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之后我于9月中，10月中，11月中和12月圣诞前夕都去过麻省剑桥，每次交稿卷一章，1971年正月之后，纽普兹已开学，我的最后两章书稿用挂号寄去。我的允诺每次到哈佛居留两星期的条件并没有完全做到。只有第一次住了十天，以后我看到无人对我来去存意，也就将时间缩短以节省旅费，增加工作的时间。这多次的来去也没有惊动费公，只有11月中的一次他留言他的秘书，叫我参加他当晚家中茶会，那种集会纯系社交联谊性质，我难得如此轻松的机会，所以当场彼此都没有提及文稿一事。我最后将稿寄去时，则知他已去南美洲。

为什么我回纽普兹之后突然秃笔生花，写下来的各章也有体系，以前的结构问题都不存在，以致出版后获得一致的好评？这决不是此地山水钟秀。原来我在8月间的一天，危机的成分尚未解除之际，心内焦急如坐针毡，只好放弃一切写作在街中信步走去。穿过波林士顿街的宿舍区之后即转入纪念驰道（Memorial Drive）循着查理河东行，更因为内心的逼迫，只是越走越快，未顾得街上情景，也忘记了路之远近。及至陈家餐馆（Joyce Chen）已是汗流浃背。在餐馆里既喝热茶又灌冰水，更因着室内冷气一身清凉，也不知灵感如何产生，只是此时此刻之后，对于写中国历史已经启发了新的南针。大概这问题在脑内郁积已久，又感到逼迫，才有了今后的决心。

写中国历史，尤其对付传统中国，不应当先带批评态度，因为那样也有一种要求历史“应当如是发生”的成见，我们务必先穷究历史“何以”如是发生。循着这原则，现代社会科学分科的办法只能在写出历史之轮廓构画已成之后引用，不能在以前引用。因为这些分科办法已是欧美社会业已现代化之后的产物。假使我们依靠它们作出发点，仍脱离不了历史“应当如是”衍进的窠臼！

例如以明朝治理财富的立场上讲，我们首一要务乃是树立这种离奇古怪的制度之本身逻辑，中国因为防洪救灾以及对付北方游牧民族诸般需要，在现代科技尚未展开之前，即已创造了一种中央集权的体制，此时骂它无益。我们务必想象此时统计尚弄不清楚，一项文书动辄就綦时一月才到京师，主政者如何能贯彻这中央集权的宗旨。其答案则是大致以保持现局为前提。对外隔绝，以避免其冲击的力量。不主张各地区的竞争，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以落后的单位为标准，不以最前进的部门为标准，因此才能保持内部的均一雷同。推而广之，以仪礼代替行政，用纪律代替法律，只要外间的形貌过得去，用不着考究实质上的功用。所以同一财政上的名辞，可以在不同的地区代表不同的事物，财政单位也可以有收缩性或扩张性。此中好坏不说，总之这些原则综合起来也成系统。又因为以上诸般原则，并没有由前人明白道出，写历史的人最好先找到一件具体之情形（case history），从确实已经发生的情形，推论而为抽象之原则。

此后不仅《十六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根据这方针写出，而且我认为传统中国“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这一观念也因此而产生。以后写出的《万历十五年》更是整体的引用上述方案。骤然看来这是与费公治学的方法背道而驰。他重分析，我重叙述。可是在我执笔作书之前，脑内也必经过一重分析的阶段，不然我无从发现以上诸般原则，如果我写的历史能算有创造性的话，这也仍是因为他不肯随便通过我未成熟的作品，因此被激励而产生。

此项写作的方针既定，1970年的秋季和冬季，我夜以继日将以前业已搜集的资料整理翻写成书，平均每日工作十二小时，每周七日，除了来去剑桥之外毫无间断。纽普兹的朋友以为我仍在哈佛，所以我们也无人打扰。我每天穿睡衣浴袍，至晚则和衣而睡。午饭和晚餐即由内子将刀叉盘碟接递到手，餐桌即成了我的书案。发长也不剪，应看牙医也延期。每天早上我害怕我的打字机惊扰邻居，好像只转瞬间，下午的斜阳已在庭院。公寓内外的小孩子业已放学，他们的嬉笑使我知道当天工作的时间业已用去大半。这期间缺乏哈佛经济专家的批评，使我能专心一志的工作，更是逗留在纽普兹的好处。我和内子说及将来成书后，费正清先生可能尚有议论，可是这是以后的事。如果我们争论不决，到头一事无成，反而辜负他的好意更多。在这期间我也仍给友兼师余英时知道我著书的进度。

《财政与税收》全部文稿交出后，我写信给费公，如果哈佛东亚研究所对文稿有何问题，我可以在接到通知之后二十四小时内来剑桥当面答复。可是至此并无只字回音。春假之后，1971年的上学期又飞快地过去，夏季来临又无消息，于是我将复本寄英国剑桥大学的崔瑞德教授（D. C. Twitchett）问他是否可以询问在剑桥出版之可能。崔本人是《唐代财政史》的作者，我曾和他在学术研究会上认识。他的回信，立刻可以使我欢欣鼓舞。他善意的恭维我说，他自己在这文稿里“学习到”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项。他的结论说“虽说我不能替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言，可是我想你把引用书目和注释整个寄来，他们会高兴接受的。”

