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汉代社会情形
抚循失职之民，翦灭功臣，辑和外国，削弱同姓诸王，皆所以使秩序不乱，民遂其生者也。然仅能维持见状而已，自晚周以来，众共谓当改正之事，未之能改也。此乃天下初定，有所未皇云尔，固非谓其不当改。治安既久，不复乐以故步自封，终必有起而正之者，则汉武帝其人矣。
自晚周以来，众共谓当改正者何事乎？人民之生计其首也。当封建全盛之世，井田之制犹存；工业之大者，皆属官营；商人则公家管理之甚严；除有土之君，食租衣税，富厚与民悬绝外，其余固无大不均。至东周以后，小康之世之遗规，亦且废坠，则大不然矣。董仲舒说武帝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晁错说文帝曰：“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其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皆见《汉书·食货志》。盖自地狭人稠，耕地不给以来，阡陌开而井田之制，稍以破坏，于是私租起而田可卖买。有财势者乘机兼并，乃生所谓田连阡陌之家。至于山林川泽，则初由人君加以封禁，后遂或以赏赐，或取贡税，畀之能事经营之人，于是田以外之土地，亦变公为私矣。文明程度愈高，则分工愈密。《货殖列传》列举末业，微至贩脂、卖酱，犹可以财雄一方，况其大焉者乎？董仲舒对策曰：“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缅怀“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引“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以明之。深訾当时“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之徒，“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汉书》本传。案《汉书·张安世传》，载其“贵为公侯，食邑万户，身衣弋绨，夫人自纺绩，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即仲舒之所指斥者也。然则封君、地主苞田连阡陌及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者。工商，汉世所谓商人，实兼苞农工业家，如煮盐、开矿、种树皆农业，冶铸实工业是也。以皆自行贩卖，当时通称为商人。竞肆攘夺，平民复何以自存哉？《史记·平准书》述武帝初年富庶情形，见第四章第三节。而继之曰：“当是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暴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夫果人给家足，谁肯为人所兼并？又谁能兼并人？奢俭以相形而见，果其养生送死之奉，无大差殊，论者又何至疾首蹙，群以奢侈为患哉？然则《平准书》之所云，特通计全国之富，有加于前，实非真人给家足。分财不均，富者虽有余于前，贫者之蹙然不可终日如故也。制民之产之规，制节谨度之道，荡然无存，阙焉不讲者，固已久矣。
次于生计者为教化。贾谊上疏陈政事曰：“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耝，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日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是以大贤起之，威震海内，德从天下。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寝户之帘，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此其亡行义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败坏，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董仲舒对策曰：“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扦、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此特举其两端，汉人议论，类此者不可悉数。以一切之失，悉归诸秦，固为非是，然当时风气，自有志者观之，蹙然不可终日，则无疑矣。
要而言之，社会有两种：有能以人力控制者，有不然者。立乎今日以观往古，能以人力控制者，盖惟孔子所谓大同之世为然。小康之世，则承其遗绪者也。自小康之治云遥，凡事一任其迁流之所至，遂成为各自为谋，弱肉强食之世界矣。欲正其本，非划除党类（class）不可，此固非汉人所知。而既有党类，即利害相反，而终无以几于郅治，又非汉人之所知也。其争欲以吾欲云云之策，谋改革之方也，亦宜矣。
以上就国内言之也。若言国外，则异民族林立，上焉者宜有以教化之，使之偕进于礼义，下焉者亦宜有以慑服之，使不为我患，此亦当时之人，以为当务之急者也。《史记·律书》曰：“高祖有天下，三边外叛，大国之王，虽称蕃辅，臣节未尽。会高祖厌苦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一休息，羁縻不备。历至孝文即位，将军陈武等议曰：南越、朝鲜，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后且拥兵阻厄，选蠕观望。高祖时，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复兴兵。今陛下仁惠抚百姓，恩泽加海内，宜及士民乐用，征讨逆党，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自谓能？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sup>(1)今未能销巨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边。”此可见秦皇、汉武之开边，亦非其一人所为也。语曰：英雄造时势，时势亦造英雄。时势造英雄，屡见之矣，英雄造时势，则未之闻。所谓英雄，皆不过为一时风气之所鼓动而已矣。
第二节 儒术之兴
中国自汉以后，儒术盛行，其事实始于武帝，此人人能言之。然武帝非真知儒术之人也。武帝之侈宫室，乐巡游，事四夷，无一不与儒家之道相背。其封禅及起明堂，则惑于神仙家言耳，非行儒家之学也。然儒术卒以武帝之提倡而盛行，何哉？则所谓风气既成，受其鼓动而不自知也。
