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玛格丽特自己说，风度翩翩的亨利是新郎的绝佳人选。毕竟她的姐姐克劳德已经嫁给了吉斯家族。而亨利的叔叔，也就是洛林枢机主教对王室贡献甚大——他在王室要求下支付了瑞士佣兵的费用。不仅如此，他还建议其兄安茹公爵，后者在少年时代彻底弃绝胡格诺派，成为一个热情而严苛的天主教徒。这一转变令人费解，无疑，这都因为他们的母亲为了避免别人指责自己信仰不坚定，所以在表面上坚持正统信仰。一位名叫米歇尔·德·卡斯特诺的廷臣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为了保住（凯瑟琳）在天主教徒中的影响力，为了让他们相信自己坚定支持天主教，她常常让子女参加公开的天主教集会和游行。这种行为赢得了教士和贵族的人心，也赢得了平民的信任，同时，也让胡格诺派感到绝望——尤其是当他们看到洛林枢机主教在宫中重获权力。”孔代亲王认为：“国王希望臣下和平共处、互相理解而不可得，其原因就在于安茹公爵和洛林枢机主教之间存在友谊。”

1567年秋季，胡格诺派认为西班牙和法国天主教势力迟早要发动攻势，因此先发制人，对王室发动突然袭击。他们的目标是查理九世，想切断他和谋臣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和太后及洛林枢机主教的联系。他们原定于9月28日实施计划，但25日，阴谋被王室知晓。王室当时在巴黎以东34英里的莫城（Meaux）。25日午夜，凯瑟琳紧急传唤瑞士佣兵，后者于次日凌晨赶到。经过会商，王室决定前往首都。王室在瑞士佣兵的保护下，于午夜动身。胡格诺派军队大吃一惊，当时他们尚未集结完毕，仅有六百轻骑兵，他们未配备重甲，也没有炮兵，无法突破瑞士卫队——后者人数远超新教军队十倍以上，他们围绕王室，队伍有序，一列列长矛闪闪放光，就像一只防守状态下的巨型豪猪。

那一夜，威尼斯使节也在王室队伍之中，他如是描绘这支罕见的军队：“我从未见过如此混乱的乌合之众。他们就像一群民夫……但在战场上却判若两人。他们和敌人交锋三次；将手中一切武器——乃至瓶子——投向敌人；他们放低长矛，像全速的猎犬一样追击敌人……但阵形丝毫不乱；他们士气高昂，敌人畏惧不前。”几次试探之后，胡格诺派军官慎重决定，此时并非绑架国王的最佳时机，于是决定撤军。疲惫的王室成员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黎。

新教徒首战受挫，大受刺激，不肯就此罢休。科利尼和孔代亲王领导的叛军重整军队，制定了新的计划——切断巴黎的供给线，使巴黎弹尽粮绝。胡格诺派在写给查理九世的通信中表示，此次叛乱师出有名，因为国王“早已答应西班牙国王逮捕新教领袖，消灭一切新教徒”，同时也因为国王的臣民不堪重债和苛税的负担，这些负担是“贪得无厌的外国人——具体说就是意大利人——凭借他们在法国的影响力而加给人民的”。换言之，叛乱完全是太后的错。

凯瑟琳勃然大怒。她为新教徒付出许多，却换来这样的结果！若不是凯瑟琳签署的宽容法令，这些人身在何处？胡格诺派没有良善守法的好人，他们个个都是“害虫”！温和的掌玺大臣洛斯皮托曾为凯瑟琳夺取摄政权出谋划策，此时却遭到降职惩罚，并最终被逐出政府。作为太后，凯瑟琳决心惩罚此前的盟友，并要一举消灭新教徒，因而提拔洛林枢机主教以及他手下那些极端天主教徒，法国再次陷入战争。

王室开始动员军队，11月科利尼遭遇败绩被迫撤退，但胡格诺派依然在法国全境掌控不少城镇。英俊的吉斯公爵受命防卫东部边界，而凯瑟琳于11月的一场战役中失去总司令，但又乘机将自己的爱子亨利，也就是安茹公爵提拔为法国最高级军官：中将，使这位16岁的少年一跃成为法国军队的司令。

