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上帝”到广西——洪秀全的勃然而兴(2 / 2)

但凡“造反”之事,开了头就不能收脚步,硬着头皮也要干下去。特别是广西平南县的拜上帝会信徒在向金田村进发的途中,与清政府地方武装发生了激烈冲突,双方死人不少。在花洲和思旺的战斗中,仅团练和瑶兵就被杀五十多人。

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杨秀清派出蒙得恩率数千人马猛攻在思旺墟驻扎的浔州副将李殿元部清军,旗开得胜,并杀掉了清军一个巡检。这可是第一次真正同满清正规军开战。此役得胜,拜上帝会众人心思奋。由于当时洪秀全和冯云山在思旺指挥平南拜上帝会,杨秀清派来的这支得胜队伍与平南会众会师,迎洪秀全从思旺回金田,所以,思旺墟之战,太平天国称为“迎主之战”。当时情况确实很危急,由于清军在思旺墟驻防,洪秀全被困于山人村内,倘若杨秀清不派人来救,说不定洪头领就成了韩山童,事不成就会被官府捉住杀头。

可笑的是,即使官军有多人被杀,北京政府仍然以为是广西的“天地会”(三合会)所为,不知道有新组织“拜上帝会”的存在,更不知有洪秀全这个人。洪秀全“大名”,思旺墟之战半年多后才为清政府所知。当然,李殿元当时率军在思旺墟驻扎,绝非是因为想抓住贼头“洪秀全”。当时,李殿元根本不晓得有洪秀全这么个人物,他在那里驻军,正因为当地是连控平南、桂平的交通隘口,必须在此地驻军,一切仅仅出于普通的军事常识。日后太平天国自己极力渲染清军大部队围困以及“天王”智能双全、福大命大,皆是为了“造神”使出的宣传伎俩。广西僻地的一股乱众,当时还真未入清政府的法眼。

思旺墟之战后,清朝地方政府确实着慌,贵州清江副将伊克坦布和松桃副将清长、浔州知府刘继祖、桂平知县李孟群等人纷纷汇聚,各带正规军和壮勇团练,分成二路向金田村开始进攻。恰在此时,博白县的会众、贵县龙山矿徒以及各地在“来土之争”中失败的客家人纷纷奔至金田。

特别是洪教主的安然返归,使得拜上帝会会众信心大增。

精神原子弹一爆不得了,未等清军攻近金田,会众们蜂拥四出,头领们个个披发持剑,口中念咒,狂舞红旗,奋死杀向清军。由于“壮勇”(壮勇不是壮族兵勇,而是当地天地会投靠清政府后被武装成的民兵组织)身上装束与拜上帝会人员的衣服相仿(均头缠红巾),这些人率先惊溃。清军正规军很少见过这么不要命的“贼”,个个脚软,争相奔跑往后退却。清将伊克坦布提剑督阵,被自己手下溃退的士兵撞倒,拜上帝会会员冲上,一刀就结果了他的性命。(也有说他是骑马逃跑时跌落蔡村江桥下后被杀的)这一阵,清军损失三百多人,加上伊克坦布这样的副将一员,可谓是大败亏输。

洪秀全信心更增,在庆祝自己生日的同时,发布五条军令:

第一、恪遵条命(树立绝对权威)。

第二、别男行女行(分男营女营)。

第三、秋毫莫犯(严肃纪律)。

第四、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公库制度,战时“共产主义”)。

第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

在冯云山帮助下,洪秀全依照《周礼》“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依据,自创军制,即一“伍长”管四人,“司马”管五个“伍长”,“卒长”管四个“司马”,“旅帅”管五个“卒长”,“师帅”管五个“旅帅”,军帅管五个“师帅”。而“军帅”之上,又有“将军”、“总制”、“监军”来加以节制。在“将军”之上,有“检点”,也分殿左“检点”和殿右“检点”,共36人。“检点”之上有“丞相”,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种,共24人。“丞相”上有“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此外还有“御林侍卫”,官名皆以天干和节气命名。金田一地,至此共集会众二万多人。

拜上帝会众人心非常齐,不少人均是在参加金田起义前把所有地产房屋和财宝变卖,全部换成银子后缴纳入“圣库”,所有会员的一切支出皆由“圣库”支出,上下平等,同吃同住。同时,拜上帝会人员严格禁欲,女营、男营各分一处,夫妻亦不得见。这种“军事共产主义”和清教徒式的禁欲,对于拜上帝会初期起事时保持旺盛的战斗力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同时,为了独标一帜,拜上帝会会员遵洪秀全之命,开始蓄发,此后便被清政府及各地“非解放区”人民称为“长毛”。