《汉书·武帝本纪》：建元元年，冬，十二月，诏丞相、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此与后来之立《五经》博士，建元五年。为置弟子元朔五年。同其功。利禄之途，一开一塞，实儒术兴盛之大原因也。<sup>(2)而武帝于其元年行之，《赞》所由美其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也。《董仲舒传》云：“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案本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五月，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仲舒对策，事在五月，而十一月已举孝廉，则不得云仲舒发之。《通鉴》乃系其事于建元元年，云不知在何时，惟建元元年举贤良著于纪，故系之。又疑纪言是年十一月初举孝廉为误。见《考异》。后人并有谓仲舒对策，实在建元元年者。然《封禅书》谓建元六年窦大后崩，其明年，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sup>(3)《汉书·郊祀志》无此四字，盖为钞胥所删，昔人钞书，随手删节处甚多。自唐以前，《汉书》之传习，较《史记》为广，故其见删节亦较甚。《史》、《汉》相同处，《汉书》辞句，率较（史记》为简由此。后人谓孟坚有意为之，据之以言文字，则大缪矣。古人著书，袭前人处，率皆直录，事有异同，亦不删定，如《汉书·陈胜传》袭《史记》至今血食之文是也。何暇删节虚字邪？则弘之见擢，确在元光元年。纪言弘事不误，其言仲舒事不误可知。云举孝廉自仲舒发之者？盖初特偶行，得仲舒之言，遂为经制，抑本传辞不审谛，要未可据以疑本纪也。武帝即位，年仅十六，逾年改元，则十七耳。虽非昏愚之主，亦未闻其天纵夙成，成童未久，安知隆儒？即卫绾亦未闻其以儒学显，然则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之事，其为风气使然，无足疑矣。
魏其、武安之事，见于《史记》本传。曰：建元元年，丞相绾病免。以魏其侯为丞相，武安侯为大尉。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大平。举适诸窦宗室毋节行者，除其属籍。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宗室，皆不愿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大后。大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大后滋不说魏其等。及建元二年，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大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大尉。《儒林传》：王臧、赵绾尝受《诗》申公，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驷马迎申公，以为大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太皇窦大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二年请毋奏事东宫，则元年常奏事东宫可知。然则罢黜百家之事，虽谓大后可其奏可也。《儒林传》言大后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大后怒，使入圈击豕。果为五千言之文，固即不说道家，岂得诋为家人言？疑大后所好者实非今《老子》书也。要之大后实无所知，其贼赵绾、王臧，非欲隆道而抑儒，特惑于外家之毁言耳。《五经》博士之立，事在建元五年，大后亦尚未崩，未闻其争不立老子，此大后不疾儒术之证。以本无所知之人，而亦能可罢黜百家之奏，益知儒术之兴，由于时会也。《礼书》曰：“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孝文即位，有司议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故罢去之。孝景时，御史大夫晁错，明于世务刑名，数干谏孝景曰：诸侯藩辅，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国专治异政，不禀京师，恐不可传后。孝景用其计，而六国畔逆，以错首名，天子诛错以解难。是后官者，养交安禄而已，莫敢复议。今上即位，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十余年不就，或言古者大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乃采风俗，定制作。上闻之，制诏御史曰：盖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咸称大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化隆者闳博，治浅者褊狭，可不勉与？乃以大初元年，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云。”案《屈原贾生列传》，言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故。绛、灌之属害之。乃不用。然则其初亦有意于用之矣。贾山亦劝文帝定明堂，造大学，见《汉书》本传。《孝文本纪》言：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丞相张苍。推以为今水德始，罢之。十五年，黄龙见成纪。天子乃复召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事。《封禅书》曰：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是岁，《封禅书》作明年。新垣平见。《封禅书》云：帝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十七年，平以诈诛，帝乃怠于改正朔、服色之事。然则文帝且尝颇行之矣。谓其好道家之学，而谢有司之议，实不审之谈也。不特此也，秦始皇之怒侯生、卢生也，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大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兴大平指文学士言。《叔孙通传》云：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伏生亦故秦博士。《儒林传》。然则始皇虽焚书，所用未尝无儒生。盖亦有意于改制度、兴教化之事矣。其任法为治，特因天下初定，欲以立威，使其在位岁久，自以晏然无复可虞，亦未必不能为汉武之所为也。然则法制度，兴教化，乃晚周以来，言治者之公言，自秦始皇至汉文、景，非有所未皇，则谦让而不能就其事耳。至于武帝，则有所不让矣。夫欲法制度，定教化，固非儒家莫能为。故儒术之兴，实时势使然，不特非武帝若魏其、武安之属所能为，并非董仲舒、公孙弘辈所能扶翼也。然武帝终非能知儒术之人也。叔孙通之为汉立朝仪也，征鲁诸生三十余人。有两生不肯行。曰：“礼乐，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今死者未葬，伤者未起。”两生盖谓通将大有所为，不知其仅以折夫拔剑击柱者之气也。礼书》訾通多袭秦故，于官名少所变改；其言孝景，则并晁错之削弱诸侯，亦以为议礼之事；贾生为官名，悉更秦之故；赵缩、王臧亦欲令列侯就国，除关；然则汉儒之言改制者，其所苞盖甚广，非徒改正朔、易服色，无与实际之事而已。今《史记》、《礼书》已亡，武帝之所定者，已不可见，度不过仪文之末。何则？苟有大于此者，节文度数，虽不可得而详，后人必有能言其略者也。《汉书·武帝纪》言大初元年，改历，用夏正，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今观《百官公卿表》，武帝于秦官实少所变改，则其所定者皆琐细不足道可知。当时议者，或欲俟诸大平之后，乃采风俗，定制作；此六字最精。采风俗而后定制作，所谓因人情而为之节文，其所定者，必皆切于民生实用，非如后世之制礼者徒以粉饰视听，民莫之知，而其意亦本不欲民之知之也。或则高谈皇古；盖皆不肯苟焉而已。而武帝则徒欲其速成，虽褊狭有所不恤。其曰汉亦一家之事，非知五帝不袭礼，三皇不沿乐之义，特恶夫高议难成而已。自是以后，所谓礼乐者，遂徒以饰观听，为粉饰升平之具，而于民生日用无与焉，岂不哀哉？《
