知，国王对提督有所倾向，于是不得不离开女儿的病榻；她回来得正是时候。太后在最后关头粉碎了科利尼的主导权，使他大感愤怒，发誓说不管有没有军事会议的批准，他都要发兵。他在查理和与会者的面前狠批凯瑟琳，轻蔑地盯着她说：“国王陛下不愿冒险参战，那么上帝保佑他不会陷入另一场退无可退的战争吧。”

如果说，在这次决裂之前，凯瑟琳还在犹豫对提督是罢免还是逐出宫廷，那么这次会见就决定了提督的命运。她知道，提督在介入尼德兰一事上不会接受军事会议的建议，并且会继续私下向查理施压，直到达成目的，她也知道，提督对查理的影响很大。她第一次意识到，科利尼的政治影响可能超过自己。如果真是这样，她会被抛到一边，同时她宠爱的亨利也会失势，她明白查理对亨利又恨又怕，巴不得摆脱掉他。因此，她必须除掉科利尼。

不过现在还不行，她先得主持一场盛大的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