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忽然变脸，下诏诛杀韦昌辉。从前被人当枪使，现在又要被杀，气急败坏的韦昌辉两眼冒火，率手下三千人就扑向天王府。天王府的府墙比当时南京城墙还要厚坚，即使手中有火炮，韦昌辉一时也攻不下来。关键时刻，天王府中的大脚客家女兵突显神威，这些被洗过脑的女性们为了誓死捍卫伟大的天王，在被围攻的第二天，突然大开天王府，持枪举刀，主动冲杀。如此出奇不意地遭到一群不要命的女兵攻击，韦昌辉及其手下不知所措，惊溃而去。其中，有一部分北王士兵趋朝阳门，斩关而去。韦昌辉本人带着一些残兵，返回北王府抵拒，这样一来，北王成了瓮中游鱼。

洪秀全亲自布置，严令在城内各街设栅，派军围攻北王府。见势不支，韦昌辉仅率两三从人偷溜出来，想从内桥栅口逃往城外。其间，恰好遇上巡逻队，北王答不出口令，被人当场抓获，押送天王府。

洪秀全并不见他，立刻下令把北王“五马分尸”，算是对大众有个交待。然后，他又派人逮捕了率兵追击石达开的燕王秦日纲，斩首示众。再后，洪秀全把二人首级装匣，派人送至率大军自泾县到宁国的石达开军中。于是，石达开便于11月28日回到了天京。

洪秀全见石达开，放声大哭，泣诉自己被韦昌辉“挟持”的委屈，显得特别无辜。石达开信以为真，泪如雨下。

但是，对于这种内讧残杀，太平天国上层讳言，并不敢对外宣布杨秀清是篡权被诛，声称东王是“赎罪期至，被世人陷害”，和耶稣一样，“升天”了，所以，日后太平天国就把杨秀清被杀的那一天定为“东王升天节”。即使对韦昌辉，也不敢“显诛”，称其“死”为“丧”。

“天京事变”之后，对太平军最大的影响，就是“太平天国”从精神上丧失了昔日的“神灵性”和“正统性”。所以，百姓们私下传说：“天父杀东王，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太平军士兵很迷惘，“上帝”咋会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包回家转，还是做长工。”

再笃信“拜上帝教”的人，也会产生疑问：代“天父”传言的东王，怎会被“天父”另一个儿子北王杀掉？而“真主”天王，又怎能把北王五马分尸？

信仰出现了裂痕，对于军国来讲，是最致命的一件事情。

<h3>船到江心补漏迟</h3>

为了挽救信仰危机，洪秀全对东王杨秀清作了一系列“追封”工作，不仅把北王韦昌辉的“雷帅”、“后师”爵位转给东王，还封东王为“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圣旨”的“高大全”东王，并作歪诗“深情”呼唤：

“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相忘！”

由于杨秀清两个儿子均被杀掉，洪秀全把自己的第五个儿子洪天佑过继给东王当嗣子，封之为“幼东王”。日后好多人不明就里，以为洪天王对东王多好，替他留一支血脉，其实，这个“幼东王”，也是洪天王自己的儿子。

随着日后太平天国在各地的节节失利，洪秀全本人倒有百分百真心怀念帮他打江山的杨秀清。1858年，洪天王作诗：“九重天上一东王，辅佐江山耐久长。”1859年，他下诏称：“天历三重识东王，降托东王是父皇。”1861年，“天京”上游的关键门户安庆将要失陷时，洪秀全连睡梦中都想得东王之力，写诗道：“东王奏兵交妹夫，杀妖灭鬼有伊当。”真是临急抱佛脚，希望杨秀清活着，他自可以在深宫中作诗纵欲拜耶稣，根本用不着忧心忡忡亲问军国大事。

“天京事变”，自己人杀自己人，对于“太平天国”来讲，贻祸无穷。

首先，洪秀全、韦昌辉对东王及其属下的大屠杀，加上后来洪秀全对韦昌辉及其属下的杀戮，刨去老弱妇孺不算，也有两万人左右的太平军中坚被杀。这些人，绝大多数是从广西走来，劳苦功高，久经考验，是那种三千顶十万的人才。杀了这些人，太平军绝对是自毁长城。第二，如果“天京事变”没有发生，太平军挟破“江南大营”之胜势，大可攻下苏常富庶地区，还很可能一举击溃正在成长中的湘军。而且，当时的湘军被切分在湖北武昌和江西南昌两个地方，岌岌可危。假使太平军乘锐而进，几乎百分百可一举攻破之。第三，“天京事变”直接导致了军事重镇武昌的失守。因为武昌当时的太平军守将是韦昌辉之弟韦志俊，石达开本人也在距武昌城十里以外的洪山督师。洪山大军应石达开之命回师南京杀韦昌辉，武昌的敌我均势被打破，迫使太平军不得不放弃武昌。武昌扼金陵上游，可固荆襄门户，可通两广、四川饷道，如此坚城一失，造成太平军日后被动挨打的局面。