第三节 武帝事四夷一
自刘敬使匈奴，结和亲之约，冒顿浸骄。孝惠、高后时，为书遗高后，妄言。高后欲击之，以季布谏而止。孝文三年，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为寇。遣丞相灌婴击之。右贤王走出塞。明年，单于遗汉书。六年，汉亦报以书。顷之，冒顿死，子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文帝复遣宗室女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之。说不欲行，汉强使之，说因降单于，教之猾夏。十四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在今甘肃固原县南。候骑至雍甘泉。雍，汉县，在今陕西凤翔县南。甘泉，宫名。汉发车千乘，骑十万，军长安旁。又发车骑，使五将军往击之。单于留塞内月余。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匈奴日以骄。岁入边，杀掠人民畜产甚众。汉患之。使使遗之书。单于亦使报谢。后二年，复和亲。明年，老上单于死，子军臣单于立。中行说复事之。后六年，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汉发三将军屯北地，郡名。治马领，今甘肃环县。代屯句注，即雁门山，在今山西代县西北。赵屯飞狐口，在今察哈尔蔚县南。缘边坚守以备之。又置三将军屯长安西，数月乃罢。文帝崩，景帝立，赵王遂阴使匈奴。汉围破赵，匈奴亦止。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单于，遣公主如故约。终景帝世，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以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元光二年，雁门豪聂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致之，伏兵袭击，必破之道也。”上召问公卿。恢请击之。御史大夫韩安国不可。上从恢议。使壹亡入匈奴，阳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汉伏兵三十余万马邑旁。单于以十万骑入武州塞。武州，汉县，今山西左云县。未至马邑，觉汉谋，引还。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边。不可胜数，然尚乐关市，耆汉财物。汉亦关市不绝以中之。元光六年，汉始出兵击匈奴。自此至征和三年，凡四十年，汉与匈奴屡构兵，而其中大有关系者凡三役：（一）元朔二年，卫青取河南地，筑朔方，汉郡，今鄂尔多斯左翼后旗。复缮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四年，军臣单于死，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军臣大子于单亡降汉，汉封为陟安侯，数月死。时右贤王怨汉，数寇边，及入河南，侵扰朔方。五年，卫青出朔方，夜围右贤王，右贤王脱身走。于是河南之势固，秦中之患息，而廓清幕南之基，且于是立矣。（二）元狩二年，昆邪王杀休屠王降汉。《地理志》：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汉减北地以西戍卒半，以其地为武威、今甘肃武威县。酒泉郡。今甘肃高台县。后又置张掖、今甘肃张掖县。敦煌郡，今甘肃敦煌县。徙民以实之。据《本纪》，张掖、敦煌之分，事在元鼎六年。《地理志》则武威，大初四年开。张掖、酒泉，大初元年开。敦煌，后元年分酒泉置。而汉通西域之道开，羌、胡之交关绝矣。（三）为元狩四年卫、霍之大举。先是胡小王赵信降汉，汉封为翁侯。后复为匈奴所得，单于以为自次王，以其姊妻之，与谋汉。信教单于：益北绝幕，以诱疲汉兵，徼极而取之。单于从其计。是年，汉谋，以为信为单于计，居幕北，以为汉兵不能至。乃粟马，发十万骑，负私从马凡十四万匹，粮重不与焉。令卫青、霍去病中分军。青出定襄，汉郡，治成乐，今绥远和林格尔县。去病出代，咸约绝幕击匈奴。单于闻之，远其辎重，以精兵待幕北。与青接战，一日，弗能与，遁走。青北至阗颜山赵信城。去病出代二千余里，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瀚海而还。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汉县，今甘肃永登县。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言抵匈奴旧竟更北进。然是役也，汉士卒物故亦万数，马死者十余万，匈奴虽病远去，而汉马亦少，无以复往矣。是武帝时兵威之极也。元鼎三年，伊稚斜单于死，子乌维立。汉方南诛两越，不击匈奴，匈奴亦不入边。元封元年，武帝亲巡朔方，勒兵十八万骑。使郭吉风告单于曰：“南越王头已县于汉北阙。单于能，即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汉。何徒远走亡匿于幕北苦寒无水草之地？毋为也。”单于怒，留吉，而终不肯为寇于汉边，数使使好辞甘言求和亲。然汉使杨信说单于曰：“即欲和亲，以单于大子为质于汉。”而单于曰：“非故约。故约：汉尝遣公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今乃欲反古，令吾大子为质，无几矣。”则尚崛强，未肯臣服也。元封六年，乌维单于死，子詹师卢立。年少，号为儿单于。《史记》云：“自此之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敦煌。”案《史记》前言，匈奴“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庭直代、云中”。元帝时侯应议罢边备塞吏卒曰：“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则《史记》初所述者，盖冒顿时疆域，自武帝出兵讨伐，乃渐徙而西北也。儿单于年少，好杀伐，国中不安。左大都尉欲杀单于降，求援应。大初元年，汉为筑受降城。在今乌喇特旗北界。犹以为远。二年，使赵破奴出朔方，西北二千余里。左大都尉欲发而觉，单于诛之。破奴军亦没。三年，单于死，子少，匈奴立乌维单于弟右贤王呴犁湖。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五原，汉郡，见第二章第二节。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又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秋，匈奴大入定襄、云中。行坏光禄所筑。又入酒泉、张掖。冬，单于死，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四年，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百世之仇，《春秋》大之。”然天汉二年、四年，数道出兵，均不甚利。大始元年，且鞮侯单于死，长子左贤王立，为狐鹿姑单于。征和三年，李广利等复大出。会广利妻子坐巫蛊收，欲深入要功，其下谋共执广利，广利乃还。为单于所遮，军败，广利降。是役也，汉失大将，士卒数万人，不复出兵。后三岁而武帝崩。
第四节 武帝事四夷二
