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程砚秋被指定为出席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后被接到中南海，为共产党的首长演出，这也是他为新政权做的首次演出。周恩来陪同邓颖超以及张瑞芳到后台看望。正在化装的程砚秋立即起身，说：“您来家看我，失迎得很。”

周恩来笑道：“哪里，哪里！”并告诉他，今晚毛主席和很多首长都要来看戏。

看到高官的朴素清廉、和气友善，程砚秋从心里拥护共产党。而他后来的不快与不满，则是来自中共的戏曲改革方针。

【戏改与戏宰】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乘火车赴欧洲考察戏剧的路途上，当时的左翼文化人对程砚秋的戏剧改良意图和主张，就表示了批判和怀疑。马彦祥在《从程砚秋君赴欧说到旧剧》一文，劈头盖脸第一句就是：“程以这样匆忙的时间考察（六国），究竟会有多少成绩带回来，实在不敢预约……把有限的时间分配在这些考察上，我总觉得有点枉费。”文章的最后，还说“旧戏在现在已经到走到了‘以伶为本’的末途，而且只是个人的，不是集团的，假如不早设法予以挽救，其失败怕就在不远了。”——马彦祥说对了，那时的戏曲改良是个人的，是“以伶为本”。结果非但没有失败，在三十年代还把古老的京剧带入它的黄金岁月。而1949年后的戏改，不是个人的，倒是集团的，并从“以伶为本”转到了“以政治为本”，“以阶级为本”，“以革命为本”，“以党为本”，其结果呢？还真应验了马彦祥那句——“其失败怕就在不远了。”

1949年的6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成立的时候，共产党就忙着要改造戏曲了。我至今不理解促成一个政党对一个民间传统艺术决心彻底改造的强烈冲动到底是什么？当然，军事上的胜利者是一定要征服艺术，占领文化，控制思想的。而改造就是征服、占领和控制；彻底改造就是彻底征服，彻底占领，彻底控制。也善良也世故的艺人，也乐于接受改造。反正谁当政也得看戏。他们压根儿不会去想这样一个问题：到底中国戏曲里面的什么东西引起了最高当局的不满。他们更不敢怀疑：一种外来的集团力量、一个政治党派是否有资格和权利来领导这样一场艺术范畴内的改造运动。6月2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找来周扬、刘芝明、阿英、田汉、崔嵬、马少波等人，研究成立戏曲工作领导机构的问题。请注意：这里没有一个艺人，没有梅兰芳，也没有程砚秋。之所以不让他们参与，显然是认为他们属于旧人物，旧事物，旧势力。而由艺术领域以外的人士来领导和推动的艺术改革，从娘胎里就注定它不能走上一条按艺术自身规律发展的道路，哪怕这些“艺术领域以外的人士”可能是不错的作家、电影家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7月，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朱德到会做重要指示，周恩来做政治报告。在七百余名的代表中，第458号代表是程砚秋。和梅兰芳相比较，他的表现似乎更为积极，主动向大会提交了“改革平剧的三项书面建议”。这份建议书写得非常具体，非常专业。比如，他说“对旧有的戏曲形式和技巧，必须做彻底地了解，再斟酌着手，否则卤莽从事，会酿成不易挽救的大错”。他还要求建立国家剧院，国家戏曲音乐博物馆以及国剧学校等。

11月3日，中央文化部设立戏曲改进局，简称戏改局，局长田汉。副局长是杨绍萱，马彦祥。在这个局召开的第一次戏曲工作会议上，田汉明确了戏改的主要内容——对剧目的审定、修改和创作。“要使旧形式迅速为人民服务”，让“旧戏曲”成为“新文艺”的一部分。而实施戏曲审查，就是要以“人民大众的立场评价旧戏曲”，按照人民的选择来决定戏曲内容的取舍。这也就是说，戏曲的改革方式和推进力量将不是依靠其艺术主体。而是借助于行政力量和行政背后的政党力量，靠行政命令的方式与手段大规模介入戏曲剧团的日常工作、演出业务以及艺人生活。当时的许多人都没有弄懂这些指示的含义，包括被抬到高位的梅兰芳和程砚秋，似乎只有叶盛兰感受到它的巨大而潜在的威胁性（另文讲述）。

程砚秋一直主张改良戏曲，特别是他到欧洲考察西方戏剧之后，就已经具备了较为明确的革新意识，认为艺人应该把戏曲改革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承担起来。所以，他对戏改局的工作抱着积极参与和支持的态度。从1949年11月到1952年，他亲率自己的剧团“秋声社”赴西北、东北、西南等地考察地方戏。1949年的11月24日，他在西安文艺界欢迎他的聚会上，做了即席讲话。他说“戏曲确实在向没落的途径上走着，为了挽救危机，我们对它必须改造、前进，把技术重新充实起来，好尽量参加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又说“要建立设备完善的国家剧院，国家戏剧博物馆”，“对演员的生活保障要建立相当的福利机构来管理。”——听了这样的讲话，一方面感到程砚秋的诚意与天真，另一方面感到他心目中的戏改和官方的戏改相距甚远。12月18日，程砚秋率“秋声社”赴东北。这时他听到了“要在两、三年内消灭旧剧毒素”的号召，整个东北地区禁演的剧目高达一百四十多个。一个通化县只剩了六出评戏。接着，就是艺人失业的消息，单是浙江嵊县失业的艺人就有三千多人。官方也不许艺人自己搞些民间演出活动。尽管他在东北地区的来来往往都有中共官员接接送送，12月20日东北人民政府设晚宴招待，12月21日他为高岗和东北局首长做了专门（《金锁记》）演出，但程砚秋的内心已经很难平静了。

1950年2月9日，程砚秋致函中共意识形态主管周扬。信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改进中国戏曲，据我个人的见解，总以为要把全国各地的戏曲作一普遍而详细的调查，记录整理，综合研究。这样……一定还可以打破了固步自封的旧见而发生的一种新的动向。”他接连给周扬写了三封信，里面谈的都是戏。

