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蜀之蹲鸱，而欲以废五谷，岂不难哉？又欲官卖所在坊场，以充衙前雇直，虽有长役，更无酬劳。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陛下诚虑及此，必不肯为。且今法令莫严于御军，军法莫严于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势必轻于逃军，则其逃必甚于今日，为其官长，不亦难乎？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至于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于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矣。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干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圣人立法，必虑后世。岂可于两税之外别立科名？万一不幸，后世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其说曰：“《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此其所以借口也。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给之以田而不耕，劝之以农而不力。于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无以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尔，何名役之？且一岁之戍，不过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无得免者。其费岂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于怨。若行此二者，必怨无疑！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户将绝而未亡，则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数岁，则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以上论雇役

孟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春秋》书作丘甲，用田赋，皆重其始为民患也。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兑，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拣刺义勇，当时诏旨慰谕，明言永不戍边，著在简书，有如盟约。于今几日？论议已摇。或以代还东军，或欲抵换弓手，约束难恃，岂不明哉？纵使此令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余，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余，则均之邻保。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为法也，可谓至矣。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借使万家之邑，止有千斛，而谷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食自足，无操瓢乞丐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今若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孰救其饥？且常平官线，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若留充借贷，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坏民，虽悔何逮？臣窃计陛下欲考其实，则必亦问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谓此法有利无害。以臣愚见，恐未可凭。何以明之？臣顷在陕西，见刺义勇提举诸县，臣尝亲行，愁怨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则山东之盗，二世何缘不觉？南诏之败，明皇何缘不知？今虽未至于斯，亦望陛下审听而已。以上论青苗钱

昔汉武之世，财力匮竭，用贾人桑宏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是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者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予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与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陛下以为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以上论均输

陛下天机洞照，圣略如神。此事至明，岂有不晓？必谓已行之事，不欲中变，恐天下以为执德不一，用人不终，是以迟留岁月，庶几万一，臣窃以为过矣。古之英主，无出汉高，郦生谋挠楚权，欲复六国。高祖曰：“善！趣刻印！”及闻留侯之言，吐哺而骂曰：“趣销印！”夫称善未几，继之以骂，刻印销印，有同儿戏，何尝累高祖之知人？适足以明圣人之无我。陛下以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罢之，至圣至明，无以加此。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劝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陛下若信而用之，则是徇高论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实祸，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结人心者，此之谓也。结人心止此

士之进言者为不少矣，亦尝有以国家之所以存亡、历数之所以长短告陛下者乎？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是以古之贤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贫而伤风俗。而智者观人之国，亦必以此察之：齐，至强也，周公知其后必有篡弑之臣；卫，至弱也，季子知其后亡；吴破楚人郢，而陈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复；晋武既平吴，何曾知其将乱；隋文既平陈，房乔知其不久。元帝斩郅支，朝呼韩，功多于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衅生；宣宗收燕、赵，复河、湟，力强于宪、武矣，销兵而庞勋之乱起。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夫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世有尪赢而寿考，亦有盛世而暴亡。若元气犹存，则尪赢而无害，及其已耗，则盛壮而愈危，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者，则五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迟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根本已空，僵仆无日。天下之势，与此无殊。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如护元气。以上言培养国脉不在富强

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曹参，贤相也，曰：“慎无扰狱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讥谢安以清谈废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刘晏为度支，专用果锐少年，务在急速集事，好利之党相师成风。德宗初即位，擢崔祜甫为相，祜甫以道德宽大推广上意，故建中之政，其声翕然，天下想望，庶几正观。及卢杞为相，讽上以刑名整齐天下，驯致浇薄，以及播迁。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然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其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丧考妣。社稷长远，终必赖之，则仁祖可谓知本矣！今议者不察，徒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且天时不齐，人谁无过？国君含垢，至察无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则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广置耳目，务求瑕疵，则人不自安，各图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岂陛下所愿哉？汉文欲用虎圈啬夫，释之以为利口伤俗。今若以口舌捷给而取士，以应对迟钝而退人，以虚诞无实为能文，以矫激不仕为有德，则先王之泽，遂将散微！以上言用老成忠厚，不取新锐刻深