西域二字，义有广狭。《汉书》云：“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今塔里木河。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两关俱属汉龙勒县，在今甘肃敦煌县西。西则限以葱岭”，此为西域之初疆，实指今之天山南路言之。其后使译所及益广，而亦概称为西域，则西域之版图式廓矣。历代所谓西域，率随其交通所至而名之，其境界初无一定也。《汉书》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后稍分至五十余。师古曰：司马彪《续汉书》曰：至于哀、平，有五十五国也。今表其境界、道里及户口、胜兵之数如下。<sup>(4)除大月氏、康居、大宛、乌孙为葱岭西之大国外，口数逾万者，仅鄯善、拘弥、于阗、西夜、难兜、莎车、疏勒、姑墨、龟兹、焉耆十国，小者乃不盈千。盖多处山谷之间，或在沙漠中之泉地，故其形势如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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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原文在左栏“乐越匿地到卑阗城”后，据文意移此。——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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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国民族，可分数派。《汉书》云：“西夜与胡异，其种类氐、羌，行国。”又云：“蒲犁及依耐、无雷，皆西夜类也。”又云：“无雷俗与子合同。”《后书》又有德若，云：“与子合相类，其俗皆同。”又有移支，“居蒲类地，被发，随畜逐水草”。盖皆氐、羌之类，缘南山而西出者也。《汉书》云：乌孙本塞地。“昔匈奴破大月氏，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往往分散为数国。自疏勒以西，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穆天子传》为魏、晋后伪书，所述皆汉以后情形已见《先秦史》第八章第八节。此书于地名、器物，皆着之曰西膜之所谓某某，足见西膜为西方一大族。西膜与塞疑即一语，或白种中之塞米族（Semites）耶？又乌孙，颜师古《注》云：“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称猴者，本其种也。”近日史家，皆谓乌孙与坚昆同种。昆即唐时之黠戛斯，元时之吉利吉思，今之哈萨克。黠戛斯，《唐书》固明言其“赤发、晳面、绿瞳”也。近年英、俄、法、德诸考古家，在新疆发见古书，有与印度欧罗巴语类者，以其得之之地名之曰焉耆语、龟兹语。焉耆语行于天山之北，龟兹语行于天山之南。颇疑龟兹语为塞种语，焉耆语为乌孙等游牧民语也。西史家谓西域人称希腊为伊耶安（Yavanas），为耶而坚宛（Ionian）转音，故大宛实为希腊人东方殖民地。安息即西史之泊提亚（Paltnia），大夏则巴克特利亚（Bactlia），皆亚历山大死后东方分裂所生之新国。安息犹率其游牧之俗，大夏文化，则酷类希腊焉。故汉通西域，实为东西洋文化交通之始也。《史记·大宛列传》云：“自宛以西至安息，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汉书·西域传》作“然大同，自相晓知也”。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可以知其种族矣。然玉门、阳关以西，亦非遂无华人。《汉书》曰：“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土地，畜产，作兵，略与汉同。有异乃记云。”今观其书，记者少，不记者多，则诸国之俗，实与汉大同。案《管子揆度》，“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何秋涛谓禺氏即月氏。日本桑原骘藏言：月氏据甘肃，故天山南路之玉，经其地而入中国，玉门之名，或亦因此而得，见所著《张骞西征考》，杨炼译，商务印书馆本。说颇有理。人民移殖，率在国家开拓之先。汉朝未知西域及西南夷，<sup>(5)而枸酱、竹杖，即已远届其地，此其明证。然则谓汉世天山南路多有华人，必非附会之谈也。至于后世，胡人益盛，汉族稍微，则因道里有远近之殊，移居有多少之异。犹之朝鲜之地，自汉以降，貉族转多，然不能谓《方言》所载，北燕、朝鲜之间，言语皆同，及《后书》辰韩言语，有似秦人为虚语也。《魏书·西域于阗传》云：“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皆深目高鼻。惟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大唐西域记》亦谓于阗之语，与他国不同。今考古学家谓于阗东之克里雅人，体格多似黄人。掘地所得陶象及雕刻、壁画，面貌亦与黄人相似，古书非印度、伊兰、突厥语，而与西藏语相类，断其人来自藏地，此则不知汉时已然否耳。
汉通西域，起于武帝之欲攻匈奴，而成于武帝之侈心。初，敦煌、祁连间有行国曰月氏。匈奴西边，又有小国曰乌孙。《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曰：“乌孙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西域传》同，而夺祁连二字。月氏为冒顿所破。老上单于又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史记·大宛列传》：建元中，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匈奴列传》：孝文帝三年，老上单于遗汉书曰：“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方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匈奴之破月氏、乌孙，定西域，当在此时。
<sup>(6)窃疑乌孙难兜靡，亦实为匈奴所杀，《汉书》云为大月氏所杀，乃因乌孙攻逐月氏而附会也。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在乌秅西。大月氏居其地。乌孙昆莫难兜靡，或云为匈奴所杀，《史记·大宛列传》。或云为大月氏所杀。《汉书·张骞传》。其子猎骄靡，仍属匈奴。自请于单于，西攻破月氏。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妫水，今阿母河。而乌孙稍强，亦不复肯朝事匈奴，取羁属而已。建元中，匈奴降者言月氏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因欲通使，而时匈奴右方居盐泽，今罗布泊。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隔汉道。汉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张骞以郎应募。为匈奴所得。留十余年，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为发道译抵康居，传致大月氏。时月氏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元朔三年军臣单于。左谷蠡王攻其大子自立，国内乱，骞乃得亡归。