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说,必须解决工业工作中若干根本性的问题。他提出,要加快工业技术进步,要能制造出生产力最大、最经济、最可靠的机器,广泛发展生产过程的电气化、全盘机械化和自动化,充分应用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他指出,苏联的钢铁工业发展很快,但对最需要的钢材和新型金属的生产则不甚理想,要大力增加有色金属、稀有金属、不锈钢、耐热钢合金的产量。到这个时候,苏联的铁路运输主要使用的还是蒸汽机车,赫鲁晓夫提出,要改用电力牵引机车和内燃机车,同时要发展公路运输和海运。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中,要合理配置生产力,把电力和燃料开采向资源丰富而开采成本低的东部转移,使西伯利亚成为苏联煤和电力的最大基地,成为制铝、制镁、制钛以及电冶业、焦炭化学和电化学的基地,要在西伯利亚建立起全国第三大钢铁工业。赫鲁晓夫的这一路线实际上是要继续发展斯大林建立起来的军工综合体经济体系。
同斯大林的路线相区别的地方是,赫鲁晓夫维持斯大林之后马林科夫关于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承诺,而与马林科夫不同的地方是,赫鲁晓夫提出:“我们的任务是依靠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大大提高农业,更迅速地推动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发展。”他说:“党面临着一个迫切的全民任务:急剧地增加农产品的产量”,提高畜牧业产品产量。谷物每年的总产量在第六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增加到110亿普特。用什么办法达到这一生产水平呢?一方面,仍然要依靠斯大林的农业体制,即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农业机器拖拉机站这三大支柱。他要求加强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建设。另一方面,则要依靠他所发动的开垦荒地和扩大玉米播种面积两大措施。他说,1955年,全国开垦荒地达到3300万公顷。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有人问:在干旱地区垦荒是否正确?”随后回答说:“党的开垦荒地的方针是正确的”,“即使今后五年,只有两年丰收,一年普通收成,两年歉收,也合算”。他认为,这是用最少的人力和物力,迅速增加谷物的办法。他又说:“有人会问,也许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适于南方种植的玉米推广到全国,犯了错误吧?这不是错误。全国各个地区玉米都能够有很高的产量,没有其他作物比得上玉米。”<sup><small>[13]</small>
在谈到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需要的时候,赫鲁晓夫承认:“我们的消费品还不十分充足,房屋还不够住,而许多有关提高劳动人民物质福利的重要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有些城市和居民点的肉类、牛奶、油类和水果等物品的供应,至今仍感不足;有时连马铃薯和蔬菜的供应都中断。”他希望通过他提出的农业政策和加快住房建设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他也提出,在第六个五年计划中把工人和职员的实际月工资提高30%,把集体农庄庄员的收入至少提高40%,特别要提高工资低的那部分工人的工资。要整顿劳动报酬制度,要实行使工作人员从个人的物质利益出发去关心生产的原则。他还提出,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对所有工人和职员都实行7小时工作制。要改善抚恤金制度。<sup><small>[14]</small>
应该指出的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提出的一些主要目标和口号在这个报告中几乎都出现了。例如,他已经把按人口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苏联的主要经济任务提出。不过这个时候,他还说:“我们需要作不少的努力,才能完成我们的基本经济任务。”而关于共产主义建设的口号已喊得很响亮了,他在报告中说:“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国家在为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强大的物质生产基础方面,将再向前迈出一大步。”他自己则十分乐观地说:“如果用形象化的说法,就是我们已经登上了这样的山巅,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从这里已经清楚地看到走向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的广阔远景。”<sup><small>[15]</small>
如果说赫鲁晓夫报告的一、二部分主要是阐述自己的外交和内政路线,那么在第三部分,则是要从党的思想和组织路线上确立自己的领袖地位。在“共产党队伍的巩固,党在苏维埃国家中领导作用加强”的标题下,他指出:“在报告所谈到的这个时期中,我们的党在国家建设中,在国家整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更加提高了。”在论述这段工作时,赫鲁晓夫特别强调是以列宁的建党学说为指南的。他处处引用列宁的语录和原则。而对于斯大林,在整个报告中,只是在这一部分说到这样一段话:“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我们队伍失去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社会主义的敌人曾经希望我们党的队伍会发生混乱,在他的领导机构中会发生纠纷,在执行对内对外政策时会发生动摇。但是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党更紧密地团结在它的中央委员会周围,并且更高地举起了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sup><small>[16]</small>莫洛托夫在1957年6月全会上的发言中说,在赫鲁晓夫交给主席团讨论的总结报告的初稿中,这段话的“约瑟夫”之前还有“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在“斯大林”之后还有“30年来,党在他的领导下履行了列宁的遗训”,而“这些话却从党的二十大上宣读的报告中消失了”。