对于广西山区的“大动静”,清政府不得不着急。北京城内,早在当年(道光三十年)春正月,道光皇帝本人已经“崩”了,庙号“宣宗”,其四子奕继位,明年改元“咸丰”,是为清文宗。

道光帝在位30年,恭俭宽仁,是一位勤快节约的苦心皇帝,个人品德几乎无可指摘,只可惜“有君无臣”,在其统治后期,鸦片战争失败,《南京条约》签订,大清王朝一天不如一天,这位仁德皇帝可称是郁闷愤懑而死。所以,道光帝本人在咽气时并未知晓有“拜上帝会”的大患。

帝国广大,新君咸丰初立,内忧外患,摆在眼前的是一个大烂摊子。但人生就是一个又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广西“贼”虽然在当时不是什么大事,也得要正视。早在道光三十年七月,广西提督闵正凤已经因办事不力被革职,不久广西巡抚郑祖琛丢官。湖南提督向荣和云南提督张必禄分别带领楚兵和黔兵被清廷调至广西去解决问题。在虎门销烟倒大霉的林则徐也被起用,被任为钦差大臣兼广西巡抚。可巧,老林头刚走到潮州就病死,终未成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如果他多活几年,无外乎生前身后有两个结果:其一,拜上帝会根本没有机会成为“太平天国”;其二,林则徐再也无法享受上个世纪后五十年国人对他的尊崇,“苟利国家生死已”这条标语也不会在今天的福州街道上看得见。总而言之,老林头死得很是时候,以其老迈之年,在烟瘴之地的广西辗转劳累,想必不会有太好的结局。老林头病死,云南提督张必禄前后脚也病死,镇远总兵周凤岐代领其军。

到咸丰元年(1851年)初,已有两广、云贵、湖北、福建六省正规军开至广西,人数大概有一万多人,接林则徐棒子的是前两江总督李星沅。

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这一天,清政府辖下广西浔州紫荆山地区金田村出现了“太平天国”,但“天王”早在1837年时就已经“存在”了。因为洪秀全诈称他生病发烧时上过“天堂”,天父上主皇上帝当时已经封他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其实“太平”二字,早在东汉何休对《公羊传》作解诂时已经使用过,汉末的造反者张角也曾称他所组织的“宗教”为“太平道”,元末江南农民造反也称“杀尽不平方太平”,明末有几个农民军头目也自称“太平天”什么的……“太平”一词相同,意义到了洪秀全时代却大有不同之处。

由于会众日多,已有三万多人,金田村再也盛不下这么多人,粮食也成问题,于是,建“天国”后的第三天,即1851年1月13日,会众们沿大湟江而上,直杀江口墟。此次行动并非多么有目的性,因为“大湟”二字的客家和白话读音类同“大王”,“出大湟”意即“出大王”,如同“拜金田”等同“拜金殿”音声一样,这群人已经痴迷“拜上帝教”,拥“大王”浩浩荡荡而出。

不巧,由于清军正规军越来越多,拜上帝会会众顶不住,便于三月间撤出江口墟,奔向武宣。

<h3>力争上游——东乡称王与永安建制</h3>

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1851年3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的东乡正式对外称“天王”,并封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石达开左军主将。由此,规模初立,五军主将制度成型。

与此同时,咸丰皇帝派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督师。由于李星沅、周天爵、向荣等人将帅不和,广西高层内部大乱,确实需要一位威望高的能臣来当地镇服诸人,统一指挥。

赛尚阿是蒙古正蓝旗人,字鹤汀,嘉庆年间中举,道光时代已做过军机大臣,官至理藩院尚书。此人人品很不错,又是满蒙贵族血统,在道光末期以协办大学士兼九门提督,时人以“宰相”目之。咸丰帝继统后,非常重视这位前朝贵臣,封他为文华殿大学士,委以首辅重任。见广西乱起,忧心之余,咸丰帝就想以赛尚阿领头,兜头浇灭“太平天国”这把邪火。

出发之前,咸丰帝不仅赏赐赛尚阿“尚方宝刀”,又加军费白银两百万两,京兵京将随行,将似英豪,儿郎虎豹,高参如云,忽喇喇直奔广西。由于相爷带头,皇帝撑腰,朝中不少玩命往上爬的中小官吏纷纷“搭车”,随同赛尚阿前往广西“平贼”。他们心中小算盘打得好,自认为此行肯定一马成功,旅游一样跑一圈回来,得胜还朝,加官进爵。当然也有清醒的人,满族宗室遐龄在其笔记中就记载,当时其外祖父、时任翰林院侍讲的铁林就说:“(赛尚阿)此去必不成功,然天下之兵灾自此始矣!”

