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如果希望在人们当中保有慷慨之名，就必不可免地带有某些豪侈的性质，以致一个君主常常在这一类事情上把自己的财力消耗尽了。到了最后，如果他们想保持住慷慨的名声，他就必然非同寻常地加重人民的负担，横征暴敛，只要能够获得金钱，一切事情都做得出来。这就使得他的臣民开始仇恨他。”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1564年1月，一支漫长而喧闹的队伍缓缓走出巴黎，其宏伟程度，就是在当时也是首屈一指。大约有八百名宫廷成员受召陪伴国王和太后穿越法国，其中包括王室成员、上等贵族（当然，他们又有自己的封臣、仆从和顾问），身居要职的行政官员、政府官员、大臣、司法人员、医生、资深管家、女官、厨师、马夫、女仆、男仆、骑士、吟游诗人、号手、王家卫士、一队侏儒（凯瑟琳钟爱侏儒），神父和忏悔师（当然，他们都是天主教徒）和一些外国政要。

这支庞大队伍的后面是成百的马队（共有八百匹，在途中，打猎和比武不可缺马），如同蜥蜴有力的长尾一样，后面又跟着长长的车队，装载着各种行李：箱子装满了宫廷服装和华服，包括礼服、舞会礼服、戏服、毛皮、珠宝、礼物、金钱、食物、葡萄酒、餐具、厨具、精致的餐桌、挂毯、床具、隆重入场时所用的道具、绘有风景的布景、绣金线的帷幕、烟花、防备变天的车厢——一切都是为了尽量使旅客感到舒适，或彰显王室的奢华。这支队伍如此漫长，有时队首已到达目的地，队尾却才刚刚从昨日的营地收拾启程。就连《一千零一夜》里苏丹的随从也比不上凯瑟琳·德·美地奇组成的这支让国王见识自己众多子民的队伍。

随从人数众多，太后计划离开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太后的所有子女都参加了这次旅程。10岁的玛格丽特和8岁的弗朗索瓦也参加了这次巡游（Grand Tour）。

第一站是枫丹白露宫，在那里，太后精心筹划了一系列开幕庆典，为之后的旅程定下基调。虽然王室财政因战争而负担沉重——根据巴黎法院在1563年春天编纂的数据，王国负债已达五千万埃居之多——凯瑟琳还是决定恢复弗朗索瓦一世时代的宏大和壮观。[21]彼时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比武大会，国王陛下（13岁的查理）和安茹公爵（查理的弟弟，12岁的亨利）都参加了这次比武。之后，凯瑟琳主持了午后花园聚会，人人打扮成下等农民的样子，兴高采烈，并且欣赏年轻女子打扮成穿着暴露的塞壬，唱着靡靡之音。这次旅程之后，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并有戏剧演出助兴，戏剧由皮埃尔·德·龙萨排演，玛戈也在其中扮演角色，同样参演的还有玛戈的兄长安茹公爵，还有他之前的同学、当时已是吉斯公爵的14岁的亨利。晚上则是一场奢华的舞会，一直延续到天亮，舞会上，巴黎运来的各种金色服装熠熠放光。

在最后一天，凯瑟琳更进一步，为此前的欢庆划上了圆满的句号：根据时人的叙述，她让查理和亨利带着一队人进入花园，“他们得知，有许多美女被关在一座巨大的魔塔（inchanted tower）中，成为复仇女神的囚徒，并被两名巨人看守”。查理和亨利立即决定拯救这些不幸的少女。两名王室后代在提示下全副武装，并在大人的帮助下轻易战胜了高大的守卫，进而奋余勇登上阶梯，来到关押美女的房间。他们试图“祛除诅咒，还被囚少女以自由”（在此过程中所有人都自觉地提供便利，没有受伤），魔塔戏剧性地着火，简直可称是文艺复兴时代的电影特技。

一声令下，庞大的宫廷队伍在少年国王和中年太后的领导下，开始了横越法国的旅途，他们花费两年多时间，远到南部的普罗旺斯和西部的巴约讷（巴约），路上遭遇了暴风雪、倾盆大雨以及令人眩晕的酷暑；经过了崎岖的道路和蜿蜒的群山，经过了中型城市和政府治所，经过了省级城市，经过了风景如画的乡村。在这次卓越的旅途中，凯瑟琳想达到三重目的：通过和地方权威建立私交，强化王室权威并保证宽容法令的施行；通过高调而正统的宗教演示，向当地人展示凯瑟琳的虔诚和天主教倾向是不可动摇的；最重要的是，为自己此前的作为正名，并通过密谈取得西班牙国王、太后的女婿菲利普二世的理解。

