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沈志华)_四大难临头：“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审判始末（1 / 2）_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是美苏冷战时期的不幸产物。它的出笼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酝酿和炮制过程，并且与冷战的发展历程几乎是亦步亦趋的。早在1946年10月12日，苏联国家安全部就向联共（布）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呈送了《关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某些工作人员的民族主义表现》的报告。此后，国家安全部便盯上了犹委会。1947年12月，在侦办斯大林私生活泄密一案中，国家安全部通过严刑逼供迫使伊萨克·戈尔德施泰因在诬陷犹委会的审讯记录上签了字。该记录指出，“戈尔德施泰因曾听格林贝格讲，后来又通过他亲自同犹委会的领导人交往了解到，洛佐夫斯基、费费尔、马尔基什还有其他一些人利用犹委会作掩护，从事据说仿佛是反苏的民族主义活动，与国外的反动犹太人群体保持密切的联系，并进行间谍活动。”1947年12月28日，国家安全部据此逮捕了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犹委会成员扎哈尔·格林贝格，然后使用欺骗的方法诱使格林贝格于1948年3月1日在事先编造的“审讯记录”上签了字[108]，其中详细供述了犹委会的民族主义活动以及米霍埃尔斯、费费尔、洛佐夫斯基在这种民族主义活动中所起的作用，证实了戈尔德施泰因的供词。1948年1月10日和3月1日，阿巴库莫夫先后把审讯戈尔德施泰因和格林贝格的笔录分别呈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正是这些假口供成为“有名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起因”。[109]

事实上，1948年1月12日国家安全部受命谋杀米霍埃尔斯后，阿巴库莫夫就明白：此举“必将成为一个更大规模‘案件’的开始”。[110]1948年3月26日，他给斯大林、日丹诺夫和阿·亚·库兹涅佐夫呈交了一份长达15页的文件——《苏联国家安全部就犹委会的严重问题致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直言不讳地指控“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是积极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面向美国人，实质上在进行反苏的民族主义活动”。犹委会前主席米霍埃尔斯把费费尔、马尔基什等一大批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民族主义的犹太权威人士拉进犹委会，和他们一起“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用来作为进行反苏活动的掩护”。[111]该报告与此前其他相关报告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第一次把叛国罪加到犹委会身上，从而“加速了1952年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的审讯乃至判决的步伐”。[112]

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爆发“二月事件”，4月，斯大林采取措施封锁了西柏林，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加剧，形成了第一次冷战高潮。在这种形势下，斯大林对犹太民族固有的敌视和疑虑日益加剧。为了在与西方的冷战中清除一切潜在的威胁和异己力量，苏联当局决定对国内这个唯一具有影响力的犹太人组织采取断然措施。1948年11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授权苏联国家安全部立即解散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因为事实表明该委员会乃是反苏宣传的中心，并且经常向国外情报机关提供反苏情报。同时，据此查封该委员会的报刊出版机构。接管委员会的善后事务。目前不逮捕任何人”。[113]次日，国家安全部秘密查封了犹委会办公大楼，所有档案与书籍都被打包用卡车运往国家安全部的仓库。在苏联历史上存在了7年之久、曾经辉煌一时的犹委会及其机关报《团结报》就这样一起被腰斩了。

斯大林关于解散犹委会但“目前不逮捕任何人”的决定非常短暂。1948年12月下旬，大规模的逮捕就已经开始。12月24日，犹委会领导人费费尔第一个被捕，并且被直接关进国家安全部的内部监狱。阿巴库莫夫在当天夜里就对费费尔进行了审问，并威胁他说，如不招认，就要挨打。[114]随后，费费尔按照阿巴库莫夫的指示开始诬告犹委会的相关成员和其他与犹委会有关的人。12月24日晚上，正在包特金医院住院的莫斯科国家犹太剧院艺术指导祖斯金被捕。1949年1月13日，犹委会主席团成员希梅利奥维奇和尤泽福维奇被捕。1月下旬逮捕达到高潮。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15名被告中，有9名都是1月24～28日这短短的几天时间里被捕的。其中包括：犹委会主席团成员贝格尔森、伊·谢·瓦坚贝格及其妻子柴·谢·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克维特科、洛佐夫斯基、布雷格曼、马尔基什、什泰恩、苏联情报局官员埃·伊·泰乌明。该案最后一个被捕的是苏联情报局官员列·雅·塔尔米（1949年7月3日）。