赛尚阿为人清慎廉洁,审案办公是把好手,军事方面却是个庸才。而且,他出京时排场极大,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对此很是不屑,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表述说:“赛中堂视事广西,带小钦差七十五人,京兵二百四十名,京炮八十八尊,抬枪四十杆,铅子万余斤,火药数千斤。沿途办差,实为不易。”而赛尚阿本人,表面硬撑,其实内心也很惶惑,临行与武英殿大学士卓秉恬揖别流涕,深恐此去凶多吉少。

洪秀全东乡称“天王”后,杨秀清指挥前锋军占领县城东南三十里的三里圩。1851年3月2日,向荣、周天爵率六千多清军向太平军展开攻势,却反被对方杀得大败,损失无数辎重不说,黔兵被杀几十人,掉头奔逃。此战胜后,洪、杨等人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深知清军大集,眼前形势不容乐观,于是,4月15日夜晚徒众召开“总结会”时,杨秀清咣当一声又摔倒在地,开始“天父”下凡;4月19日,萧朝贵也咣当一声倒地,开始“天兄”下凡。装神弄鬼的主要目的,均是代“天父”、“天兄”传言,要众人共扶洪秀全这个“真主”,拼死战斗。

挨打受挫之后,向荣、周天爵也学乖,不敢再主动上前捋虎须,开始采取“坐战之法”,与太平军相抗。此种战法,即首先设立一个大营,下设炮眼两座,以守代攻。由此,“贼一无所见,一炮不能伤。我军更番迭打,一人不能走。其一人不能走者,四面皆厚墙深壕,死即同死,生则俱生,盖即淮阴(韩信)背水(之战)之遗意也”。后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长围坐战法”,很见成效。

后来有成效,当时并不见得。延至5月15日,太平军由于缺衣少食,冒死从东乡突围,直趋象州,周天爵的“坐战法”最终在广西没能成功。

清军很着急,乌兰泰和向荣二军闻讯即急行军赶至,准备围攻太平军。独鳌岭一战,本来清军已占先机,但太平军关键时刻选出七个敢死勇士,攀绝壁突入清军大营,高喊冲杀。正在附近山岭激战的清军以为大营被破,顿时泄气,四处狂逃,摔死的就有一百多人,总共被杀三百多,散溃大败。

7月,太平军从中坪奔往桂平的新墟,在双髻山,又遇到向荣、周天爵等人的拦截。由于有赛尚阿派来的生力军到来,清军战斗力增强,打得太平军有些招架不住。交仗十多天内,杨秀清、萧朝贵不得不三次“咣当”下凡,鼓舞士气,向会众施以精神战胜法。由于众寡相差太大,太平军死伤无数,“天父”、“天兄”下凡也帮不上忙,只得集体败走双髻山,突围而走。

福兮祸兮。洪秀全在茶地“下诏”,明确了杨秀清的首席军事指挥权。杨秀清有勇有谋,整顿纪律,严令太平军为了“天国”死拼。连清朝的官员都曾说过:“初洪逆(洪秀全)至金田传教,志在蓄财致富,无反乱之心;自杨秀清入党,怂恿洪逆聚众谋叛,教以战守之计,洪逆积财渐裕,结党亦多,且见土寇蜂起,官兵懦弱,遂从杨秀清之语,始怀异志,诸事听杨调度……”(《粤寇起事纪实》)所以,金田初起,杨秀清绝对是个关键性人物。

9月11日,太平军趁夜从新墟遁走,在五峒山跋涉后,东出平南。向荣、乌兰泰(当时周天爵奉谕至北京复命)闻讯,立刻率清军在官村扎营,准备消灭太平军。

结果,清军没料到这些先前被追得到处逃跑的太平军会反扑劫营,萧朝贵等人连夜劫营,杀死不少清军,其中包括一名千总,并夺得几乎所有军械物资。向荣此次输得极惨,率残军奔回平南县城,称病不敢再出。他在与友人的信函中承认:“(我)生长兵间数十年,未尝见此贼;自办此贼,大小亦数十战,未尝有此败。”为之胆寒不已。

官村之战得胜后,太平军乘锐水陆共进,直杀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途中,太平军发展了许多新徒众,力量增强,其中包括时年14岁的“娃娃兵”陈玉成。1851年(咸丰元年)9月25日,罗大纲率太平军前锋攻克永安。永安之战意义重大,这是太平军第一次占领“大城市”。此时的太平军,已有近四万之众。

