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沈志华)_三 “叛国案件”审判与大清洗的高潮（2 / 2）_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1936年4月9日，红军情报总局局长乌里茨基向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报告说，柏林盛传在将军们中间存在着反对苏联领导人的派别的谣言，但又说人们都不大相信这种传闻。叶若夫也呈送了一份从巴黎搞到的白俄侨民组织“俄国军人大同盟”的材料，说苏联有一批高级指挥员正准备发动政变，为首的是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98]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生于1893年，曾在沙皇军队服役，任大尉。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国内战争期间先后任东线第一集团军司令，南方方面军副司令，西方方面军司令。1919年12月28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鉴于第五集团军司令员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同志在英勇的红军向东部胜利进军（这次进军以攻占鄂木斯克为结局）中，作战勇敢，善于发挥主动性，能当机立断，指挥有方和精通本行业务，特授予他荣誉金剑一柄，以资嘉奖”。[99]1921年他指挥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和安东诺夫叛乱，后任军事学院院长，红军副参谋长、参谋长，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第一批获苏联元帅称号，著有《现代战略问题》、《我们的战术训练任务》等书，强调发展炮兵、航空兵和装甲兵的重要意义，提出纵深作战的理论。为此，他曾和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发生过争执。

1937年5月8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送来了有关图哈切夫斯基计划“在德国总参谋部和盖世太保的协助下”暴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信件。[100]这是德国伪造的文件。为了使人相信，情报机关利用图哈切夫斯基1926年同德国一家公司签约时留下的签字伪造了他的签名；同时还演出了一场德国军部遭纵火和这一文件被盗的闹剧。斯大林究竟如何对待这一文件，不得而知。在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卷宗中也没有编入这一文件。[101]

内务人民委员部早在1936年就开始积极收集各种指控军队将领的“证词”。1936年8月，先后逮捕了列宁格勒军区副司令员普里马科夫和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处武官普特纳。两人曾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后退出。现均被指控参加“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组织战斗集团”。斯大林亲自参加了对普里马科夫的审讯。参与审讯的两名内务部工作人员事后供认，普里马科夫和普特纳是在遭到毒打后才招出关于参加阴谋的口供的。

[102]

1937年2～3月党中央召开全会，莫洛托夫在闭幕词中说：军队里的“问题大概更为严重……如果在我们所有的经济部门里都有反革命分子，我们能否想象只是那里没有反革命分子呢？这是十分荒谬的……军事部门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对其工作的审查不是现在就进行，而是晚些时候，并且要非常有力地审查”。[103]根据莫洛托夫这一指示，内务部加紧对军队的镇压活动。

4月27日，内务部从已被捕的内务部副处长З.И.沃洛维奇那里取得指控图哈切夫斯基的“证词”，说他是一场阴谋的参加者，说他保证动用军队支持这一阴谋。但这些证词是借助欺骗、挑拨和暴力手段取得的。原内务部工作人员И.Д.苏罗维茨基在1961年12月20日写给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自白书中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当时所做的一切，从头到尾都是经过周密考虑蓄谋已久的陷害活动……审问沃洛维奇的是叶若夫……绝大多数姓名都是由亚尔采夫或我根据他的指示暗示给沃洛维奇的……侦查人员还规定了证词的‘逻辑性’。沃洛维奇指控图哈切夫斯基是一场阴谋的参加者、准备派军队协助阴谋分子武装夺取政权的证词，也是这样取得的。”[104]沃洛维奇未经审判即“按特殊程序”于1937年被执行枪决。

1937年5月中旬，开始新的逮捕浪潮。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二级集团军司令А.И.科尔克，莫斯科军区副司令Б.М.费尔德曼首先被捕。5月11日，图哈切夫斯基被免去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改任伏尔加沿岸军区司令，5月22日被捕。同日，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席Р.П.埃德曼也被捕。接着，基辅军区司令И.Э.亚基尔和白俄罗斯军区司令И.П.乌博列维奇被捕。