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并与弗朗索瓦一世擅长的魅力外交一致。但是凯瑟琳并不明白，或说她没看出来，这种内在的政治手腕完全取决于君主的魅力。弗朗索瓦一世足有六英尺高；性格豪爽、活跃，令人印象深刻。他深深体现了王国本身。弗朗索瓦一世每次隆重地进入某个省级城镇的时候，他的臣民看见了自我——确切地说，看见了想象中的自我。

但凯瑟琳和查理九世在队伍簇拥下进城的时候，许多市民没有关注绣金的服装，没看见凯旋门，没看到珠宝点缀的王冠，只看到一个穿着黑衣服的矮胖年老意大利女人，身边总是跟着一个病怏怏的、稚气未脱的男孩，对母亲惟命是从。这两位没法让人产生信心。

旅途上的这两年并不平静。教皇因得知法国政府在处理新教隐患方面进展甚少而感到沮丧不安，开除了安托瓦内遗孀让娜·达尔布雷的教籍，后来甚至试图绑架她：让娜·达尔布雷当时是纳瓦拉女王，成为了胡格诺派的领袖，并且越来越好战。安托瓦内听说他的妻子要去王宫的时候，悲伤地对一位女性朋友说：“你看好了，她会让你们全都改信新教。”为了刺激天主教徒，教皇承诺无论是谁推翻了纳瓦拉王国的异端政权，就可以继承这个王国。凯瑟琳需要让娜以制衡天主教徒，也明白自己不想鼓励教皇主动谴责废黜一位女王，所以对这位朋友发出了警告，并将其纳入自己的保护中。

但是，让娜日渐好战也让凯瑟琳不安。凯瑟琳依然将新教阵营分成良好、忠诚而和平的胡格诺派，与恶劣、暴力又惹事的胡格诺派。只要让娜不轻举妄动，凯瑟琳就会融合让娜的宗教观点，正如此前，弗朗索瓦一世也容忍了他姐姐（让娜的母亲）的非正统倾向——只要她不张扬就行。但是让娜比起她母亲更执拗而好争论。她坚信新教是唯一的信仰道路，不仅想要自己的手下改信，还希望所有和自己有联系的人都改信新教。她给宫廷写了一封措辞尖刻的长信，抱怨修订后的宽容法令太保守，天主教官员歧视新教成员。让娜为人更糟糕，她性格尖刻，又自以为是。一位身在让娜宫廷的法国大使不满地在给凯瑟琳写信时说：“和纳瓦拉女王交涉并非荣幸。”

为了管束让娜，凯瑟琳准备进行一次类似绑架的行动：她把纳瓦拉女王的独子亨利留在身边，作为一位准人质来约束让娜的行为。亨利比玛戈小七个月。性格多变的安托瓦内是他的父亲，在死前一个月离开了改信新教的让娜，亨利就和父亲留在巴黎，并按照天主教徒的方式加以培养。安托瓦内死后，凯瑟琳就留下了这个男孩。

虽然亨利养尊处优，但是他在宫中并不快乐。他此前一直在风景优美的纳瓦拉尽情玩耍，当地重视户外活动。他举止欠风雅，爱吃大蒜，后来人们抱怨他口臭。他爱戴自己执拗的母亲，并从小被母亲培养成胡格诺派。他在父母分居时才八岁，明白母亲让娜离开自己是因为她拒绝参加弥撒。他很想念母亲，也固执地拒绝改信天主教，在父亲、表亲、太后和宫中其他人的集体劝说下，三个月之后，亨利终于和安托瓦内一起参加了布道。西班牙大使不悦地对其主人菲利普二世表示[22]：“他和他母亲一样死板。”