话又说回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腐化堕落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从天王、东王两个人大修府第的情况，就可见出一斑：

伪天王洪秀全改两江总督署为伪天朝宫殿，毁行宫及寺观，取其砖石木植，自督署直至西华门一带，所坏官廨民居不可胜记。以广基址，日驱男妇万人，并力兴筑，半载方成，穷极壮丽。以金陵文弱之人逼令挑砖运土，稍不遂意，则鞭棰立下，妇孺惨遭凌虐，亘古罕闻，茹苦含冤，天地惨变，是以工甫成即毁于火。讵虫蝎之心，冥顽不灵。四年正月，复兴土木，于原址重建伪宫，曰“宫禁”，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如大兰若状。唯外面纯用黄色涂饰，向南开门，曰“天朝门”，门扇以黄缎裱糊，绘双龙双凤，金沤兽环，五色缤纷，侈丽无匹。其宫殿堂庑，下及厢簃庖煏，无不如是。且以黄绸十余丈挂诸门外，朱书大字，字径五尺，其文曰：“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有诏方准进，否则雪云中。”贼中呼刀曰“云中雪”，忽作歇后隐语，言外必杀也。门之两傍设东西朝房二所，内外各三层，亦皆宽敞高广。门外用红黄绸绉扎成彩棚，风雨任其淋漓，月余即更换一次。门前丈余开河一道，宽深二丈，谓之御沟，上横三桥以通往来。过桥一里，砌大照壁，高数丈，宽十余丈，照壁适中搭造高台，名曰“天台”，为洪逆十二月初十日生日登台谢天之所。台傍数丈，外建木牌楼二，左书“天子万年”，右书“太平一统”。牌楼外有下马牌，东西各一。此洪逆伪宫之大概也。

伪东王杨秀清至江宁，初据藩署，因有金甲神到处呵叱，不获安居。三日后移至内城将军署，又以逼近东门，唯城外炮子飞入，复移至旱西门黄泥冈，改前山东盐运使何其兴住宅为伪府，尽毁附近民居阛阓开拓地基。以窃夺之物料，威胁之人力，何所顾惜，穷极工巧，骋心悦目，以耀同俦。百姓震惊，以为尊严无比，虽逊于洪逆伪宫，然已回环数里，垣高数仞矣。更以碎磁锋密布墙顶，拥以油灰，防人攀越以谋己。大门亦糊黄缎，并用铜环彩画，则止一龙一凤，彩棚仍以红黄绸绉为之。东西设伪宫厅各一，东曰承宣厅，西曰参护厅，并有东殿尚书挂号所。此杨逆伪府之规模也。其伪西王萧朝贵、伪南王冯云山，久经殄灭，今仍列其伪衔，逆属亦有伪府，奢侈暴殄，大略相同。伪北王韦昌辉初至江宁，据富室李姓家，嗣移中正街前湖北巡抚伍长华新宅。伪翼王石达开先据故明张侯第，嗣据上江考棚。伪燕王秦日纲据中正街升平桥前湖北宜昌府程家督宅。除洪逆外，所居皆谓之伪府。伪西王府门画一龙一凤，与东王同。他如南、北、翼及燕豫五伪王，则画一龙一虎。国伯国宗及各伪侯亦画龙虎，而所据之第则又谓之衙。丞相画象，检点、指挥至总制俱画鹿，监军下至两司马则画豹，但监军军帅画豹踏云，师帅至两司马虽亦画豹，则踏山冈，丞相至军帅公堂画龙，师帅至两司马公堂一概画虎。其伪侯、丞相以下分据文武衙署并缙绅富室房屋殆尽，无不大张旗鼓，粘帖伪衔，互相夸胜。而穷奢极欲，唯洪杨两逆首为最，余皆不逮矣。改妙相庵为伪天朝花园，改惜阴画舍为伪东王别业，独古林庵、随园，杨秀清周览以为朽坏，弃之不用。凡宫殿服饰等差，必由杨贼奏取伪旨，方兴工制造。初贼陷雄郡、省会，必以官廨巨第据为伪府，如洪逆所居则用立匾黄纸朱字大书曰“天朝门”，杨逆曰“东王府”，丞相以下别用黄纸封条曰天官正丞相某姓馆，下至两司马皆然。伪王府必用黄纸糊门，上画龙凤，帷幔桌围皆用黄绸绣龙凤，后至江宁则以黄缎糊门。盖地方瘠苦，购买不出，虽帏幔亦用黄纸。总之，贼暴弃天物，有则尽用，无亦迁就，为绸为纸不同，然尚用黄色则一也。若伪王侯对聊，皆黄绫或黄纸朱书，伪检点以下则黄纸黑字，语皆狂悖。（《贼情汇纂》卷６）