即使是在那些最受宠爱、适应能力最强的子女身上，家庭变化也是非常微妙的。在王室中，这种关系会导致流血事件。查理九世对凯瑟琳的这一安排感到极大的嫉妒。他的弟弟成了王室军队的首领，名声荣誉将源源不绝。查理想自领军队，但是太后以其身体虚弱、身为国王为由拒绝了他的请求。查理自幼听话，即使已经17岁，却还是没有勇气反抗太后的意见，不过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激动地大喊：“母亲，我虽然年轻，但已经足以挥动宝剑，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的弟弟比我年轻，却可以率领军队？”

他的弟弟，安茹公爵亨利也有自己的问题。在亨利的成长过程中，有两件事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性格：其一，他的兄长身体欠佳——如果查理无后而亡，亨利就能即位；其二，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喜欢男人，这在16世纪初对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言或许并非好事。[1]这些因素造成的心理冲突使亨利在感情上易走极端，进而影响了他的行为举止。他知道太后偏爱自己，自己也有恃无恐；他和查理关系很好，但是之间也存在竞争心理，他嫉妒查理社会政治地位比自己高。这一切都塑造了亨利狡猾而残忍的性格。

虽然亨利为自己的新头衔感到高兴，但担任中将意味着需要常常出宫，因为至少在名义上，他负责军务，必须亲身审阅军队，并组织围攻、野战等事务。亨利为自己常不在宫中感到担心。他不仅担心谣言，也担心查理趁自己不在占尽上风。亨利因早年被吉斯家族绑架，对政治早有领教，知道要时刻关注宫廷阴谋，所以在受命之际，安茹公爵已经非常熟悉政治，认为有必要在宫中安排一个隐蔽的眼线，为身在前线的自己提供可靠情报。问题在于，要到哪里去找一个自己信任，为王室相信，又不会引起注意的人呢？找到这样一位眼线需要时间，眼下，他有仗要打。

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军事挑战摆在了新任中将面前。比起王室军队，胡格诺派准备得更好，而且（至少在战争伊始）资金更充足。这要归功于宽容法令下新教合法化，归功于新教牧师的努力传教，以至法国西部和南部胡格诺派人数大增。尽管巴黎城和广大农民依然坚定信仰天主教，法国的天主教徒仍占大多数，但如今，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城市，如拉罗歇尔、奥尔良、让娜·达尔布雷控制的加斯科尼（Gascony）的腹地，以及普罗旺斯，胡格诺派已占人口多数。更重要的是，新教徒中还包括了商人阶层和技术工人，这些人已经组成了自己的行会。行会保证新教徒在资金和合作方面占有优势，能比王室更快地集结军队，而后者即使有神奇的洛林枢机主教，也依然一贫如洗。（最终凯瑟琳不得不再次把王室珠宝抵押给意大利银行家。）

在军事指挥上，胡格诺派也有优势。科利尼提督无疑是法国最富经验、最受尊敬的骑兵军官，而且他和孔代亲王两人在其他新教国家也有同情者予以支持，比如英格兰、德意志和尼德兰。16岁的亨利受命不到三个月，就发现自己面临的胡格诺派军队有三万人之多，其中还有威名赫赫的日耳曼佣兵，在勇猛方面和持矛的瑞士佣兵不相上下。

幸运的是，凯瑟琳开始关注军事了。凯瑟琳对新教徒的军队人数和实力感到不安，担心自己宠爱而信任的次子无法胜任自己交代的任务，所以在1568年3月，凯瑟琳匆匆介入战事准备和谈。西班牙大使失去信心，指责太后两面三刀，谴责她“言不由衷”，但在这件事上，他想错了。凯瑟琳受够了新教徒的颐指气使和忘恩负义，她和西班牙国王一样（或许更甚）想击败新教徒，消灭新教徒领袖，因为凯瑟琳认为背叛是对自己的侮辱。她只是想赢得更有把握一点。太后没有忘记，吉斯公爵曾轻易地被刺客的子弹夺取生命，他死后，自己如此简单地获得了权力。凯瑟琳是想假装和谈，甚至可以答应新教徒的某些要求，而实际上则是要重演吉斯公爵被刺一幕。她的首要目的是使胡格诺派军队群龙无首。敌军一旦解散，她的儿子就不必去打无准备之仗，她也就可以秘密地、轻易地夺取提督、孔代亲王以及他们支持者和家族的性命了。