同年的4月，他去山东调查地方戏，后再去西北调查地方戏曲音乐。到西安习仲勋请吃饭，到新疆则受到王震、王恩茂、赛福鼎、陶峙岳、张宗逊等人的热烈欢迎。这些高官都说自己是他的戏迷，其中一个师长和他聊戏能聊到半夜。而凡是在这里唱戏的艺人都私下里眼泪汪汪地对他说：“见到您如同见到亲人了！”接着就是诉苦：“现在许多戏不准唱了，我们很恐慌，主要是不能维持生活。”程砚秋劝慰大家不要悲观。第二天，他在日记里把这些情况都一一记录下来，并写道：“我希望大家不要放弃，当然靠个人劳动做些小生意也可以吃饭。但已付出好多代价（学戏演戏）却换不来一饱，谁都会感到苦闷。”面对这样的现实，程砚秋也苦闷。在此期间，中央文化部成立了戏曲改进委员会，委员名单里虽然有梅兰芳、程砚秋等，但这只是一个顾问性质的机构。

11月返回北京，程砚秋立即参加11月27日举行了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会上，他开门见山地指出戏改工作“出现了各种不该出现的事”。究其原因，他认为与干部修养相关。程砚秋说：“凡对戏改采取放任态度的负责人员，多半是对旧剧有相当爱好，甚至自己也会演唱，反之则易于采取强迫命令。”对于“普及”二字，他希望不要看得太死，对群众的某些迎合是必要的，否则无法维持。

1951年，他又率剧团去华中、西南考察和为抗美援朝买飞机义演。年底，程砚秋向中央文化部提出了考察报告书。报告中首先提出的是艺人生活问题。程砚秋说：“革命使好多人的生活脱离开旧有的方式而去另寻新的方式。看一看各地方戏曲艺人的生活，却非困苦挣扎所能想像的了。川剧的演员们，很多早晚只能吃两顿稀饭。”“江西河口地方，有一个剧团在流离困苦之中，陆续饿死的已将二分之一。我们写信给邵主席（即江西省主席邵式平），请求他就近调查急救，并同我们联络，研究帮助办法，可是一直没有得到回信。想是信函发生了障碍，事实上不怕没有这么一回事。所以我们觉得，在戏（曲）改（革）工作中，似应加入必要救济一项。我们不能坐视许多演员因为生活问题，影响了他们的前进的心情，更不能坐视许多年老学识宏富的艺人在生活困顿中逐渐死去。”程砚秋对艺人生命的关怀说明他对戏改运动的忧虑和怀疑。

这一年的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即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前身）成立，他被任命为副院长。11月16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派人到程家送来工资。他附上一封亲笔信，以为抗美援朝捐献现金购买武器为由，婉拒官方所发工资。这里，我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程砚秋到一九五八年去世，没拿官方一分钱的俸禄，他始终在吃戏饭，从根本上守着一个艺人的本分。梅兰芳也是这样。

一九五三年四月，他参加了对全国戏曲的情况调查。在一次座谈会上，他说自己这两年来考察的戏曲仅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单就这一部分遗产的丰富性而言，就足以惊人和宝贵。可是“就在我们访问中间，也常常有些种戏曲，是仅仅存留着名目，声音、形象、早已看不到、听不见了。推求他们没落的原因，多半是由于离开了民间基础……”对戏曲改革问题，程砚秋有着许多看法，提出了许多意见，或口头或书面地做了表达。他的表达，至今感动着我！因为包括周扬在内的文化行政官员在艺人面前一向神气十足，具有巨大的权威性和征服力。一个唱戏的，除了自己熟知的“唱念做打”、“西皮二黄”，就只配被宣布为“落后思想”与“旧习气”的代表。他们只能战战兢兢地面对党的文艺领导干部，只能俯首帖耳、恭敬从命而毫无作为。其实艺人心里也不服，有时也想有一番反驳，但拿什么反驳呢？没理论，没文化，也没资格。一些名伶虽有些文化，但过去的演艺生涯使他们或是被迫或是主动地结交了国民党政府的要人、资本家乃至汉奸。带着这样的“历史污点”，这些大角儿为了避免严遭惩处，只有更加靠拢政府，哪儿还敢站出来对戏改工作说三道四呢。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压力下，连梅兰芳这样最有资格讲话的人都知趣地放弃了话语权——当我们弄清楚这样一个背景，再来阅读程砚秋关于戏曲改革的文章、发言和书信，就势必感受到它非同小可的意义。

一九四九以后，不管程砚秋在政治上怎样积极，不管他与周恩来、贺龙、陈毅以及周扬等高官在私人交往上保持着怎样的良好关系，但在中共的文艺政策面前，他的上百个剧目，却被一一停演。1953年5月13日中央文化部《关于中国戏曲研究院1953年度上演剧目、整理与创作改编的通知》中所准许上演的194个剧目里，程派戏只有《文姬归汉》、《朱痕记》、《窦娥冤》、《审头刺汤》四个，新排的《祝英台》也未纳入上演计划。自己交给戏曲研究院的修改本也是迟迟不复。程砚秋极为不满，并委屈地说：“我是一直拥护戏曲改革的呀！”

而围绕着一出《锁麟囊》上演的曲折经历，使他渐渐懂得：虽然本人获得很高的政治待遇，但自己的实际作用在缩小。角儿的核心地位已彻底颠覆，戏班内部秩序也完全打乱。在“政治性、思想性第一”的前提下，戏剧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演员的表演水准都成了次要因素。自己呕心沥血弄出来的佳作，在红色政权眼里可能就不是什么好戏；即使是有成就的艺术家，也不是想唱什么就可以唱什么了。而失去了对剧团、剧目的支配选择权，也就意味着失去对自己的支配选择权。1957年春，在中央文化部整风大会上，程砚秋发言批评文化部原来的戏曲改进局（简称戏改局）禁戏太多，使各地方剧团几乎无戏可演，一时又创作不出新戏来，以致影响了只会演老戏的演员生活。他的情绪激动起来，气愤地说“戏改局不如改为戏宰局。”这使田汉等人大为光火。