新解密的档案表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是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副主席马林科夫的直接领导下炮制的。1949年1月13日，马林科夫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马·费·什基里亚托夫陪同下，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召见了已经卸职的洛佐夫斯基。他以洛佐夫斯基曾经参与审订了1944年2月15日由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费费尔签名起草的有关“克里木方案”的信件为由，指控其进行犯罪活动。尽管洛佐夫斯基不承认自己犯有任何罪行，但在谈话结束后，马林科夫和什基里亚托夫还是给斯大林写了一份报告，以“有政治上不可靠的联系和与中央委员行为不符”为名，建议将洛佐夫斯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49年1月18日，联共（布）中央以征询意见的方式通过了将洛佐夫斯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开除出党的决议，1949年1月26日下令将其逮捕。[115]随后，马林科夫、什基里亚托夫和阿巴库莫夫及其亲信利用犹委会被解散这一事实，以各种捏造的政治罪名和伪造的审讯记录，精心炮制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

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审理的整个过程来看，可以把它分为“侦查起诉”和“审判”两个阶段。

应该说，苏联国家安全部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侦查起诉阶段是从1948年12月费费尔等人被捕开始的，因为各种因素的制约，拖延了近3年半之久，一直持续到1952年4月。这一阶段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阿巴库莫夫担任国家安全部部长时期和伊格纳季耶夫取而代之以后的时期。

在侦查起诉阶段，国家安全部的首要任务就是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所有被告罗织罪名。档案材料表明，国家安全部一开始就把犹委会打成从事反苏民族主义活动和间谍活动的中心，并认定这种犯罪活动是在莫洛托夫夫人、中央委员波莱娜·热姆丘任娜、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和苏联情报局副局长洛佐夫斯基的庇护下进行的。为了配合斯大林对于苏联犹太人的大清洗，尽快取得所有被告从事犯罪活动的供词，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亲自出马，专案重案调查处副处长、以残忍和反犹著称的科马罗夫上校具体领导犹委会案件审讯小组的侦讯工作。在该案的初审阶段，除阿巴库莫夫和留明之外，国家安全部还动用了利哈乔夫、希什科夫、库兹明等34位官员。这些工作人员按照阿巴库莫夫的罪恶指示，从一开始就“粗暴违反法律并采取违禁手段，以取得‘认罪口供’”。[116]他们或者采取以施行肉刑进行威胁恫吓的手段，或者把犯人关进单人牢房进行精神折磨，或者“对被捕的人进行殴打和刑讯，经常不准他们睡觉，用这种方法迫使他们在侦查员们伪造的审讯记录上签名”。[117]费费尔、洛佐夫斯基等人就先后遭到利哈乔夫、科马罗夫的威吓；而希梅利奥维奇、尤泽福维奇则惨遭毒打。希梅利奥维奇“在1个月（1949年1～2月）的时间内每昼夜要被打大约80～100下”，总共挨打2000下左右，以至于后来不得不用担架抬着去受审。[118]由于尤泽福维奇拒绝按照阿巴库莫夫的旨意诬告洛佐夫斯基，阿巴库莫夫便把他转到列福尔托沃监狱去用橡皮棍进行毒打，他倒翻在地时还用脚踢他。[119]其余被告虽未遭受皮肉之苦，但是却在精神上备受折磨。

