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五年，穆宗既立，改恒州为镇州。是岁，王承宗死。二子为质在朝，军中立其弟承元。时年十八。密疏请帅。诏移田弘正于成德，李愬自昭义徙魏博，刘悟自义成徙昭义，而徙承元于义成。又以田布为河阳、怀、孟节度使。布者，弘正子，弘正使率偏师攻淮西者也。邻镇以两河近事讽承元，承元不听。既闻滑州之命，诸将号哭喧哗。承元谕之曰：“李师道未败时，议赦其罪，师道欲行，诸将止之，他日杀师道者，亦诸将也。公辈幸勿为师道之事，敢以拜请。”遂拜。诸将泣涕不自胜。承元乃尽出家财，籍其人以散之。酌其勤者擢之。衙将李寂等十数人固留。承元斩之，军中始定。此可见唐中叶后将擅于兵之概矣。明年，为长庆元年。正月，刘总弃官为僧。初总自弑逆后，每见父兄为祟，甚惨惧。乃于官署后置数百僧，厚给衣食，令昼夜乞恩谢罪。每公退，则憩于道场。若入他室，则忷惕不敢寐。晚年恐悸尤甚。故请落发为僧，冀以脱祸。兼请分割所理之地，然后归朝。其意：欲以幽、涿、营州为一道，请张弘靖理之。瀛、莫为一道，瀛州，今河北河间县。请卢士玫理之。平、蓟、妫、檀为一道，平州，今河北卢龙县。妫州，今怀来县。请薛平理之。平者，嵩子，知河朔之俗而忠于朝廷。士玫时为京兆尹，与总为内姻，以文儒进而端厚。可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矣。穆宗初以总为天平节度使。既闻落发，乃赐紫，号大觉师。总行至易州界，暴卒。此从《旧书》。《新书》云：军中拥留不得进，杀首谋者十人，间道夜去。至定州卒。宰臣崔植、杜元颖，欲重弘靖所授而省其事局，惟割瀛、莫两州，以士玫为观察使，其他郡县，悉以弘靖为卢龙军节度使统之。河朔三镇，至兹全服矣。然未几而变起。
《旧书•张弘靖传》曰：弘靖入幽州，蓟人无老幼男女，皆夹道观。河朔军帅，冒寒暑多与士卒同，无张盖安舆之别。弘靖久富贵，又不知风土，入燕之时，肩舆于三军之中，蓟人颇骇之。弘靖以禄山、思明之乱，始自幽州，欲于事初革其俗，乃发禄山墓，毁其棺柩，人尤失望。从事有韦雍、张宗厚数辈，复轻肆嗜酒。常夜饮醉归，烛火满街，前后呵叱，蓟人所不习。又雍等诟责吏卒，多以反虏名之。谓军士曰：“今天下无事，汝辈挽得两石弓，不如识一丁字。”军中以意气自负，深恨之。刘总归朝，以钱一百万贯赐军士，弘靖留二十万贯充军府杂用。蓟人不胜其愤，遂相率以叛。囚弘靖于蓟门馆，执雍、宗厚辈数人皆杀之。续有张彻者，自远使回，军人以其无过，不欲加害，将引置馆中。彻不知其心，遂索弘靖所在，大骂军人，亦为乱兵所杀。明日，吏卒稍稍自悔，悉诣馆请弘靖为帅，愿改心事之。凡三请，弘靖卒不对。军人乃相谓曰：“相公无言，是不赦吾曹必矣。军中岂可一日无帅？”遂取朱洄为兵马留后。洄者，滔之孙也。其子曰克融。《旧书•传》曰：克融少为幽州军校，事刘总。总将归朝，虑有变，籍军中素有异志者，荐之阙下，克融亦在籍中。崔植、杜元颖谓两河无虞，遂奏勒归镇。幽州军乱，洄废疾于家，众欲立之，洄自以老且病，推克融统军务焉。《总传》言：总请分割所理之地，仍籍军中宿将，尽荐于阙下。因望朝廷升奖，使幽、蓟之人，皆有希羡爵禄之意。崔植、杜元颖，不为久大经略，总所荐将校，在京师旅舍中，久而不问。朱克融辈，仅至假衣丐食，日诣中书求官，不胜其困。及除弘靖，又命悉还本军。克融辈深怀觖望，其后果为叛乱。《弘靖传》同。此等皆成败论人之辞。河朔诸帅，养尊处优久矣，能冒寒暑与士卒同甘苦乎？习于乘马，不张盖安舆或有之，然此可谓同甘苦乎？裴度之入蔡也，李愬具櫜鞬候度马首。度将避之。愬曰：“此方不识上下等威之分久矣，请公因以示之。”度乃以宰相礼受愬迎谒，众皆耸观。此不甚于肩舆乎？何以蔡人不叛？发禄山墓而失望者，禄山之类乎？幽、蓟之民乎？蔡之旧令，途无偶语，夜不然烛；人或以酒食相过从者，以军法论。裴度乃约法：盗贼斗杀外，余尽除之。往来者不复以昼夜为限。当是时，其寮佐，得无有夜饮醉归者乎？而史云：蔡之遗黎，至是始知有生人之乐，何也？弘靖代韩弘帅宣武，以宽缓称，其寮佐，何至轻诟责士卒？韦雍、张宗厚，盖持纲纪最严者，故先见杀耳。即张彻亦贤者也。然则弘靖寮佐，盖极一时之选矣，有轻肆嗜酒之理乎？成德之归命，朝令谏议大夫郑覃往宣慰，赐钱一百万贯。刘总请去位，亦请支三军赏设钱一百万贯，盖已视为事例。时令宣慰使薛存庆与弘靖计会支给。弘靖即不知理体，岂有移充军府杂用之理？成德之受赐，田弘正奏王承元赴镇滑州，成德军征赏钱颇急，乃命柏耆先往谕之，可见虽有恩命，并非立给。幽镇之二十万贯，盖计会未能充数，非靳而不与也。是岁五月，授幽州大将李参已下十八人，并为刺史及诸卫将军，待之不可云薄。度得官者数必不少，史不能尽载耳。若以一夫觖望，即为措置不善，安得人人而悦之？克融滔之曾孙，其父又居军职，以当时军人之骄溢，安有暂客长安，仅至假衣丐食之理？即真至假衣丐食，亦如汉列侯之子贷从军，卢群之举钱豪贾耳。与小民举倍称之息者大异，安得以是为深怨？朱洄本叛逆之后，身虽病废，又使其子统众，此岂特私垄断而已，虽更厚酬，能满其欲乎？