程砚秋原本是主张戏曲改革并想有所作为的，但在现实面前，他似乎意识到自己也已被这场戏改运动吞没。戏改吞没的，不仅是一个程砚秋。五十年来，中国戏曲改革或左或右，或急或缓，或温和或激烈，对它的得失成败之评估却给后人留下一个长久的话题——长久到戏曲自身被这种改革吞没的那一刻。

【一言难尽的《锁麟囊》】

《锁麟囊》是集程派艺术之大成的剧目，它通过一个女子薛湘灵由富而穷的生活变迁，生动描述了社会的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这个戏酝酿很久了：自1937年起，程砚秋就与剧作家翁偶虹先生切磋剧本。编剧技巧也试用了许多，什么烘云托月法，背面敷粉法，帏灯匣剑法，草蛇灰线法，为的是取得舞台最好的艺术效果。剧本创作的过程也是唱腔产生的过程，因为他们深知中国艺术的韵味和文化的境界都在一唱一做之间，且只能用濡沫人情去体会。而许多的演唱和细节，最后都要提炼为一种“诗意的存在”。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到梅兰芳、马连良、程砚秋的表演，无一不是守护着这份“诗意的存在”，挥洒着可感可知的历史文化情调。为《锁麟囊》设计安排唱腔，化去了程砚秋整整一年的时间，真可谓殚精竭虑。他每编出一段都要唱给翁偶虹听，并就正于王瑶卿。一般来说，京剧唱词都是很规整的七字句（七个字一句）或十字句（十个字一句），但程砚秋要求剧作者写长短句，说：“请您费点笔墨，多写些长短句，我也好因字行腔。”翁偶虹当然照办，比如薛湘灵有这样两句唱词：“在轿中只觉得天昏地暗，耳边厢，风声断，雨声喧，雷声乱，乐声阑珊，人声呐喊，都道是大雨倾天。”“轿中人，必定有一腔幽怨，她泪自弹，声续断，似杜鹃，啼别院，巴峡哀猿，动人心弦，好不惨然。”这种句式，在传统京剧里是根本没有的。而程砚秋就依据这样的文学描述和人物需要，创造出抑扬错落、疾徐有致的新腔，并把唱腔和身段融合在一起，使程式化表演装满了真实的人间情感和惊人美感。

一九四○年四月《锁麟囊》在上海黄金大戏院首演，雅致独特的声腔艺术，人人可体味而又体味不尽的世态炎凉，带着几分温暖惆怅，一下子抓住上海观众的心。舞台上站着的名丑刘斌昆，听着听着差点儿把自己的台词都忘了。连演十场，十场皆满。到了第十一天，改演《玉堂春》，可观众不答应。再演《锁麟囊》的时候，就出现了程砚秋领唱，大家合唱的动人情景。可是到了1949年以后，这个戏一直就未能获得审查通过。一九五五年四、五月间，《戏剧报》在《反对黄色戏曲和下流表演》大标题下，提到了《锁麟囊》，说它是“宣扬缓和阶级矛盾及向地主‘报恩’的反动思想的剧本，程砚秋先生已经暂停上演”。

一九五五年，在完成《梅兰芳舞台艺术》电影的摄制工作以后，周恩来提议为程砚秋也拍摄一部舞台艺术片。周恩来要求剧目的选择应能通过一个剧目来概括程砚秋的多方面艺术成就。程砚秋首先提出自己最理想的戏，也是自己最喜欢的戏就是《锁麟囊》。但上边毫不退让，坚持认为它是个宣扬“阶级调和论”的戏，连修改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大概是周恩来做了思想工作，程砚秋只好妥协了，选择了以祈祷和平反对战争为主题的《荒山泪》。时代不容许个人权利的存在，也不承认艺术审美的独立性，他只好沉默了。1958年3月，在他疾病缠身、去世的前两天，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党支部书记（罗合如）到病房探视，极其衰弱的程砚秋又动情地提到了《锁麟囊》，面对着满脸的病容和满心的恳切，咱们的书记一点没客气，斩钉截铁道：“《锁麟囊》这出戏是不能再唱了。”如此慰问无异于催命。一出《锁麟囊》于程砚秋而言，犹如一场梦。这梦何其长也。翳影不去，人的命就熬不过梦了。程砚秋一直惦记着《锁麟囊》，可至死也没准许他再演《锁麟囊》。这个文化经历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程砚秋既是个新人物，又是个旧人物。他的存在就代表着一种历史的悲哀，这也使他承受幸与不幸的双重命运，并走完旅途。

【她确是一个知音】

1956年11月，程砚秋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团成员出访苏联、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团长是彭真，李济深、程潜和我的父亲是副团长。11月27日这一天，代表团上午访问苏联科学院，下午参观一家规模很大的纺织厂。晚八点进餐的时候，大家即兴讲话。父亲讲话时，引用了一句唐诗：“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程砚秋插话，说：“应改为：西出阳关尽故人。”

两月后，即1957年1月，代表团回国再次途经莫斯科。18日这一天，在苏联养病的毛泽东夫人要约见程砚秋。结果，他从一点等到五点多，却始终没见江青的人影儿。翌日上午十时，他和彭真夫人一起看望了毛夫人。江青对程砚秋说：“你的表演有三绝，一唱二做三水袖。”接着，又讲了许多戏剧故事。他很兴奋，说：江青确是一个知音。这里，程砚秋说的是实话。政治上江青是罪犯，艺术上江青是个内行，比现在的许多宣传部长懂艺术。