自古用人，必须历试。虽有卓异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事不轻作；一则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无辞。昔先主以黄忠为后将军，而诸葛亮忧其不可，以为忠之名望，素非关、张之伦，若班爵遽同，则必不悦，其后关羽果以为言。以黄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复虑此，而况其他？世尝谓汉文不用贾生，以为深恨。臣尝推究其旨，窃谓不然。贾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时之良策，然请为属国，欲系单于，则是处士之大言，少年之锐气。昔高祖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当时将相群臣，岂无贾生之比？三表五饵，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说，尤不可信。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赵括之轻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说，则天下殆将不安。使贾生尝历艰难，亦必自悔其说。用之晚岁，其术必精，不幸丧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岂弃才之主？绛、灌岂蔽贤之士？至于晁错，尤号刻薄。文帝之世，止于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为御史大夫。申屠贤相，发愤而死，更法改令，天下骚然，至于七国发难，而错之术亦穷矣。文、景优劣，于此可见。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趋。必使积劳而后迁，以明持久而难得，则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其得者既不以侥幸自名，则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恨，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选人之改京官，常须十年以上，荐更险阻，计析毫厘，其间一事聱牙，常至终身沦弃。今乃以一人之荐举而予之，犹恐未称，章服随至。使积劳久次而得者，何以厌服哉？夫常调之人，非守则令，员多阙少，久已患之，不可复开多门，以待巧进。若巧者侵夺已甚，则拙者迫怵无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来外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献言，使天下郡选一人，催驱三司文字，许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劳，则数年之后，审官吏部，又有三百余人，得先占阙，常调待次，不其愈难？此外勾当发运均输，按行农田水利，已据监司之体，各怀进用之心，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奏课者求为优等而速化，相胜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实乱矣！以上言不取骤进速化

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静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厚风俗者，此之谓也。厚风俗止此

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轻重相权。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弊，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国家租赋，总于计省，重兵聚于京师，以古揆今，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预图而深计，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擢用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重内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世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及至英庙之初，始建称亲之议。本非人主大过，亦无典礼明文，徒以众心未安，公议不允，当时台谏以死争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言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顾不发，中外失望。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以奋扬风采；消委之余，虽豪杰有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而苟容。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怀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本生于患失，而其祸乃至于丧邦，孔子之言，良不为过！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济水。故孙宝有言：“周公上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两不相损。”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坐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衽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得以知觉？臣之所谓愿存纪纲者，此之谓也。以上存纪纲

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异论。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纲之必断。’物议既允，臣敢有辞？然至于所献三言，则非臣之私见，中外所病，其谁不知？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舜岂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成王岂有是哉？周昌以汉高为桀、纣，刘毅以晋武为桓、灵，当时人君曾莫之罪，书之史册，以为美谈。使臣所献三言，皆朝廷未尝有此，则天下之幸，臣与有焉。若有万一似之，则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为之计，可谓愚矣。以蝼蚁之命，试雷霆之威，积其狂愚，岂可屡赦！大则身首异处，破坏家门；小则削籍投荒，流离道路。虽然，陛下必不为此。何也？臣天赋至愚，笃于自信，向者与议学校贡举，首违大臣本意，已期窜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独然其言，曲赐召对，从容久之，至谓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臣即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又备述其所以然之状，陛下颔之曰：“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有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重，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日，书成复毁，至于再三。感陛下听其一言，怀不能已，卒吐其说，惟陛下怜其愚忠而卒赦之。不胜俯伏待罪忧恐之至！

苏轼／代张方平谏用兵书

臣闻好兵犹好色也：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圣人之兵，皆出于不得已，故其胜也，享安全之福；其不胜也，必无意外之患。后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胜也，则变迟而祸大；其不胜也，则变速而祸小。是以圣人不计胜负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祸。何者？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殆于道路者七十万家，内则府库空虚，外则百姓穷匮。饥寒逼迫其后，必有盗贼之忧，死伤愁怨，其终必致水旱之报。上则将帅拥众，有拔扈之心，下则士众久役，有溃叛之志。变故百出，皆由用兵。至于兴事首议之人，冥谪尤重。盖以平民无故缘兵而死，怨气充积，必有任其咎者。是以圣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