故知当时幽州之叛，实缘事势之艰难，史之归咎于张弘靖等者，皆所谓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旧书•萧俛传》云：穆宗即位之始，俯与段文昌，屡献太平之策。以为兵以靖乱，时已治矣，不宜黩武，劝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顿去，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谓之消兵。藩籍之卒，合而为盗，伏于山林。明年，朱克融、王廷凑复乱河朔，一呼而遗卒皆至。朝廷方征兵诸藩，籍既不充，寻行招募，乌合之徒，动为贼败，由是复失河朔。盖消兵之失也，此亦诬罔之辞。宪宗所力战而得者，一淮西耳。以此而谓天下已平，俯与文昌，安得如此谬妄？致乱之本，实缘兵多，战守皆不足恃，而徒靡饷，而竭民力，消兵盖所以整军，非以偃武也。且是令之下，藩镇岂必奉行？《本纪》：长庆元年二月，天平军节度使马总奏：当道见管军士，三万三千五百人。从去年正月已后，情愿居农者放，逃亡者不捕。先是平定河南，及王承元去镇州，宰臣萧俯等不顾远图，乃献销兵之议，请密诏天下军镇，每年限百人内破八人逃死，故总有是奏。此盖正因奉行者少，故特书之耳。即谓藩镇多能奉行，所裁者潜伏山林，亦岂皆迩于幽、镇，能一呼而即集？遗卒之所求者，口实耳，非蓄意谋叛也。又何以幽、镇一呼即集，而朝廷召募，则只得乌合之徒乎？
张弘靖之见囚，事在七月十日，越旬有八日，而成德之变又作。《旧书•田弘正传》曰：弘正以新与镇人战，有父兄之怨，以魏兵二千为卫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镇州。元和十五年。仍表请留为纪纲之仆。其粮赐请给于有司。度支使崔倰，固阻其请。明年七月，归卒于魏。是月二十八日夜，军乱，弘正并家属、参佐、将吏等三百余口并遇害。《崔倰传》云：倰固言魏、镇各有镇兵，朝廷无例支给。恐为事例，不可听从。此事似失之吝。然弘正至镇州八阅月矣，何以犹不能绥其众？《弘正传》又云：其兄弟子侄，在两都者数十人，竞为崇饰，日费约二十万。魏、镇之财，皆辇属于道。河北将卒，心不平之，故不能尽变其俗，竟以此致乱。则其所以失军心者，自别有在。崔倰即无吝粮赐，弘正能终安于镇乎？《新书•倰传》，言其性介洁，视臧负者若雠，其人自贤者也。结衙兵为乱者，王承元衙内兵马使王廷凑。廷凑，回鹘阿布思之种也，世为王氏骑将。既害弘正，遂自称留后。
幽州之乱，朝以刘悟为卢龙节度使，悟不肯行。《旧书•悟传》云：请授之节钺，徐图之。乃复以为泽潞节度使。《新书》云：至邢州，会王庭凑之变，不得入，还屯。进兼幽、镇招讨使，治邢。围临城，观望，久不拔。临城，今河北临城县。李愬闻田弘正死，素服以令三军。又以玉带、宝剑，与王承宗故深州刺史牛元翼。元翼承命感激，以剑及带令于军中，报曰：“愿以众从。”愬方有制置，会疾作，不能治军。十月卒。时田布已移泾原，八月，起复为魏博节度使，而以牛元翼为深、冀节度使。时冀州已为王庭凑所据，遂围元翼于深州。卢士玫节度瀛、莫，莫州先陷，士玫罄家财以助军，坚拒累月，亦卒为其下阴导克融之兵以入，执送幽州。朝廷诏河东裴度，横海乌重胤，义武陈楚，与魏博、昭义同进讨。旋以度为幽、镇两道招抚使，牛元翼为成德节度使。十月，又以度为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左领军卫大将军杜叔良为深、冀行营节度使。旋以为横海节度使，代乌重胤。时王涯自东川上书，论两地用兵，力恐未及，宜先镇、冀而后幽、蓟。朝论盖采其说，疾重胤进兵之缓，故以叔良代之也。时元稹为翰林学士，与裴度不协，度上疏论之。有曰：“翰苑旧臣，结为朋党。陛下听其所说，更访近臣。私相计会，更唱迭和，蔽惑聪明。臣自兵兴，所陈章疏，事皆要切，所奉书诏，多有参差。惜陛下委付之意不轻，被奸臣抑损之事不少。昨者臣请乘传诣阙，面陈戎事。奸臣之徒，最所畏惧。知臣若到御坐之前，必能悉数其过，以此百计止臣此行。臣又请领兵齐进，逐便攻讨。奸臣之党，必加阻碍。恐臣统率诸道，或有成功。进退皆受羁牵，意见悉遭蔽塞。复共一二俭狡，同辞合力。或两道招抚，逗留旬时。或遣蔚州行营，拖曳日月。但欲令臣失所，使臣无成，则天下理乱，山东胜负，悉不顾矣。为臣事君，一至于此。”此固朋党之论，然当时诸道骈进，苦乏统率之人。度故相，尝有平蔡之功，虽未必将才，以资望则差堪承乏，而又内外乖迕如此，其于攻取，自更不利矣。杜叔良本依宦者进，无方略。十二月，大败于博野，今河北蠡县。仅以身免。时李光颜已帅凤翔，乃又移之忠武，以为深州行营节度使，以代叔良。朝议以朱克融能保全张弘靖，而王廷凑杀害田弘正，可赦燕而诛赵，遂以克融为卢龙节度使。然二寇仍相结。《旧书•王庭凑传》曰：时诸镇兵十五余万，才出境，便仰给度支。置南北供军院。既深入贼境，辇运艰阻，刍薪不继，诸军多分番樵采。俄而度支转运车六百乘，尽为廷凑邀虏，兵食益困。供军院布帛衣赐，往往在途为诸军强夺，而县军深斗者，率无支给。又每军遣内官一人监军，悉选骁健者自卫，羸懦者即战，以是屡多奔北。而廷凑、克融之众，不过万余而已。贼围深州数重，虽李光颜之善将，亦无以施其方略焉。然则昭义观望，河东、横海，皆顿不得进，义武虽有战斗，而孤军无济于事，业已情见势绌矣，而魏博之变又作。