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国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sup>(7)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焚，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笮，南方闭巂、昆明，终莫得通。参看第七节。然传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武帝是时，盖动于侈心，绝非攻胡之初志矣。及浑邪王降，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其后二年，汉又击走单于于幕北。是后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请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遗之他旁国。骞既至乌孙，谕指。乌孙昆莫猎骄靡。有十余子，中子大禄强，善将。大禄兄为大子，有子曰岑娶。《汉书》作岑诹，官名：名军须靡。大子蚤死，谓昆莫曰：“必以岑娶为大子。”昆莫哀而许之。大禄怒，畔，谋攻岑娶及昆莫。昆莫予岑娶万余骑，令别居。国分为三，不能专制。又远汉，未知其大小，素服属匈奴，又近之。其大臣皆不欲徙。但发通译送骞还。而骞所分遣使通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扜罙及诸旁国者，后颇与其人俱来，西北国始通于汉矣。匈奴闻汉通乌孙，怒，欲击之。乌孙乃恐，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女。元封中，乃遣江都王建见第四章第六节。女细君为公主，妻昆莫。昆莫年老，又使岑娶尚公主云。时汉筑令居以西，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楼兰、姑师当道，苦之。攻劫汉使王恢等。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元封三年，武帝遣恢佐赵破奴虏楼兰王，遂破姑师。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天子好宛马，使从者言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天子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不肯与。汉使怒，妄言，椎金马而去。宛贵人怒，令其东边郁成遮攻杀汉使。大初元年，．汉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以往，伐宛。当道诸国，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比至郁成，士不过数千，皆饥疲。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杀伤甚众。引还，往来二岁。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天子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惧，因留敦煌。天子案言伐宛尤不便者。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兵到者三万人。围其城，攻之四十余日。宛贵人杀其王毋寡。汉立贵人善汉者昧蔡为王。别将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康居出以与汉。贰师之东，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见天子，因以为质焉。时为大初四年。岁余，宛贵人以为昧蔡善谀，使我国遇屠，相与杀昧蔡，立毋寡昆弟蝉封为宛王，而遣其子入质于汉。汉因使使赂遗以填抚之。自伐大宛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李广利传》注：轮台，国名。今新疆轮台县。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外国使者焉。天汉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为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击车师。匈奴遣右贤王将数万骑救之。汉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击匈奴，道过车师北，复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凡六国兵别击车师，勿令得遮重合侯道。诸国共围车师。车师王降。于是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遣卒田轮台以东。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诸国，辅乌孙。时李广利以军降匈奴，上既悔远征伐，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云。
第五节 武帝事四夷三
羌为亚洲中央一大族。在汉世可考见者，凡分三支：一在西域，已见上节。一在今甘肃、四川、云南等省，见第七节。其为患最深者，则居河、湟间之一支也。河、湟间之羌，缘起见《后汉书·西羌传》，曰：“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俱亡入三河间。《注》：“《续汉书》曰：遂俱亡入河、湟间。今此言三河，即黄河、赐支河、湟河也。”丁谦《考证》云：赐支河，即《水经注》浩亹河，今名大通河，湟河在大通河南。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其后世世为豪。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䝠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氂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广汉，郡名。前汉治梓潼，今四川梓潼县。后汉治雒，今四川广汉县。余见第七节。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始矣。”又云：“自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汉徼北，前史不载口数，惟参狼在武都，胜兵数千人。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其八十九种，惟钟最强，胜兵十余万，其余大者万余人，小者数千人，更相钞盗，盛衰无常，无虑顺帝时胜兵合可二十万人。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氂牛、白马羌在蜀汉，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所言爰剑之事，虽不足信，然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之羌，共为一族，则较然可知矣。《后书》又云：忍子研豪健，羌中号其后为研种，武帝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今甘肃临洮县。遂围袍罕。今甘肃临夏县。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汉书·武帝纪》，事在元鼎五年，安故作故安，误。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案羌之为患，皆因据有河、湟，武帝时逐出之，而徙民以实河西，规模颇远，惜乎后世之不克负荷也。