乌兰泰率清军随后赶到,逡巡不进,在城南屯兵观望;向荣更倒霉,他还没赶到永安,在距城二十里开外的古苏冲中了太平军一部的埋伏,被抢走大批军资,兵士死伤不少。

赛尚阿方面,他出京后走走停停,走了两个多月才到桂林。永安沦陷的消息传来,赛中堂心中惊惶,忙把军营移往阳朔。他倒不是贪赏风景,而是因为这里靠近山区,兵败后容易躲和逃。太平军对赛尚阿本人没有丝毫惧意和敬意,他们在永安城张贴赏格,向荣脑袋值千两白银,赛尚阿脑袋才值五钱银子,完全是拿赛中堂开涮。此外,赛尚阿文官出身,对驾驭武将之道根本不通。乌兰泰百战猛将,达洪阿有功名将(曾在台湾平“贼”),向荣依违称病,这位赛中堂均无可奈何。

清军将领手下兵士并非全是软蛋,只是因为不少兵士来自平原地区,只习陆战,他们穿靴持矛在平原上打仗是好手,而在广西跋涉崇山峻岭,个个累得脱力,未战已经软成一摊泥。而太平军中多炸山凿矿的矿徒,擅长使用火药,对枪炮等热兵器得心应手,接战即开火,轰毙不少清军。双方对阵,清军楚豫籍兵士持矛抡刀奋勇冲杀,往往被太平军抬炮一轰,哗啦一死一大片。至于赛尚阿所带的那些京兵京将更不用提,这些人一直住于高堂广厦之中,出入奴仆相随,根本吃不了任何苦。风吹雨淋数日,他们不是拉肚子就是感冒,根本没有战斗力可言。所以,太平军占据永安城后,跟随赛中堂出来的那些本想博个封妻荫子的众官们个个后悔,纷纷想从前线溜回京城。

太平军盘踞永安城,清军各部严重受挫,只能深壕高垒,在城外隔山结营,双方形成了数月的相持。

咸丰元年十月二十五日(1851年12月17日),洪秀全酬功,下诏封五王: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四王“俱受东王节制”。同时,秦日纲(原名秦日昌,因为他要避北王韦昌辉的“讳”,改名秦日纲)受封为天官丞相,胡以晃为春官丞相,众将士均加官晋级,上下欢心。

过了一个多月,太平天国自颁“天历”,即冯云山1848年被逮于狱中时瞎琢磨出来的“历法”,规定每年实日为366天,单月31日,双月30日,用干支纪年纪月纪日,但“天历”以干支纪日相比当时农历纪日干支要早一天,所以太平天国的“礼拜日”比当时阳历礼拜日要早一天。洪秀全等人把金田起义那年定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而颁历的当年就顺推为“壬子二年”。

占领永安后,太平天国大打宣传攻势,刻印了《天父下凡诏书》、《天命诏旨书》、《太平诏书》、《天条书》、《太平礼制》等多种宣传品,广为散发。同时,太平军将儒教、道教、佛教一概放入打倒之列,不管什么孔庙、关圣庙、道观,一概砸烂摧毁,原先的场地统统当作兵营来使用。为加强纪律,他们发布《太平条规》,其中包含有《行营规矩》与《定营规条十要》,明令太平军军士要早晚礼拜,恪守“天条”,男女别营,严禁私藏财物,并着重申明内外官卒见天王及各王要“避道呼万岁、万福、千岁”,从人“不得杂入御舆宫妃马轿之间”这一条来看,当时洪教主身边也有不少女人陪睡(有妃36人)。

由于客家人有爱卫生的习惯,《行营规矩》中还有“不得出恭在路并民房”的规定,对拉屎也有明确限制。为确保后勤供给,太平军在永安周围严格查田,在打击地主的同时,下令收获的粮食一半归农民,一半归太平军。这种“土改”政策很有成效,佃农们立刻行动起来,秋收大忙,把财主们的庄稼割个干净,留下“自己”一半后,另一半送给那“英勇的太平军”。如此,太平军粮食充足。

在进行各路“建设”的同时,太平军不忘“肃反”工作,诛杀了内部与清军有联系的周锡锟、周八叔侄。杀人也不是直接杀,杨秀清装神弄鬼,佯装“天父”下凡,自称有“天眼”,辨识二奸,对会众的心理更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

自1851年9月至1852年4月,太平军在永安城内封王建制,一待就是大半年。

赛尚阿又惊又慌,硬着头皮前往“前线”督战,严令乌兰泰与向荣二军发动进攻。由于清军使用长围战术,太平军饷道被断,再窝在永安只能坐以待毙。于是,洪秀全与五王仔细商议后,趁贵县银矿矿工数千人来援的机会,在1852年4月5日,趁夜间大雨之际,突然突围。

太平军杀出永安城,奔向古苏冲。清军乌兰泰部勇悍,挥军尾追,杀掉两千多太平军,并俘获了洪大全(此人乃湖南人焦亮,三合会成员,本来为洪秀全软禁。赛尚阿谎称此人是与洪秀全地位相当的“一字并肩王”,笔者另开章详细表述此人)。