田布之入魏州也，禄俸月入百万，一无所取；又籍魏中旧产，无巨细，计钱十余万贯，皆出之以颁军士；盖其父以聚敛败，故为此以挽军心也，然无及矣。衙将史宪诚，其先奚也，自其父从魏博军。布用为先锋兵马使，精锐悉委之。时屡有急诏，促令进军。布以魏军三万七千，结垒于南宫县之南，十月。南宫，今河北南宫县。进军下贼二栅。十二月。宪诚阴有异志；而魏军骄侈，怯于格战；又属雪寒，粮饷不给，愈无斗志。俄有诏分布军与李光颜合势，东救深州，其众自溃，多为宪诚所有。布所得者，八千而已。还魏州。《新书》本传：众溃。皆归宪诚，惟中军不动。布以中军还魏。会诸将复议兴师。将卒益倨。咸曰：“尚书能行河朔旧事，死生以之，若使复战，皆不能也。”布度众终不为用，即为遗表，授从事李石，人启父灵，抽刀自刺，曰：“上以谢君父，下以示三军。”言讫而绝。朝廷无如何，即以宪诚为魏博节度使。于是形势愈绌。二月朔，遂洗雪王庭凑，以成德授之，而移牛元翼于山南东道。是月，以元稹同平章事，裴度为东都留守。朱克融、王庭凑合兵攻深州不解，度与书谕之，克融还镇，廷凑攻城亦缓，元翼乃率十余骑突围出。廷凑入，尽杀元翼亲将臧平等百八十人。元翼闻之，愤恚卒。其家先在镇州，朝廷累遣中使取之，廷凑迁延不遣，至是乃尽屠之。
王庭凑之围牛元翼也，棣州亦为贼所窘。棣州，今山东惠民县。朝委薛平救援。平遣将李叔佐以兵五百救之。居数月，刺史王稷，馈给稍薄。兵士怨怒，宵溃而归。推突将马狼儿为帅。行劫镇兵，得七千余人，逼青州。平悉府库并家财募精卒二千击平之。时长庆元年十一月也。
《旧书•刘悟传》云：监军刘承偕，颇恃恩权，对众辱悟，又纵其下乱法，悟不能平。异日，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请悟。悟欲往，左右曰：“往必为其困辱矣。”军众因乱，悟不止之。乃擒承偕至衙门，杀其二仆。欲并害承偕，悟救之获免。朝廷不获已，贬承偕。自是悟颇纵恣，欲效河朔三镇。朝廷失意不逞之徒，多投寄潞州以求援。往往奏章论事，辞旨不逊。案《旧书》之说，本于《实录》。《新书》则云：承偕与都将张问，谋缚悟送京师，以问代节度事。悟知，以兵围之。《忠义•贾直言传》云：承偕与慈州刺史张汶谋缚悟。杜牧《上李司徒书》云：其军乱，杀磁州刺史张汶。综观诸文，承偕之于悟，殆欲效吐突承璀之于卢从史而不克也。《旧书•裴度传》云：悟囚承偕，诏遣归京，悟托以军情，不时奉诏。度至京师，上以为问。度曰：“陛下必欲收忠义之心，使天下戎臣，皆为陛下死节，惟有下半纸诏书，言任使不明，致承偕乱法，令悟集三军斩之。如此，则万方毕命，群盗破胆，天下无事矣。”上俯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缘是太后养子，今被囚系，太后未知。如卿处置未得，可更议其宜。”度与王播等复奏曰：“但配流远恶处，承偕必得出。”上以为然。承偕果得归。承偕与立穆宗，而为太后养子，宪宗之所以死，愈可推见。裴度攻之甚烈，可见其不与此曹为党，此其所以不获人相欤？承偕之见囚，事在长庆二年二月。
是岁三月，复有王智兴之乱。智兴，徐州将。抗李纳及李师道皆有功。河朔复乱，穆宗以为武宁军节度副使，河北行营都知兵马使，以徐军三千渡河。徐之劲卒，皆在部下。节度使崔群，虑其旋军难制，密表请追赴阙，授以他官。事未行，会赦王廷凑，诸道班师。智兴先期入境，斩关而入，杀军中异己者十余人。然后诣衙谢，曰：“此军情也。”群治装赴阙。智兴遣兵士援送群家属，至埇桥，遂掠盐铁院缗币，及汴路进奉物；商旅赀货，率十取七八。逐濠州刺史侯弘度。朝廷不能讨，遂授以武宁军节度，徐、泗、濠观察使。
王日简者，镇州小将。事王武俊。承宗殁，军情不安，自拔归朝。镇州杀田弘正，穆宗召问计。日简极言利害，兼愿自效。因授德州刺史。明年，擢拜横海军节度使。代杜叔良。赐姓李氏，名全略。旋以李光颜为横海，忠武、深冀行营并如故。全略为德棣节度使。以光颜县军讨贼，艰于馈运，以沧、景、德、棣等州，俾之兼管，以便飞挽也。时已赦成德。光颜兵闻当留沧、景，皆大呼而走。光颜不能制，因惊惧成疾。上表固辞横海节，乞归许州。许之。乃复以全略为横海。全略令子同捷入侍。逾岁归，奏授沧州长史，知州事，兼主中军兵马。棣州刺史王稷善抚众，且得其心，全略忌而杀之，仍孥戮其属。事在长庆二年九月，见《纪》。稷，锷子。锷以为岭南富，稷留京师，为奉权要。《传》云：是年为德州刺史，广赍金宝仆妾以行。全略利其货而图之，故致本州军乱，杀稷。家无遗类。男叔恭，时年五岁，郡人宋忠献匿之获免，其室女为全略所虏，以妓媵处之。凡所为事，大率类此。