<sup><small>[17]</small>莫洛托夫这一揭示很重要,这一改动,不只是去掉了对斯大林的肯定语,而且使这段话完全变成对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党中央委员会活动的颂扬。它显示了赫鲁晓夫在本次大会上“非斯大林”化,从而确定自己地位的心计。接着,赫鲁晓夫列举说:中央委员会坚决制止了贝利亚及其同谋者的阴谋活动,恢复了由列宁制定的,而且过去常常被破坏的党的生活准则,纠正了工、农业生产中的错误,“中央委员会每逢发现党的领导者在工作中犯了错误的时候,就一直采取必要的步骤来纠正这些错误”。然后他又说了这样一段话:党“坚决反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不相容的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把这个或那个活动家变成创造奇迹的英雄,而同时缩小了党和群众的作用,降低他们的创造积极性。个人崇拜流行的结果就是降低了党的集体领导作用,有时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sup><small>[18]</small>虽然,赫鲁晓夫在这里没有把“个人崇拜”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起来,但是,把他的这些列举以及对上面那段话的修改联系在一起,听众就不难体会到赫鲁晓夫的用意了。赫鲁晓夫实际上在这里为自己下一个报告埋下了伏笔。
赫鲁晓夫指出:“我们共产党是一个执政党。任何一件重大工作的成功,都取决于党的领导”,“今后要尽力提高党的作用”。怎样提高党的领导作用?他在谈到“党的组织工作”时强调:党的工作要同经济工作联结在一起。“现在当我们的社会正在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解决苏联的基本经济任务而奋斗的时候,提到首位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方面,是具体经济的各种问题。”关于工业、农业、建筑、运输和贸易等具体经济问题,共产主义建设的经济学问题,又必须成为我们宣传的中心。他“号召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要彻底转变过来,对经济建设进行具体领导”。“要求党的干部加强研究工业企业、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技术和经济,获得丰富的知识以便领导他们的工作”。<sup><small>[19]</small>赫鲁晓夫特别关注对农业生产的领导。为了加强党对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的领导,赫鲁晓夫在有拖拉机站的地区建立了以区委书记为首的指导小组,管理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在报告中,他同时还要求党的区委第一书记不能因此而放松对农业的领导。我们已经说到,马林科夫继承了斯大林晚年的一项重要改变,使政府成为权力的中心。而赫鲁晓夫则利用他掌握的党中央书记处,特别是在他做了党中央第一书记之后逐渐又使党的机关成为权力中心。当然,不管是斯大林还是马林科夫注重政府的权力,仍然是通过行政命令管理经济。不过,马林科夫是技术官僚的代表,他是要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而赫鲁晓夫则是党内权贵的代表,由党的机关和干部直接领导经济工作,就是由党内权贵领导和管理经济。这一改变必将更体现权力意志。这一点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
报告在“思想工作问题”的标题下,赫鲁晓夫提出要“创造性地发展革命理论”。他批评“目前思想工作的主要缺点是,它在颇大程度上脱离了共产主义建设的实际”。因此,他所说的“创造性地发展革命理论”,就是要结合苏联的建设,特别是要研究和解决共产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为了阐述他的这些思想,在这里,他又一次批判了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关于前者,他说:“个别工作人员在言论中竟错误地认为,似乎我们直到现在仅仅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础。”“断定说我们只奠定了社会主义基础,就会使党员和苏联全体人民,在关于我国的发展前景这样紧要的问题上迷失方向。”关于后者,他说:“居然有一些聪明人把轻工业同重工业对立起来,硬说优先发展重工业只有在苏联经济发展的初期是必要的,现在我们只要加速发展轻工业就行了。”“党对这种想贬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就的企图给予了应有的打击”。赫鲁晓夫还批评个别工作人员企图把和平共处应用到思想意识方面。“我们主张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进行经济竞赛,但绝对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可以放松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人们思想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的斗争。”<sup><small>[20]</small>
总之,赫鲁晓夫在报告的这一部分,把死去的斯大林从党的领袖地位一笔勾销,又批判了斯大林之后的新领导人马林科夫和作为三朝元老的莫洛托夫,不言而喻,只有赫鲁晓夫自己才是列宁事业的“真正继承人”。
