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复晚年常住天津，其小营门住宅建有东西两座大楼。东楼楼下为客厅和书房，书房名华鉴斋，内藏价值连城的宋版《通鉴》一部和《华山碑》拓本。潘的原配住东楼，大姨太太张静娟居西楼。潘虽曾贵为一国总理，在家却做不了主，家政由大姨太太张静娟一手把持，潘要花钱也得向她要。张静娟居西楼后，便想与潘的正室争名分，把姨字取消，以高抬身份。潘不得已令家中上下人等称原配为东楼太太，大姨太太改称西楼太太，俨然成了帝王时代的“东西两宫”。

徐世昌在河南辉县距城西南二里来地的地方置了一片稻田，并于田中起房，命其名为“水竹邨”，他也就势得了一个雅号——水竹邨人。水竹邨环房四周都挖成渠道，水面种荷养鱼，周遭栽植绿竹，俨然一派北国江南、闲情逸致的色调。徐世昌却非闲人，在水竹邨里，他经常秘会各地到访的政客，大做政治交易，饮宴之类的活动自然是少不了的。徐世昌在辉县购有大量地产，水竹邨仅其中之一。他在城西还购置一山一庄，在县城有一座堪比京城王府的公馆。在北京东四五条和天津英租界，徐世昌也都拥有富丽堂皇的豪宅。

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时，住南京石板桥2号，这其实是总理陵园管理处的办公地点，一楼办公，二楼权充元首官邸。官邸外有一个班的宪兵警卫，林颇感不自在，对人说：“主席变成犯人了。”林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330弄3号也有一处住宅，是一个单开间的小洋楼。他来此居住时，法国巡捕房也在四周布满暗探，林对这一套同样很反感。林在南京石板路的“元首官邸”没有卫生设备，房间狭小，以致负责警卫他的宪兵只能借住邻家的空屋里。如此寒酸的“元首官邸”，在全世界恐怕也难得一见。

上世纪20年代，闻一多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时，住在西京畿道。这是一个有两棵枣树的小院子，这一点和鲁迅在西三条的院子相仿。房间还算宽敞。闻家的特别之处，是客室的墙壁和天棚全部用黑色亮光纸裱糊，桌子上和窗台上衬以一些小古董，虽不免给人以“阴森”的感觉，但极富艺术气息。半个多世纪后，当年到过闻家的作家蹇先艾仍对那间客室的布置印象清晰。

段祺瑞一生没有不动产。他在北京时，一直租房子住。原配去世后，段娶袁世凯的养女为妻，袁世凯以送义女的名义，给了段家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其实也无产权，原房主是与袁世凯打牌输了40万大洋，把房子抵押给了袁世凯，但没给房契。等袁一死，房主的儿子拿着房契来找段祺瑞，要收回房子。段祺瑞见对方手中有房契，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了家，他在这房子里只住了两年。

北洋政府时期当过江西省长的胡思义，卸任后在上海新闸路辛家花园和清凉禅寺之间置下洋房一栋，兼做棉纱、公债生意，应酬无虚日。本来他这寓公的日子过得相当惬意，然而世事难料。有一夜，江西奉新一盐商在南京路新新酒楼设宴，胡赴宴归来，行至距其寓所约200米的地方，几个身着黑衣短褂的彪形大汉突然从清凉禅寺门旁蹿出，健步拦住胡所乘包车，将其架入路边一辆汽车中，以黑布蒙住双眼。胡遭绑票后，家人与劫匪讨价还价，最终说定5万元赎票，并商定日子票款互换。忽因另案破获，胡未破财即被救释归。胡出来后已成惊弓之鸟，不敢再回寓所逗留，只在沧州饭店住了几个晚上，料理了未了事务后，便回南昌了。