张弘靖之帅卢龙也，以李愿代为宣武。愿，晟子。弘靖为汴帅，以厚赏安士心。及愿至，帑藏已竭，而愿恣其奢侈。不恤军政，而以威刑驭下。又令妻弟窦缓将亲兵，亦骄傲黩货。长庆二年七月，衙将宿直者斩缓。愿走。立衙将李为留后，以邀旄钺。诏三省官与宰相议其事。皆以为宜如河北故事，授节。李逢吉曰：“河北之事，盖非得已。今若并汴州弃之，则是江淮以南，皆非国家有也。”议未决，会宋、亳、颍三州皆请别命帅。上大喜，以逢吉议为然。逢吉因请“以将军征入朝，以义成节度使韩充镇宣武。充，弘之弟，素宽厚得众心。脱旅拒，命徐、许攻其左右，而滑军蹙其北，充必得入矣”。从之。不奉诏。宋州刺史高承简，乘城拒。李光颜、王智兴及兖海曹华，各出兵讨。韩充亦进军。八月，其都知兵马使李质，与监军姚文寿杀迎充。浙西观察使窦易直，闻逐愿，欲出官物赏军。或曰：“赏给无名，却恐生患。”乃已。军士已闻之。时江淮旱，水浅，转运司钱帛委积，不能漕。州将王国清指以为赏，激讽州兵谋乱。先事有告者，乃收国清下狱。其党数千篡出之，因欲大剽。易直登楼谓将吏曰：“能诛为乱者，每获一人，赏千万。”众喜，倒戈击乱党。擒国清等三百余人，皆斩之。于是以曹华帅义成，而移高承简于镇海。韩充人汴，密籍部伍，得尝构恶者千余人，一日下令，并父母妻子立出之。
宪宗之平淮西，论史者颇称之，而訾德宗之失于庙算，穆宗之不能守成，此成败论人之见也。宪宗之用兵，实无以异于德宗及穆宗，其成败不同，亦时会为之耳。且宪宗实未能全服河北。幸而早死，遂成竖子之名，设迟之一、二年，朱克融、王庭凑、史宪诚之变作，亦未必不情见势绌也。太和时，杜牧作《罪言》，论山东之事曰：“上策莫如自治。当贞元时，山东有燕、赵、魏叛，河南有齐、蔡叛；梁、徐、陈、汝、白马、孟津、襄、邓、安、黄、寿春，皆戍厚兵，才足自护；遂使我力解弛，熟视不轨者，无可奈何。阶此，蜀亦叛，吴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时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间，得蜀，得吴，得蔡，得齐，收郡县二百余城，所未能得，惟山东百城耳。土地、人户、财物、甲兵，较之往年，岂不绰绰乎？亦足以自为治也。不自治，是助虏为虏。环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复有天下阴为之助，则安可以取？中策莫如取魏。魏能遮赵，既不可越魏以取赵，固不可越赵以取燕，故魏在山东最重。黎阳距白马津三十里，新乡距孟津百五十里，白马津，在今河南滑县北。新乡，今河南新乡县。孟津，在今河南孟县南。是二津者，虏能溃其一，则驰入成皋不数日间，故魏于河南亦最重。元和中，举天下兵诛齐，顿之五年无山东忧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诛沧，顿之三年无山东忧者，亦以能得魏也。长庆初诛赵，一日五诸侯兵四出溃解，以失魏也。昨日诛赵，罢如长庆时，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东之轻重在魏。非魏强大，地形使然也。最下策为浪战。不计地势，不审攻守是也。兵多粟多，驱人使战者，便于守；兵少粟少，人不驱自战者，便于战。故我常失于战，虏常困于守。山东叛且三、五世，后生所见，言语举止，无非叛也，以为事理正当如此，沈酣入骨髓，无以为非者。至有围急食尽，啖尸以战。以此为俗，岂可与决一胜一负哉？”此说于德宗以后，藩镇叛服形势，言之殊为了然。元和之得魏，果自为之乎？抑事势之适然也？抑少诚、少阳虽悖戾，实自守虏，非希烈狼奔豕突比。而其地实孤立，四面皆唐朝州县，故取之实不甚难。会昌时，刘稹叛，杜牧与李德裕书，自言尝问董重质以三州之众，四岁不破之由。重质以为由朝廷征兵太杂，客军数少，既不能自成一军，事须帖付地主。势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败亡。故初战二年，战则必胜，是多杀客军。及二年已后，客军殚少，止与陈许、河阳全军相搏，纵使唐州兵不能因虚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元和平蔡，关键如此，河北情势，固自不同。征兵太杂，则杜牧所谓浪战也。宪宗攻淮西，韩愈尝言：“兵不多不足以取胜，必胜之师，利在速战。兵多而战不速，则所费必广。欲四道置兵，道率三万，蓄力伺利，一日俱纵，使蔡首尾不救。”长庆时，白居易亦上言，以为兵多则难用，将众则不一。宜诏魏博、泽潞、定、沧四节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赀饷。每道各出锐兵三千，使李光颜将。光颜故有凤翔、徐、滑、河阳、陈许军，无虑四万，可径搏贼，开弓高粮路，合下博，县，在今深县东。解深州之围，与牛元翼合。还裴度招讨使，使悉太原兵西压境，见利乘隙夹攻之。间令招谕，以动其心。未及诛夷，必自生变。此为当时兵事症结。皆苦兵多不能持久，至势穷力屈也。此情势，元和与建中、长庆，有以异乎？无以异乎？历代戡乱之主，孰不以一成一旅兴？兵苟可用，原不在多。宪宗之用吐突承璀，穆宗之用杜叔良，其意原出一辙，而惜乎禁兵之不足用也。然李晟崎岖二寇间，卒定京邑，亦已小收其效矣，而惜乎后来之无以为继也。此则德宗之委任宦官实为之，然此弊，宪宗亦未能免也。《旧书》言申、蔡之始，人劫于希烈、少诚之虐法，而忘其所归；数十年后，长者衰丧，而壮者安于毒暴，而恬于搏噬；地虽中州，人心过于夷貉。乃至搜阅天下良锐，三年而后克者？彼非将才而力备，盖势驱性习，不知教义之所致也。此与杜牧所言河朔之俗，曾何以异？然果能终劫其众乎？裴度除苛法而民乐更生，已述如前矣。淄青自正己至师道，大将持兵于外者，皆质其妻子。或谋归款于朝，事泄，其家无少长皆杀之。此亦以虐法劫其众者也，可终恃乎？然欲削平之，固非恃实力不可。此在河北，自远较淮西为难。使宪宗而处建中、长庆之时，亦必无以善其后也。