这事我没有通知费公。我只想待到明年一月，则全稿交出整一年，到时哈佛仍无消息，我才可以名正言顺的请求将原稿收回。可是也料不到我和英国方面的接触仍未妥定的当头，1971年10月（去我预定的一年早三个月）我突然又接到费公的一封短柬。他信上说他一直事忙，不知道我文稿的下落。至此我只好硬着头皮写信给他，说我已在另觅出版社，只是没有提及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崔瑞德，我诚恳地告诉他，我和他的评论人立场相去过远无法合作，“如果这样拖下去可以拖上很多年，只有使彼此不快”。我又继续说及我虽和另一出版社接洽也并无定局。如果文稿被拒绝，可见得他的评论人对，我无话说。可是真有机会在外出版，“则我的书如像一朵野菊花般的开得旺盛，既不在您的庭院之中，您也应为之骄傲，因为您是最初的浇水人”。这封信寄出后我如释重负。本来在《哈佛东亚丛书》出版是一种特殊的待遇，不是访问学者的义务。研究所所长费正清教授给我私人善意的照顾，则是另一回事。即算我负费公，也还是如此光明磊落提出的好，当时总以为这事已就此收束。

又真料不到此信去后，再接到他的一封信。费公说他对我的文稿仍旧感兴趣。他已和我的评论人商量，如我接洽的出版社无着落的话，哈佛至少可以抽出稿中一部出版，或者题为《明代财政论文集》（Essays on Ming Fiscal Administration）。这当中也有一段解说：当我还在哈佛与评论人争执时，他说我的文稿只是“未完成的论文”（incomplete essay）。我就反驳任何历史著作都可以视作未完成的论文，即是吉朋的《罗马之衰亡》亦复如是。其实《十六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成稿时已二十四万字，附有二十六个数目字表，和一千三百七十段注释，每段注释都提到两三项文件，当中有一段提到十七项出处。除了田赋盐税兵饷等重要收支外，也包括了捐监与泰山进香的收入、铸钱的情形和淮河里制造粮船的实况等，其好处则在其详尽。我无意任之分割碎裂。可是费正清的来信，显示着以他学术上的声望地位不说，只因着哈佛的经理，斡旋于两个意气用事的人之间，极尽其容忍，令人心折。

《十六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在英国也受了一段折磨。即临到最后排印期间也因为阿拉伯人的原油罢市，英国能源短少，全国工作减半而停顿。最后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书时已是1974年年底，去我原稿完成已近四年，我立即寄了一部给费公，表示对他的“尊敬、景慕与感激”（respect, admiration, and gratitude），也收到他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

近多年来费正清教授失去了他在研究中国实质上的领导地位，虽然他的文字仍见于重要刊物，他自己也间常出现于电视，可是他的言辞已失去了当年的斩钉截铁、锋芒毕露的色彩（比如他曾说“国家”一字不见于传统中国之字汇。又说国民政府戴上了“双焦点眼镜”既复古也维新）。1976年我有一份稿件请他支持，他答应看后却一直没有回音。可是三年后他知道我在纽普兹被排挤失去职位，曾不待我的央请，令他以前一位高足，现任中西部一间大学法学院院长的给我电话，不待面试愿意授我职位，只是我也有原因辞而未就。

他的自传《到中国去》（China bound）出现于1982年，虽然内中也有很多有兴趣的段落，只是也表现他为优秀主义者（elitist），即是他交往的中共人物，也限于风采翩翩受过高等教育的角色（大凡治学的人都有优秀主义的趋向，连我自己在内。但是以这种态度对付现今中国广大的群众运动则非常的不协调），也暴露了他对蒋介石的愤怒出于感情作用。书中也有对某些人不必要的奚落，如亚索甫（Alsop）、李约瑟（Needham）和一位台湾的官员（未具姓名），书中提出他在哈佛费公给他不及格。

费正清先生给我两点最大的启示，都出于他的著作中，一是他接收着他自己的恩师蒋廷黻的判断，认为不少的中国人对西洋情事非常清楚，对中国内地实况却反而茫然莫识。另一则是中国有她本身的特征，即现代化亦会保持她的特色。从这两点启示，我可以对中国前途保持乐观的看法。不少的人没有领悟得到，中国很多情事好像由上端人物片面决定，其实则领导人物无不迁就下端。自我从军时在内地的 情形，只眼看来即是缺乏有效的方法控制下端。刻下中国已逐渐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情形可望好转。还有些人不仅对中国期望过速，而且盼望改革的后果也是极端的西化。这不仅不可能，也不需要，即日本经过美军占领，战后改造全受美国指令，到头日本并没有成为美国之翻版。所以今日中国纵有千百种不如人意之事，只要步骤上是朝安定康乐的大方向走，我们应当鼓励协助其完成。这种乐观的看法，已不复见于费正清最近之书刊。

我给费公最后的一段短柬自称为“不听指示的学徒”（Your Wayward Disciple）。我也自认我负费公。可是即算我是不及格的三等僧众，我仍要说我受大师费正清先生诲益非止一端。

1991年9月28日《时报周刊》三四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