自古人主好动干戈，由败而亡者，不可胜数。臣今不敢复言，请为陛下言其胜者。秦始皇既平六国，复事胡越，戍役之患被于四海。虽拓地千里，远过三代，而坟土未干，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婴就擒。灭亡之酷，自古所未尝有也。汉武帝承文、景富溢之余，首挑匈奴，兵连不解，遂使侵寻及于诸国，岁岁调发，所至成功。建元之间，兵祸始作，是时蚩尤旗出，长与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师行三十余年，死者无数，及巫蛊事起，京师流血，僵尸数万，太子父子皆败。故班固以为太子生长于兵，与之终始，帝虽悔悟自克，而没身之恨已无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继事夷狄。炀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诛灭强国，威震万里，然而民怨盗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无敌，尤喜用兵，既已破灭突厥、高昌、吐谷浑等，犹且未厌，亲驾辽东。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后武氏之难，唐室陵迟，不绝如线。盖用兵之祸，物理难逃。不然，太宗仁圣宽厚，克己裕人，几至刑措，而一传之后，子孙涂炭，此岂为善之报也哉？由此观之，汉、唐用兵于宽仁之后，故胜而仅存；秦、隋用兵于残暴之余，故胜而遂灭。臣每读书至此，未尝不掩卷流涕，伤其计之过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随即败衄，惕然戒惧，知用兵之难，则祸败之兴当不至此。不幸每举辄胜，故使狃于功利，虑患不深。臣故曰胜则变迟而祸大，不胜则变速而祸小，不可不察也。

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无意于兵，将士惰偷，兵革朽钝。元昊乘间，窃发西鄙，延安、泾原、麟府之间，败者三四，所丧动以万计，而海内晏然，兵休事已而民无怨言，国无遗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无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谅其有不得已之实故也。今陛下天锡勇智，意在富强，即位以来，缮甲治兵，伺候邻国。群臣百僚窥见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执国命者，无忧深思远之心；枢臣当国论者，无虑害持难之识；在台谏之职者，无献替纳忠之议。从微至著，遂成厉阶。既而薛向为横山之谋，韩绛效深入之计，陈升之、吕公弼等阴与之协力，师徒丧败，财用耗屈，较之宝元、庆历之败，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边兵背叛，京师骚然，陛下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无怒敌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赖祖宗积累之厚，皇天保祐之深，故使兵出无功，感悟圣意。然浅见之士，方且以败为耻，力欲求胜以称上心。于是王韶构祸于熙河，章悖造衅于梅山，熊本发难于渝沪。然此等皆戕贼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虚无用之地以为武功，使陛下受此虚名，而忽于实祸，勉强砥砺，奋于功名。故沈起、刘彝复发于安南，使十余万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毙于输送，赀粮器械，不见敌而尽。以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宪之师，复出于洮州矣。今师徒克捷，锐气方盛，陛下喜于一胜，必有轻视四夷、陵侮敌国之意。天意难测，臣实畏之！

且夫战胜之后，陛下可得而知者，凯旋捷奏，拜表称贺，赫然耳目之观耳。至于远方之民，肝脑屠于白刃，筋骨绝于馈饷，流离破产，鬻卖男女，薰眼折臂，自经之状，陛下必不得而见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妇之哭声，陛下必不得而闻也。譬犹屠杀牛羊，刳脔鱼鳖，以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见其号呼于梃刃之下，宛转于刀几之间，虽八珍之美，必将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为耳目之观乎？且使陛下将卒精强，府库充实，如秦、汉、隋、唐之君，则既胜之后，祸乱方兴，尚不可救，而况所任将吏，罢软凡庸，较之古人，万万不逮。而数年以来，公私窘乏，内府累世之积，扫地无余；州郡征税之储，上供殆尽。百官廪俸，仅而能继；南郊赏给，久而未办。以此举动，虽有智者，无以善其后矣。且饥疫之后，所在盗贼蜂起，京东河北，尤不可言。若军事一兴，横敛随作，民穷而无告，其势不为大盗，无以自全。边事方深，内患复起，则胜、广之形，将在于此。此老臣所以终夜不寐，临食而叹，至于痛哭而不能自止也。

且臣闻之，凡举大事，必顺天心。天之所向，以之举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举事必败。盖天心向背之迹，见于灾祥丰歉之间。今自近岁，日蚀星变，地震山崩，水旱疠疫，连年不解，民死将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见矣。而陛下方且断然不顾，兴事不已。譬如人子得过于父母，惟有恭顺静默，引咎自责，庶几可解，今乃纷然诘责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亲，未有见赦于父母者。故臣愿陛下远览前世兴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绝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邻，安静无为，为社稷长久之计，上以安二宫朝夕之养，下以济四方亿兆之命，则臣虽老死沟壑，瞑目于地下矣。