回国以后，父亲请梅兰芳、程砚秋和另外几个全国人大代表团成员到家里做客。我躲在大客厅的玻璃屏风后面，目不转睛地看着梅与程。也许因为梅兰芳和父亲比较熟悉，也不止一次到我家，所以比较随便，有说有笑的。而程砚秋斯文内敛，几乎就不怎么开口，给人很深沉的印象。梅、程俩人都那么美，又美得那么不同。

【夏日最后的玫瑰】

有段时间，程砚秋的演出较少，便常到吴祖光住所栖凤楼大院来。一来就上楼找音乐家盛家伦，希望盛家伦在音乐上多帮助他。后来，盛家伦对吴祖光说：“程砚秋了不起！他的音乐知识丰富，什么都知道，而且能吸收。”

有一次，盛家伦问他：“你能不能把西洋音乐吸收到唱腔里去？”

程砚秋答：“我试试看。”

盛家伦用口哨吹了一首英国民歌《夏日最后的玫瑰》，程砚秋想了一会儿，随口唱出。旋律里加入了英国民歌，可仍是京剧。程砚秋就有这个本事，让盛家伦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拍电影《荒山泪》时，吴祖光是导演，他俩合作得很好。程砚秋专派一个通讯员，往来于两家之间。经常是吴祖光写好一场戏，马上给程砚秋送去。第二天，他的唱腔就出来了。第三天，他的身段也出来了。没想到一年后，在反右运动中吴祖光成为戏剧界的大右派。在文艺界的批斗大会上，程砚秋坐在主席台上。轮到批判吴祖光的时候，会场的气氛也渐渐进入高潮。站久了的吴祖光偶尔抬头，发现程砚秋的那个座位是空的……

【申请入党】

经周恩来的教育启发和提议，1957年9月20日，反复思考又疑虑重重的程砚秋终于向中国戏曲研究院递交了一份自传和入党申请书。自传的第一部分是讲学艺的经过，第二部分是谈自己的社会认识，其中包括对某些社会关系的交代。后半部分是讲述对共产党的认识以及自我认识。我反复阅读这份自传，真是心绪难平。

程砚秋这样写道：“我现在要入党了。我真真感觉有些胆怯的，如田汉先生数日前的来信所讲说，我有孤僻偏激之性，说的对极了，我确是有这样性情的。因为旧社会中对唱戏的人是看不起的，我从懂得了唱戏的所保留的传统作风后，我的思想意志就要立异，与一般唱戏的不同，又有自由散漫的性情，亦是多年来演戏生活所造成。按道理我离入党的条件、资格还相差尚远，怕带有这些缺点入党后不能起良好作用，可能叫人常指责，多难为情呢。那时既对不起党的培养，亦对不起我素所敬重的介绍人（介绍人为周恩来、贺龙），所以我胆怯。

“在过去，演员们都有唱戏挣钱买房子待年老色衰唱不动的时候好生活的思想。那时的社会，演员们确是没有生活保障的。我家亦有戏界中的这种传统的想法，所以，我买有房子大小七、八处。我们早感觉到在我们国家的制度规定上是不合法的，我们亦早就没有年老无养的顾虑了，只是没有得到机会，我们愿趁此将房子送给国家，作为我的入党费。还有中央滦矿、启新、东亚股票等同上一并请给处理为盼。当时买股票的目的，不是为买卖倒把赚钱，亦是有许多原因的，亦不去细说理由了。

“在这个小花园内，我演了好几十年的戏，太疲倦太厌倦了，所见所闻感到太没有什么意味了，常想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在台上装模作样，扭扭捏捏是干什么呢？我要求，希望党给我去做一些新鲜的平凡的事情去尝试尝试，我觉得是有趣味的，这是我的要求。人生如轻云易逝，在这五六年内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认为自己离入党的条件和资格相差尚远，认为一辈子用血汗钱挣的家产不合法，对一辈子痴迷的舞台感到厌倦，对一辈子扮演的女性角色觉得是在忸怩作态——这话是程砚秋说的，你信吗？我信！程砚秋的表白与陈述，连同那文字后面的意向和冲动都是真实的。秋色已晚，春花如梦。人生本就不圆满，任何选择都是有代价的，或牺牲一部分自由，或在（艺术）理想上打折扣。况且在这样一个多乱、多变的时代，现实与理想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自会产生一种人文悲剧性。程砚秋就是这样：即使是在申请入党，悲凉也始终跟着他，直到尽头。这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叹惋，它还源于一种惨苦的人生体验。程砚秋越坚强，越进取，内心就越悲凉。而这被自己刻意掩藏的惨苦悲凉，常被外界误解为“有城府”、“有心计”，特别是与随和的梅兰芳摆放在一起的时候，他的“高深莫测”就更多地引起别人的议论。

苦苦追求，生前亦未能如愿。1958年3月9日程砚秋病逝，3月14日公祭的时候，由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张庚宣布：程砚秋被中国共产党中央文化部委员会批准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尽管是死后中共党员，但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一个艺人，一个极其高洁的艺人。

程砚秋到底怎样看待人生？有这样一段描述可以诠释：1941年初秋傍晚，他与学生（刘迎秋）漫步北京什刹前海塘侧，望着晚霞的一片暗红，程砚秋若有所感地说：“人生即是演戏，社会即是舞台，人人都是演员。”遂又指着环绕四周的景色说：“你看，这是多么美的天然布景！我们演戏，不过是戏中串戏罢了。”人究竟是观众，还是角色？是人演戏，还是戏演人？似乎都不大好说，也不易说。几十年“风也萧萧，雨也萧萧”。在锣鼓与丝弦中，程砚秋心灵深处始终想做一个归客，超然于世。青龙桥务农时期，他在耕地浇地掰老玉米棒子时响起的笑声和日记里写下的诸如“我觉人生是一大苦事，一切如梦幻，将来闭眼了事（1944年8月2日）”等许多文字可以作证。可他偏偏是个艺人，名伶。单是这样一个行业和职业，就注定了他被动的一生。程砚秋又隐又显，显而又隐，既情愿地、也是不情愿地被中国政治和戏曲改革的联手铺排了大半辈子——无论这个中国政治是属于国民党还是属于共产党，是好还是坏；也无论这个戏曲改革是改良还是改造，是对还是错。意味深长的是：程砚秋去世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了，而偏偏被禁演的《锁麟囊》却格外红火！一出旧戏、禁戏，七十年不败。