但是，安托瓦内死后，亨利无所依靠。这种经历一定非常痛苦。亨利早年的一封家信显示出，少年害怕自己会失去双亲。他得知母亲生病，写了一封信给家人。在信中他潦草地写着：“给我回信，减轻我对母后的担忧；因为我太害怕厄运会降临在她身上……你们时常来信，是我最大的慰藉。”他的悲伤引起了凯瑟琳的注意，太后怜悯他，不顾自己定下的规矩，把胡格诺派的教师重新安排在他身边，使他在宫中能有一位熟人。但太后的同情还不足以让她把孩子还给让娜。她向让娜解释，让孩子熟悉王宫对他的成长有好处——毕竟，亨利的继承权仅次于太后的诸子——

凯瑟琳让亨利也参加了这次壮游。

此后，玛戈和亨利与凯瑟琳的其他子女一起生活了两年。他们两人在晨曦中随着队伍骑行或步行，而天气恶劣的时候，则在坐在马车里随着崎岖的道路颠簸，一起游历了一个个城镇，两人逐渐熟悉。凯瑟琳每到一处都要举行典礼，将国王介绍给当地权贵，也常常举行宴会，听取当地人因宽容法令改版而产生的无尽的申诉，在这些场合下，玛戈和亨利都坐在一起。无论寒冬酷暑，他们都一同度过。1564年10月17日，队伍来到小城萨隆·德·普罗旺斯（Salon-de-Provence），会见当地显要代表——包括执政官、法官和选拔的市民和下等贵族，那时，玛戈和亨利也在一起。欢迎队伍受此殊荣，倍感激动——时人记载，“萨隆在历史上从未见过太后队伍中这么多的王公”——他们的言语极尽奉承赞扬之词。但是查理九世在紫白两色的华盖（平时装在行李中，专为入城仪式准备）下打马走过，不合礼仪地打断了他们的迎接。

他宣称：“我来此只是为了见见诺查丹马斯（Nostradamus）。”

即使是五世纪之后的今天，诺查丹马斯也带有一种神秘和魔幻的意味。诺查丹马斯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据信他预测了法国大革命、黛安娜王妃的悲剧性死亡、911恐怖袭击以及其他许多灾难。诺查丹马斯留下许多诡异而押韵的四行诗，这些诗似乎有所指向，但又模棱两可，直到今日还在流传。他为何知道这么多事？他对未来知识为何如此敏锐而全面（他在代表作《百诗集》一书中作出了942个预言）？

尽管文献方面尚有空白，学界也存在争议，但通过繁复的研究，还是可以得知诺查丹马斯的生平。他生于普罗旺斯的一个小城，原名米歇尔·德·诺查丹姆（Michel de Nostredame）。他的祖父本是犹太人，娶了一位基督徒为妻，故皈依了基督教。诺查丹马斯本人是天主教徒，可能同情胡格诺运动。（对此尚无证据证明。）他的父亲是一名商人，家产殷实，足以支持儿子去阿维农大学（University of Avignon）学习，但是诺查丹马斯没能完成本科学业，因为在二年级的时候学校因瘟疫而关闭。此后十年中大部分时间，诺查丹马斯都以游医身份度过，在旅途中学习药品交易的知识。1529年，诺查丹马斯试图进入蒙彼利埃大学（University of Montpellier）学习医学博士课程，但由于没有学士学位遭到拒绝。诺查丹马斯似乎从未在正式的医学院学习，更遑论以医学博士身份毕业，但他还是开设了一间诊所专门治疗瘟疫。就诺查丹马斯专攻的领域而言，正经的大学学位其实也并无太大意义。即使是文艺复兴时代医学的鼎盛时期，医学也无非是放血疗法、调配服用有毒药剂、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四种体液，哀哉！这些手段对细菌造成的瘟疫并无太大作用。即使那些合乎学术要求，数年苦读完成博士课程的医生也并未高明多少。16世纪一位有从业资格的医生处理瘟疫时开出的处方是：“早早出门，避免人群，晚点回家。”

诺查丹马斯在处理黑死病方面也不比别人强多少——事实上，他的发妻和子女都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但他是一位实干家，敢于直面瘟疫，至少是尽其所能提供帮助，他的人道主义行为为他带来了财富和尊重。1548年，他45岁的时候续弦，不再四处游荡行医，在小城萨隆·德·普罗旺斯安定下来，组建新家庭。