第五节 穆敬荒淫浪荡
宪宗之任用宦官，虽为失政，然其能用孤立之皇甫镈，则要不失为英明，以是时朋党之中，实无佳士也。唐世不党之士，多为公忠体国之人，而多蒙恶名，以是时朋党势大，史或成于其手，或虽不然，而所据者仍系党人之说也。英明之君主，未尝不思擢用不党之人，但朋党力大，卒不能胜耳。即君主之信任宦官，亦未必不由于此也。及穆宗立，皇甫镈贬，则不党之局破；而宦官以拥立之故，威权愈重，得信任愈专；而穆宗性又顽嚣，惟务嬉戏；政事遂至大坏矣。
皇甫镈既贬，萧俯、段文昌相。俯与镈及令狐楚同年登进士第，其相，史云楚援之，虽罪镈而未尝累及其朋侪，足征镈之不党也。七月，楚以为山陵使亲吏臧污事发出，崔植相。明年，为长庆元年，王播入，俯亦罢。播以元和十三年，出为西川。《旧传》云：皇甫镈贬，播累表求还京师。又《萧俯传》云：播广以货币赂中人权幸，求为宰相。段文昌复左右之。俯性疾恶，于延英面言播之奸邪，纳贿喧于中外，不可以污台司。帝不之省。俯遂三上章求罢相位。盖穆宗奢侈，故播欲以财利自效。播固才臣，元和时亦尝见用，然元和能节啬以事藩镇，而长庆侈欲无极，则其敛之同而用之者，大不同矣。播既至，拜刑部尚书，领盐铁、转运等使。文昌代为西川。杜元颖相。十月，播亦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领使如故。此等更迭，初未足以引起风波也，而裴度、李逢吉之党，于此时大纵，遂至推波助澜，纷纭者数十年焉。
《旧书•李宗闵传》曰：宗闵与牛僧孺，同年登进士第，又同年登制科。应制之岁，李吉甫为宰相，当国。宗闵、僧孺对策，指切时政之失，无所回避。考策官杨于陵、韦贯之、李益等第其策为中等。不中第者，注解牛、李策语，同为唱诽。又言翰林学士王涯甥皇甫湜中选，考核之际，不先上言。裴垍时为学士，居中覆视，无所异同。吉甫泣诉于上前。宪宗不得已，罢涯、垍学士，出于陵、贯之。僧孺、宗闵，亦久之不调，随牒诸侯府。七年，吉甫卒，方入朝。穆宗即位，拜中书舍人。长庆元年，子婿苏巢，于钱徽下进士及第。其年，巢覆落，宗闵涉请托，贬剑州刺史。时吉甫子德裕为翰林学士，钱徽榜出，与同职李绅、元稹连衡，言于上前，云：“徽受请托，所试不公，故致重覆。”比相嫌恶，因是列为朋党。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自是纷纭排陷，垂四十年。《旧书•钱徽传》：长庆元年，为吏部侍郎。时宰相段文昌出镇蜀川。文昌好学，尤喜图书古画。故刑部侍郎杨凭，兄弟以文学知名，家多书画。凭子浑之，尽以献文昌，求致进士第。文昌将发，面托徽。继以私书保荐。翰林学士李绅，亦托举子周汉宾于徽。及榜出，浑之、汉宾，皆不中选。李宗闵与元稹，素相厚善。初，稹以直道，谴逐久之。及得还朝，大改前志，由径以徼进达，宗闵亦急于进取。二人遂有嫌隙。右补阙杨汝士，与徽有旧。是岁，宗闵子婿苏巢，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文昌、绅大怒。文昌辞赴镇日，内殿明奏，言徽所放进士郑朗等十四人，皆子弟艺薄，不当在选中。穆宗访于学士。元稹、李绅对与文昌同。遂命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重试。诏孔温业、赵存约、窦洵直所试粗通，与及第。裴撰特赐及第。郑朗等十人并落下。寻贬徽为江州刺史，宗闵剑州刺史，汝士开江令。初议贬徽，宗闵、汝士令徽以文昌、绅私书进呈，上必开悟。徽曰：苟无愧心，得丧一致。修身慎行，可以私书相证邪？令子弟焚之。人士称徽长者。案徽未必不虑其事牵涉太广，更致他祸，故不欲深究也。郑朗，覃之弟，裴撰，度之子也。开江，今四川开县。《德裕传》云：元和初用兵伐叛，始于杜黄裳诛蜀，吉甫经画，欲定两河，方欲出师而卒，继之者武元衡、裴度，而韦贯之、李逢吉沮议，深以用兵为非，相次罢相。故逢吉常怒吉甫、度，而德裕于元和时久之不调。逢吉、僧孺、宗闵，以私怨恒排摈之。时德裕与李绅、元稹，俱在翰林，情颇款密，逢吉之党深恶之。长庆以前党争之分野如此。裴度与元稹，固同为李逢吉所恶者也。而度与稹竟起戈矛，致为逢吉所乘。以同利为朋者，其离合变幻，诚匪夷所思矣。