昔汉祖破灭群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战百胜，祀汉配天。然至白登被围，则讲和亲之议；西域请吏，则出谢绝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尽经变既多，则虑患深远。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轻议讨伐，老臣庸懦，私窃以为过矣。然而人臣纳说于君，因其既厌而止之，则易为力；迎其方锐而折之，则难为功。凡有血气之伦，皆有好胜之意，方其气之盛也，虽布衣贱士，有不可夺。自非知识特达，度量过人，未有能于勇锐奋发之中，舍己从人，惟义是听者也。今陛下盛气于用武，势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献言不已者，诚见陛下圣德宽大，听纳不疑，故不敢以众人好胜之常心望于陛下。且意陛下他日亲见用兵之害，必将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尝一言，臣亦将老且死，见先帝于地下，亦有以借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苏轼／徐州上皇帝书

臣以庸才，备员册府，出守两郡，皆东方要地。私窃以为守法令，治文书，赴期会，不足以报塞万一。辄伏思念东方之要务、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闻，而陛下择焉。

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与中原离合，常系社稷存亡，而京东之地，所以灌输河北，瓶竭则罍耻，唇亡则齿寒。而其民喜为盗贼，为患最甚，因为陛下画所以待盗贼之策。及移守徐州，览观山川之形势，察其风俗之所上，而考之于载籍，然后又知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寄也。昔项羽入关，既烧咸阳而东归，则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舍咸阳而取彭城，则彭城之险固形便，足以得志于诸侯者可知矣。臣观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开关而延敌，材官驺发，突骑云纵，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麦，一熟而饱数岁。其城三面阻水，楼堞之下，以汴、泗为池，独其南可通车马，而戏马台在焉。其高十仞，广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檑木炮石，凡战守之具，以与城相表里，而积三年粮于城中，虽用十万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长大，胆力绝人，喜为剽掠，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非止为盗而已。汉高祖，沛人也；项羽，宿迁人也；刘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砀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数百里间耳。其人以此自负，凶桀之气，积以成俗。魏太祖以三十万众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兴以卒伍庸材恣睢于徐，朝廷亦不能讨。岂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

州之东北七十余里，即利国监，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巨万。常为盗贼所窥，而兵卫寡弱，有同儿戏。臣中夜以思，即为寒心；使剧贼致死者十余人白昼入市，则守者皆弃而走耳。地既产精铁，而民皆善锻，散冶户之财以啸召无赖，则乌合之众，数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顺流南下，辰发巳至，而徐有不守之忧矣。不幸而贼有过人之才，如吕布、刘备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则东京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转运司奏乞禁止利国监铁，不许入河北，朝廷从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犹小之。况天下一家，东北二冶皆为国兴利，而夺彼与此，不已隘乎？自铁不北行，冶户皆有失业之忧，诣臣而诉者数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户，为利国监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余人。采矿伐炭，多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户每冶各择有材力而忠谨者，保任十人，籍其名于官，授以却刃刀槊，教之击刺，每月两衙集于知监之庭而阅试之，藏其刃于官，以待大盗，不得役使，犯者以违制论。冶户为盗所拟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卫，民所乐也，而官又为除近日之禁，使铁得北行，则冶户皆悦而听命，奸猾破胆而不敢谋矣。

徐城虽险固，而楼橹敝恶，又城大而兵少，缓急不可守。今战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骑射两指挥于徐。此故徐人也，尝屯于徐，营垒材石既具矣，而迁于南京，异时转运使分东西路，畏馈饷之劳而移之西耳。今两路为一，其去来无所损益，而足以为徐之重。城下数里，颇产精石无穷。而奉化厢军，见阙数百人，臣愿召石工以足之，听不差出使。此数百人者，常采石以甃城，数年之后，举为金汤之固。要使利国监不可窥，则徐无事；徐无事，则京东无虞矣。沂州山谷重阻，为逋逃渊薮，盗贼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采臣言，不以臣为不肖，愿复三年守徐，且得兼领沂州兵甲，巡检公事，必有以自效。