作为治疗瘟疫的医生，诺查丹马斯一直默默无闻，而到了中年他才真正出名。诺查丹马斯有了大把时间，并且像多数中年男人一样，夜晚最多睡上四五个小时，于是，他开始了新的计划——研究历书。

历书就是16世纪的占星术。这些简短的印刷品价格便宜，广为流传，有着最广大的市场，内容包括作者所知道的轶事、对每月的天气预测，以及对来年的星象预测。最后这个领域吸引了诺查丹马斯。原本是医生的诺查丹马斯一直对中世纪的占星术——恒星和行星的运动方式如何影响人的事务——深信不疑，他利用失眠的时间，仔细绘制天体的运行轨迹，并根据数据认真地推演人类的未来。1550年开始，他写成了一系列历书，一共十一本，并以文绉绉的化名诺查丹马斯（即本名诺查丹姆的拉丁文版本）发表这些著作。

诺查丹马斯书写预言的风格使他胜过了同行。这些预言全以四行小诗写成，其中充满了各种预兆，但作者又有意使语言模棱两可——人们需要解出谜底，来确定这些预言的本意。[23]这种文字游戏迎合了当时读者的口味，由于人们对政治宗教的怀疑以及谍报活动的盛行，时人或多或少已习惯于在日常交流中破解密码、暗语和深意。象征性地花上一点钱，读者不仅能一窥未来，而且还能体会解密的乐趣（无疑还有和邻居争辩的乐趣）。诺查丹马斯的历书很快脱销，使出版商非常满意。

由于诺查丹马斯的预言过于隐晦，甚至被当成了政治变动的先兆：这位预言家的一部经典历书中写道：

“日内瓦附近人心恐慌。

料事如神的顾问如是开讲：

新王已经羽翼丰满，

年轻的国王一死，饥荒和恐惧必带来败亡。”

诺查丹马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法国太后的注意，太后本人也热衷神秘学，虽然只是业余爱好。

凯瑟琳显然在1555年和这位预言家已有接触，当时她的丈夫亨利二世还在世。虽然当时诺查丹马斯似乎是受国王传唤，但很可能是凯瑟琳的主意，因为诺查丹马斯和亨利的会见只有几分钟，而会见凯瑟琳则有数小时之久。凯瑟琳咨询诺查丹马斯是出于两个原因：她想知道最近出版的历书中四行诗的含义，也有兴趣和他建立个人联系，或许是希望他把家从萨隆·德·普罗旺斯搬到宫中，成为凯瑟琳神秘学方面的私人顾问。凯瑟琳当时已经有了专属的魔法师：一位名叫柯西莫·茹切里（Cosimo Ruggieri）的意大利人，此人为凯瑟琳照看墨镜，调配药水（据谣传也调配毒药），并对与王室息息相关的星象提供建议。当然，预言未来则需要小心翼翼，三思而后言总是好的。

不过诺查丹马斯在接近这位古怪的法国太后一事上非常谨慎，太后常说自己受到各种异象困扰。除此之外，诺查丹马斯还认为太后过于吝啬。诺查丹马斯后来向朋友抱怨：“作为前往宫廷的奖赏……国王陛下赏赐了100克朗。太后则只给了30克朗。我跋涉两百英里就得到这些东西：路上我花费了100克朗，结果我只赚了30克朗。”看来，诺查丹马斯也未必每句话都是谜语。

据说，这次会见之后，凯瑟琳让诺查丹马斯前往巴黎以南100英里的布洛瓦，去看看自己的子女，并观测他们各自的星座，对他们的未来作出预言。不过这种说法可能是虚构的。没有证据显示当时王室子女身在布洛瓦。比如玛戈当时年仅两岁，弗朗索瓦一年前才出生，还是个婴儿；当凯瑟琳会见这位著名占星家时，他们肯定还在巴黎城外圣日耳曼昂莱的王家保育院中。伊丽莎白、克劳德也在圣日耳曼昂莱，时年五岁的查理和四岁的亨利也在那里。就连王储弗朗西斯也在那里——尽管王储已经11岁，可以和父母一起生活在巴黎宫廷中，但他还是和其他孩子们生活在保育院。此外，黛安·德·普瓦捷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在1555年正权势滔天，她和天主教会都反对诺查丹马斯那一套。毫无疑问，黛安不会同意诺查丹马斯为亨利的孩子们算命。