1937年5月24日，政治局通过决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收到揭发联共中央委员鲁祖塔克和联共候补中央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参加为法西斯德国服务的反苏托洛茨基右倾阴谋集团和反苏间谍工作的材料。因此，联共中央政治局将开除鲁祖塔克和图哈切夫斯基出党并将其案件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建议，提请联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表决。”[105]5月25～26日，以咨询的方式一致通过这项决议。中央委员谁也不怀疑，谁也不给他们辩护，甚至也不想去听一听元帅自己的申辩。布琼尼更在决议旁边写道：“绝对赞成。必须把这些混蛋处死。5月25日。”[106]

1937年5月31日，红军政治部副主任安·斯·布林和国防人民委员部办公厅主任И.В.斯莫罗季诺夫到正在生病的扬·鲍·加马尔尼克家，向他宣读了国防人民委员部关于解除他的红军政治部主任职务的命令。他们刚一离开，加马尔尼克就开枪自杀了。第二天，《真理报》刊登消息：“原联共（布）中央委员扬·鲍·加马尔尼克与反苏分子难分难解，害怕真相大白，于5月31日自杀身亡。”

1937年6月，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伏罗希洛夫作《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揭露的工农红军中的反革命阴谋》的报告。6月2日，斯大林发言，断定国内曾有一个“由德国法西斯分子鼓励和资助的反苏维埃政权的军事政治阴谋组织”。这一阴谋组织的领导人是托洛茨基、李可夫、布哈林、叶努基泽、卡拉汉、鲁祖塔克、亚戈达；军事部门的领导人是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埃德曼、加马尔尼克。斯大林担保说，在他列举的13个阴谋领导人中有10人，也就是说，除李可夫、布哈林和加马尔尼克三人是“间谍教唆者”外，其他的人都是德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其中有几个人还是日本情报机关的间谍。[107]

6月5日，斯大林从4～5月逮捕的大批军人中，挑出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科尔克、乌博列维奇、埃德曼和费尔德曼，作为“军事阴谋”案件的被告。为了使案件具有托洛茨基色彩，又加上了曾赞同托洛茨基观点的普里马科夫和普特纳。为了审理这8人的案件，成立苏联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其成员由元帅和军区司令组成，有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审判长瓦·瓦·乌尔利赫、副国防人民委员雅·伊·阿尔克斯尼斯、远东集团军司令瓦·康·布柳赫尔、莫斯科军区司令谢·米·布琼尼、工农红军总参谋长鲍·米·沙波什尼科夫、白俄罗斯军区司令伊·潘·别洛夫、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帕·叶·德边科和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尼·德·卡希林。

在审讯前允许被告给斯大林写悔过书，让他们抱有幻想，以为这会帮助他们保全性命。被捕者都写了这种悔过书，但得到的是嘲弄。在亚基尔的悔过书上有如下的批语：“下流坯加娼妓。约·斯大林”；“所下定义非常准确。克·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对这个恶棍、坏蛋和……只能严惩不贷——死刑。拉·卡冈诺维奇”。

[108]

1937年6月11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在莫斯科秘密开庭审理“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的案件。维辛斯基宣读起诉书，指控图哈切夫斯基等人于1932～1933年根据德军总参谋部和托洛茨基的直接指示，建立托洛茨基军事组织。他们与托洛茨基总部和布哈林、李可夫右倾分子集团勾结，从事破坏、颠覆、暗杀活动并准备推翻政府、夺取政权，以达到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所有被告都承认自己有罪，基本上承认了在侦查时招出的供词。当夜11点35分，审判长乌尔利赫宣布，8名被告全部被判处死刑。第二天，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被枪决。他们在临刑时都高呼：“斯大林万岁！”“共产主义万岁！”[109]

