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 《彭真年谱》，第310、312～313页。

[63] 毛泽东致彭真电，1945年11月2日；中央军委关于11月作战部署及指示电，1945年11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63～65页。

[64]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79-80，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94-295；《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编印，第214页。

[65] 《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73～80页。

[66] RGASPI（俄罗斯社会政治史国家档案馆），f.558，op.11，d.98，l.81，Alexander Chubariyan and Vladimir Pechatnov，Molotov“the Liberal”：Stalin’s 1945 Criticism of his Deputy，Cold War History，Aug. 2000，Vol.1，Issue 1，pp.131-132。

[67] 《彭真年谱》，第315～316页。

[68]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34-136，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306-307；《彭真年谱》，第318页；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5年11月20日。

[69] 余建亭：《陈云与东北的解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30～32、40页。

[70]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34-136，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306-307.

[71]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53～155、168～171页；《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216页；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27-128，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305-306。

[72] Gillin and Myers（eds.），Last Chance in Manchuria，pp.126-127.

[7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57、168页；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99-100，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313-314。

[74]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60-64，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77-278.

[75]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209～210页。

[7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47、148～149、151～152页；FRUS，1945，Vol.7，p.1044。

[77] 详见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Н.（под ред.）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48，Россия ⅩⅩ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МФД，2004，с.67-68、87-89、92-98、104-112。

[78] 详见Егорова Н.И. Иранский кризис，1945-1946гг.，По 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м архив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4，№3，c.35；Fernande Scheid Raine，Stali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zerbaijan Democratic Party，Cold War History，Oct. 2001，Vol.2，Issue 1，pp.25-26。

[79] 详见Кочкин Н.В. СССР，Англия，США и“Турецкий кризис”，1945-1947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2，№3，с.68。

[80] АВПРФ，ф.017а，оп.1，п.2，д.12，л.62-62об，Кынин Г.П.，Лауфер Й.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1941-1949，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Том.2，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2000，с.47-48；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Н.（под ред.）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с.118.

[81]

FRUS，1945，Vol.7，pp.844-845；FRUS，1946，Vol.9，Washington：GPO，1972，p.18.

[82] 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оп.1，д.322，л.98-121，Ледовский Сталин и Чан Кайш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4，с.109-120。

[83]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2，л.20-21；д.20，л.5a-11，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31、41-45；《彭真年谱》，第362页。

[84]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7页。

[85] 毛泽东致东北局电，1945年11月13日；《彭真年谱》，第316～317页。

[8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29～430、431～432页。

[8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530～531页；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57页。

[8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65～466、474～475、528～529页。

[8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0～21页。

[90]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43页。

[91]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第1卷，第4页。

[92] АПРФ，ф.3，оп.86，д.146，л.20-26，Ледовский Сталин и Чан Кайш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4，с.105-108.

[93] 详见Gillin and Myers（eds.），Last Chance in Manchuria，p.126；《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74页。

[94] 马歇尔劝告国民党采取强硬态度的情况，详见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1946～1953）》，李石译，北京，三联书店，1974，第87～88页。

[95] 详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421、423～424、425～426、429～434页。

[96]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10，д.2520，л.3-4，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 58-60；“总统机要室”编《领袖特交文电项目整理·俄帝阴谋部分编案纪要初稿及参考资料》（二、阻挠接收东北），1975年6月，台湾“国史馆”。

[97] 关于国民反苏情绪的详细史料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617～669页；F.C.琼斯、休·博顿、B.R.皮尔恩：《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1942～1946年的远东》下册，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教研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第311～313页；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66-68。

[9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87页；《彭真年谱》，第402页。

[99]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013，л.42-69，《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5卷，第996～1023页。

[100] 《彭真年谱》，第376页。

[101] 斯大林与乔巴山谈话记录，1946年2月22日，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俄文原档复印件。