不过有件事情的确发生了：凯瑟琳显然对诺查丹马斯抱有兴趣，这使后者的名声大增，并为他在宫廷中也赢得了读者——尤其是1559年亨利二世驾崩和1560年弗朗西斯二世驾崩时，太后任摄政一职的时候更是如此。威尼斯使节在1561年5月写给本国的一封信中也提到这位大预言家：“法国又出现了另一个预言，这预言出自一位名叫诺查丹马斯的著名占星家，这预言使兄弟三人感到威胁（即凯瑟琳在世的三个儿子：查理、亨利和弗朗索瓦），预言说，太后将见证三兄弟分别登基称王。”同样的，没有证据表示当时诺查丹马斯和凯瑟琳存在个人联系。很有可能，太后或太后的某个争宠的廷臣阐发了诺查丹马斯的某首诗，得出了这个太后喜闻乐见的结论。

无论谣言从何而起，从凯瑟琳此后的行动来看，她很愿意相信这个预言。巡游使太后有机会再次和诺查丹马斯私下会见，并从这位大师口中获得一些预言；因此才有了1564年秋季前往萨隆·德·普罗旺斯的行程。虽然诺查丹马斯深信自己的预言真实不虚，并会造福全人类，但他也明白自己的女施主正是权势滔天的太后、法国的摄政，她也许希望听到一些好消息。诺查丹马斯正好准备了一些好消息。

双方会见时，诺查丹马斯的儿子也在场，据他记录，预言家是在家中接待王室成员的。他们进行了详谈，凯瑟琳离开时对诺查丹马斯的预言感到满意，西班牙大使也从凯瑟琳那里听到了其中一部分预言。大使后来又把这些预言转告给自己的君主菲利普二世，不过大使信中的口吻与太后的尊崇备至相比多少有些不同。“陛下应该知道，这里人全疯了，”西班牙大使直率地对国王表示，并接下来质疑道，“我得知，太后（凯瑟琳）在经过诺查丹马斯住处的时候，接见了此人，并给了他200克朗……太后今天对我说……‘你知道吗……诺查丹马斯向我保证，1566年全世界将迎来和平，而法国将尤其平静？’说这话的时候，王后非常深沉，就像是在引用圣约翰或圣路加的话语。”

世界和平并非这位原为医生的大师给凯瑟琳准备的唯一预言。会见结束后，凯瑟琳开心地给年长的康斯坦布尔（Constable of France）写信说，诺查丹马斯“预言国王，也就是我的儿子，将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并且会活得和您一样长：寿高90岁。”（查理当时患有肺结核，看来，诺查丹马斯放弃从医生涯对医学界并非损失。）此外，按照这位占星家的推算，恒星的排列方式显示，14岁的查理九世和31岁的伊丽莎白一世应当成婚——凯瑟琳立刻着手操办这门亲事。西班牙大使大吃一惊，立刻向自己的君主报告。他在另一封带谴责意味的信件说：“明天他们将会秘密地派遣一位绅士前往会见英格兰女王。前一日，国王和太后会见了诺查丹马斯，后者声称，国王应当迎娶这位英格兰女王。”[24]

普遍认为，历史上的统治者都比较迷信而容易上当，诺查丹马斯无论在哪里都大受崇敬，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位法师其实备受争议，毁誉参半。当时学者曾对他作出严厉批评：

“在我忘怀或苦苦思索之前，

他就已经写下了这样混乱的诗篇，

……他出生时有如是的异象，是那样的季节，

以至他说话毫无逻辑可言。”

凯瑟琳对这位预言家全盘接受，并热切地——其实是坚定地——根据他的推算采取行动，这只能说是一种极端的反应——何况凯瑟琳还受过教育。当时还有一位更加明智的占星家，约翰·迪伊（JohnDee），他和英格兰王室关系很近，当时正在英格兰政府充当顾问，但基本上是因为他在密码和反谍报方面技术高超。而对于迪伊在预言方面的兴趣，伊丽莎白放任不管，明确表示对迪伊要保持一定距离。但是凯瑟琳则完全不同：法国太后笃行神秘学一事传遍国内外，使别人愈加不相信凯瑟琳能胜任一位统治者的角色。对凯瑟琳行为感到荒谬的绝不止西班牙大使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