在开庭的11日当天，斯大林给各共和国、各边疆区和各州发出指示，要求各地“组织工人大会，在可能的地方也组织农民大会，以及红军部队大会，做出必须采取最严厉的镇压措施的决议”。[110]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各地纷纷举行声讨集会。

在审判图哈切夫斯基之后9天，逮捕了980名军队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指控他们参加军事阴谋。8月，伏罗希洛夫又决定逮捕142名军事领导干部。参与审判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布柳赫尔、卡希林等将军后来也被指控参与同一阴谋而被逮捕，根据伪造的材料被判处枪决。因“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案件而被判处死刑的共有401名军队干部，另有7人被判处不同期限的劳动改造。

“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件

在镇压托派分子的同时，斯大林一直未曾忘记打击“右派”领导人。内务部不敢怠慢，迫使“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的被告交代他们与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的犯罪联系。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1906年入党，1919～1923年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4～1929年为政治局委员，1926～1929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他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28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因反对斯大林对农民采取非常措施他被指控犯有右倾错误，于1929年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1934～1937年任《消息报》总编辑。

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李可夫，1898年入党。十月革命胜利后，任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内务人民委员；1918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2～1930年，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1930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29年，他同布哈林一起反对斯大林的农村政策，被指责犯有右倾错误，1931～1936年改任邮电人民委员。

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托姆斯基，1904年入党；1923～1930年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18年10月至1921年5月，1922年9月至1929年5月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9年，他同布哈林等人一起被指责犯右倾错误，被调往化学工业管理局、国家图书杂志出版社工作。

1936年8月21日，报纸公布了维辛斯基检察长的命令，宣布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和反革命阴谋案件有关，开始对他们进行侦查。托姆斯基预感到等待他的是什么，于第二天8月22日自杀身亡。他的家属也没能逃脱厄运。妻子被判刑10年，死于西伯利亚。两个儿子被枪决，16岁的小儿子被监禁10年，流放9年。

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侦查，没有获得什么确凿的证据，《真理报》于1936年9月10日发布检察院公告说，“侦查没有发现应使布哈林和李可夫承担法律责任的法律材料，因此停止对本案的继续侦查”。但是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迫害并未就此结束。他们在1936年12月的党中央会议上遭到围攻。叶若夫指控他们同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组织阴谋活动。布哈林等人愤怒反击。会后，布哈林写信给斯大林，驳斥对他的诬陷，论证自己的无辜，但全无回音。1937年1月16（17）日，布哈林被解除了《消息报》总编辑的职务。而李可夫早在1936年9月就被免去邮电人民委员的职务。

1937年2月23日至3月5日，党中央召开全会，讨论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布哈林给全会写了一个声明：“为抗议背叛、变节等等闻所未闻的指控，我宣布绝食至死，只要得不到洗刷，我就不停止绝食。如得不到满足，我的最后要求是不要碰我，让我死去。”[111]党中央全会的回答是增加一项议程：关于布哈林宣布绝食的反党行为问题。布哈林决定出席全会，参加这一议程的讨论。当他来到全会时，斯大林对他说：“你向谁绝食，尼古拉，向党中央吗？瞧，你像谁了，虚弱不堪。为自己的绝食向全会道歉吧！”布哈林回答说：“既然你们打算把我开除出党，这又有什么用呢？”斯大林说：“谁也不想把你开除出党。走吧，走吧，为不良行为请求全会原谅吧。”布哈林相信了斯大林的话，向全会道了歉，同时驳斥了对他的各种诬陷。

叶若夫在会上指责布哈林和李可夫对党耍两面派，继续坚持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坚持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行动纲领；并同托洛茨基结盟，组织武装暴动，进行暗害活动，以达到推翻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目的。叶若夫建议，“撤销布哈林和李可夫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把他们移送给军事审判厅并处以极刑——枪决”。2月26日，全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通过决议，“撤销布哈林和李可夫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不移送法庭，而把案件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112]斯大林的秘书随即通知布哈林和李可夫必须参加27日的中央全会。