今天的“艺术家”“大腕儿”头衔多，获奖多，荣誉多，但能让人怀着热烈情感持久议论的人，一个也没有。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这些名伶仍是我和同事们聊天的话题，也只有他们才真正够得上是大师级。我的一个同事说：大凡某行出了个大师级人物，总要具备种种条件和机遇，一是天赋条件好，又肯下工夫；二是师友襄助，本人度量宽和；三是所处社会文化环境，既在传统艺术的薪火相传中得其陶冶，又善于接受新文化风气的影响。新旧两面、中西两方都得营养滋润，以丰富自身。我想这也正是梅、程得以高出同辈乃至前辈的地方了。

程砚秋其人其艺，官方有定论，民间有定评，且两方面的评价也十分接近，为人口碑又好。红氍毹上歌弦舞袖，精于斯，老于斯，死于斯。他五十四岁离世，梨园行的人都说，他和梅兰芳都是走得正好。“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昔日剧场里的如雷似火的气氛，台上台下的如狂似醉的痴迷，我们到哪里去寻？今日的戏曲，不过是看取传统风景的一扇窗罢了。梅兰芳、程砚秋正在成为一个文化符号，赫赫然写入历史，缓缓然退出尘世。

何来何往，生兮死兮。过来人能不慨叹！

2005年3月－2006年6月于北京守愚斋

「征引书目、篇目」

〖程永江：《程砚秋史事长编》（上，下），北京出版社，2000年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京剧谈往录三编》，北京出版社，1990年

《齐崧先生文集》，齐志学编辑出版，1995年〗

章诒和：集体记忆并不如烟

应《亚洲周刊》和香港贸易发展局邀请，7月下旬，《往事并不如烟》作者、“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参加了第16届香港书展的文化论坛，和龙应台、苏童、南方朔、陈冠中一起登场，探讨跨疆域写作。行事低调、很少接受采访的章诒和的出现，轰动书展，造成引人瞩目的“章诒和热”。

以优美文笔记述非人岁月的感人故事，被誉为“知识界的榜样”，章诒和的经历告诉人们：记忆是可贵的，而价值连城的是良知，她与读者的互动，在香港书展勾起盛大的集体记忆。作为书展主办机构的记者，《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江迅陪伴章诒和六天，听她讲了很多没有写进书中的故事，对她进行了专访，并将以下文字特供本报发表。

「没有写进书里的故事」

章诒和自称“没有其它本事，就会讲故事”。她讲的“最后的贵族”的往事“并不如烟”，而是打开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钥匙。7月下旬，她从北京到香港参与香港书展的文化论坛和讲座。作为主办机构的记者，陪伴她六天，最享受的就是听她讲了不少故事。这些故事，她都没有写进已出版的书里。

「故事一：马连良为翡翠青蛙而死」

文化革命期间，京剧大师马连良多次被抄家，家里几乎什么都没了。很少有人知道，马连良有个“致命一击”。他爱好收藏翡翠，他家的翡翠青蛙，据说是全中国最好的翠，全绿，青翠，当时价值上千万人民币。抄家时，他将它东藏西藏，没处藏了，就扔到家里的鱼缸里，以为这里安全。其实还不如不扔，一扔，水将那只翡翠青蛙映得格外艳丽，红卫兵一眼就瞧见了。马连良看见红卫兵眼神有异样，就匆匆走向鱼缸，用手向鱼缸里一揣。那青蛙很大，一手揣不住，而后他就背着手。这种时候，演员的本事都没了，难以处变不惊。人家说，这翡翠青蛙“价值连城”，假如出手，连房子在内，所有被抄家的东西都能换回来。此时马连良很紧张，这一动作，那一神态，令红卫兵立刻意识到什么，红卫兵训斥地一吼：“你过来！”说着，一把拉过马连良放在背后的手，又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翡翠青蛙。马连良说：“这不值钱，不值钱，是玻璃做的。”他就这么说谎。红卫兵知道这肯定是好玩意，于是往地上一甩，用脚碾成粉末。

马连良被致命一击，不久便去世了。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爱好是十分顽强的。章诒和说，艺人往往不经意间，将生活的艺术积淀为文化的蕴涵。马连良一生从事美的事业，一生爱好只是美：京剧的美，天幕的美，行头的美，声腔的美，乃至生活的美、情趣的美以及美食美景。一个爱美的人，却被丑类戕害了。

「故事二：药学权威挨批斗回家，首先想到的是咖啡」

中国有个非常有名的药学权威，就不说他名字了。他是一所医学院院长，又是另一所医学院顾问，早年从德国回来报效祖国，文化革命时两所医学院轮流批斗，他被红卫兵斗得一塌糊涂。一次批斗回家，很累，问儿子：“咱家还有咖啡吗？”儿子回答，还有一点儿。他说：“你能给煮一点吗？”家里咖啡壶早就被视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用品”被抄走了，于是，儿子就用炒菜的锅煮咖啡。小孙子在边上：“爷爷，爷爷，你喝什么呀？我也要喝一点。”爷爷用小杯子，给他喝了两口。小孙子说：“怎么这么好喝呀，这是什么东西呀？”他妈妈在一边说，这是刷锅水。