但这种密谋的问题在于，只有完全保密才有可能成功，而完全保密，在人人刺探情报的时代很难做到。胡格诺派早就得知凯瑟琳的阴谋，他们甚至编写了一套精巧的暗号来警告暗杀指定的目标人士。于是，1568年8月23日，身在巴黎东南150英里的努瓦埃尔（Noyers）的孔代亲王收到一封信件，信中有一句话别有深意：“公鹿已在网中，捕猎准备就绪，”亲王明白一刻也不能耽误了。他立刻带上家人和附近所有新教徒，前往拉罗歇尔（La Rochelle）以求庇护——拉罗歇尔城离努瓦埃尔300英里远，地处法国西部海岸线，在胡格诺派控制下，戒备森严。与此同时，提督科利尼和让娜·达尔布雷也得到警告，他们也带领家人、仆从和同党，急速赶往拉罗歇尔。胡格诺派平民跟随着胡格诺派领袖；而刚刚解散的胡格诺派军队也跟着平民，以便随时集结；到了年底，一度因凯瑟琳假和谈而解散的新教军队恢复了一半兵力。当时新教军队有17,000人随时待命，法国再次走到内战边缘，新教徒和保王派之间的正面交锋不可避免。

但此时，凯瑟琳找到了一位经验充足的将军加斯帕·德·塔瓦纳（Gaspard de Tavannes）担任其子的军事顾问，他使王室军队军力大增，亨利当时掌控着28,000人的军队。塔瓦纳是一位出色的战略家，能预测敌人的动向。1569年3月13日拂晓之前，他、安茹公爵和王室军队在拉罗歇尔东南约100英里的雅纳克（Jarnac）城外突然出现，使孔代亲王军猝不及防。

双方勇猛作战。从东部边界召回的吉斯公爵如战神附体，他在交战开始后隐藏部队，而后成功地截下新教徒的一支整编骑兵队，使其无法和骑兵主力会师。而胡格诺派虽人数不占优势，但依然坚持战斗。孔代亲王在中线带头冲锋，而科利尼从左翼夹击。“为了基督，为了国家！”亲王大声疾呼，但阵线还是溃散了。提督知道自己即将战败，为了保存实力择日再战，他脱离队伍逃离战场，但孔代亲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被敌人包围，于是下马投降，但就像吉斯公爵遇刺一样，他被一名敌军击中背部——据传言，开枪的人是受凯瑟琳指示的一个意大利人，或是安茹公爵卫队队长。但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亨利对表亲遇刺反应冷淡，后者是第一等亲王，地位仅次于自己，他将孔代亲王的尸体像一个卑微的农民那样，挂在驴子上横穿雅纳克的街道，这令王室军队大为高兴。

宫廷为安茹公爵的大胜感到无比高兴。终于赢得了一次军事胜利！胡格诺派公认的领袖已死亡，叛乱者已撤退，新教阵营群龙无首，苟延残喘。亨利明白，此时自己的地位极为有利，他想尽可能榨取这次胜利果实，于是派人从图尔（Tours）的军营前往巴黎，把他的母亲和其他王室成员召来，以夸耀他的战绩。玛戈也在受邀请之列，她不无调侃地写道：“我想请您想象一下，备受宠爱的儿子发出了这样的讯息，作为一个宠爱孩子、常常不辞劳苦——甚至不惜生命地成全子女幸福的母亲，会是怎样的反应。母爱使她胁下生翼，三天半的时间就赶到了图尔。”[2]