早在这一年年初，就有不少太平军将士公开抱怨：“从前在金田、永安时，天父曾答应我们到金陵小天堂后，令男女团聚，得成家室，今忽忽三年过去，大家仍无女人，是不是天父诳骗我们？万一士兵逃跑，可能会越跑越多。”

杨秀清听众人如此说，心中也惊，便讲道：“汝辈怎能测天父之高深！时间愈久，天父许赐你们的女人越多，现在你们大家想速配，高职者一人仅得十余妇人，依次递减，可不要到时候又嫌少！”于是，隔了几个时辰，杨秀清就咣当“天父下凡”，“指示”军中速配：丞相可得十二个女人，国宗可得八人，依次递减，兵士也可得配一个女人，原有夫妇可以团聚。太平军在南京城中封闭“女馆”，自十五至五十岁，一个不免，即开列名貌分档注册，然后抽签匹配。仓猝之间，有老夫得少妻的，有十四五岁的娃娃兵配五十老妇人的，都不准更换原配。女馆中的百姓不少人不愿意嫁与这些穷棒子，杨秀清命人挑出几个，当众砍去手足示众，“于是饮泣含冤者不可殚述”。自此以后，女馆为之一空。“在外之贼亦得掠配或竟逼妻，从此，诸贼无不呢少妇，拥多资，为贼酋尽死力，然凶悍之气，亦以此而渐杀焉。”（《金陵兵事汇略》）

生活腐化，自相残杀，坐失重镇，“太平天国”一下子由盛而衰。这还不算完，紧接下来的石达开“出走”，又给太平军一次致命的打击。

<h3>“东王”生前身后事</h3>

清同治四年，湖广总督官文主修、汉官杜文澜主编的《平定粤匪纪略》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杨逆（杨秀清）本名嗣龙，湖南衡州人，其父杨大鹏因传教伏法。杨逆流徙广东，遂为嘉应州（梅州）人。”不仅如此，早些时还有湖南常德一个士绅杨彝珍，他看见太平军在常德附近所贴布告的杨秀清衔名中有“禾乃”二字，便认定“禾乃”二字相合为“秀”，就把被左宗棠压下来的一桩案子重新“翻案”。那么，左宗棠压下的那件“案子”又是如何呢？

咸丰四年，胜保在山东高唐州俘获一名太平军北伐军中的军官，那人供称东王杨秀清是湖南耒阳人，家住耒阳城外西乡三角坪，并说杨秀清之父杨大鹏本来就是朝廷要犯，因抗粮被杀头。胜保不敢怠慢，立刻飞奏朝廷。咸丰帝很上心，送折批于军机处，让人急谕时为湖南巡抚的骆秉章彻查。骆秉章便命令属下一名叫张丞实的道员往当地查访。

张丞实查了几天，确实查到有杨大鹏此人，但此人被杀，根本没有儿子。张道员办事认真，却查出另外一个事情：杨大鹏所居三角坪不远处，有个老头名叫梁人泰，其妻姓杨。此人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生子名梁宗清，小名“禾乃”，生性顽劣，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出逃在外，不知所踪。梁人泰听说清政府彻查杨大鹏案件与太平军“东王”的事情后，心里不踏实，怕自己的儿子梁宗清逃出老家后加入“长毛”，姓母姓改名“杨秀清”，立刻自首。梁人泰害怕事发受累，因为根据清律，大逆乃是“族诛”重罪。

