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沈志华)_人道主义与政治动机相结合的饥荒援助（2 / 2）_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1923年救济总署在苏联的活动结束后，苏联政府逮捕了几百名曾在美国救济总署各地区分部工作过的俄国人，指控他们为了华盛顿的利益和金钱从事反革命间谍活动。苏维埃方面称这些被逮捕的人早就处于国家政治保安局的监视之下，只是对其逮捕推迟到救济总署的工作结束之后。逮捕美国救济总署从前的俄方雇员引起胡佛的强烈愤慨。《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后来曾就此事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写道：“一开始我理解他的愤怒，但很显然，在美国救济总署雇佣的8万人中有不少滥用自己的地位从事国家政治保安局认定的犯罪行为。”[53]

应当承认，并非所有的美国救济总署工作人员的行为都与其在俄国的崇高使命相符。在克里木，当地的居民特别是鞑靼居民对美国救济总署工作人员的印象欠佳。因为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美国救济总署工作人员还要求苏维埃方面为其提供别墅，他们不愿用普通的碟子吃饭，想喝陈年的葡萄酒和香槟。[54]

1922年圣诞前夕，美国救济总署的一些工作人员试图通过走私将珍宝、皮毛和艺术名画偷运出境。由于这些物品在苏维埃海关通常要征收很高的出口关税，所以他们把这些物品与美国救济总署的外交邮件放在一个箱子里，严重违反了苏维埃海关法律。苏维埃方面曾当着美国救济总署在俄国的副总负责人克文的面打开箱子，结果证实了美国救济总署工作人员从事走私活动的猜测。经过调查，克文很快开除了其手下的5名工作人员。苏维埃政权利用这一事件指责在俄国的美国人“贪财”、“是阶级异己分子”。在《消息报》上还出现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他们如此援助！》。文章中说，走私事件是“文明”的美国人在“不文明”的俄国行为的典型事例。对于《消息报》这篇评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兰杰尔在秘密报告中曾遗憾地指出：“在《消息报》发表有关走私的报道后，我们与美国救济总署的关系开始急剧恶化。”[55]

随着救灾工作的深入和形势的发展，苏维埃政府与美国救济总署在援助的目标上也发生了分歧。到1922年秋，俄国各地的灾情得到了缓解。苏维埃政府此时最关心的是如何恢复经济，而不是单纯地给饥民提供援助。用加米涅夫的话说，对于布尔什维克党来说首要的任务是改良耕地、改造运输系统，最大限度地减少粮食歉收现象再次发生的可能性，而不是单纯地养活一些孩子，使他们不至于在下一年到来之前饿死。而美国救济总署对援助目标的看法却与苏维埃政权存在明显差别。从一开始，救助饥饿人群就是美国救济总署前往俄国的主要目的。在美国救济总署的官方声明中曾经指出：“援助将只提供给饥饿的人群。”胡佛也曾经说过：“任何恢复俄国经济生活的建议都应受到批评。”当两个农业公司的董事长给胡佛写信，希望通过他领导的美国救济总署向俄国供应拖拉机时，胡佛回答说：“我的组织从来没有做过向苏维埃国家提供拖拉机和其他技术的生意。”显然，美国政府反对向苏维埃俄国提供任何旨在恢复其经济的援助。[56]

1922年秋，苏维埃政府声明，俄国的饥荒已经基本消除，同时宣布了与饥荒造成的后果作斗争的新方针。新方针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工业和农业。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2年9月12日的决定，救助饥民的中央委员会被改为与饥荒后果作斗争委员会。苏维埃政府工作方针的改变，使救济总署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进一步复杂起来。[57]

当美国政府了解俄国决定向国外出口粮食后，救济总署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尽管加米涅夫称，俄国出口粮食的数额并不大。但是对于出口粮食的这一做法在苏俄国内就有人提出异议。例如，在国内一家刊物上有人提出：“不能靠饿着我们俄国人的肚子来发展粮食出口。”在后来一次部门会议上，中央统计局的代表波波夫也提出：“如果我们把一部分粮食运到国外，同时又从国外得到慈善救济，这样的做法不太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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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维埃出口粮食，美国方面的反应更加强烈。胡佛和哈斯克尔表示，俄国出口粮食使美国救济总署的援助面临着危险。美国的报纸上用大标题醒目地写着：“用武力和狡猾的阴谋赢得和平，这就是红色俄国人的把戏吗？”“俄国一边要救济、一边卖粮食”，“苏维埃卖了很多粮食！”[59]1923年春，美国救济总署决定离开俄国。5月末，美国救济总署向苏维埃政府正式通知了这一消息。到1923年夏，该组织的所有美方工作人员全部返回了美国。

在对美国政府和人民的人道主义援助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我们无法否认，美国政府在对俄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背后，暗含着一定的政治动机，即：美国政府试图利用俄国发生严重饥荒，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产生动摇和怀疑之机，通过粮食援助来促使布尔什维克党政权尽早垮台。

早在1919年3月，胡佛在致威尔逊总统的信中就提出了有关利用粮食援助来与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计划。胡佛认为，“革命的钟摆还要向后，向某个适中的位置摆动”，国际武装干涉不能达到目的，这是因为美国人民不同意这种干涉，士兵们也不能抵抗“布尔什维克的感染”。所以，他建议向苏俄派遣“中立”的委员会以组织粮食干涉。因为“这样一来就有时间来决定……俄罗斯人民本身是不是要向后摆动，趋向中庸之道。而这些思想（此处指布尔什维主义——作者注）就会不攻自破”。可见，胡佛认为对俄国的援助是“保证共产主义崩溃的最好方法”。[60]

关于美国援助苏俄饥民的政治动机，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并不讳言。例如，1921年12月美国国会在讨论拨款2000万美元来援助苏维埃饥民的法案时，参议员肯翁指出：“这不仅仅是一种捐赠，也是一种坚定的经济政策。我们缓解了国内局势，同时也排除了我们纯粹的慈善活动的性质。”另一名议员罗格尔斯也认为：“众议院很多议员担心，援助法案将对正在灭亡的布尔什维克制度提供帮助。显然，他们的担心是自然的，但完全没有道理。问题在于，如果说等待做出决定的法案有某种政治意义的话，那么它将迫使布尔什维克制度更快走向灭亡。”[61]

尽管苏维埃政府在1923年7月10日专门通过决议，对美国人民和美国救济总署对俄国饥民提供的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美国人民通过美国救济总署向其提供的援助”。但是在私下里，苏联官方却对美国援助俄国的真正动机持另一种看法。在目前已经解密的1921年10月17日苏维埃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信息公报中说：“……美国政府支持胡佛开展工作的主要目的是让俄国人进一步了解美国，同时把大规模援助饥民的活动当作反苏维埃制度的一种宣传，顺便利用胡佛的人员来搜集和扩充他们所需要的俄国情报，没有任何理由怀疑美国政府和胡佛试图利用胡佛的组织及其在俄国的间谍达到其直接的反革命目的。”[62]

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严重分歧，整个20世纪20年代苏联没有实现与美国和平共处的愿望，与美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只是到30年代初，国际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苏美才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暂时搁置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斗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