元稹以元和元年应制举登第，除右拾遗。言事甚锐，为执政所忌，出为河南县尉。丁母忧，服除，拜监察御史。奉使东蜀。还，分务东台。多所举劾，以此为内官所伤，贬江陵府士曹参军。十四年，自虢州长史征还，为膳部员外郎。穆宗在东宫，闻妃嫔左右诵稹歌诗，尝称其善。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长庆初，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辞》等奏御。穆宗大悦。即日转祠部郎中，知制诰。朝廷以书命不由相府，甚鄙之。唐人务于进取，有捷足者，每为人所妒忌。《旧书•武元衡传》：从父弟儒衡，正拜中书舍人。时元稹依倚内官，得知制诰，儒衡深鄙之。会食瓜阁下，蝇集于上。儒衡以扇挥之，曰：“适从何来？遽集于此？”即此等见解，非知砺廉隅也。居无何，召入翰林，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中人以潭峻故，争与稹交。知枢密魏弘简，尤与相善。裴度三上章攻之。穆宗不得已，以稹为工部侍郎，弘简为弓箭库使。然及明年洗雪王庭凑，即罢崔植而相稹，度亦改东都留守矣。《旧书•度传》云：稹交结内官，求为宰相。虽与度无憾，然颇忌前达。度方用兵山东，每处置军事，有所论奏，多为稹辈所持。其请上罢兵，亦以欲罢度兵柄之故。当时河北形势，用兵实难坚持，究因欲罢度兵柄而罢兵？抑因罢兵而罢度兵柄？殊难质言，然其主张恐必出于宦官，而稹附和之，非稹自有主张也。谏官相率伏閤，诣延英门者日二三。帝知其谏，不即被召。皆上疏言时未偃兵，度有将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乃诏度自太原由京师赴洛。三月，度至京师。以为淮南节度使。旋徐州奏王智兴逐崔群，乃使度复知政事，以王播代镇淮南。徐州之变，相一裴度，岂足慑之？明为言者多，处置不得不中变也。排度者岂能甘心？而于方之狱起矣。
时王庭凑、朱克融尚围牛元翼于深州。于方者，頔之子，时为和王傅。干进于稹，言：“有奇士王昭、王友明，此据《旧书•元稹传》。《实录》初见作于友明，后作于启明，见《通鉴考异》。尝客燕、赵间，颇与贼党通熟，可反间以出元翼。仍自以家财资其行。又赂兵、吏部令史，为出告身二十通，以便宜给赐。”稹皆然之。有李赏者，知方之谋，以稹与度有隙，乃告度云：方为稹所使，欲结王昭等刺度。度隐而不发。及神策中尉奏方事，乃诏三司使韩皋等讯鞫。害裴事无验，而前事尽露，遂俱罢稹，度平章事，而相李逢吉。穆宗即位，逢吉移山南东道。《旧书•传》云：逢吉于帝有侍读之恩，遣人密结幸臣，求还京师。长庆二年三月，召为兵部尚书。度在太原时，尝上表论稹奸邪，及同居相位，逢吉以为势必相倾，乃遣人告于方结客，欲为稹刺度。《度传》云：度自太原入朝，恶度者以逢吉善于阴计，乃自襄阳召入朝。度既复知政事，而魏弘简、刘承偕之党在禁中，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谋，因医人郑注，与中尉王守澄交结，内官皆为之助。五月，左神策军奏：李赏称于方受元稹所使，结客欲刺裴度。诏左仆射韩皋，给事中郑覃，与逢吉三人鞫之。狱未竟，罢稹为同州刺史，度为左仆射，逢吉代度为宰相。案于方之计，元稹所以然之者？《旧书》云：以天子非次拔擢，欲有所立以报上；《新书》云：稹之相，朝野杂然轻笑，思立奇节报天子，以厌人心；二者俱可有之。深州之围，岂可不解？欲解围而不能用兵，不得已而思用间，虽云无策，亦不为罪。结客刺度，事涉离奇，其必为虚构可知。度闻之，隐而不发，盖亦知其不足信？而神策遽为闻奏，吹皱一池春水，底事干卿？盖宦官之中，有与稹交欢者，亦有与之不快者，度则本无香火，故一举而并去之也。稹引宦官以倾度，而逢吉即袭其术以覆稹，此则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又随其后者矣。李仲言与郑注，皆志除宦官之人，谓其为逢吉介以交守澄，说必不然，别见下章第一节。
长庆三年三月，牛僧孺为相。李德裕先已罢学士，出为御史中丞。《旧传》云：李逢吉既得权位，锐意报怨。时德裕与牛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惧李绅与德裕禁中沮之，出德裕为浙西观察使。寻引僧孺同平章事。由是交怨愈深。《逢吉传》云：李绅有宠，逢吉恶之，乃除为中丞。又欲出于外。乃以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中丞，放台参。以绅褊直，必与愈争。及制出，绅果移牒往来。愈性木强，遂至语辞不逊，喧论于朝。逢吉乃罢愈为兵部侍郎，绅为江西观察使。绅中谢日，帝留而不遣。《绅传》云：绅对中使泣诉，言为逢吉所排，中谢日，又面自陈诉，乃改授户部侍郎。愈亦复为吏部侍郎，见本传。此又见当日翰林中人，皆蟠结深固，不易动摇也。
穆宗好击鞠，狎俳优，喜观角抵杂戏。又盘于游畋，尝发神策兵浚鱼藻池，观竞渡。由复道幸咸阳，奉郭太后游华清宫。在今陕西临潼县南。幸安国寺观盂兰盆。作宝庆、永安殿。盛饰安国、慈恩、开业、章敬等寺，纵吐蕃使者观之。此隋炀帝之所为也。其时财政甚艰，军费尤困，而帝赏军殊厚；更益之以嬉游；赏赐嬖幸亦无度；于是经费益不能支，而河北之师，不得不罢矣。