张丞实报告上交后，时任骆秉章“师爷”的左宗棠为人慎重精细，经过审慎验正和推敲后，以骆秉章名义向清廷秉奏此事原委：

臣前奉谕旨，……当密札署衡永郴桂道张丞实往耒阳县密查逆首杨秀清是否杨大鹏之子，并杨大鹏有无子侄亲属在外年久未归之人，密速禀覆。旋据禀称奉委后遵即驰抵该县，查杨大鹏本姓欧阳，系耒阳西乡哑子山（即瓦子山）人。其弟杨大鸿、杨大鸠与杨大鹏之子石来、二来均已照例缘坐，所抚异姓子钟绍宗当经解省释回归宗。随经确切密查该逆杨大鹏并无子侄亲属在外数年未归之人。往勘该县西乡哑子山系欧阳族人勘居之所，检查谱系，该逆杨大鹏自其本身上三代均系独子单传，该逆始有同胞兄弟，均经查办，并无余孽。差传族长里邻查讯核实谱载相符。又查三角坪在该县北门城外，仅止杨平龙一户在彼居住，父子四人，其子均幼，现在家耕读生理，调核宗谱，并无杨秀清之名，是逆首杨秀清实非杨大鹏之子，确有可信。据该护道禀称离三角坪不远，苏家巷地方有民人梁人泰闻查办严紧，具禀称民现年六十九岁，原娶杨氏，于嘉庆十八年生子宗清，乳名禾乃。杨氏故后，续娶严氏，宗清不听教训，于道光十九年逃去在外，至今杳无音信，恐其流而为匪，恳求关拘究办，以免后累。当询署耒阳县知县张济远，据云该民素称良善，现据该地方保充团长，其子宗清逃去在外，为匪与否实无确据。臣于接到张丞实禀后，复密饬衡阳县教谕吴宏焘就近改装易服潜往该处详细查访。唯逆首杨秀清前据逆犯洪大全供系广东人，湖南屡次生擒匪党有供称该首逆系广西壮人者，亦有供称广东人者。该逆党坚交秘，不但其真实姓名不可得详，即籍贯亦无从指实，要之非杨大鹏之子则断无可疑。至该民人梁人泰之子梁宗清是否流入匪党，尚未可知，安可以影响疑似之谈，遽行提省质问，致无辜枉受株连。拟俟吴宏焘确切查询明白后，再行分别办理。事关重大，臣自当详慎酌办，断不敢掉以轻心，谨据实覆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也就是说，左宗棠认定，杨秀清不是杨大鹏儿子，也不是梁人泰早年在家惹事后逃跑的儿子梁宗清。这件事，从政府层面，在当时已经被压了下来。

但是，常德士绅杨彝珍深觉左宗棠是故意隐瞒事实，由于他本人有功名在身，是“翰林院庶吉士”，就上书清廷，认定杨秀清就是梁人泰之子。清廷中有人信以为真，下令当地政府毁掘梁人泰家族的祖坟。挖坟就是毁风水，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政府常用这招来断绝造反者的“龙脉”，（最显著的就是明末挖掘李自成祖坟）可巧的是，梁人泰祖坟被刨只过了几个月，“天京事变”发生，东王杨秀清被杀。

闻知信息后，杨彝珍认定自己为大清建奇勋一件，深信他一纸奏文毁掘了贼头家祖坟，才使杨秀清断头。洋洋自得之余，杨彝珍写诗道：“冢遁金蛇孽运终，连天烽燧遂销红。不矜一纸神通力，恐掩熊罴百万功。”为了详细说明他此诗的背景和功劳，老杨详细引摘了张丞实的报告内容，认定梁人泰之子梁宗清出走后改姓母姓，并把乳名“禾乃”合为“秀”字，起名“杨秀清”。这位杨爷根本不知道杨秀清衔名“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杨”中的“禾乃”，其实是太平天国教义中的一种宗教称呼：“今当禾熟之时，即得救之候。朕是禾王，东王禾乃。禾是比天国良民，禾王、禾乃俱是天国良民之主也。”（洪秀全《钦定前遣诏圣书》）

杨彝珍的自吹自擂，当时还真有不少人相信，连大文豪俞樾（杨彝珍同年好友）都为此事作文吹捧，故而以讹传讹，直至现在还有学者在研究杨秀清的“湖南”籍贯问题，显然是读书不多之误，把传说当成“悬案”来考证。

更可笑的是，官修历史的杜文澜既不知胜保奏章，也没看过张丞实的调查报告和左宗棠为骆秉章所写的奏折，牵强附会，以杨彝珍笔记和诗后记当成真事，把传说当成史实记入“正史”，造成日后一连串的“考据”与“调查”。

<h3>附：在南京生活数月的两名欧洲人的叙述</h3>

（说明：在这篇文献中，对于太平天国领导人均以数字提及：“第一位”指洪秀全，“第二位”指杨秀清，“第五位”指韦昌辉，“第六位”指石达开，“第七位”指秦日纲，“第八位”指胡以晃。

读这两个西方人叙述，可以与国内“天京事变资料”加以互证。但“西方人”的叙述不可能全令人信服，比如爱尔兰人肯能的叙述就有夸张之处，而且这两个人对杨秀清与石达开的关系也不十分清楚。但他们描述了韦昌辉、秦日纲二人受鞭刑的事，非常有价值。可以发现，文中对胡以晃的记载不正确，此人之死是病死在江西，不是在天京事变中被杀。）

“在南京生活数月的两名欧洲人”的叙述

《中国陆上之友》，1857年1月15、21、31日之记述

密迪乐关于中国的近著在谈到英国皇家军舰“何默士”号南京之行和其他事情时，曾提到雷诺兹（E.Reynolds）先生，正是这位先生善意地将这篇叙述交给了我们。这是他根据两名欧洲人中某人的口述撰写的，这两个欧洲人在南京逗留了数月，几天前回到上海。我们对叙述其经历的这些人有所了解，因此可以确认故事是真实的。令人遗憾的是，本报今天只能刊登一两栏。东王（杨秀清）及其党羽无疑已遭杀戮，著名的琉璃塔确已被毁，极端的狂热情绪已处于失控状态，而我们本希望那里的情形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h4>镇江和南京——原始的叙述</h4>