崇实学校是北平一所教会学校，作家萧乾在那里读了近十年书。每周日一早，学校整队到礼拜堂做礼拜，回来时要穿过洋牧师们居住的一个大院，能看见这样一幕场景：院子里是一幢幢两层洋房，周围是绿茵茵的草坪，路边松木成行。家家门前都有专用的秋千和沙土地，时有金发碧眼的孩子在一起玩。走过门前总能闻到令人垂涎的肉味和牛奶味，阳台上摆满了花盆。厨师、花匠干活时都身着洁白的制服。穿过这个天堂般的院子之后，萧乾还得回到大杂院的小屋里，用杂和面糊糊充饥。

新凤霞当年在天津卖艺时，全家八口人——父母、三个妹妹、两个弟弟——住在一间很小的南房里，一间屋大半间炕，就这也睡不开。她父亲想出个窍门，在炕沿装一块木板，安上合叶，白天放下来，晚上睡觉时用凳子支上。即使这样，也只能是一个挤着一个地睡，谁也不能起夜，甚至不能翻身。一起夜就没地方睡了，一翻身全家准醒。

四川军阀范绍增有三四十个姨太太。为了安置她们，上世纪30年代，范花费一二十万银洋，在重庆建起一个约占半条街的公馆——范庄。范庄为花园式建筑，内有三座三层洋楼。从高到低，横向排列。每栋楼内设男女客厅、舞厅、饭厅，二三层各有住房十套，整体设计新颖，装修华丽；另辟有健身房、台球馆、游泳池、风雨网球场；大门侧面养着狮、虎、熊等动物。范庄落成后，范每日公务之余，便在新公馆里拥妻搂妾，男欢女爱。

梁巨川曾是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行营主任。1929年，他接前清太监赵德山密告，称西四牌楼羊肉胡同7号是清朝某王府，宅内地下藏有大量银子。梁据情报告阎锡山，阎即决意收购此宅，并由山西省银行北平分行拨款3万元。购下后，梁派一个排的卫兵住在宅内看守。当年8月，动工开挖，共雇用20多名工人，施工期间许进不许出。如此一个多月，把7号住宅地下挖了个遍，也没见半两银子，而地下渗出的水却越来越多，只好用抽水机排泄，致满街污泥浊水。负责办理此事的山西银行经理王子寿将情状上报阎锡山，阎复电要王将6号和8号也设法买下，继续施工。总共挖了近半年时间，王子寿后来叹道：“这也太开玩笑了，不但银子没有挖到，反而花了十来万！”

北洋政府时期，中法实业银行法方总经理名裴诺德。他的住宅在安定门内后圆恩寺，后来的圆恩寺电影院只是他家的一部分。这个院子原归晚清重臣荣禄，后被中法实业银行购入并加以改造成为总经理的宅第。

院内由一座很讲究的楼房、数十间平房及宽敞的庭院组成。宅内有游泳池、网球场、台球房、健身室、图书室、大客厅、大餐厅、舞厅、盥洗室、小书房、浴室、卧室、汽车房、洗衣房、男女佣人房等等。各室的陈设除少量中国古董外，大部分是从法国购买或定制的。家具也是除少量中国硬木条案桌椅外，全从法国定制。其他如餐具、桌布、餐巾、手巾、床上用品、毛织品等，也都是从法国定制的。所有定制品上，都带有法文“中国实业银行”缩写“BLC”字样的图案。宅内许多房间的顶棚和墙壁，是用铅锡做里加木板包镶起来，外面用各色大缎装裱。各种规格的钢丝弹簧床，都附有鸭绒枕被。各屋地板上铺满定制的栽绒地毯。银行倒闭后，巴黎派来的调查人员，看到这里的情形，曾喻之为“王宫”。

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在沈阳帅府旁边盖了两所住宅。其中一栋为赵四小姐居住，张请西门子洋行为这栋楼房装饰最新式的花灯，共花费两万余元。施工时，西门子洋行出于安全考虑，特地为赵宅设计了一种“无影反光灯”信号，即只要有人进门，室内即能察觉，以便及时防范。但工程未了，九一八事变突然发生，遂作罢。