在讨论赫鲁晓夫报告时,有95人报名要求发言。大会的发言稿事先经过审查,绝大多数发言者都回避了斯大林的名字。大部分发言者都是对报告表示肯定和赞颂,最多联系本人所在的部门或地区的情况进行一些必要的补充和说明,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只有文学家肖洛霍夫别出心裁,批评了苏联作家协会,特别是它的领导人法捷耶夫。最引人注意的是米高扬的发言,不仅时间长,而且涉及了赫鲁晓夫报告的方方面面,几乎等于一个副报告。他对赫鲁晓夫的报告作了高度评价,说报告“研究了人类历史当前时期的情况和事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阐明了这些新的情况和事件”,“大大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做出了宝贵的贡献”。米高扬赞扬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近3年来的工作说:“我们党内的集体领导经过长期的间断之后又建立起来了”,这个“领导集体遵循着列宁的思想、列宁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原则,在短期内自上而下地恢复了列宁党的生活准则”。“大约二十年内我们没有集体领导”。他先用这样一些比较含混的语言把批评矛头指向斯大林,后来就公开点了斯大林的名。他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谈到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时候说,在世界市场瓦解以后,这些国家的生产将要萎缩,未必正确。他批评党的宣传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照例仅仅根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简明教程》)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说:《简明教程》“是包括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财富的”,《简明教程》及一些被作为范本的历史书歪曲事实,有些人被推崇备至,而对另一些人则干脆不提。次要的事情被提到不应有的高度,其他一些重要的事情却没有受到重视。他提议,找一些档案和历史文件,从列宁主义立场来阐明《简明教程》中所叙述的许多事实和事件。米高扬还要求哲学家、法学家也要创造新东西,而不是重弹老调。
<sup><small>[21]</small>米高扬的发言实际上是在会上公开放出的一个试探性的气球。马林科夫在发言中谈到了苏联电力和电站的发展计划,同时不得不承认:“共产党遵循着我们的领袖和导师列宁的指示,始终不渝地执行着把苏联变成先进的、更加强大的工业国的政策。我们获得的成就的确是巨大的。我们应当把这些成就归功于我们党和党中央委员会对尽力发展重工业的经常关心,而重工业乃是发展国民经济一切部门和进一步提高苏联人民物质和文化福利的基础的基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线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总路线。”<sup><small>[22]</small>莫洛托夫在发言中也承认:“执行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大胆计划,有着特别重大意义。”<sup><small>[23]</small>同时他也检讨说:“还在战争时期,我国人民就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而现在正在实现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逐渐过渡。”许多外国代表团的成员对这种情况感到十分诧异,摸不透大会组织者的用意。据来自的里亚斯特的共产党代表维·维达利《苏共二十大日记》记载,外国代表的发言稿同样事先受到审查,所以,绝大多数的发言也没有出现斯大林的名字,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朱德在宣读毛泽东主席的贺信中说道:“苏联共产党愈益巩固,苏联在各方面的胜利愈益辉煌,就愈益证明列宁所缔造的、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所共同培育的苏联共产党是坚强而无坚不摧的。”另一个是法共领导人多列士,在发言中几乎以挑战的姿态提到斯大林的名字。<sup><small>[24]</small>
到了2月20日,大会主席苏斯洛夫宣布,对中央委员会报告的讨论已有51人发言,主席团收到建议,主张停止讨论。赫鲁晓夫不再作结束性的发言,因为全体发言人都完全同意报告的观点和结论。在科兹洛夫等的建议下,代表大会当即通过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的决议》:“完全赞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而苏斯洛夫又说,有代表提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起草决议草案,接着大会又选举了一个起草委员会。在2月24日的大会上又通过了一项同名决议。这项24页长的新决议,除了重复前一决议的那句结论,又一次概括和重述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基本内容。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集》中就收集了两个同名决议。
从2月21日到24日,大会听取并讨论了布尔加宁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报告。公开大会的最后一个程序就是进行新的中央委员的选举。赫鲁晓夫在自己报告中多次提到要发扬党内民主,而这次大会的选举进程则是赫鲁晓夫党内民主的一个很典型的例证。根据大会的速记记录记载,在选举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大会上,先由苏斯洛夫宣读了赫鲁晓夫交给他的大会主席团确定的候选人名单:133名中央委员和122名中央候补委员无差额候选人名单以及63名中央监察委员无差额候选人名单。作为主持人的赫鲁晓夫问大会代表:“同志们有异议吗?谁有异议?”大厅里高喊:“没有!”(鼓掌)赫鲁晓夫总结:“没有人对哪一个候选人有异议。”他又问:“有没有对候选人补充提名?”大厅里发出喊声:“没有。”赫鲁晓夫再问一次:“有没有提名其他候选人?”大厅里重新高喊:“没有。”(暴风雨般持续不断的掌声)赫鲁晓夫总结说:“这就是说大家接受了选举中央委员会组成的候选人。”然后选出由33人组成的计票委员会,休会两小时后进行了投票。经过计票委员会的清点和统计,共发出1341张选票全部投入票箱,并且有效。其中有11张选票勾掉了其中某位候选人,得到反对票的是:赫鲁晓夫、阿里斯托夫、福尔采娃、拉普捷夫、科涅夫和马利诺夫斯基各1张,朱可夫2张,马林科夫3张。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1/3是新人,候补中央委员一半是新人。1952年十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各有1/3无影无踪地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