……

我们（两名欧洲人）离开了大部队，从城西距琉璃塔约第三个城门入城。我们身穿中国服装，通过了第一道门，但在过第二道门时被阻。我们与门卫一同进餐，他让我们等待允许我们进城的命令。在停留城门期间，我们吸引了不少观众，过道上挤满了过往行人。我们被带到第八位（胡以晃）处，他问我们是否认识一位名叫安东尼（Antonie）的意大利人，他们称他为“罗大纲”（Lo-ta-kang）。此人很受首领们的恩宠，跟随他们已有三年半左右，是从吴健彰所雇用的葡萄牙快艇上开小差加入他们行列的。我们不认识他，也从未见过他，我们认为他已经死了。他们说，他膂力过人，佩一柄14斤重的剑。当清军向他射击时，他就倒地装死，等到一群清军涌上来想砍下他的脑袋时，他便突然跃起手刃其中的两三个。他享有特殊待遇，被拨给钱买他似乎十分嗜好的鸦片和酒。他几乎可以随心所欲。

第七位（秦日纲，即我们同他一道从镇江来的那位首领）听说我们在第八位（胡以晃），便派人来叫我们。他随即领我们去见第二王（即第二位，杨秀清）。我们被事先搜身，任何人不得携带武器接近他。他的所有官员，他的妹夫和我们都在他面前下跪；官员们齐念一篇短的祈祷文。他有两个各为三岁和七岁的男孩，当其中的任何一位出现在街上时，所有的官兵都得立刻下跪；只要他们出现时，连我们也不得不这样做。有时我们得下跪十分钟之久。

由于当时没有翻译，第二位（杨秀清）讲了寥寥数语后，就把我们托付给他的妹夫。其妹夫将我们领到他的住所，我们在此受到很好的照顾，住在一个很不错的房间里。我们的翻译从前在广州当过木匠，当他来到第二位跟前时总是下跪，并让我们也这么做，但当我们依旧站着时，首领并不见怪。我们因此认为，若不是广州人当翻译，我们的境况会更好些。

第二天早晨约6点左右，我们被召到第二位（杨秀清）面前，他问我们是如何打仗的，似乎认为我们仅会使用拳头。我们便示范给他看，我们不仅会用刀，而且还会使用火器。于是他递给我们一根棍子，我们便使出浑身解数表演攻守动作。我们告诉他，我们只在喝醉时才用拳头搏击，并举起杯子摆出喝醉的姿势来表达这层意思。他们让我们表演了几招拳术，第二位（杨秀清）觉得很有趣，不禁开怀大笑。他们递来一支英国手枪让我射击，在相距50码的墙上贴了一张纸。我射中了纸的中心。我瞄准时第二位（杨秀清）就站在我的身后，当我开枪时他显得有些紧张。

第二位（杨秀清）环顾并注视着他的宽大宫殿，问我们的皇帝是否也有与此类似的宫殿，我们当然回答没有。在他死前逗留南京期间，我们大约见过500名从事烹饪、做鞋等杂役的妇女。每天早上8点，约有800-1000名穿着体面的女子跪在第二位（杨秀清）的门口听候吩咐。我们获悉这些妇女是业已阵亡的那些叛军的妻子、亲戚和朋友，受雇在第二位（杨秀清）的王府里。翻译来到后，我们告诉第二位（杨秀清），在我们国家并无向长官下跪的习惯，故而我们第二次与他见面仅有十分钟。

此后的三个多月间，我们在城里闲逛，在情形许可的范围内自行娱乐。该地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即使我们离开住所数月也不会被怀疑已离城出走。有一次，我们看见三个男人和三个女子因私通而被斩首——一位年轻的男子因乱伦被斩首后又被肢解，而这名女子仅被斩首；一名男子因偷窃被斩首。

我们通常看到的是那些被发现吸食鸦片的人的头颅。这些首级被系在长杆上，由两个人抬着穿行在主要街道上，一人敲锣，一人宣布罪状，以儆戒众人。抽大黄烟和饮酒者一经发现即遭鞭打，凡醉酒者将被斩首。我们不能断言第二位（杨秀清）不抽鸦片，只是倾向于相信他不抽鸦片，但我们确知他的妹夫既抽鸦片又喝酒。在第二位死后，他被指责其宫殿里藏有大量鸦片和大黄烟。凡交出烟灯、烟盘等烟具者，将被奖赏五块大洋。但我们从未听说何人被发现拥有烟具，直到我们离开南京时依然如此。他们要烟具的目的是要证明其主人抽鸦片，因此是个坏人。