袁世凯在老家河南项城有地300余顷，在彰德洹上村有地300顷和大宅院一处，连花园共两百来间。他在北京锡拉胡同和炒豆胡同有两所大宅子。天津地纬路一带房产都为袁家所有，英租界小白楼数百间楼房也归其所有。袁在香港也曾置有房产。

五四运动后，曹汝霖因家被火烧，一度住在北海团城。当时团城属京绥铁路局看管，曹在此闭门谢客，以写字消磨时光。后来全家暂时搬到天津德租界，直到赵家楼的房子修好后，才搬回来。但曹仍来回于京津两地。1922年春，曹又在灯市口同福夹道5号盖起一所新住宅，规模堪称宏伟，东院还有个戏楼。抗战爆发前后，曹汝霖卖掉同福夹道5号的房子，迁入东公安街2号属于盐务署公产的一栋洋房。王克敏当上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后，看中了这幢房子，叫曹汝霖腾出来给他住。曹说：“你在外交大楼住着不是挺好吗？何必要这个地方？”王说：“那是办公的地方，不能久住。”坚持要曹搬出，曹虽极为不满，也只能私下发发牢骚，最终还是在贡院大街4号典下一所房子搬了过去。

黎元洪时代，曹锟篡位心切，不择手段地对黎施压，竟然一度切断了黎元洪在东厂胡同住宅的水电线路，对黎身心和生活构成严重威胁。那些日子，农商总长李根源天天去黎宅，名为保护总统，实则李系一介文官，又无卫士，只带着程砚秋去黎家“保驾”。当年在北洋政府总长之间，风行接纳唱青衣或花旦的京剧演员，如交通总长吴毓麟捧尚小云，司法总长程克捧朱琴心，李根源则捧程砚秋。

1917年冬，段派在北京西城安福胡同购置了一个大宅子，作为其派系议员聚会的场所，名为梁宅。起初参加聚会的有十来人，既无组织，也无召集人，参与者大多是晚上闲着无事，来这里坐坐。后来加入者渐多，又添置了棋类、麻将牌等娱乐用品。到临时参议院即将结束，两院选举即将到来时，梁宅才越来越染上政治色彩，段派要角王揖唐等也时常来参加。这时，大家认为应该有一个正式的政治组织，用梁宅的名义又似有不妥。有人提议：“这个梁宅不是在安福胡同吗，安国福民，名词很好，就叫安福俱乐部吧。”与会者一致同意。于是，操纵中央政权达两年并名噪一时的安福系，就这样形成了。

何应钦原住南京斗鸡闸4号，抗战爆发后遭日机轰炸焚毁。战后，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的公馆被戴笠占据，后转送何应钦。1946年何应钦出国后，南京敌伪产业管理处的人曾到何家清点家具，他们发现楼下书房到二楼卧室有一条暗道可以直通，再折上三楼，是一间大房子，类似于储藏室。内有衣物鞋帽、书籍、一套漂亮别致的鸦片烟具以及冈村宁次、土肥原、汪精卫、蒋介石等人的签名照。

何应钦回国后，窦禄敏被联勤总部指定负责何家的一切供应，经常出入何公馆。一天晚上，窦开车到何家，见客厅灯光雪亮却无一人，知道医生在卧室给何换药，就去了趟厕所，不想推门进去时，厕所里竟然迎面站着卫立煌和桂永清两个总司令，二人呆若木鸡。原来他们都是瞒着蒋介石偷偷来看何应钦的，一听见汽车声，扭头就往厕所跑，生怕撞见突然驾到的蒋介石。

