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沈志华)_一危机出现和大清洗的序幕（2 / 2）_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1933年1月12日，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通过《关于清党》的决议，同意政治局1932年12月10日关于在1933年进行清党的决定，试图以此制止党内不满和反对情绪的扩散。清党运动原定在5个月内完成，实际进行了一年半。200多万党员中，18%的党员被清除出党，其中15%的党员是自愿退党的。[38]

在不断扩大清洗镇压规模的同时，斯大林大力宣扬党内外冲突激化的必然性和采取严厉镇压政策的正确性，把暴力理论系统化，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1928年7月，斯大林提出，“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39]1929年，他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报告中，专门讲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问题。他认为，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在社会主义的进攻面前，反动阶级的本性决定他们必然会反抗，他们的比重虽然在下降，但其绝对增长还是有的。斯大林说，“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阶级自动退出舞台的事情。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资产阶级不试图用尽全部残余的力量来卫护自己的生存的事情”。资产阶级“愈来愈比我们弱。正因为他们愈来愈弱，他们才感到自己的末日到了，于是不得不用尽一切力量，采取一切手段来进行抵抗”。[40]

1930年，斯大林进一步讲到国外敌对阶级对国内阶级敌人支持的问题。他在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讲道，“资本主义包围——这就是说，苏联周围存在着敌对的阶级力量，它们决心要在精神上，在物质上，或用财政封锁的方法，必要时甚至用军事干涉的方法来支持我们苏联内部的阶级敌人。事实证明，我国专家的暗害活动，富农的反苏维埃活动，焚烧和炸毁我们的企业和建筑物的行为，都是受到外来的资助和怂恿的”；还说，资产阶级的更加激烈的反抗，必然会反映到党内。[41]

1933年1月，斯大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中，再次强调阶级斗争的问题，说“阶级的消灭不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他还把资产阶级反抗同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的活动联系在一起，认定他们是要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他说，“苏维埃国家威力的增长一定会使垂死阶级的最后残余的抵抗加强起来。正因为他们正在死亡，他们已经面临末日，所以他们一定会从一种袭击形式转到另一种更猛烈的袭击形式，向居民中的落后阶层呼吁，发动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这些从前的人物用尽一切危害和诬蔑手段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并企图以此发动落后分子。在这个基础上，过去的反革命政党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残兵败将，中部和边疆地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残兵败将是能够复活和蠢动起来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中的反革命余孽是能够复活和蠢动起来的”。[42]

斯大林一方面把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又认为当苏联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没有阶级对抗了。为了消除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他日益把斗争尖锐化归结为资本主义国家在苏联进行间谍恐怖活动的加强，把清洗镇压对象定性为帝国主义代理人、间谍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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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斯大林在《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中指出，“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暗害分子、破坏分子、特务、间谍、杀人凶手组成的一伙无原则和无思想的匪帮，是受外国谍报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的死敌组成的一伙匪帮”。他将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总结为，“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住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44]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为人为制造和激化分歧、斗争开辟了道路，为掩饰政策和工作的失误提供了借口，为排斥异己、维护小集团利益提供了武器。

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被确定的同时，斯大林不断加强国家的治安机构。原来有直属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负责侦察和审理反革命案件。一般刑事案件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处理。1934年7月10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并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清洗、大镇压统一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实施。

1934年，亚戈达出任内务人民委员；1936年9月，Н.И.叶若夫接任；1938年12月，改由Л.П.贝利亚担任。这三人，特别是叶若夫，是大清洗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他们疯狂迫害无辜者，最后自己也落个被解职、被枪毙的下场。

根据1924年宪法的规定，苏联设有法院。1934年，又设置了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和区军事法庭，负责审判重大案件。此外，在1933年设置了检察院，第一任检察长是И.А.阿库洛夫。А.Я.维辛斯基最初是副检察长，1935年升为检察长。按法律规定，内务部机关必须先向检察长提交说明逮捕理由的决议以及相关的文件资料，经过检察机关审核批准后，内务部机关才能进行逮捕。宪法明确规定，“任何公民，非经法院决定或者检察长批准，不受逮捕”。随后的侦讯，内务部应遵守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并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下进行。最后由检察机关负责起诉，法院进行审判。但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实际上并不受司法检察机关的限制监督，可以无视法律的规定，自行其是。内务部通常是在没有司法检察机关同意下，自行逮捕人。审讯也是由内务部工作人员主持进行，检察人员通常是不参加的。

1934年11月5日，内务人民委员部设置了特别会议（ОСО）以及下属的共和国、边区和州的三人小组。特别会议可以绕过法院自行审判，并且通常是在被告、证人、律师、检察官不在的情况下作出判决。1935年5月25日，这一权力扩大到地方的三人小组。它一般由地方检察长、内务部地方局负责人和警察局长组成。1937～1938年，与三人小组并列工作的还有两人小组，其正式名称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长委员会，由这两个机构的代表组成。三人小组和两人小组经常只审理案件的名单，不召见囚犯和见证人，不对审讯人员收集的材料进行审核，就作出判决，然后上报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和检察长维辛斯基。他们批准后，小组负责执行。

内务机关自成系统，各级地方机关只受上级机关的领导，不归同级地方党政机关管理，并且有权监督地方党政领导人的活动。如州党委第一书记无权过问州内务机构的事务，却受后者的秘密监视。根据《关于保护领袖的法令》，各级干部不通知内务部派去的警卫人员就什么地方都不能去；不接受警卫人员的监视也不能会见任何人。内务人民委员部实际直属党中央政治局领导。随着斯大林个人权力的膨胀，它日益成为斯大林个人控制和使用的工具。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这一特殊组成机制使它成为破坏法制、开展大清洗镇压活动的得力工具。

苏联政府还颁布了许多有关惩罚镇压的严酷法律。党中央原来决定，政治案件未经党中央核定不准宣判处以极刑。但它经常遭破坏。政治局不得不在1931年4月20日重申这一规定。1932年8月7日，颁布保护财产的法律，加重对侵犯公共财产者的惩罚。9月16日，政治局决定取消党中央的上述决定，规定经苏联最高法院、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以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委员会批准即可执行死刑。同年底和次年年初，政治局又批准乌克兰等地组成三人小组，授予判处死刑的最后决定权。

1934年6月8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关于客观参与》的法律，认定罪犯的成年家属不管是否参与、是否知情，都在客观上参与其事，都要承担责任。对逃往国外的家属、受其抚养的人，可判处流放西伯利亚5年。1935年3月30日的法令更加严厉，后来载入刑法第58条。它规定对偷越国境的军人和公民判处死刑，叛逃者的家属知其叛逃意图者判处10年以下的徒刑，其他成员判处5年徒刑。1935年4月7日，苏联中央执委会和人民委员会决定，可以对12岁以上（含12岁）的未成年人判刑事罪，直至判处死刑。后来，这条法律成为利用对小孩的惩治来折磨大人，胁迫大人认罪的工具。1935年5月13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要求“无情地揭露人民的敌人并把他们消灭”。从此，“人民的敌人”这个含义不清的罪名便成为随意镇压无辜者的方便借口。1937年，联共（布）中央又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做出了一项关于采用肉体感化的决定，把早已实施的严刑逼供合法化。内务人员据此更加肆无忌惮地毒打被关押的人，采取不许睡觉等折磨人的行为，甚至把人活活拷打致死，或受伤后死亡。

[45]内务部人员还自己编造口供，强迫在押人员签署。[46]

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指导下，在斯大林个人专权和治安体制缺乏民主监督、相互制衡、内务部依仗特权横行无忌的情况下，苏联不断扩大清洗镇压规模，日益走向全国性的大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