太平军虽受挫败,并不慌乱,逃跑之间设下伏兵,在龙寮口大洞山把乘锐而进的乌兰泰部打得大败,杀掉清军四个总兵级高级将领(郧阳总兵邵鹤龄、凉州总兵长寿、河北总兵董兴甲、天津总兵长瑞),一千多清军或伤或亡,一片混乱。由此,太平军主力得以突围。

从此之后,对清政府来讲,太平军从广西地方之乱变成了全国范围的大乱。

自永安突围后,太平军向北进发,直扑桂林。杨秀清有勇有谋,派一股太平军穿上在大洞山缴获的清军号衣,化装成向荣部清军,想骗开桂林城。幸亏向荣本人早几个时辰已经在桂林城内,闻讯大惊,立刻下令封门,这才避免了桂林的失陷。

太平军赚城不成,就在文昌门外象鼻山下扎营,准备攻克桂林。由于桂林城坚,清军各路援军赶至,太平军打了一个多月后,难以攻入,于是,他们撤围杀向兴安。

在桂林攻城战中,清朝大将乌兰泰中炮,伤重身死。

赛尚阿依旧躲在阳朔不敢出马。清廷闻之震怒,先把他削官四级,然后派两广总督徐广缙代替他为钦差大臣。很快,清廷以“调度无方,劳师费饷”的罪名把赛尚阿逮回京城治罪,并抄其家。仅仅一年多时间,老赛便从“中堂”沦为“有罪犯官”。

回京之后,清廷会审,论成“大辟”,但咸丰帝念老赛在先朝有功绩,定为“斩监侯”。和现在一样,“死缓”一般就死不了。咸丰三年,太平军的北伐部队攻开封时,赛尚阿被放出来,与僧格林沁一起协防京师。老赛与僧格林沁同为蒙古人,自然互相“照顾”回护,先前的失败罪责,咸丰帝自然不再追问。日后太平天国败亡,同治“中兴”时,赛尚阿之子崇绮得中同治四年乙丑科状元。依理,满蒙贵族一般不会点状元,因为清朝有“汉不选妃,满(蒙)不点元”之说。如此“破天荒”之举,实是慈禧等人受咸丰影响,以此举来安慰赛尚阿这位老臣之心。同治十一年,同治帝16岁大婚,皇后正是崇绮之女,即赛尚阿之孙女。夫妇二人感情不错,但慈禧却不喜欢这个儿媳。同治帝得性病死后,这位皇后吞毒殉夫。赛中堂本人身子骨硬朗,光绪元年才病死。

“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崛起于广西,从更远的历史因素考虑,还可溯源如下:其一,明末清初之际,南明的永历帝最终在云南被杀,广西仍旧有不少李定国等南明将领的手下士兵散落于乡间山林,也有南明湖广籍旧部避难于其中,被当地人称为“山湖广”。这些人与壮族、瑶族山民杂居,势必把反清复明的思想播植于其间。其二,对历朝历代封建朝廷来讲,广西一直是“穷山恶水”、“烟瘴之地”,属于流放犯人的特别区域之一,军流杂配,遍布全区。这些人犯本性犯上,又遭流放,自然对清政府怨毒满胸,蠢蠢思动,自清初就不断有人造反,经久不息。连著名的“黑旗军”(刘永福为头),原先也是造反的人犯队伍,日后受招安,成为在越南等处抗击法国入侵的有力军事武装。其三,乾隆末年清政府为了帮安南(越南)国王打仗,派大军自广西等处进攻,结果损失惨重。清朝的军事行动不仅对广西当地人民造成巨大的人财力消耗,清政府还把米谷、银饷等开支算在当地人身上,对广西人民造成极大的负担。此外,加上地方官员贪黩,虚报增垦数字,巧取豪夺,致使广西农民不断被开科加赋,民不聊生,种下无数动荡的种子。

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已经成为“太平天国”。

假设,仅仅是个假设——假设当初紫荆山石人村的士绅王作新捉住冯云山指控他“集结妖匪”得以成立,假设桂平县知县王烈是个一心为公的“好干部”,并怀着“水落石出”的心态深究此事,冯云山、洪秀全数人不死也得脱层皮,最轻也要在广州大狱中关上十几年,“太平天国”只能是洪秀全头脑中的谵妄梦幻了。

当太平军在永安封王建制大施拳脚时,东躲西避的王作新忧心忡忡,作诗曰:

治乱循环古有言,多因执事惮其烦。

积薪厝火终为患,蝼蚁穿堤久不论。

破贼如期为众一,争功时见久徒繁。

连年巨寇于何靖,坐使英雄手击樽。

作为大清王朝的顺民和知识分子,王作新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其一家子侄辈四人均在与太平军作战中阵亡。可称幸的是,王作新在有生之年终于看到了太平天国的覆亡,他本人死于同治庚午年(1870年)。极其可悲的是,虽然成王败寇,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名字却永远留在了历史之中,王作新这个人却永久地遭到了世人们的遗忘。光绪年间,清朝政府只按照“积劳病故”惯例准许让他的牌位进入桂平县的祠坊,并未特别褒奖他当初“料事如神”的预见性。“文革”中,极左思想影响下,各地大揪历史账,其后人很可能遭受更大的冲击。如果以“悲剧”二字加诸王作新身上,可能再恰当不过。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本书中会多处使用“太平军”这个概念,但是,拜上帝会和后来的太平天国从来没有自称过是“太平军”,他们自称“天军”、“天兵”,当时的老百姓管他们叫“长毛”,清政府管他们叫“粤匪”、“粤寇”、“发逆”、“粤贼”。一直到20世纪初,满清灭亡,民国乍兴,在各种著作中才逐渐有“太平军”之称。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当局正式下文,要求日后记述太平天国历史的作品不能再用“粤贼”等“诬蔑”称呼。这是因为老国民党好多主力干将都出自广东,对于“粤寇”、“粤贼”这样的词汇十分敏感。)

<h3>附:韩山文《洪秀全之异梦和广西叛乱的起源》节选</h3>

说明:这篇关于洪秀全早年生涯的叙述,是驻香港的瑞典传教士韩山文有关洪秀全“异梦”的早期记述,根据洪仁玕讲述所写,对洪秀全多有渲染和美化。)韩山文《洪秀全之异梦和广西叛乱的起源》节选(香港,1854年)

洪秀全本乡的全部人口仅约400人,大部分系洪姓族人。村落的前面仅有六间房屋,其后则有另两排房屋,有一条小径与此相接,第三排房屋的西边便是洪秀全父母的简陋住宅。在该村房屋的前面,有一满是泥水的大水塘,全村所有的污秽物和垃圾均被雨水冲到此处,成为灌溉施肥的丰富的水力资源。尽管对于不熟悉中国农村经济的人而言,它所散发的气味实在难闻。在该村左边紧挨着水塘处有一书塾,这是村童们念书的地方。他们和全国各地的书童一样攻读中国的古典著作,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从目前卑微的地位一跃而为帝国的高官显爵。

洪秀全于1813年降生在这个村庄,取名“火秀”;成年时又得一名,以表明他在洪氏家族中的辈分;后来,他自行给自己取了一个学名,叫“秀全”。秀全的两个哥哥帮助其父耕耘稻田和种植一些常见的蔬菜,他们的食物主要赖此供给。其家境较为贫寒,除了一些猪、狗和家禽外,仅有一两头耕牛,这些都是中国农户通常所拥有的东西。儿时的秀全很快就表现出非凡的学习能力,七岁时被送去上学。在五六年间,他已能熟诵《四书》、《五经》和《古文》、《孝经》等书,后又自行阅读了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学中一些较为奇异的书籍。所有这些书,他在初次细读后都能很轻易地领会其含义。于是,他很快便赢得了他的塾师和族人的称道,人们为他非凡的才华而感到骄傲,对他的前程抱有很大的信心,认为他有朝一日会高中进士,甚或会进入皇帝遴选最高级官员的翰林院,从而因其身居高位而光宗耀祖。有几个塾师自愿不收任何酬金而教他念书。

尽管他就读的有些私塾离家很远,他的家境也不很宽裕,但为了他能够继续求学,他的家人仍然乐于供其所需,有几位族人也为此而送给他衣服。他的老父亲在同朋友们聊天时,特别喜欢谈论其幼子才华非凡的话题。每当听别人夸他的儿子,他便会眉飞色舞,并因此而邀请此人来家中饮茶或吃饭,继续悠然自得地谈论他最喜欢的话题。