第六节 武帝事四夷四
中国文化，传播于四方者，以东方为最盛。东方诸国，渐染中国文化最深者，莫如朝鲜。其所由然，实以其久隶中国为郡县故，而首郡县朝鲜者，<sup>(8)则汉武帝也。《史记·朝鲜列传》云：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坝水为界。坝水，今大同江。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余人，魋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水，居秦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当在汉江流域。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辽东大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闻。上许之。以故满得以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传子至孙右渠。所诱汉亡人滋多，又未尝入见。真番旁众国欲上书见天子，又拥阏不通。元封二年，汉使涉何诱谕。右渠终不肯奉诏。何去，至界上，临水，使御刺杀送何者。归报天子曰：“杀朝鲜将。”上为其名美，不诘。拜何为辽东东部都尉。朝鲜袭攻杀何。天子募罪人击朝鲜。杨仆从齐浮渤海，荀彘出辽东。两将乖异。使济南大守公孙遂往政之。遂使彘执仆，并其军。三年，夏，朝鲜尼豁相参杀右渠降，遂定朝鲜，以其地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莵四郡。案《后汉书·东夷传》云：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其后四十余世，至朝鲜侯准，自称王。《三国魏志·东夷传注》引《魏略》云：周衰，燕自称为王，欲东略地。朝鲜侯亦自称为王，欲兴兵逆击燕。其大夫礼谏之，乃止。使礼西说燕，燕止之此之字疑衍。不攻。后子孙稍骄虐。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潘汗为界。汉辽东郡有番汗县，沛水所出，疑即故满潘汗地。沛水今清川江。朝鲜遂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筑长城，到辽东。时朝鲜王否，畏秦袭之，略服属秦，不肯朝会。案此当谓不肯诣辽东，非谓不入朝咸阳也。否死，子准立，二十余年，案自秦并天下至陈、项起，尚不及二十余年，自蒙恬筑长城起计，更无论矣。疑此四字系准在位年数，自其立至为卫满所灭，二十余年也。而陈、项起，天下乱。燕、齐、赵民愁苦，稍亡往准，准乃置之于西方。及汉以卢绾为燕王，朝鲜与燕界于溴水。溴，之误。及绾反，入匈奴，燕人卫满亡命，为胡服，东渡溴水，诣准降。说准求居西界。准信宠之，封之百里，令守西边。满诱亡，党众稍多。乃诈遣人告准，言汉兵十道至，求入宿卫。遂还攻准。准与满战，不敌也。《志》云：侯淮既僭号称王，为燕亡人卫满所攻夺，将其左右宫人去，入海居韩地，自号韩王。其后绝灭，今韩人犹有奉其祭祀者。淮即准，盖《国志》字误也。《志》又云：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辰韩者，古之辰国。《后书》云：马韩五十四国，辰韩十有二国，弁辰亦十有二国，凡七十八国，皆古之辰国也。《史记》之真番旁众国，《汉书》作真番辰国，疑当作真番旁辰国，《汉书》夺旁字，《史记》则浅人億改也。三韩分立以前，辰为一统之国。准所攻破者即此。是时辰国之王，当为马韩人，故《后书》言“马韩最大，共立其种为辰王”，又云：“准后灭绝，马韩人复自立为辰王”也。然则欲入见天子者，正箕子之后矣。此卫氏所由忌而阻阏之与？乐浪，今朝鲜平安南道及黄海、京畿二道地。临屯为江原道地。玄莵为咸镜南道。真番跨鸭绿江上流。《后书》云：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莵，玄莵复徙居高句骊。县名。自单单大岭以东，沃沮、濊貉，悉属乐浪。后以境土广远，复分岭东七县置乐浪东部都尉。《沃沮传》云：武帝灭朝鲜，以沃沮地为玄莵郡，后为夷貉所侵，徙郡高句骊西北，更以沃沮为县，属乐浪东部都尉，则沃沮初系玄莵郡治。单单大岭，当系纵贯半岛之山。《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东夷葳君南闾等口二十八万人降，为苍海郡，至三年乃罢，当即岭东之貉也。《史记·平准书》：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汉书·食货志》作彭吴穿貉、朝鲜，置沧海郡。当系《史记》误。元朔时，朝鲜尚未灭也。
第七节 武帝事四夷五
川、滇、粤、桂之开辟，战国时启其端，秦始皇继其后，汉武帝成其功。今日内地十八省之规模，实略定于武帝时也。
赵佗，真定人。今河北正定县。秦时为南海龙川令。今广东龙川县。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被佗书行尉事。佗即绝道，据兵自守，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史记》云：自尉佗初王，后五世九十三岁而国亡，则其初王当在高帝五年。高帝十一年，遣陆贾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佗曰：“此必长沙王计，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sup>(9)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岁余，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文帝使陆贾赐佗书。佗为书谢，去帝制。至孝景时，称臣，使人朝请。然其居国中窃如故号。至武帝建元四年，《史记》此处有卒字，《汉书》无，无之者是也。《史记》言南越王五世，则佗之子亦当为王，盖佗卒子继，失其年代故不记。《史记》之卒字，乃后人妄补也。佗孙胡为南越王，三年，而闽越王郢兴兵击南越。