那以后，小孙子就天天在家门口等爷爷挨斗回家，一见爷爷就嚷嚷，要喝刷锅水。生活方式就这么顽强，挨批斗回家，第一件事想到的是咖啡。西方教育给他们的一点东西难以磨灭。章诒和说，人类生活的这种感官享受，这种情感欲求和实惠的物质生活，绝对不是生物性的，而是内含很多文化的、很社会化的东西。什么时候想起他来，章诒和总好像背上挨了一记黯然销魂掌。

「故事三：史良挑鞋和喝红茶」

北京有一家老字号鞋帽店，在王府井大街，叫盛锡福。一天章诒和随母亲去买鞋子，一进门就发现史良（著名“七君子”之一，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那儿。章诒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一地都是鞋子，全摆着让她选，而且全是白鞋。试鞋子的镜子是搁地上靠着墙的，一溜四周排开，所有的服务员都在为她服务，为她试鞋。当时，服务员还从其他店铺调来鞋子让她选，其实史良也只是买一双鞋。章诒和说，后来在美国、在香港、在上海，都没见过这样的场面。现在大陆喜欢用“极致”形容事物，当时史良挑鞋的场景，可谓是一种“极致”了。

史良的生活比较洋派，她爱喝红茶，一定要切柠檬，要知道那是在50年代初，北京没有几家人是这样吃的。她非常独特，总要将柠檬片的肉和皮撕开，把柠檬肉放进茶里，把片皮放在盘子里，其实这皮是很有味的。我们总说，她怎么这样吃的？当我母亲把盘子要收走时，她就说，别收走，别收走，这是我的。我们全家就看着她，她把柠檬皮贴满脸，说美容。她不管，一脸的柠檬片就出门去了。这故事我当时就想写，后来还是舍去了，因为有点顾虑，按级别规定，史良是国家领导人，我写了，怕人家认为她太“资产阶级化”。

「故事四：胡适对赵元任妻子说：你要写下去」

名望极高的语言学大师赵元任，他妻子杨步伟写了一本书，杨步伟一辈子都是贤内助，替人张罗，替丈夫张罗，替丈夫的朋友张罗。杨步伟做得一手好菜，为人仗义热情。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留美知识分子，从大西洋回到中国，最后一餐饭是在赵元任家吃的，菜是杨步伟做的。杨步伟说，你们都写书，是不是我也写一写。一天中午，她没有事做，就拿了纸写，写什么，就写怎么做两个人的饭，怎么做七个人的饭，怎么做14个人的饭，就写这些。写着写着，胡适来找赵元任的，他见赵先生没在，却见杨步伟在写东西，于是问：你写什么呢？杨步伟慌忙要将写的纸收起来，说，你不能看。胡适问，为什么？杨就说，我在写我自己。胡适一听，出乎意料，大感兴趣，便说，一定得给我看看。胡适是什么人哪，而她是什么人哪，是家庭妇女。胡适把写了的稿子拿走了，边走边看，看了两页，激动不已，又转头回来，对杨步伟说，你要写，你要写下去，写得太好了。胡适非常吃惊。一个家庭妇女，写的是油盐酱醋，枝枝叶叶，也有意义吗？也有价值吗？原来，我们大家都可以写。

「在真实面前不可退让」

Q&A

读章诒和笔下的故事，不哭也难。《往事并不如烟》写的大都是政坛名人，如史良、罗隆基，也有活跃政坛的文化名人，如储安平、张伯驹，以及厕身政坛侧幕或后台的文化人，如聂绀弩、翦伯赞。刚出版的《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中的京剧艺术大师马连良，是章诒和笔下第一个戏剧舞台上的登场人物。章诒和说，前一本书的人物，写得太苦，是哭着写的。于是就写一个艺人吧，她选了马连良。马和罗隆基他们相比，与章诒和不算太接近，章家和马家也并无多少深交。有距离，写起来也许能让她轻松一些。但没想到，越写越是和泪而作，她同样抱头痛哭，以致难以续写。她投入的是真情，唯有真情才能动人。要让读者泪落一滴，作者泪满一斛。《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至少有两个情节让读者哽咽不已，为之泫然。其一是马连良之死，写的是时代的残暴。其二是梅兰芳夫人对马连良夫人的无私援助，写的是人性的温馨。

《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讲述了不少令人拍案叫绝的章节：马连良参加抗美援朝慰问演出，竟然要索取演出报酬每场1070万元(人民币旧币)，甚至还“讨价还价”；章伯钧请马连良吃饭，马竟然将厨师、厨具、原料、作料全部带到章家，并将章家厨房擦洗得干干净净，案板洗得发白；反右期间，他被迫奉命批判他的弟子李万春，可说了两句便没词了，散会之后又马上请李万春在鸿宾楼吃饭，表示歉意。艺术上他追求尽善尽美，卓然成为老生泰斗；生活上，他极会享受，精于吃食，衣履整饬，爱好收藏，甚至吸毒。章诒和的细节和故事，使这位已去世近40年、几乎被人遗忘的京剧大师重新复活。在章诒和的笔下，马连良才有了呼吸、才有了脉搏、才有了情感，有了灵魂。

章诒和说，马连良的那种生活方式被改造，生活空间被挤压，最后，他所喜欢的，他的习惯，他的毛病，全部都被改造。她说：“故事虽然说的是马连良，实际上在那样一个时代，这样的问题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虽然是写马连良，又像是在写自己，于是写啊写，我会抱头痛哭。哀伤的不是一个人，哀伤的不是我自己，哀伤的不是马连良，而是那样的环境中所有的中国人，令人至悲至痛。”