由于厌倦于无所事事，我们便让翻译告诉东王，我们想出城参战。他劝我们不要忧闷和气馁，因为他想马上就和我们交谈。但他并没有找我们谈话。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在一个公共场所作讲演。大约有3000名广东人下跪着。我们听说他们对出城作战犹豫不决。我们注意到在该城的所有地方和所有街道，到处都有妇女；没有人被限制居住在某一特定的地方。凡是有丈夫的妇女都可以不工作，但所有没有依靠的妇女都不得不干各种体力活，诸如搬运砖头、木料、大米等。南京城里的大部分男子都是士兵，他们不做杂务，也不搬运。第二位的宫殿紧挨着西门，满城的所有房屋和大部分城墙已被毁。仅有叛军军官才可以穿黄色衣服，士兵可以任意穿除此之外的任何颜色的衣服。尽管他们从不剃光头的前部，但并没有废除辫子，仍然将头发编成辫子，有时还用红色和黄色丝绸将辫发扎起来。辫子垂扎在头后，盘叠在帽子里。

我们曾两次看到由纸糊的龙和各种动物的象征物组成的很长的队伍。我们的住所距第二位（杨秀清）的宫殿约50码，位于街道的对面。

我们听说,第二位（杨秀清）已下令第五位（韦昌辉）将其部队从原来的驻地分调到不同的地点，另命令驻扎在丹阳的第七位（秦日纲）开往安徽。第七位（秦日纲）在途中遇到了第五位（韦昌辉），后者问他向何处进发，他答称奉第二位（杨秀清）的命令赶往安徽。第五位（韦昌辉）说，你应当和我返回南京，因为我收到了第一位（洪秀全）的信函，你并不知道此事。第七位（秦日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他们行抵南京（他们驻扎在城外），第五位（韦昌辉）这才告诉第七位（秦日纲），第一位（洪秀全）命令他杀掉第二位（杨秀清）。就在这时，第二位（杨秀清）已下令所有第一位（洪秀全）的人出城作战，但他们没有从命。他还召他的朋友第六位（石达开）的人马进城，但他们已来不及在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纲）进城之前赶到：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纲）的部队已在午夜未被怀疑地进了城。官兵们说，如果说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纲）没有入城，那么杀掉第一位（洪秀全）正是第二位（杨秀清）打算要干的事。

一天早晨约4点左右，我们被炮声惊醒，一发炮弹就落在我们住所的附近。我们立刻起身，想跑到街上去，但被阻拦住了。街面上排列着许多士兵，禁止任何人离开房屋。

黎明时分，我们出了屋，吃惊地发现满街都是死尸——我们辨认出这些是第二位（杨秀清）的士兵、下属官员、司乐、文书和家仆的尸体。我们还看到一具女尸。此时，数千名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纲）的士兵，甚至第二位（杨秀清）的属下，正在第二位（杨秀清）的宫殿里抢劫。我们随着一群人进了宫殿，发现房间的装饰并不奢侈。我们曾听说他的筷子、笔架、印玺和其他几件小物品都是金制的，他的脸盆是银的。我们看到他的桌面上有两个小的金狮子和一个金钟。在几个小时内，宫殿被洗劫一空。

全城在那一天处于极度的骚动状态，大多数人不知道事情的原委，所有的城门都紧闭着，城墙上也有人看守。我们听说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去拿第二位（杨秀清）所属官员的财物，因为需要马匹，我们便抢了两匹马，但当晚就被第五位（韦昌辉）的一个部下强行牵走了。

第二位（杨秀清）的妹夫已因病从我们的住处搬走。我们在第二位（杨秀清）死后去看他（指杨秀清妹夫），发现他的住宅未被骚扰，但他的妻子告诉我们，他已被用锁链套着脖子带走了。我们从那里来的第七位（秦日纲）处，逗留了一天也没有见到他，他的部队在第一位（洪秀全）处。

第二天，我们到第一位（洪秀全）处来找第七位（秦日纲）（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朋友，是他把我们从镇江带到这里的）。我们的翻译也在那里，他将我们的朋友指给我们看，我们惊奇地看到，他们和第五位（韦昌辉）一同跪在第一位（洪秀全）的门前，每个人的脖子都套着锁链，头裹蓝巾。他们并不像犯人一样被拘禁着。

第一位（洪秀全）的一个女宣诏使出示一块两码半长、半码宽朱笔书写的大黄绸，放在他们两人面前。他俩便读上面的诏书，许多第二位的官员也挤上去看。诏旨很快就念完了，被递出来贴在正对第一位（洪秀全）宫殿的墙壁上。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纲）屡次通过这些女宣诏传递消息，她们都是大体上还算美丽的广东女子，传递口信时声音清楚而又沉着，在30码处都能听得见。

传话间歇期间，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纲）退到一个小屋里一同商议。最后，两位宣诏使宣布他们每人将被责打500下。随即有人递过了五根棍杖，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纲）被自己的军官带去受刑。