闽越王无诸、越东海王摇，皆勾践后。秦并天下，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诸侯叛秦，无诸、摇率越归吴芮。汉击项籍，佐汉。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今福建闽侯县。孝惠三年，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今浙江永嘉县。世俗号曰东瓯王。吴王濞大子驹亡走闽越，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瓯。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使人告急。天子遣庄助发会稽郡兵浮海救之。未至，闽越引兵去。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间。《集解》：徐广曰：《年表》曰：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家庐江郡。汉庐江，今安徽庐江县。六年，闽越击南越。南越以闻。上遣王恢出豫章，韩安国出会稽。兵未逾岭，闽越王弟余善杀王以降。乃立无诸孙繇君丑为越繇王。南越遣大子婴齐入宿卫。余善威行国中，国民多属，窃自立为王。繇王不能矫其众，持正。天子闻之，为余善不足复兴师，因立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后十余岁，南越王胡薨谥为文王。婴齐嗣立。婴齐在长安时，娶邯郸摎氏女，生子兴。及即位，上书请立摎氏女为后，兴为嗣，遣子次公入宿卫。婴齐薨谥为明王。兴代立，其母为大后。大后自未为婴齐姬时，与霸陵人安国少季通。元鼎四年，汉使少季往谕王、王大后入朝。大后复私焉。国人颇知之，多不附大后。大后恐乱作，亦欲倚汉威，数劝王及群臣求内属。即因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天子许之。其相吕嘉，年长矣。相三王。宗族官仕为长吏者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其居国中甚重，得众心愈于王。王之上书，数谏止王。王弗听，有畔心。王、王大后置酒，介汉使者权，谋诛嘉等。使者狐疑，莫敢发。天子遣韩千秋与王大后弟摎乐将二千人往。入越境，嘉遂反。攻杀王、王大后及汉使者。立明王长男越妻子建德。击千秋等，灭之。天子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元鼎五年，秋，路博德出桂阳，今湖南郴县。下汇水。《汉书》作湟水。杨仆出豫章，下横浦。《汉书·武帝本纪》作下浈水。故归义越侯二人出零陵，今湖南零陵县。或下漓水，或抵苍梧。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六年冬，仆、博德先后至，番禺降。嘉、建德亡入海，得之。以其地为儋耳、今广东儋县。珠厓、今广东琼山县。南海、今广东南海县。苍梧、今广西苍梧县。郁林、今广西贵县。合浦、今广东合浦县。交阯、今越南河内。九真、今越南清华。日南今越南又安。九郡。
南越之反也，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杨仆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今广东揭阳县。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及汉破番禺，仆上书，愿便引兵击东越。上以士卒劳倦，罢兵，令诸校留屯豫章、梅岭待命。《集解》：徐广曰：在会稽界。《正义》引《括地志》云在虔化县东北百二十里。虔化，今江西宁都县。余善闻之，遂反。入白沙、武林、《集解》：徐广曰：在豫章界。《索隐》：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阳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白沙。沙东南八十里有武阳亭，亭东南三十里，地名武林。案白沙，地在今江西鄱阳县西。武林，在今江西余干县东北。梅岭，杀汉三都尉。天子遣韩说出句章，汉县，今浙江慈谿县。浮海从东方往。杨仆出武林。王温舒出梅岭。越侯出若邪、《汉书》作如邪，《索隐》：案姚氏云：若邪，地名，今阙。《正义》云：越州有若耶山、若耶溪。越州，今浙江绍兴县。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东越。故越衍侯吴阳前在汉，汉使归谕余善。反攻越军，及故越建成侯敖与繇王居股谋，俱杀余善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
《史记·西南夷列传》云：“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今贵州桐梓县。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今云南昆明县。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今西康西昌县。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师未详。以东，北至叶榆，泽名，今洱海。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移徙。亡常处，亡君长。地方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徙、今西康天全县。笮都，今西康汉源县。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冉駹最大。今四川茂县。其俗或土著，或移徙。自駹以东北，君长以十数，白马最大。今甘肃成县。皆氐类也。”夜郎、滇、邛都之属为濮，在黔江、金沙江流域。巂、昆明为羌，参看第五节。在今澜沧江流域。徙、笮都、冉駹之属杂氐、羌，在今岷江大渡河流域。白马则嘉陵江上游之氐也。庄踽王滇，秦时略通五尺道，已见第二章第二节及《先秦史》第十章第一节。《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言邛、笮、冉駹近蜀，<sup>(10)道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此事《史记·西南夷传》不载。然云“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则秦时置郡县与否，虽无确据，而巴、蜀与邛、笮、冉駹之有交往则审矣。武帝建元六年，王恢击东越，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江。”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以浮船牁江出不意，为制越一奇。乃拜蒙为中郎将，从巴属窄关入，见夜郎侯多同，厚赐，谕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增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蜀人司马相如亦言邛、笮可置郡，使以中郎将往谕，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司马相如列传》：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斯榆。《索隐》云：“《益部耆旧传》谓之斯叟。《华阳国志》云邛都县有四部，斯叟是也。”沫水，今大渡河。若水，今雅砻江。零关道，《汉书》作灵山道，盖关以山名。《地理志》：越巂有灵关道。孙水，今安宁河。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及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筑朔方，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键为自保就。及元狩元年，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曰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道，便近，又无害。于是使间出西乃留，为求道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汉书》作当羌。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参看第四节。