秀全约16岁时,他的家庭已贫困到无法继续供他念书的地步。于是,和村中辍学的其他少年一样,他在家帮着干些农活,或到山野放牛。在中国,这是那些因年龄太小无法干重体力活的人通常做的事。但人人都为秀全在家务农不能继续求学而感到惋惜。次年,和他同岁的一个朋友邀他伴读一年,希望通过和天分如此之高的人同窗共读而能够从中受益。伴读期满后,他的族人和朋友不忍其天资白白荒废在田间农活上,便聘请他担任本村的塾师,他因此得有机会继续安然地研读古书和修身养性。中国塾师的收入取决于入学学童的人数。通常的人数介于10至20人之间。少于10人,塾师的束修将不足以维持生计;多于20人,塾师授课时就较显吃力,因为他必须对每个学童单独施教,在书童牢记课文后一一听其背诵。每一名学生每年必须向塾师交纳以下物品:50磅米,充抵额外食物的300文现金,灯油、猪油、盐、茶各一斤;此外,按照学童的年龄和智能,每人尚需交纳1.5-4元的修金。在花县地区,私塾授课全年从不间断,仅在过年时间歇约一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塾师聘期已满,必须订立新的聘约,而改聘塾师一事时有发生……县考时,秀全总是名列前茅,但他一直未能考中秀才。1836年,23岁的秀全再度赴广州应试。就在布政司衙门前,他见有一人身穿明朝服装,长袍宽袖,结髻于顶。此人不会讲中国话,所以请了一个本地人当翻译。这名外国人的周围聚集了许多人,他声称可以满足众人的愿望,说话时滔滔不绝,甚至不等别人发问。秀全挨到此人身边,打算询问自己是否会博取功名,但此人不等他开口就说道:“你将会赢得最高的功名,但不要悲伤,因为悲伤会使你生病。我为你德行高尚的父亲道喜了。”第二天,秀全在龙藏街又遇见了两个人。其中一人手持一部共分九册的小书,书名为《劝世良言》,他将全书赠给了秀全。秀全在考完试后将此书带回家,稍稍浏览其目录后便放到书架上,当时并不认为它有什么不同寻常的重要之处。次年,即1837年,他又赴广东省城应试。初考时他的名字高列榜上,但最终依旧名落孙山。他陷入深深的悲伤和不满之中,被迫再次带着无限的失意返乡。就这时,他觉得身体极为不适,便雇了一顶轿子,由两个健壮的轿夫抬送回家。他于阴历三月初一回到家中,身体非常虚弱,只好暂时卧床不起。在此期间,他产生了一连串的梦幻或异象。他最初梦见一大群人一一向他表示欢迎,便以为这预示着他行将死去,将去见阎罗王。于是,他就将他的父母亲和其他亲属喊到自己的床边,告诉他们说:“我的余日已经不多了,我的生命很快就会结束了。父母啊,我羞于未能报答你们对我的恩泽!我再也不能赢得功名来光宗耀祖了。”他的两个兄长在他说话间已将他扶坐在床上。秀全说过这些话后便闭上了眼睛,全身气力全无,不能动弹。所有在场的人都以为他将不久于人世,他的两个兄长静静地将他放卧在床上。秀全一时失去了知觉,全然不知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他的五官失去了作用,他的身体看上去同死人一样躺在床上。但是,他的灵魂被一种奇特的力量所驱使着,因此,他不仅能感受到一种性质迥异的经历,而且事后还能回忆起所发生的一切。

一开始,当闭上双眼后,他看见一龙、一虎、一雄鸡进了他的屋,随即又看到有许多人奏着音乐抬着一顶美丽的轿子走上前来,邀请他坐进轿中,然后肩舆而去。秀全对自己所受到的荣宠极为惊讶,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很快就来到一个美丽而又熠熠生辉的地方,许多容貌悦人的男女聚集在两旁向秀全敬礼,表现出极大的欣喜。当秀全离轿后,一位老妪将他领到河边,对他说道:“你这污秽的人啊,为什么和那边的人们为友,以至弄脏你自己呢?现在我必须替你洗干净。”洗毕,秀全和一群年高德劭的人一起走进一座大的建筑,他注意到这群人当中有许多是古代的圣贤。在该建筑中,他们用刀剖开秀全的身体,取出了他的心肝五脏,另以殷红的新器官放入。随后,伤口顷刻间愈合,切口处没有留下任何疤痕。

秀全注意到这座建筑四周的墙壁上有许多刻有劝善诫恶之言的木牌,遂一一阅读。后来,他们进入了一个其富丽堂皇难以描绘的大厅。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老人留着金髯,身穿黑色长袍,正仪表堂堂地坐在最高的位置上。他一看见秀全就开始流泪,并说道:“世间的人无一不是我所生所养,他们吃我的饭,穿我的衣,但没有一个人记住我和尊敬我;更有甚者,他们居然拿我所赠的东西来敬奉魔鬼;他们有意识地背叛我,惹我发怒。你千万不要效仿他们。”随后,他授予秀全一柄剑,命令他斩除魔鬼,但慎勿伤害兄弟姐妹;另授一块印,用以降服邪神;又赐一枚黄色的果品,秀全吃后觉得其味甚甘。当秀全从这位老人接过这些皇室的徽志后,他便随即开始劝诫聚集在大厅里的那些人重新对坐在高位的令人尊敬的老人恪尽义务。有些人就此回答说:“我们的确已忘却了对这位长老的义务。”另一些人则说:“我们为什么要尊敬他呢?我们还是只管与朋友们饮酒作乐吧。”秀全见人们如此铁石心肠,便继续声泪俱下地进行劝诫。老人又对他说:“放胆去干这件事,每当你遇到困难,我会出手相助。”说完,他转过身对在场的年高德劭者说:“秀全堪当此任。”随后将秀全领了出去,令他从上往下看,说道:“看那世上的人啊!尽是些怙恶不悛之人。”秀全鸟瞰世间,见到如此堕落和邪恶的情景,不禁觉得目不忍睹,口不忍言。