低调的章诒和在香港期间，一再拒绝传媒访问。以下是记者独家专访问答的摘要。

「现在的小说三页之后一定上床」

Ｑ：马连良的这些细节都纳入你的审美视野，你如何理解这些世俗欲望？

Ａ：当下，一些人鄙弃了人类、历史、民族、国家等厚重观念，这是对过去政策的报复。什么上升了呢？一篇短篇小说完全说泡吧。感官的享受，人的情感欲求，实惠的物质生活等世俗性社会事物，统统纳入作家审美的新视野。这好不好？没什么不好。这对不对？没什么不对。它属于个人生存的正当而合理的要求。要不，怎么我那么喜欢马连良。我不只是喜欢他的《借东风》，喜欢他的《赵氏孤儿》，我喜欢他生活的样式，沉醉于他的泡澡，遛弯，修脚，下馆子，抽大烟，摆弄翡翠、鼻烟壶。但是如果过度释放这样一些世俗的、欲望的，属于人之本能的东西，是否会产生返祖现象呢？

一位编辑告诉我：现在读小说，无论中长篇，三页之后一定上床。我不知这是文学堕入生物境地，还是生物提升到文学天空。不过，你要把欲望下面掩盖的利益关系开掘出来，对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与内心的关系，做出既符合现实也符合历史逻辑的解释，那么，就需要多维视角了，单纯世俗视角是不够的。越是世俗的生活，越是要有理性的认同。这理性不就是思想、历史、道德、政治和哲学吗？文学至少要有一点思想。但是我反对大陆一些人提出的“文学重返思想”的口号。我说这些，并非标榜自己具备“理性认同”和“人文关怀”。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像发黄的一片叶离开老树而飘落，而这树早已是无花又无果了。

「有责任把那一代人纪录下来」

Ｑ：你怎么看待你的作品被禁？

Ａ：中国大陆的查禁制度是不言而喻的。当初写了有关父辈几个故事请朋友看，替我掂量一下，写得行不行？顺便也以这样的方式，写文章吧，给自己过60岁生日。没想到被朋友介绍给一本杂志，刊出了。刊出后，没想到被人上了网。上网传开后，没想到有出版社的人说经过删节处理可以编成书，出版了。出版后，没想到畅销。畅销后，没想到被禁。被禁后，没想到有那么多的盗版，有人算了一下，120万册至160万册。大陆的《往事》被禁和盗版后，没想到获奖。获奖后，没想到授获者被官方传询，获奖人被列入“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

八个没有想到吧，就是这样曲曲折折起起落落。我却有个信念，在可能的情况下，自己要坚守原则，有些可以退让，有些是不可以退让的。不可退让的重要一点是，在真实面前是不可退让的。这个社会假东西已经很多了，大家一起再做假，写一些假东西，换取很实际的利益，这很可悲。我们有责任把那一代人纪录下来。压抑下人成长的非常快。如果没有“反右派”，我不知道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没有狱中10年，我也不知道我是否真能懂得社会。

「我生活在故事和细节里」

Ｑ：作品中你评论不多，只是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为什么选择这种书写方法？

Ａ：我是个很没出息的人，不像有些人有非常深刻的思想，要著书和立说，写一个东西传世。我觉得我的环境是非常特殊的，踫到了如此之多的非常优秀的人，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他们自己就是故事，这些人聚起来，不像我们现在一天到晚就讨论深刻的理论，他们充满着故事，他们讲故事也讲理论，但可惜的是，他们讲的理论，我不懂。他们可以和我父亲讲四小时佛学，和我父亲讲四个小时的抗日战争的故事，他们故事中的人物，我没见过，也不知道是谁，那可能是更有价值的历史的真实的，或者是涉及到他们的本质的一些东西，遗憾的是，当时我还小，还不懂，不懂就记不住，我懂的就是这些故事，就是这些细节，我是生活在细节中，生活在故事里，我只知道要写出这一代人的故事。

Ｑ：有读者对你几十年前细节的记忆存疑，你如何回应？

Ａ：我不懂文学，所有的就是一种记忆，记忆很珍贵，他们有值得你去记忆的东西。因为1957年的事情（指反右运动）发生时，我十四五岁，那以后，我一直处在被歧视、被排斥、被挤压、被孤立，后来是被管制的状态，没有人理我。当时最大的快乐，就是家里来朋友，大人说话，我就在旁边听。这就是我全部的生活，我的每一天都是空的，天天就和储安平啊，康同璧啊，罗隆基啊，陈铭枢啊这些人在一起。

我被判刑的第一天早上醒来，看见窗户外那一片天空，37年来我还记得那天空是什么颜色。由颜色想到我的家，由家想到我的母亲。什么都可以忘记，那是不会忘记的。当时不像现在那样丰富多彩，有那么广泛的社会交往，有千头万绪的工作，还有人情应酬，每天接很多电话，看很多手机短信，生活缤纷五彩，整天闹哄哄的，记忆力肯定就不如我。其实，我写的与我所接触的相比是挂一漏万。他们聊天是几小时几小时的，我只是记住了我当时懂的部分，大部分的话我听不懂。恰恰就是那零碎片断，我记住了。我写的只是多少多少分子之一。还有，这些人物的细节就是与众不同，有些故事我就是不敢写。就说张伯驹撒尿，他家当然有厕所，可他出门转过去就撒尿，可不管你，回到屋子里还当着你的面扣裤钮。这样的细节，你能忘吗，绝对忘不了。

「同时在写四本书」

Ｑ：有读者指你的作品是“反党宣言”，你又如何回应？

Ａ：我讲的故事都是陈年旧事，相当遥远了。我对说好（指作品是“里程碑”）说歹（指作品是“反党宣言”）的所有读者表达深深敬意。我认为我写的细节和故事是真实的，可能别人认为不真实，我的真实只是事物的一面，别人讲的故事是事物的另一面。比如我看这杯子，写的是这只杯子的这一面，别人写的是杯子的那一面，还有人写杯子的另一面。这样加起来，这杯子不就很完整了吗？我从来不说，我写的这杯子是唯一真实的，别人写的是假的。

再说，作者是作品的起点，读者是作品的归宿。阅读是对创作的“再创作”。人家看你的书，就很好，至于他说不好，这是他的权力，我看不惯一些作家容不得别人说作家不好，还调动所有的力量对说不好作反驳。人要什么都能容，我年龄大了，遭遇的事情也多了，什么东西都能吞得下。