京东恶盗，多出逃军。逃军为盗，民则望风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则难敌，法重则致死，其势然也。自陛下置将官，修军政，士皆精锐而不免于逃者。臣常考其所由，盖自近岁以来，部送罪人配军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军。军士当部送者，受牒即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费，非取息钱不能办。百姓畏法不敢贷，贷亦不可复得。惟所部将校，乃敢出息钱与之，归而刻其粮赐，以故上下相持，军政不修，博弈饮酒，无所不至，穷苦无聊，则逃去为盗。臣自至徐，即取不系省钱百余千别储之。当部送者，量远近裁取，以三月刻纳，不取其息。将吏有敢贷息钱者，痛以法治之。然后严军政，禁酒博。比期年，士皆饱暖，练熟技艺，等第为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阅，所具见也。臣愿下其法诸郡，推此行之，则军政修而逃者寡，亦去盗之一端也。

臣闻之汉相王嘉曰：“孝文帝时，二千石长吏，安官乐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转相促急，司隶部刺史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则起离畔之心。前山阳亡徒苏令纵横，吏士临难莫肯仗节死义者，以守相威权素夺故也。国家有急，取办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难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于今，郡守之威权，可谓素夺矣。上有监司伺其过失，下有吏民持其长短，未及按问，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盗贼，法外求一钱以使人，且不可得。盗贼凶，人情重而法轻者，守臣辄配流之，则使所在法司复按其状，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奸人之党乎？由此观之，盗贼所以滋炽者，以陛下守臣权太轻故也。臣愿陛下稍重其权，责以大纲，阔略其小。故凡京东多盗之郡，自青、郓以降，如徐、沂、-齐、曹之类，皆慎择守臣，听法外处置强盗，颇赐缗钱，使得以布设耳目，畜养爪牙。然缗钱多赐则难常，少又不足于用，臣以为每郡可岁别给一二百千，使以酿酒，凡使人葺捕盗贼，得以酒与之，敢以为他用者。坐赃论。赏格之外，岁得酒数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盗之一术也。

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当言。欲默而不发，则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圣特达如此，若有所不尽，非忠臣之义，故昧死复言之。昔者以诗赋取士，今陛下以经术用人，名虽不同，然皆以文词进耳。考其所得，多吴、楚、闽、蜀之人。至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盖自古豪杰之场，其人沉鸷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声律，读经义，以与吴、楚、闽、蜀之人争得失于毫厘之间，则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礼义之士，虽不得志，不失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余者，困于无门，则无所不至矣。故臣愿陛下特为五路之士别开仕进之门。汉法：郡县秀民推择为吏，考行察廉，以次迁补，或至二千石，入为公卿。古者不专以文词取人，故得士为多：黄霸起于卒史，薛宣奋于书佐，朱邑选于啬夫，丙吉出于狱吏。其余名臣循吏，由此而进者，不可胜数。唐自中叶以后，方镇皆选列校以掌牙兵。是时四方豪杰不能以科目自达者，皆争为之，往往积功以取旄钺。虽老奸巨盗或出其中，而名卿贤将，如高仙芝、封常青、李光弼、来瑱、李抱玉、段秀实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趋，百川赴焉，蛟龙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则鱼鳖无所还其体，而鲵鳅为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仆庸人者，无他，以陛下不用也。今将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书，治刑狱钱谷，其势不可废鞭挞；鞭挞一行，则豪杰不出于其间。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愿陛下采唐之旧，使五路监司郡守，共选士人以补牙职。皆取人材心力有足过人，而不能从事于科举者，禄之以今之庸钱，而课之镇税场务、督捕盗贼之类。自公罪杖以下听赎，依将校法，使长吏得荐其才者，第其功伐，书其岁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异者，擢用数人。则豪杰英伟之士，渐出于此途，而奸猾之党，可得而笼取也。其条目委曲，臣未敢尽言，惟陛下留神省察。

昔晋武平吴之后，诏天下罢军役，州郡悉去武备，惟山涛论其不可，帝见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宁之后，盗贼蜂起，郡国皆以无备不能制，其言乃验。今臣于无事之时，屡以盗贼为言，其私忧过计亦已甚矣。陛下纵能容之，必为议者所笑。使天下无事而臣获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图之，则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存不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