在这次拜访中，玛格丽特见识了王室最喜爱的、相当耗时的一项消遣。安茹公爵首先发表长篇大论，简要描述了在他领导下所取得的军事胜利（他的妹妹这样描述他的演说：“很难用语言形容母亲当时的感受，母亲爱他胜过爱其他孩子”），之后，亨利出人意料地邀请玛戈在花园中进行私人谈话。

他先是奉承玛戈。“亲爱的妹妹，我的至亲，我们一起长大，不离左右。你一定注意到我对你的感情胜过爱我的兄弟。”这些话没什么内容，但听来却很受用。

奉承过后，亨利又开始夸耀拥有自己的友谊是多么有利可图。他提醒他的妹妹：“你知道，在上帝和母后的青睐下，我有了今天的高级职位。你是我最爱、最尊重的人，我向你保证，我们利益均沾。”然后，他抛出了杀手锏。亨利愉悦地说：“我知道你有智慧且谨慎，我觉得你有能力帮我和太后搞好关系，有能力保住我现在的位置……我不在的时候，我的兄弟，也就是国王会和母后在一起，如果他获得了母后的青睐……我的兄弟，国王并不缺乏勇气，虽然他现在热衷打猎，但他的野心或许会逐渐增长，到时候就会开始杀人了；如果这样，我就必须辞去中将的职务。而这对我来说将是严重的耻辱。”为了防止灾难发生，亨利决定在“母后身边安置一个亲信，事事支持我”。他继续说，最适合这个差事的，莫过于他亲爱的妹妹了。

玛戈还不够成熟，无法领会亨利慷慨要约中的深意。玛戈被亨利突如其来的关注弄晕了，她看到的不是阴谋，而是充满责任和信任的成人世界。玛戈回忆说，兄长的话“对我来说完全是一种新语言，我之前只知道玩乐、跳舞、打猎之类的事情；不，我发现自己再也不想关心穿着打扮，却发现受人赞美是这样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我过去不曾有过这种想法”。这是因为，在玛戈成长的岁月中并未接触过这些东西。但是，一想到自己能派上用场，想到自己有重要作用，玛戈跃跃欲试。她的兄长亨利，那可是法国的中将，他也要玛格丽特帮忙。他需要玛格丽特！这才是最高的称赞。正如亨利预料的那样，玛戈立刻答应了。她热情地向亨利保证，“我会抛开一切享受，来完成你交代的任务。你可以完全信任我，没有人比我更尊敬你。我向你保证，我会像给自己办事一样，积极地为你和母后斡旋。”

于是，他们之间商量好，玛格丽特会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待太后——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亨利对母亲了如指掌，告诉自己的妹妹：“要让她每天第一个看见的是你，最后一个看见的还是你，这样就能让她信任你，对你敞开心扉。”亨利承诺，自己会在太后面前极力称赞玛戈，以保证他们的任务成功。很明显，对这件事他动作很快，他们花园密谈后不久，凯瑟琳就把玛戈拉到一边，向这个从小失怙、渴望疼爱的女儿保证，将来要让她感受到母爱和亲情——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太后说：“你的兄长把你们之间的谈话告诉我了；他觉得你不是孩子了，我也不该把你当成孩子，和你谈话让我感到欣慰，和你兄长谈话也是这样。以后，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用怕口无遮拦，我希望你畅所欲言。”

玛戈听到太后这番话后非常高兴，这种感觉就像是经过多年寒冬的战栗之后，被毛毯包裹的温暖。玛戈说：“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喜悦，我现在觉得，童年玩乐带来的愉悦如此空洞。我不愿再和同龄人待在一起了，我不爱跳舞和打猎了，我认为那些事情不值一提。”

但这个新手密探所不知道的是，她已经陷入了游戏，在这个游戏中她没有手牌。几世纪以来，小说家和一些史学家都认为，玛格丽特的兄长（们）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就性侵过她。关于这一点并无证据，毫无疑问，安茹公爵后来显然偏爱男人，不可能对她妹妹产生爱情。但从心理学——或更黑暗、更具破坏性的情感角度来说，类似的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亨利的请求十分阴险，而玛戈天真无邪，亨利将妹妹领入了瓦卢瓦宫廷的堕落世界，并使她（至少在象征意义上）失去了童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