Ｑ：你目前的写作情况如何？

Ａ：我正在写，同时在写四本书。我会刻苦阅读，辛勤写作，以此回报读者。至于写得好与不好，是另一回事。直到我死，或者被人弄死，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好，从前我也把事情想得很好，结果受尽苦难。你别以为总有明天。第一本书中的人物，都没有写完，每个人都留有长长的尾巴，每一篇都可以写“续”，我很想继续写个“补”。每个人都有很多遗憾，完美的人生几乎是没有的。

「最美丽的人一个个都走了」

Ｑ：过了半个世纪，你笔下这些历史人物的内在美还存在吗？

Ａ：最美丽的人一个个都走了，这种美丽，不是今天所谓穿得漂亮，挣的钱多。梁漱溟（国学大师、现代思想家）长得不漂亮，但他却非常美丽，是发自内在的美。陈铭枢（原国民党将军），他常常来我们家，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他很有风度，总是肩很平，胸很挺，行走迈标步（标准步伐），给人那种男人的儒雅和阳刚的感觉，他长得并不漂亮。他坐下后，就与我父亲谈故事，谈了故事谈诗词，谈完诗词谈佛学。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电影，一写国民党高级将领竟全是土匪，个个是草包。父亲多次对我讲，你看到了没有，这就是国民党的将军，有些时候你不能看宣传，要自己去感觉这个人。那一代人带着他们的声音永远逝去了。今天的大陆，当然有很出色的人，但从整体来讲，有颇多令人失望和遗憾的。我不是追究个人，而是认为这与体制相关。知识分子常常作为一个社会良知的代表，要发出一种最正直的声音，要为很多事情去鸣不平，要告诉世人他发现而别人还没有发现的东西，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由于教育制度和其他方面的制度缺陷，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大陆确实有，但不是很多。更多的是在一种统一模式下，思考如何生活得更好，如何以自己的知识去换得社会的承认，这叫“寻找自我价值”，用不同的方法去换取利益的最大化。

「每一个人都应该写」

章诒和正是读了杨步伟的书，获得启发，受到鼓舞，于是就写下她所知道的父辈的故事。章诒和说：“人人都应该写，不是因为我书中的那些人物个个有名才写，普通人所承受的苦难，比我的父辈，比张伯驹、罗隆基更多。我在监狱里10年。那些普通的右派，普通的所谓‘历史反革命分子’，普通的小业主，普通的地主，他们的子女非常棒。在监狱里，我知道了许多普通人的生活，我真正懂得人要为别人活着，要为世界上的苦难活着，是在监狱里。即使我很苦，但这个民族原比我的苦多得多。”

因此，她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写，不是只由伟人写，名人写，要人写，普通人都要写。历史是由普通人组合起来的。中国现实的发展，不能有记忆的断层。往事并不如烟，现实并不如烟，未来更不如烟。中共拒绝对反右运动的记忆，拒绝对文化革命的记忆，拒绝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主战场的正面作用的记忆……拒绝往事，拒绝历史，这是缺少自信的表现。现在有些人特别希望抹去记忆，要大家都朝前看。这样的民族会不断地犯相同的错误。中共要让记忆砂子般在风中流失，记忆的砂子却渗透到千家万户。章诒和说：“拒绝遗忘，拒绝记忆断层，文化才能传承下去，才能弘扬开来。这个社会是属于普通人的，不只是名人、要人和权贵们的。如果人有种种记忆，到了一定阶段就会开口。”

「章诒和在香港」

往事并不如烟。香港对章诒和而言，也是一种记忆。

六岁的章诒和，曾跟随父母在香港住了三年。她在培正中学读附属的小学一二年级。当时家在胜利道，拐个弯就到了学校。她说：“对我而言，香港是一种感情。”

章诒和应香港《亚洲周刊》和香港贸易发展局邀请，参加7月下旬的第16届香港书展的文化论坛的。在北京她受当局监控。她的《往事并不如烟》出版发行后被当局所禁，另一部《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出版再度被禁，15万册书全被封存在书库里。她能不能到香港令人担忧。邀请方和她取得默契，她的行程保密，以免干扰。于是，香港书展盛传有一位隐名的“神秘嘉宾”，这位嘉宾的名字，在未抵达香港前不予公开。也不知是不是为了掩人耳目，她先说坐火车来香港，而后再改乘飞机，启程日子也一改再改。19日下午3点10分，她步出停靠在香港机场的飞机舱，给接机的记者打电话：“我到香港了，刚下飞机。”听到那熟悉的声音，记者长长吁了一口气。她的身影出现在接机大厅出口闸，神色有点疲累，但一见到记者就兴奋地趋前拥抱：“半年没见了，你好吗？”

「“你千万别激动”」

在章诒和入住酒店的第一刻起，香港传媒就对她“穷追猛打”，先后有20多家传媒向主办机构提出对她作采访，她都婉言谢绝了。在她出现的每一个公开场合，总有读者拿着她的书求索签名，合影留念。她每次坐在下榻的酒店大堂，都不时有读者拿着刚从香港书展买的她的书要她签名。书展期间，她与龙应台、南方朔、陈冠中、苏童一起参与了《探索跨越疆界写作的秘密》论坛，她单独作了《疆界并不如烟——何必跨疆界》讲座。今届香港书展由《亚洲周刊》主办论坛和讲座，香港贸易发展局透露，参加论坛和讲座的读者多达2000多人，是书展举办以来最多的一届。有文章称，以往15届香港书展五六百个论坛和讲座，从来没有那么多的读者听众。在论坛和讲座上，每每讲到往事，她常会哽咽，令读者听众与她一起感受往事。不少读者向她提问时，不经意间会对她倾述自己几十年来在中国大陆经历的磨难，读者说着说着抽泣了，章诒和说：“你千万别激动，你哭我也会与你一起掉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