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侦查工作主要集中在1949年1～3月进行。由于采用了各种非法侦查手段，除希梅利奥维奇外，所有人都被迫“承认”自己有罪，并招出了关于犹委会成员进行间谍和反苏活动的供词。1950年3月，所有被告都接到通知，“调查已经结束，审判不久就会开始”。[120]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着此次审讯。在审讯的前两个月里有20份报告由阿巴库莫夫呈交给他”。[121]毫无疑问，斯大林也一直等待着该案的审判。但是，所有计划都被一系列接踵而来的事件打乱了。

首先是1949年2月至1950年10月的“列宁格勒案件”。在这场席卷整个苏联的清洗运动中，不仅中央书记、组织局委员尼·亚·库兹涅佐夫（曾被斯大林视为自己党务工作的接班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尼·阿·沃兹涅先斯基（曾被斯大林视为自己国务活动的接班人），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季奥诺夫，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第一书记波普科夫等一批中央和地方的高级领导人被判处死刑，而且成千上万的党政干部受到株连被投入监狱或者遭到流放。在马林科夫亲自监督和直接参与下，以阿巴库莫夫为首的国家安全部把主要精力都放到了这个案情更为重大的案件上，不少“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主审官被抽调过去参加“列宁格勒案件”的侦讯工作，这就不能不延缓“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进度。

其次是国家安全部本身遭到了清洗。尽管阿巴库莫夫在策划和指挥战后的反犹运动、暗杀米霍埃尔斯、逮捕和审讯犹委会成员以及“列宁格勒案件”当中死心塌地为斯大林卖命，但是，当斯大林谋划把对犹太人的镇压升级到全国规模的时候，阿巴库莫夫不但未能及时准确的领会主人长远的政治意图，而且因为对上层反犹内幕知道太多、贻误甚至妨碍了斯大林策划新的“医生阴谋”案件而沦为牺牲品。“斯大林既不信任内务部，也不信任国家安全部”[122]，他需要一套新的人马来推行新的政策。1951年6月12日，阿巴库莫夫被捕。国家安全部大案要案侦察处侦察员、病态的反犹主义者留明中校在马林科夫的授意下于1947年7月2日致函斯大林，对阿巴库莫夫提出了多项犯罪指控，其中包括故意阻挠和中断对与医学教授叶廷格尔有联系的著名医生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证据进行调查、刻意隐瞒国家安全部工作当中的许多重大失误、欺骗政府等。[123]1951年7月4日，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以马林科夫为主席的专门委员会立即对此进行调查。7月11日，中央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国家安全部里令人不满的情况的决议》，这份文件成为“对国家安全部进行大规模清洗和医生‘阴谋’的蓝图”。[124]8月，伊格纳季耶夫接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立即开始对国家安全部进行清洗。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奥戈利佐夫和皮托夫拉诺夫、大案要案侦察处处长列昂诺夫、副处长利哈乔夫和科马罗夫、什瓦尔茨曼等一大批高层官员和资深侦查员相继被捕，其中包括不少“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主审官。这使犹委会案的侦查工作一度陷入瘫痪。1951年8月24日，伊格纳季耶夫致函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说：“在审查指控洛佐夫斯基、费费尔及其同谋者的侦查材料时发现，该案件处在无人办理状态，能够证明被捕者供认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掩护下从事间谍和民族主义活动的材料几乎完全没有。”[125]

此外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受到当时国际冷战形势的影响，斯大林处理该案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成熟。