布哈林知道与妻子诀别的时刻到了，他让拉林娜逐字逐句背下他写的《致年轻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大量地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他们这些行为非常果断而且是有信心的……我向未来一代党的领导者们呼吁！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是把骇人听闻的各种罪行的一团乱麻解开，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团乱麻越来越大，像火焰一样越烧越厉害，勒得我们党喘不过气来。……我请求新的、年轻的和诚实的一代党的领导者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这封信，宣布我无罪和恢复我的党籍。”[113]当天，也就是斯大林向布哈林说“谁也不想把你开除出党”后的第四天，布哈林和李可夫不仅被开除出党，而且被逮捕入狱。

布哈林在最初的审讯中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他只承认他在具体问题上同斯大林有分歧，但是没有从事任何暗杀、间谍活动。后来，布哈林屈服了。他在1937年12月10日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我向你作出临终前的真诚的保证：我没有犯在侦讯时曾经承认过的罪行”，“除了认罪，承认别人的供词并加以发挥外，我别无出路，否则，我就是‘不缴械投降’”。布哈林试图解释产生这一案件的原因。他说，“我思考发生的一切时，得出大致如下的设想：（1）由于处在战前时期，（2）由于向民主过渡，产生了进行总清洗的宏大大胆的政治思想”。因此要对“（1）罪犯，（2）嫌疑者，（3）潜在的有嫌疑者”进行清洗。而布哈林落入清洗之列自然也成为必然、合理之事。布哈林是党内知名的思想家，但他并不看重人的价值。他称斯大林的“大计划、大思想和大利益高于一切”，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任”。他“个人问题那是太渺小了”。可是，布哈林仍“深感痛苦，极为烦恼”。因为他不仅要承认自己有罪，还要“故意作恶”，“亲自帮助清灭一批人（从消灭我本人开始！）”，“造成了他人的毁灭”。布哈林思想的局限性使他陷入绝境，他问道：“该怎么办？该怎么办？”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斯大林能相信他的忠诚，年轻一代的领导人能为他平反。[114]

1938年3月2～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在莫斯科的工会大厦十月大厅对“右派—托派联盟”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被告共21人，其中3人是列宁时期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布哈林、李可夫和Н.Н.克列斯廷斯基，1名共产国际领导人——保加利亚革命家Х.Г.拉柯夫斯基，还有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主席И.А.捷连斯基，前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等人。

维辛斯基检察长指控被告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充当外国间谍，进行破坏活动，暗杀了基洛夫、古比雪夫、高尔基等领导人，图谋瓦解苏联，使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和高加索各国、远东滨海地区脱离苏联，推翻革命政权。同前两次公开审讯相比，这次又添加一条罪状——妄图在苏联公开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在庭审时，审判长乌尔利赫逐个向被告提出同一个问题，“您是否承认自己有罪？”布哈林、李可夫等大部分被告都说“是的，我承认”。因为在公开审讯前，内务部人员对被告已进行了多次排演，逼迫他们按规定的台词回答，并威胁说，要按他们的表现决定对他们以及对他们家属的处置；还对一些人说，认罪“是人民和党的需要”。被告在压力下，都承认自己有罪。布哈林笼统地、抽象地承认指控他的全部罪行，承认自己是“右派—托派联盟”的领导人，表示“对联盟的一切活动都负有责任”；接着又说，“一伙匪帮的成员应当相互认识，以便结成一伙，彼此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他布哈林对该集团的许多成员素昧平生，有的是在法庭上才第一次见面的。他作出结论说，“由此可见，在这里受审的被告们不是一个集团”。布哈林承认“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对失败主义的方针（指使苏联在战争中失败——作者注）负有责任”。但接着他指出，他“个人并不持这个立场”，向敌军“打开防线”的话不是他说的。布哈林对另一些指控则直接予以否认。他坚决否认从事过间谍活动，否认参与杀害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和高尔基的活动，否认1918年曾企图杀害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布哈林还进一步指出，他的一些罪名是依靠一些被告的招供确定的，是不能成立的。