接着,他便从昏迷状态中醒来,但精神状态仍未摆脱其梦境的影响,只感到怒发冲冠,骤然间义愤填膺,竟忘记了自己的身体还很虚弱,径自穿上衣服走出寝室,走到他父亲的面前鞠躬长揖,然后说道:“天上令人尊敬的老人已经下令,世间之人尽归我统辖,世间之财宝尽归我所有。”其父见他出了屋,并且听到他如此说话,感到既喜又忧,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秀全的病状和异象持续了约40天,在这些异象中,他经常遇见一位他称之为长兄的中年人,此人教他如何行动,不辞鞍马之劳地陪伴他四处搜寻邪神,并且帮助他杀死和消灭他们。秀全还听见那位身穿黑袍的老人斥责孔子,因为孔子在其书中明显地疏于阐明真理。孔子似乎深感羞愧,自认有罪。在秀全患病期间,每当神志处于漫游状态时,他常常在屋内四处跑动,像战场上的士兵那样作跳跃搏杀状,并不断地大声喊道:“斩妖,斩妖,斩呀,斩呀。”“杀死这些魔鬼!杀死这些魔鬼!斩,斩;这里有一个,那里有一个;再多的魔鬼也不能抵挡我宝剑的一斩。”其父对他的神志状态大为忧虑,认为眼下的这些不幸都是风水先生误择了不吉利的地点作为其先人的坟地而引起的。于是,他便请来了借巫术驱逐妖魔鬼怪的术士。但秀全说道:“这些妖魔怎么敢与我作对呢?我一定要杀死它们,我一定要杀死它们!再多的魔鬼也不能抵挡得了我。”当他在幻觉中追逐魔鬼时,这些魔鬼似乎变化多端,一会儿化作飞鸟,一会儿又变为狮子。假如他不能制服它们,他就拿出那块印玺与之交手,魔鬼一看见它便立刻逃遁。他幻觉自己追杀群魔到天涯海角,每到一地,必与它们交战,直到将其消灭。每当获胜,他总是开怀大笑地说道:“它们抵挡不了我。”他还常常吟唱旧歌中的一段歌词:“有德青年云游河海,拯救群友杀其敌人。”当他劝诫时,他经常涕泪纵横地说道:“你们无心敬奉年老的父亲,却同妖魔沆瀣一气;你们实在没有心肠,一点良心也没有。”秀全的两个哥哥常常关上他卧室的门,在一旁看守他,以防止他跑出屋子。

当秀全因四处跳跃搏杀、唱歌和劝诫而精疲力竭后,他就重新躺到自己的床上。在他入睡时,许多人不时地来看他,不久,全村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疯子。他经常告诉别人自己已被敕封为中国皇帝,每当有人如此称呼他时,他便非常高兴;但是,如若有人称他为疯子,他就常常反唇相讥道:“你自己才是真正的疯子,你还叫我疯子?”每当品性恶劣的人来看他时,他往往斥责他们,称其为魔鬼。他整天都极为虔诚地反复唱歌、哭泣和劝善惩恶。在患病期间,他写了下面这首诗: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

眼过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

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

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有一天清晨,秀全正打算起身下床,忽然听见春鸟在村边的树上鸣唱,遂吟诗一首:

鸟向飞兮必如我,我今为王事事可。

身照金乌灾尽灭,龙虎将军都辅佐。

秀全的亲属曾求救于几位医生,这些医生试图借助于药物来治好他的病,但都未能奏效。有一天,其父发现门柱的缝隙中塞有一张纸条,上面用朱笔写着“天王大道君王全”数字。他便将此纸条拿给家中的其他人看,但谁也不明白这七个字的含义。

从此以后,秀全逐渐恢复了健康。他的许多朋友和亲戚便来看望他,希望听他亲口讲述卧病期间所经历的事情。秀全毫不隐讳地讲述了他能记忆起来的所有异象。众亲友只是说这一切的确很奇异,当时并不认为其中有什么真实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