及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反。今贵州平越县。发巴、蜀罪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之。会越已破，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索隐》即且兰也。案《汉书》作且兰。头兰，尝隔滇道者也。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郡。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又以邛都为越巂郡，笮都为沈黎郡，天汉四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牁牁牂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旄牛在今西康汉源县南。青衣在今西康雅安县北。冉駹为汶山郡，宣帝地节三年，并蜀，为北部都尉。白马为武都郡。使风谕滇王入朝。未肯听。而其旁东北劳浸、《汉书》作劳深。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滇举国降。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第八节 论武帝用兵得失
汉武帝东征西讨，所开拓者颇广，后世盛时之疆域，于此已略具规模，读史者或称道之。<sup>(11)然汉人之议论，则于武帝多致讥评。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令列侯、二千石、博士议，夏侯胜即言武帝无功德于民，不宜为立庙乐，见《汉书》本传。《史记·大宛列传》之叙事，《汉书·西域传赞》之议论，于武帝皆深致讥焉。而《汉书·武五子传赞》，言之尤痛。何哉？予谓是时之开拓，乃中国之国力为之，即微武帝，亦必有起而收其功者，而武帝轻举寡虑，喜怒任情，用人以私，使中国之国力，为之大耗，实功不掩其罪也。汉世大敌，莫如匈奴。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已见第四章第三节。又是时匈奴，殊无民族意识。试观军臣单于以嗜汉物，几堕马邑之权，然仍乐关市可知。中行说教单于曰：“匈奴人众，不过当汉之一郡，所以强之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十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㫋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此真忠于为匈奴谋者也。与贾生三表、五饵之策，可谓若合符节。贾生五饵之策，欲以车服坏其目，饮食坏其口，音声坏其耳，宫室坏其腹，荣宠坏其心《见新书》非处士之大言，其效诚有可期者也。使武帝而有深谋远虑，当时之匈奴，实可不大烦兵力而服。即谓不然，而征伐之际，能多用信臣宿将，其所耗费，必可大减，而所成就，反将远胜，此无可疑者也。《史记》言卫青仅以和柔自媚于上。《史记》中称卫青之美者，仅《淮南王传》中伍被之辞，此乃被求免之供辞，抑真出于被与否，犹未可知也。而世竟有据之以称卫青而诋公孙弘者，真瞽矇之不若矣。霍去病则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大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事多类此。此等人可以为将乎？较之李广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者何如？李广利之再征大宛也，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马三万匹，军还，入玉门万余人，马千余匹而已。史言后行非乏食，战死不甚多，而将吏贪，不爱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众，其不恤士卒，亦去病之类也。天子尝欲教去病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此去病不学无术之明征，亦汉武以三军之众，轻授诸不知兵法之将之铁证。世顾或以是为美谈，此真势利小人之见。世多以成败论人，其弊遂中于读史，皆由势利之见，先有以累其心也。彼卫、霍之所以制胜者，乃由其所将常选，而诸宿将所将，常不逮之耳，史又称去病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军亦有天幸，未尝乏绝也。不败由天幸，信然。敢深入，适见其不知兵法也。非其能也。汉去封建之世近，士好冒险以立功名；不知义理，徒为愚忠；皆与后世绝异。
<sup>(12)即以李广之事论之。广与程不识，俱为边郡名将，匈奴畏之久矣。又尝俱为卫尉，天子知其能亦久矣。征胡而择大将，非广、不识辈而谁？乃汉武之所任者，始则卫、霍，后则李广利也。以淑房之亲，加诸功臣宿将之上，不亦令战士短气矣乎？卫青父郑季，给事平阳侯家，与侯妾卫媪通，生青，冒卫氏。卫媪长女君孺，为大仆公孙贺妻。次女少儿，先与霍仲孺通，生去病。后为詹事陈掌妻。次女子夫，自平阳公主家得幸武帝，元朔元年，有男，立为皇后。先是武帝陈皇后，大长公主女也。大长公主闻子夫幸有身，使人捕青，欲杀之。公孙敖时为骑郎，与壮士往篡之，得不死。其后青之徙李广部，亦以敖新失侯，欲与俱当单于也。公孙贺从青将，有功，封侯，后遂为相。陈掌，武帝亦召贵之。广利，李夫人兄。元狩四年之役，武帝本令去病当单于，故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焉。至于卫青，任之本不甚重。《史记·李将军列传》云：“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此非实录。既以为老弗许矣，岂又以为前部乎？“及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在，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此实显违上令。其云“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乃诬罔之辞。上既不令青当单于，又自以广为前将军，安得有此言乎？广既失道，青又逼迫令自杀，违旨而贼重臣，其罪大矣，天子弗能正。广子敢，怨青之恨其父，击伤之，青匿讳之，盖其事实有不堪宣露者，而去病又射杀敢。上乃为讳，云鹿触杀之。尚不如郑庄公之于颍考叔，能令卒出豭，行出犬、鸡，以诅贼之者也，可以持刑政乎？李氏之于卫、霍，盖有不共戴天之仇二焉。纵不敢以此怨怼其君，亦不足为之尽力矣，而陵广子当户之子。犹愿以步卒五千，为涉单于庭，既败，司马迁推言陵之功，则以为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之腐刑。所终始右护者，琐琐姻娅而已，而又收族陵家，此真所谓淫刑以逞，视臣如草芥者。无为戎首，不亦宜乎？而司马迁犹惜陵生降其家声；陇西士大夫，犹以李氏为愧。专制之世，士大夫之见解，固非吾侪小人所能忖度矣。李陵之降，为欲得当以报于汉，此百世之下所可共信者也。收族其家，君臣之义绝矣，虽欲为汉，恶可得乎？然其在匈奴，尊宠不如卫律，则陵终未肯为匈奴谋汉也。其于武帝，优于子胥之于平王远矣。真为匈奴谋汉者卫律，李延年所荐也，延年，李夫人之兄也。得此等将帅而用之，所费士马如此，而匈奴犹终武帝之世不能平，可谓能用兵乎？以上所引，见《史记·李将军、卫将军、骠骑将军》、《汉书·李广、苏建、司马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