第五位（韦昌辉）让某个军官抽打他，打到第300下时，第五位（韦昌辉）抽出小刀说，如果不打得重一点就杀死他，同时还装出哭的样子。

就在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纲）受罚的时候，他们的一些部下涌上前将自己的手放在他们的背部，以代替他们受刑。我并不知道这纯粹是场闹剧，当时我正给第七位（秦日纲）摇扇子，看到其他人将手搁在第七位（秦日纲）的背部，便也把自己的手放上去。我的手被打了几下后，棍杖断了，又换了一根。然而，他们每人所受的杖责并不超过320下。第五位（韦昌辉）的一个军官想解下第五位脖子上的锁链，被他制止了。在这场虚假的惩处过程中，我看到有几百名官兵在哭。

第二位（杨秀清）属下的几个官兵也在场，他们是囚犯，脖子上套着绳索和沉重的锁链。大约有6000名第二位（杨秀清）的部下无疑已成了囚犯，被关押在第一位（洪秀全）宫殿两侧的两间大房子里。在返回第七位（秦日纲）住宅的途中，我们遇见了我们好管闲事的翻译，他和两个士兵押着两名在躲藏中被抓获的第二位（杨秀清）的军官。他告诉我们，等这两个人被斩首后，第七位（秦日纲）即刻要见我们。

被带到第七位（秦日纲）面前后，翻译随即拉我们下跪；我们通过翻译向第七位表示，对他受到杖责深感遗憾。第七位（秦日纲）表示不要紧，并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卧室，紧挨着第一位（洪秀全）宫殿的大门，对面便是长时间悬挂着第二位（杨秀清）首级的地方。

当天夜间，我们跟着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纲）查看关押那6000人的房子，他俩在窗外察听，并策划如何消灭这些人。

次日黎明时分，这些囚室的门窗被打开，几个炸药包被扔到这些囚犯当中，出口处则被牢牢看守着。士兵们冲进了其中的一个囚室，几乎未遇到什么抵抗就杀死了所有的囚犯；但在另一个囚室，囚犯们用墙壁和隔墙上的砖块殊死抵抗了六个多小时才被消灭。这些囚犯除了被枪击外，还遭到两门发射葡萄弹的炮的轰击。这些可怜鬼自己脱光了衣服，许多人因气力衰竭而倒下。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纲）最终命令他们的人将右臂从袖中抽出，以便与第二位（杨秀清）的人区分开来；这些士兵接着便冲了进去，杀死了仅剩的人。

此后，我们随即也进了屋。天啊，场面太恐怖了，有些地方死尸竟重叠了五六层；有的自己吊死，有的被扔进来的炸药包炸成重伤，这些尸体被抛到一片荒野上，无遮无盖。

此后，城里每户家长都得报告家中所有男女孩童的人数，每个人被发给一块小木牌，佩戴在胸前，一旦发现第二位（杨秀清）的人就得抓住。在几周之内，被抓获的第二位（杨秀清）的人五人一队，十人一队，甚至成百成千地被押到刑场斩首。所有吃过第二位（杨秀清）饭的妇女儿童也都不能幸免。

约在第二位（杨秀清）被杀的六周后，第六位（石达开）和他的部分人马进了城，赶往第一位（洪秀全）处，在那里与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纲）相遇。第五位和第七位给他看了他们的行动记录，第六位（石达开）说：“你们为什么杀了这么多为我们作战的长发兄弟？难道第二位（杨秀清）和他的几个要员的死还不能使你们满足吗？”第五位（韦昌辉）回答说：“你是贼！”第六位（石达开）回敬道：“你也是贼！我们都是在为同一个事业战斗，因此我们都是贼。”第六位（石达开）接着说：“既然你们已一意孤行到如此地步，你可以自己了结这件事，这与我根本不相干。”当夜，他悄悄地集合了他的部队来到西门，但因未经第五位（韦昌辉）的许可而被拒绝通行。他便杀了门卫，同他的大部分属下出了城。如果那天夜里他没有出城，他就会被斩。不少人也乘机出了城。

第二天早上，全城处于极度的骚动状态，每个人都携带着武器。他们四处出动，欲逮捕第六位（石达开），但不能断定他走的是哪条路。他们洗劫了他的住宅，杀死了他的妻子和小孩以及夜间没有出走的他的所有部下。

第二天一早，第七位（秦日纲）派人来叫我们，我们非常担心他会杀我们，便打算宁愿越城而逃也不去见他。我们找到我们的翻译，让他向第七位（秦日纲）的一个军官探听找我们的目的——原来他只是想知道我们是否已出走。