帝生五子：长曰景王湛，即敬宗也。长庆二年十一月庚辰，击鞠禁中。有内官，歘然坠马，如物所击。上恐，罢鞠。升殿遽足不能履地。风眩就床。自是外不闻上起居者三日。十二月丁亥朔，庚寅，李逢吉率百寮至延英门请见。上不许。中外与度等三上疏请立皇太子。辛卯，上于紫宸殿御大绳床见百官。李逢吉奏景王成长，请立为皇太子。左仆射裴度又极言之。癸巳，诏立景王为皇太子。《新书•李逢吉传》曰：帝暴疾，中外阻遏。逢吉因中人梁守谦、刘弘规、王守澄议，请立景王为皇太子。帝不能言，颔之而已。盖议虽决于御殿时，实先因宦官密定之于禁中也。帝亦饵金石之药。四年正月崩。敬宗即位，时年十六。《新书•懿安皇后传》曰：帝崩，中人有为后谋称制者。后怒曰：“吾效武氏邪？今太子虽幼，尚可选重德为辅，吾何与外事哉？”盖郭后原非知政治之人，故亦不欲与闻政事也。但中官图揽权者，大有人在，则跃然可见矣。
《旧书•李绅传》曰：中尉王守澄用事，李逢吉命门生故吏结托守澄为援以倾绅。《通鉴考异》：李让夷《敬宗实录》曰：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谋，因郑注与守澄，潜结上于东宫。且言逢吉实立殿下。上深德之。刘煦承之，为《逢吉传》，亦言逢吉令仲言赂注，求结于守澄。仲言辩谲多端，守澄见之甚悦，自是逢吉有助，事无违者。其《李训传》则云：训自流所还。丁母忧，居洛中，时逢吉为留守，思复为相，乃使训因郑注结王守澄。然则逢吉结守澄，乃在文宗时，非穆宗时也。二传自相违。逢吉结守澄，要为不诬，然未必因郑注。李让夷乃李德裕之党，恶逢吉，欲重其罪，使与李训、郑注，皆有连结之迹，故云用训谋因注以交守澄耳。绅族子虞，文学知名。隐居华阳，自言不乐仕进。时来京师省绅。虞与从伯耆、进士程昔范皆依绅。耆拜左拾遗，虞在华阳，寓书求荐，误达于绅。绅以其进退二三，以书诮之。虞大怨望。及来京师，尽以绅所密话逢吉奸邪附会之语告逢吉。逢吉大怒。问计于门人张又新、李续之。咸曰：“捂绅皆自惜毛羽，孰肯为相公搏击？须得非常奇士出死力者。前邓州司仓刘栖楚，尝为吏镇州，王承宗以事绳之，栖楚以首触地固争，承宗竟不能夺。其果锐如此。若相公取为谏官，令伺绅之失，一旦于上前暴扬其过，恩宠必替。事苟不行，过在栖楚，亦不足惜也。”逢吉乃用李虞、程昔范、刘栖楚，皆擢为拾遗，以伺绅隙。俄而穆宗晏驾。敬宗初即位，逢吉快绅失势，虑嗣君复用之。张又新等谋逐绅。会荆州刺史苏遇入朝。遇能决阴事。众问计于遇。遇曰：“上听政后，当开延英，必有次对官。欲拔本塞源，先以次对为虑，余不足恃。”群党深然之。逢吉乃以遇为左常侍。王守澄每从容谓敬宗曰：“陛下登九五，逢吉之助也。先朝初定储贰，惟臣备知。时翰林杜元颖、李绅劝立深王，宪宗子，名悰。而逢吉固请立陛下。”李续之、李虞继献章疏。帝虽冲年，亦疑其事。会逢吉进拟，言“李绅在内署时，尝不利于陛下，请行贬逐”。帝初即位，方倚大臣，不能自执，乃贬绅端州司马。端州，今广东高要县。正人腹诽，无有敢言。惟翰林学士韦处厚上疏，极言逢吉奸邪，诬摭绅罪。天子亦稍开悟。会禁中检寻旧事，得穆宗时封书一箧。发之，得裴度、杜元颖与绅疏，请立敬宗为太子。帝感悟兴叹，悉命焚逢吉党所上谤书。由是谗言稍息，绅党得保全。观此，知朋党之相攻，实因宦官之置君如弈棋而愈甚也。《逢吉传》曰：朝士代逢吉鸣吠者：张又新、李续之、张权舆、刘栖楚、李虞、程昔范、姜洽、李仲言。八人居要剧，而胥附者又八人，时号八关、十六子。其中虞与昔范，固依附绅者，可见惟利是视者之离合无常。《通鉴考异》曰：宰相之门，何尝无特所亲爱之士，数蒙引接，询访得失，否臧人物？其间忠邪浑殽，固亦多矣。疏远不得志者，则从而怨疾之，巧立名目，以相讥诮。此乃古今常态，非独逢吉之门，有八关、十六子也。《旧逢吉传》以为有求于逢吉者，必先经此八人纳赂，无不如意，亦恐未必然。但逢吉之门，险诐者为多耳。此皆出于李让夷《敬宗实录》。按栖楚为吏，敢与王承宗争事，此乃正直之士，何得为佞邪之党哉？盖让夷、德裕之党，而栖楚为逢吉所善，故深诋之耳。此言于仕途情状，可谓烛照无遗。惟以刘栖楚为正士，恐未必然耳。《旧书•栖楚传》：敬宗坐朝常晚，栖楚出班，以额叩龙墀出血苦谏，久之不已。宰臣李逢吉出位宣曰：刘栖楚休叩头，候诏旨。栖楚捧首而起。因更陈论，磕头见血。上为之动容，以袖连挥令出。栖楚又云：不可臣奏，臣即碎首死。中书侍郎牛僧孺复宣示而出。又《文苑•崔威传》：裴度自兴元入觐，逢吉不欲度复入中书，栖楚等十余人驾肩排度。朝士持两端者，日拥度门。一日。度留客命酒。栖楚矫求度之欢，曲躬附度耳语。成疾其矫。举爵罚度曰：“丞相不当许所由官呫嗫耳语。”度笑而饮之。栖楚不自安，趋出。此两事，可谓丑态毕露矣。即谓亦出造谤，王承宗岂足死之主邪？诬人者固如鸣吠，见诬者亦岂自惜羽毛之士？如涂涂附，两造皆一丘之貉耳。论人考所以必先德而后才，宁取难进易退之徒，不歆奔走后先之类也。