抗战胜利后，周佛海将上海福开森路一幢楼房送给了顾祝同。这房子当时估值1000根条子（每条10两黄金）。周后来得免一死，据说这幢房子帮了大忙。

顾祝同任三战区司令长官时，长官部曾数次转移。每新到一地，顾必先将他的眷属住宅盖好，而且一定要建成西式带廊平房，铺上地板，装上电灯。

汪精卫叛逃后，经河内到上海。日军把愚园路1136弄原交通部长王伯群的住宅拨给汪精卫当公馆。这是一栋花园洋楼，1136弄是一条很长的里弄。为安全计，特工总部的头子丁默邨、李士群下令将里弄住户全部迁走。后周佛海、陈春圃、罗君强、梅思平等都搬到这条里弄，可谓“巨奸云集”。

黄绍竑抗战胜利后在南京的住处是树德里4号，这是他当国府委员时由当局拨给的“官邸”。黄多住在上海，此处平时门可罗雀。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黄因和李的关系，一时举足轻重，许多要员纷纷来访。一日，他在家里的卧室兼客厅接待了陈立夫、吴铁城、余井塘、洪兰友等人，因胡同狭窄，汽车开不到门口，送他们出来时要步行一段路，黄说：“真对不起，我这房子门口不能停放汽车。”他们说：“国府总务处怎么能给你这样的房子呢！真对不起。”黄说：“没什么，走几步就到国府门口了。”

1947年，白崇禧是南京政府的国防部长，住在雍园。一次，他要手下查查住处周边的情况，这一查，吓了他一跳，他的四邻住着：军统头子毛人凤，励志社头子黄仁霖，和他对窗而隔的是参谋本部一个情报人员，此外还有一家日本人，是蒋介石雇用的特务。白说：“这帮人惹不起，到上海住一段时间吧。”

宋美龄在上海有一幢陪嫁的房子，位于贾尔业爱路。这房子原为一外国人所有，后被宋家买下，在上海不算是顶级洋房。正房约四开间宽，纵深很大。楼下是一个大客厅，容40人不挤，可以放电影。励志社头目黄仁霖曾在这里主持放过一部美国电影，观众除蒋介石夫妇外，还有孔家的子女和少数侍从人员。

室外的花园面积约是建筑面积的三倍，有一条三米宽的小溪穿过草坪。灌木丛中有假山坐落，取自然园林式布局，散步其间令人不觉身处闹市。室内除沙发、茶几、桌椅等家具外，墙上挂的四帧八大山人的花鸟条幅尤其引人注目。

蒋介石总共来这里住过六七次，最长一次也不过两个月。宋美龄则时不时地来住上一段，整理整理私宅，和两个姐姐叙叙天伦之乐。

1931年，宋美龄在南京中山门外小红山看中一块坡地，计划盖一所大屋顶的西式住宅，有地下室，有平台，建成后定居于此。南京市公务局长赵子游主持建造，多位设计师拿出几套方案，宋美龄一再提出修改意见。施工期间，室内装饰、浴室颜色、阳台设计等多次改动，不断拆建。南京市长魏道明请来杭州西湖艺专校长林风眠亲绘室内墙壁的装饰画。卧室、餐厅、办公室等大小房间的设计和布置方案，无一不是由宋美龄亲自审查鉴定。有些已经实施，又一再改变。如浴室瓷砖，先是改成黄绿相间的颜色，后又改为一律蓝色，再将花样装饰一概废去，改成单色平面。这房子改来改去，直至抗战爆发都没能竣工。胜利后虽终于完工，却事过境迁，宋美龄索性把它改建成教堂，每周日和蒋介石同去做礼拜。

钱大钧曾是蒋介石的亲信，当了多年侍从室主任。抗战胜利后，钱出任上海市长。他在上海的官邸极其豪华宽敞，据说汽车进了院子要开15分钟方到住所。有人将此密报蒋介石，蒋听后很反感，钱随即失宠，不久去职。

女作家石评梅离开北大后，住在一个破庙的南屋，人称“荒斋”。经她一布置，这间陋室便显得趣味盎然：花色素雅的窗帘，盆栽的菊花和小梅桩，嵌在镜框里的李清照画像，荣宝斋的诗笺，古玩店的小摆设以及两把藤椅和一套茶具。一切就绪后，石评梅满意地站在屋子中央环顾四周，命其屋名为“梅窠”。后来，高君宇在写给石评梅的信中说：“我们的历史一半写于‘荒斋’。”