克列斯廷斯基在侦讯过程中遭受毒打。原内务部列福尔托夫监狱卫生处处长罗森布吕姆1956年提供见证说，“克列斯廷斯基经审讯后被送到我们卫生处，已不省人事。他被残酷毒打，整个背部密布伤痕，背上没有一块好地方。我记得他在非常痛苦的状态中在卫生处躺了3天”。[115]克列斯廷斯基被迫按要求招供，但在庭审时试图翻供，说“我不承认自己有罪。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从来没有参加‘右派—托派联盟’，我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联盟。强加于我的罪行，没有一个与我有关，特别是不能承认我和德国侦探机构有联系的罪行”。但对克列斯廷斯基采取一些“措施”后，他又重新认罪，说“我完全承认我在预审中的供词”。[116]

1938年3月13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宣布判处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等18人死刑，3人长期监禁。布哈林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曾请求斯大林，如果判处他死刑，“让我在狱中服毒来代替枪决”。[117]但他的请求没人理睬。布哈林、李可夫等18人在判刑后的第二天被枪决。

至此，反对派领导人都被肉体消灭，只有托洛茨基因在国外，仅被缺席判处死刑。1940年8月20日，他在墨西哥被暗杀。[118]其他前反对派分子，不管现时持什么观点和表现如何，几乎都在1937年被逮捕判罪。

这四次审判都是人为制造的大冤案，其罪名也一次比一次严重。斯大林不仅处死了自己的对手，还让他们备受难言的痛苦——为“革命事业”，当众自我诋毁，公开承认自己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让他们蒙受巨大羞辱——遭受全党全国人民的声讨。斯大林这样残酷地对待老一代革命家，这样诽谤和妖魔化他们，极大地丑化了联共（布），严重损害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

1955年，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撤销对加马尔尼克的指控。[119]1957年，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撤销对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的判决。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恢复他们的党籍。后来又为同案中的其他人恢复了名誉。[120]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在《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承认图哈切夫斯基等人不是外国间谍，但仍然认为他们犯有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罪行。他写道：“至于军事阴谋，那些对这一阴谋仍存疑问的人不妨再读一读上面引用的审讯速记记录的片段。整个审讯过程并没有任何刑讯逼供，只有平静的对话。并没有诬陷图哈切夫斯基的意图，只有对情况实事求是地叙述。”[121]但审讯早已被众多资料证实是有意诬陷，口供更是凭空捏造、刑讯逼供的产物。《大元帅》作者的结论实难令人信服。

1987年9月2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复核有关30～40年代和50年代初镇压材料的委员会。1988年2月4日，苏联最高法院首先撤销了军事审判厅对“右派—托洛茨基联盟”案的判决，为布哈林、李可夫等人平反，但亚戈达除外。同年，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苏联检察院、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进一步调查了其他两个案件，认定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案“被告提出的组织针对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领导人的恐怖活动的指控查无实据，未经任何材料证实。被判罪人的供词纯属臆造，使他们在遭受非法侦查手段摧残以至心力交瘁的情况下招认的（应该指出，在对原反对派分子的公开审判结束之后，一些曾参加本案侦查工作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被认定参与反苏阴谋，并被消灭）”。“调查证明，1927年以后，原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不曾与党进行过有组织的斗争，彼此之间无论在恐怖主义基础上，还是在其他基础上也不曾联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根据约·维·斯大林的当面授意并在他直接参与下人为制造的”。[122]对皮达可夫的指控也“经不起推敲”，1988年6月13日，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撤销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和“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案件的判决。1988年7月2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复核委员会审议了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苏联检察院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联合提交的调查材料，认为当年的判处是毫无根据的，决定为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等人平反昭雪。[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