1951年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审理活动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这时，斯大林的意图已经清晰：在反对苏联犹太人的整体计划中，“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即使不能搞成一次公开的、作秀式的审判，也得为刚刚构思出来的即将令国人和全世界感到震惊、并且具有最大杀伤力的“医生阴谋”案件铺平道路。“犹委会事件将成为这个真正的、重要的案件的序幕。一个两幕血腥悲剧的第一幕。”[126]即是说，必须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变成一个核心案件，大多数反苏间谍案件特别是有关犹太人的叛国案件都必须从这里找到“出海口”——因为只有这些被告与国外特别是美国的犹太民主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保持着密切联系。为清洗国家安全部立下汗马功劳的留明及时准确地领会了上层的意图，并因此赢得斯大林的青睐。1951年11月，斯大林不顾伊格纳季耶夫的反对，把留明从一个普通的侦察员擢升为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兼大案要案侦察处处长，全权负责“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和“医生阴谋案”的审理工作，并且要求伊格纳季耶夫多听留明的话，与之搞好关系。[127]留明走马上任后，立即下令对此前所收集的犹委会的全部档案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整理。从1951年秋到1952年春，在意第绪语翻译们的协助下，留明组织国家安全部的大批官员对犹委会主席团的会议记录、与国内外的组织机构和个人往来的书信、犹委会寄往国外的稿件以及《团结报》上发表的文章进行了仔细审查和编目归类。不论是人名、组织，还是文章、出版物，根据目录索引一查便知。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材料不仅用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而且“由国家安全部系统提供给了正在对大量犹太民族主义者进行审判的苏联其他地区。”[128]留明虽然没有对被告采取强制手段，但是，他和他手下的侦察员们依旧按照斯大林设计的“蓝图”编织、伪造、篡改所有被告的证词，以使其满足整个案情的发展需要。为了在客观上支持这些指控，留明在1952年1～3月还组织图书出版管理总局、苏联作协的文艺批评家等方面专家对犹委会寄到外国报刊上发表的材料的机密程度及其所写的文学作品的民族主义性质进行了所谓的法律鉴定，以便给整个审讯工作披上一件合法的、权威性的外衣。留明思路非常“清晰”，而且富有“创造力”，迅速、准确地完成了上级交给自己的任务。

1952年3月，国家安全部大案要案处和苏联检察部门最终炮制出42卷关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审讯资料。为了把全部被告推上审判台，参与侦讯的所有侦察员和检察长极尽歪曲捏造之能事。例如，犹委会本是经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批准建立的，所有成员都经过苏联情报局、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严格审查，但在侦察员的笔下则变成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是由洛佐夫斯基发起、按照事先深思熟虑过的怀有敌对目的的民族主义的图谋而建立起来的，是为了同资产阶级群体联络起来进行破坏工作的”。犹委会领导人和所有成员均是由洛佐夫斯基挑选和任命的，是一群狂热的犹太民族主义者，他们的目的就是“打着犹委会的旗号把苏联的犹太民族主义分子团结起来反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民族政策”。[129]《团结报》、犹太剧院等是他们在苏联和国外的犹太人中间进行民族主义宣传活动的工具。1943年5月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受命赴美宣传募捐也变成了是受洛佐夫斯基派遣，去同美国的犹太资产阶级群体建立联系，以取得他们对在苏联进行民族主义活动的支持，而“克里木方案”就是犹委会领导人与犹太民族主义者的代表人物罗森贝格相互勾结进行犯罪活动的最重要的证据。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等人企图依靠美国犹太人提供物质援助，设法蒙骗苏联政府，在克里木建立犹太共和国，从而把克里木变成美国的“登陆场”。洛佐夫斯基、热姆丘任娜等几乎所有被告都被卷进了这个惊天大阴谋。为揭露纳粹暴行而编纂的《黑皮书》也不幸沦为犹委会与美国犹太民族主义者沆瀣一气进行民族主义活动的另一大罪状。为了给犹委会加上叛国的罪名，国家安全部颠倒黑白，竟然把著名的亲苏进步人士戈尔德贝格和诺维克诬称为美国间谍，指控他们1946年访苏期间从事反苏情报活动。于是，所有接待他们、与他们进行过会晤的犹委会领导人都因此获罪，被指控给他们提供关于苏联经济和文化的机密情报。这些险恶用心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证明犹委会已经变成了一个间谍活动和民族主义活动的中心”。[130]

尽管这些所谓的犯罪事实漏洞百出，自相矛盾，但是伊格纳季耶夫还是在1952年4月3日把留明完成的起诉书呈送给斯大林，将起诉书副本分别寄给马林科夫和贝利亚。1952年4月7日，经苏联最高领导人批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被交付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判。[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