逢吉虽一时得志，其势亦未能固。宝历元年正月，牛僧孺出。《旧书•僧孺传》云：宝历中，朝廷政事出于邪幸，大臣朋比，僧孺不奈群小，拜章求罢者数四。帝曰：“俟予郊礼毕放卿。”及穆宗祔庙。郊报后，又拜章陈退。乃于鄂州置武昌军额，以僧孺为节度。僧孺在党人中，避祸之心，似较重于微利，故睹朝局纷纭，遂奉身而退，为趋避之计也。僧孺既退，逢吉之势盖稍孤？韦处厚遂再乘机援裴度。《度传》云：逢吉之党沮度，度之丑誉日闻。俄出为山南西道，不带平章事。长庆四年，牛元翼卒，王廷凑屠其家，帝叹宰辅非才，处厚上言，乃下制复兼同平章事。《逢吉传》云：宝历初，度连上章请入觐，逢吉之党，欲沮其来，张权舆撰“非衣小儿”之谣，传于闾巷，言度有天分，应谣谶，而韦处厚于上前解析，言权舆所撰。又令卫尉卿刘遵古从人安再荣告武昭谋害逢吉。武昭者，有才力，度破淮蔡时奖用之，累奏为刺史。及度被斥，昭以门吏，久不见用，客于京师，颇有怨言。逢吉冀法司鞫昭行止，则显裴度任用，以沮入朝之行。逢吉又与同列李程不协。大学博士李涉、金吾兵曹茅汇者，于京师贵游间，以气侠相许。二人出入程及逢吉之门。水部郎中李仍叔，程之族。谓昭曰：“程欲与公，但逢吉沮之。”昭愈愤怒。因酒，与京师人刘审、张少腾说刺逢吉之言。审以告张权舆，闻于逢吉。即令汇召昭相见。厚相结托。自是疑怨之言稍息。逢吉待汇尤厚。及度求觐，无计沮之，即令讦昭事以暴扬其迹。李仲言诫汇曰：“言武昭与李程同谋则活，不则死。”汇曰：“冤死甘心，诬人以自免，予不为也。”及昭下狱，逢吉之丑迹皆彰。昭死，仲言流象州。汇流巂州。李涉流康州。今广东德庆县。李虞自拾遗为河南士曹。度自汉中召还，复知政事。逢吉出为山南东道。此事与于方之狱，如出一辙。朋党之相攻，真无所不至矣。
敬宗亦好击球。郓州尝进驴打球人。上御三殿，观两军、教坊、内园分朋驴鞠、角抵。戏酣，有碎首折臂者。好深夜自捕狐狸，宫中谓之打夜狐。遣中使至新罗取鹰鹞。屡合乐，陈百戏，赐教坊钱。常幸鱼藻宫观竞渡。又幸凝碧池，在今长安县境，唐时在禁苑中。令兵千余人于池中取大鱼，长大者送入新池。尝欲幸骊山，张权舆谏曰：“昔周幽王幸骊山，为犬戎所杀；秦始皇葬骊山，国亡；玄宗宫骊山而禄山乱；先帝幸骊山，享年不长。”上曰：“骊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验彼言。”卒不听。又欲幸东都，以裴度谏而止，实则其时朱克融执赐春衣使，又与史宪诚各请助丁匠修东都，为所慑也。亦惑佛老，祷福祈年，浮屠、方士，并出入禁中。信道士刘从政、孙准、山人杜景先等。遣中使往各地采药，求访异人。性好土木，兴作相继。《本纪》：长庆四年八月，江王府长史段钊言：“龙州近郭有牛心山，山有仙人李龙眠祠，颇灵应。玄宗幸蜀时，特立祠庙。”上遣高品张士谦往龙州检行。回奏：“山有掘断处。”群臣言宜须修筑。时方沍寒，役民数万计。九月，波斯大商李苏沙进沈香亭子材。事亦见《李汉传》。宝历元年闰七月，诏度支进铜三千斤，金薄十万，翻修清思院新殿，及升阳殿图障。二年正月。以诸军丁夫二万入内穿池、修殿。又多所制造。时令浙西造盝子二十具，计用银一万三千两，金一百三十两，而当道在库贮备银无二三百两，留使钱惟有五万贯而已。又诏浙西织造可幅盘絛缭绫一千匹，观察使李德裕不奉诏，乃罢。见《纪》长庆四年及《德裕传》。群臣争以进奉希宠。《本纪》：宝历元年七月，盐铁使王播进羡余绢一百万匹，仍请日进二万，计五十日方毕。播自掌盐铁，以正入钱进奉，以希宠固位，托称羡余物，议者欲鸣鼓而攻之。事亦见《播传》。又《裴度传》。度素称坚正，事上不回，故累为奸巧所排，几至颠沛。及晚节，稍浮沈以避祸。王播广事进奉以希宠，度亦掇拾羡余以效播。士君子少之。杜元颖为西川，箕敛刻削，工作无虚日，军民嗟怨。至南蛮入寇，遣人上表，谓“蜀人怨苦，祈我此行诛虐帅焉”。视朝不时，稍稍决事禁中。宦竖恣放，大臣不得进见。除授往往不由中书，多是内中宣出。宝历改元大赦，崔发为中官所殴。是月，右赞善大夫李光现与品官李重实争忿，以笏击重实流血。上以宗属，罚两月俸料。又殿中侍御史王源植街行，为教坊乐伎所侮，帝亦反贬源植。由是纲纪大坏。至于贼入宫门，进登御榻，且有品官与妖贼图不轨，至杖死千四百人焉。《旧书•本纪》：长庆四年八月，妖贼马文忠，与品官季文德等，凡一千四百人，将图不轨，皆杖一百处死。此事颇类清代之林清，疑亦内官为主谋，观此，而知当时宫禁情势之危也。
帝既善击球，于是球工得见便殿，内籍宣徽院或教坊。球工皆出神策隶卒，或里闾恶少年。帝与狎息殿中为戏乐。四方闻之，争以趫勇进。所亲近既皆凶不逞，又小过必责辱，自是怨望。宝历二年十二月，帝猎夜还，与宦者刘克明等二十八人群饮。既酣，帝更衣，烛忽灭，克明与苏佐明、石定宽弑帝更衣室。二人，《旧纪》云：皆打球军将。矫诏召翰林学士路隋作诏书，命绛王悟宪宗第六子。领军国事。明日，下遗诏。绛王即位。克明等恃力，将易置左右，自引支党专兵柄。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梁守谦、魏从简，与宰相裴度共迎江王涵，穆宗第二子。发左右神策及六军飞龙兵讨之。克明投井死。杀其党数十人。绛王为乱兵所杀。江王立，更名昂，是为文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