[102] 程光烈：《军事调处工作日记（1946.2～11）》，严平整理、载李丹慧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第405、422页。

[103] 《彭真年谱》，第385～388页；《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51页。

[104]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51页；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3月14日；《彭真年谱》，第389页；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年3月17日，转引自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10页。

[10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92页；中共中央致中共赴渝代表团电，1946年3月16日。参见《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27页；杨奎松：《一九四六年国共四平之战及其幕后》，《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132～152页。

[106] 《彭真年谱》，第390～391页；《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28页。

[107] 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3月18日；《彭真年谱》，第391～392、394页。

[10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88～189、230～234页；АВПРФ，ф.06，оп.8，п.38，д.597，л.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 84-85。

[109] 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6年3月24日；《彭真年谱》，第395～396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91页。

[11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第102页；《彭真年谱》，第396～398页。

[111] 详见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3月31日；《彭真年谱》，第399、401～402页。彼得罗夫向外交部提交一经济合作方案，其中要求作为合办企业的数量较以前有极大减少（从过去的60多项改为7项）。外交部主张撤军后再谈，蒋介石主张可以先谈，撤军后签订协议。《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292～293、302页。

[112]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296页；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4月3日，转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433页。

[113]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22，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Ⅴ，с. 97.

[114] 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第508～509页。

[115] 《彭真年谱》，第408、409页；《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华书局，1981，第113～114页。王世杰在4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苏联近日没有再提经济合作问题，似乎是放弃了与国民政府进行经济合作的政策，而以支持中共为其基础。长春的陷落和中共态度日益强硬，均与此有关。《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309页。

[11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第134页；《彭真年谱》，第410页。

[117] 《彭真年谱》，第408、413、416、418页。中共进占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的情况详见Борисов 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 19451949，Москва：Издатплыстно 《Мысль》，1977，с.160-166；余建亭：《陈云与东北的解放》，第55～56页。

[118] 《彭真年谱》，第414页。据笔者考察，内战初期苏军的确向中共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但具体数字不详。据华西列夫斯基回忆，仅苏联两个方面军向中共军队移交的缴获的日军武器就有：3700门火炮、迫击炮和榴弹炮，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00挺机枪，近680座各类军火库，以及松花江分舰队的军舰。稍后又转交了大批苏联武器。据驻旅顺海军基地的苏联第三十九集团军军事委员博伊科中将回忆，1946年春天，萧劲光代表东北局与苏军司令部谈判，要求把缴获的日本武器（达50车厢）移交给中共军队。经呈报苏联滨海军区批准，于一周后在大孤山半岛（大连以北15公里处）开始移交。见博伊科《解放的使命》，《苏联红军在旅大》，第186、184页。另见Борисов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с.138、185。但中国学者引证东北军区司令部的资料说明，1946年5月底，东北野战军的装备为：长枪160881支，轻机枪4033挺，重机枪749挺，各种炮556门。见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第80页。双方的说法差距较大，实情究竟如何，尚缺乏完整的统计资料。不过，苏方的资料确有夸大之嫌（尤其是关于飞机、坦克、军舰的说法）。

[119]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43-4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105-107.

[120] 参见金冲及《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9页。

[121] 《彭真年谱》，第417页。

[122]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317～318页；宋平：《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第480页。

[123] 参见金冲及《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21～22页；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91-95，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147-149。

[124] 牛军：《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第185页。不过，认为1946年是中共与苏联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恐有不妥。在笔者看来，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1949年初中共即将掌握全国政权的时候。

[125] 关于冷战爆发的时间，学者中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杜鲁门主义的出现虽然表明美国已经决心与苏联分手，但斯大林却想尽量拖延与西方破裂的时间，直到1947年年中，苏联的冷战政策才最终形成。详见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

[126] 文安立：《冷战与革命》，第134～135页。

[127] 陈云：《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1945年11月30日，见《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第221页。

[128] 文安立：《冷战与革命》，第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