郁达夫一度过的是居无定所的生活，因而向往“一间洁净的小小的住宅”。他和王映霞结婚后，住所正对着一片空地。王映霞说：“我每天早晨梳头时，老是望着这块地皮发呆。”她想盖一排小巧玲珑的五开间平房，再给郁达夫盖三间书房。恰巧有人替他们代付1700元买下这块地，最后欠债4000元盖起这个“风雨茅庐”。郁达夫在1935年11月的一则日记中写道：“这一年中，为买地买砖、买石买木而费去的心血，真正可观。”

雅舍是梁实秋抗战期间在重庆北碚的寓所。重庆是山城，雅舍依坡建在半山腰，访客到这里，先要上七八十级土台阶。这还不算什么，更“离谱”的是，客人进屋后，还得上坡。“因为屋内地板乃依山势而铺，一面高，一面低，坡度甚大，”梁实秋说，“客来无不惊叹，我则久而安之，每日由书房走到饭厅是上坡，饭后鼓腹而出是下坡，亦不觉有大不便处。”

雅舍虽说是梁实秋命名的，但他并非雅舍的主人，只是房客之一。雅舍共有六间房，梁实秋居其二。他形容这里“篦墙不固，门窗不严”，“雅舍之陈设，只当得简朴二字，但洒扫拂拭，不使有纤尘。我非显要，故名公巨卿之照片不得入我室；我非牙医，故无博士文凭张挂壁间；我不业理发，故丝织西湖十景以及电影明星之照片亦均不能张我四壁。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复他求。但是陈设虽简，我却喜欢翻新布置”。“雅舍所有，毫无新奇，但一物一事之安排布置俱不从俗，人入我室，即知是我室。”这最后一句话，至今依然是耐人寻味的。

除了雅舍，梁实秋还品评过一些学者的书房。

如宋春舫的书房——榻木庐，梁实秋认为是他见过的最考究的书房。这书房建在青岛的一个小山头上，与主人寓所并不相连，是单独的一栋楼，“环境清幽，只有鸟语花香，没有尘嚣市扰”。梁实秋描述说：“在这里，所有的图书都是放在玻璃柜里，柜比人高，但不及栋。我记得藏书是以法文戏剧为主。所有的书都是精装，不全是胶硬粗布，有些是真的小牛皮装订，镀金的字在书脊上排着队闪闪发亮。也许这已经超过了书房的标准，接近于藏书楼的性质，因为他还有一册精印的书目，普通的读书人谁也不会把他书房里的图书编目。”

又如周作人在北平八道弯的书房——苦雨斋（后更名苦茶庵），梁实秋写道：“书房占据了里院上房三间，两明一暗。里面一间是知堂老人读书写作之处，偶然也延客品茗，几净窗明，一尘不染。书桌上文房四宝井然有致。外面两间像是书库，约有十个八个书架立在中间，图书中西兼备，日文书数量很大。”说完周家的书房，梁实秋接着发了一句意味深长的感叹：“真不明白苦茶庵的老和尚怎么会掉进了泥淖一辈子洗不清！”

再如闻一多的书房，梁实秋评价为“充实、有趣而乱”。“他的书全是中文书，而且几乎全是线装书。”“主人要作考证，东一部西一部的图书便要从书架上取下来参加獭祭的行列了，其结果是短榻上、地板上、唯一的一把木根雕制的太师椅上，全都是书。那把太师椅玲珑帮硬，可以入画，不宜坐人，其实亦不宜堆书，却是他书斋中最惹眼的一个点缀。”