对第二位（杨秀清）追随者的屠杀持续了三个月，我们估计约有四万名成年男女和儿童丧命。

当他们感到心满意足后，第七位（秦日纲）便率领载有15000人的船队溯江行驶到芜湖江岸的新岭山，我们两个人也随同前往。

第七位（秦日纲）奉命回南京。镇江的第二号头领带领500名手下一同前来，他接掌了对整个部队的指挥权。这似乎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和不小的牢骚。第七位（秦日纲）当晚就赶往南京。在此之前，我们两名外国人和我们讲葡萄牙语和英语的侍童曾过江，来到第六位（石达开）的营地和堡垒，从其部下那里得知，第七位（秦日纲）因为在南京的暴行，很快将被斩首；他们还相告，第五位（韦昌辉）已被砍了头，如果我们有什么危险，可以过江和他们住在一起。

由于第七位（秦日纲）不在，我们便加入了第六位（石达开）的部队，发现已有一些第七位（秦日纲）的人投奔了第六位（石达开）。我们想亲自面见第六位（石达开），对方便为我们备好轿子。我们走了约40英里来到芜湖，发现那里驻有6万-8万的军队。我们没有见到首领，但他捎口信给我们，表示我们会相安无事，并让他的一个军官照看我们。

我们在芜湖看到第五位（韦昌辉）的一名军官脖子上套着锁链，还看到第五位的首级被挂在一根杆子上，它是保存在盐里从南京送来的。此前，在我们离开南京期间，第六位（石达开）曾致书第一位（洪秀全），表示如不处死第五位（韦昌辉），他将率部攻取南京。因担心第六位（石达开）会从琉璃塔方向逼近城垣，并利用琉璃塔作为制高点向城里射击，该塔被下令炸毁。当我们离开南京时，琉璃塔还矗立在那里，当我们回来时却已站立在它的废墟上了。

由于没有接到任何回音，第六位（石达开）便率领所部猛攻南京三天，杀死了第五位（韦昌辉）的官兵500人。攻城未遂后，他将部队撤回到芜湖，不久就收到了第五位（韦昌辉）的人头。我们随同他再次返回南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城门像第二位被杀前一样洞开着。

第六位（石达开）对第五（韦昌辉）、第七（秦日纲）和第八位（胡以晃）的死感到满意，但并不准备杀死他们的任何一位手下，仅要求将从他家中抢去的物件（事发于他匆匆离城的那天夜间）归还给他，已抢劫者也不予追究。在我们离开芜湖的好几天前，第六位（石达开）已先行派出600人为他准备住所；然而，在我们到城之前，这些人已抢劫了第五、第七和第八位的住所。我们试图见到第六位（石达开），以领到一些衣服和钱，但未能遂愿，任何人都不允许见他。同我们住在一起的几位军官便写了一封反映我们请求的信转呈第六位，接着就得到答复，领到了足够的衣服和10吊钱。

第六位（石达开）的地位如今仅次于第一位（洪秀全），他一直深居简出，所有的请示都以书面形式交给他，答谕则贴在他住所外面的墙上，所有的官员第二天早上去看批示。我们曾一次看到50份这样的答谕。

第六位（石达开）让他的侄子（一个20岁的年轻人）统领芜湖和太平府的军队。我们第一次进城时就感到南京非常沉闷，此次回来后更感到如此，城内的外观似乎还会变得更糟。但是，中国人是很富有活力的，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极强，因此，我们想南京会在几周内恢复它从前的生气。

……

对第二位（杨秀清）属下的屠杀持续了三个月。在此期间，他们中止了一切宗教活动。在此后我们外出征战时依旧如此。但当我们回到南京后，他们已恢复了宗教活动，像往常那样举行宗教仪式。我们见到第二位（杨秀清）王府中的500名妇女均被斩首。

我无法说出南京居住着多少人，街道上总是挤满了士兵，尽管已有不少人被杀，却让人觉察不出。从南京到镇江的途中，我们看到穷人提着蓝色的黏土。侍童告诉我们，由于粮食极为匮乏，他们便用黏土掺和着大米吃。在侍童剃头的地方，我们曾见过他们吃这种混合食物。当行走到距离南京大约20英里时，我们听到大炮的轰鸣声，从声音的方向我们推断是在城内（尽管距离太远，我们有可能判断错了），是由第六位（石达开）正欲除掉第一位（洪秀全）而引起的炮击，他们已告诉我们此事可能会发生在这一天。除非出现纷争，否则城里不会发生炮击。

第一位（洪秀全）的王府前有两尊漂亮的发射12磅炮弹的铜炮，炮身标明马萨诸塞州1855年造，美国橡木制成的炮架，铅色涂抹，配有马来树胶的震垫。我们常被叫去解释撞针的用途。该炮的撞针和其他配件都十分完好。炮塞上的塞圈相当新，表明此前清军极少使用过这两门炮。上海的许多清军对这些炮都很熟悉，叛军从他们手中缴获了它们，并移送到第二位（杨秀清）处。从我们最初进入南京城直到他死去，第二位（杨秀清）一直是该城摄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