1933年，丰子恺自己设计的缘缘堂建成。五年后，缘缘堂毁于战火，丰子恺对这个乡间住宅有这样一番细致的追述：“正南向三开间，中央铺方大砖，供养弘一法师所书《大智度论·十喻赞》，西室铺地板为书房，陈列书籍数千卷。东室为伙食间，内通平屋三间为厨房、贮藏室及工友的居室。前楼正寝为我与两儿女的卧室，亦有书数千卷。西间为佛堂，四壁皆经书。东间及后楼皆家人卧室。五年以来，我已同这房屋十分稔熟。现在只要一闭眼，便又历历地看见各个房间中的陈设，连某书架中第几层第几本是什么书都看得见，连某抽斗（儿女们曾统计过，我家共有一百二十五只抽斗）中藏着什么东西都记得很清楚。”丰子恺建缘缘堂花了6000元，他说：“倘秦始皇要拿阿房宫来同我交换，石季伦愿把金谷园来和我对掉，我绝不同意。”

据郑振铎统计，上世纪30年代，上海大约有30％的店伙计或堂倌一类从业者居无定所，甚至连固定床位也没有。他们白天把铺盖卷起来，置于角落。晚上关门后，再取出铺盖铺在地上或柜台上睡觉。还有约40％的人虽有固定床位，却不是正经的屋子。一楼一底的房子竟然可以住六家人。郑振铎眼见的一处是这样一种“布局”：“最阔的两家，一家占了楼上的客堂，一家占了楼下的客堂。其次是亭子间的一家，其次是楼梯下的余地是一家，楼上梯边余地又是一家，厨间是一家。”

1934年，荆有麟对南京的街面有这样一番观察：“每一座洋房的旁边或附近，好像是规定似的，总有一些茅草屋。洋房里的主人翁，出入是汽车，不用说，很阔气了；而他的芳邻，却不是拉车的，就是种菜或者做小生意的。以我想：大概十个茅草屋人家的一月劳动，不能够一座洋房内的主人的一日开销，因为很有些洋房内弄‘中’、‘发’、‘白’，往往几小时的输赢，就在几百元以至几千元以上呢。”

抗战胜利后，黄裳作为记者去南京采风。在一家旧书店闲逛时，听老板说起大汉奸陈群的“泽存书库”，便去造访。那里已成为中央图书馆的一个阅览处，黄裳被引入一间小巧玲珑的客厅，“里边布置楚楚，沙发古画，不染纤尘。窗外小池假山，居然颇有幽趣”。

1935年，丁玲被捕出狱后，曾借宿于林学家傅焕光在南京中山门外苜蓿园的房子，这房子位于傅的私人农场的庭园中。庭园内有果树、紫藤及一些名贵花木，实际上是一个苗圃。傅家的房屋大小十幢，其中茅草盖顶的几间日本式房屋，墙壁呈粉红色，冬暖夏凉。窗外林木成荫，前面有一块大空地，四面是竹子围篱。园内的房舍，除傅家自住外，尚有一些余房被特务头目徐恩曾（傅在南洋公学时的同学）借走。后国民党的不少高官，包括蒋介石、于右任等常在假日到此休憩，因而一到周末，这里便车水马龙，但平时十分幽静。丁玲住在这里，实际处于“幽禁”状态。中统特务为了监视丁玲，还同时安排已变节的姚蓬子一家，与丁玲一家同住在几间西式平房里。其中就有姚蓬子四岁的儿子姚文元，丁玲当时曾给他吃过糖果。

冯玉祥曾在一篇回忆文字中提到蒋介石在南京汤山的浴室：“蒋介石请我到南京的汤山去洗澡，我看那里布置得好极了，门口外边有两个宪兵，院子里边有各种的花草，有一个厨房，来的时候，可以吃点心，也可以吃饭。里面是几个洗澡的池子，这就是蒋介石洗澡的地方，不但民众进不来，就是小官也进不来，大官若与蒋没关系的也进不来。我们洗完了澡，蒋介石说：‘常说的话：平、粤、沪、汉这四个地方拿在手里头，全中国就都在他的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