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门回说：“那不同。一个女孩子已经订婚，手上戴订婚戒指，就不当随便与男人来往！”

我虽同意他所说，看到他一夜未眠，容颜颓丧，与平日笑脸常开、乐观自信的诺门判若两人，不免为他难过，乃主张他打长途电话将这旨意据实告诉露易丝，并且对自己的行动也加检点。（这时电话费却很高昂，长途电话动辄三元。）至于悔弃婚约，我指斥他为“可笑的孩子气”（ridiculously childish）。

在诺门尚未去电时已接到露易丝的来电。他们初尚争执，中间一段两人欲言不语，又像僵持。根据他以后向我的报告，两人电话上的磋商如是结果：

露：“你要拿回你的戒指吗？”（Do you want your ring back?）

诺：“我不知道。”（I don't know.）

诺门的好处乃在他引用我为心腹时言无不尽的将当中情节尽量披陈，有了这些资料我判断他们必定重归于好。露易丝既未主动提议将订婚戒指退回，诺门也未积极接受，可见得小两口吵嘴，彼此不愿当场道歉认错，下不了台。果然一星期后露易丝的包裹到，她已替未婚夫织了一件毛背心。再一周为春假，诺门回麻省度假，临行时他已大致恢复常态了。

他们间的关系自此急转直下。这次团聚之后，他们决定夏间提早结婚。我失去了同房伙伴，还有约翰·布朗禁不起东安街六〇六号的噪音，也决定迁出，我承继了他的单人房间，从每星期付费六元五角的房租骤升至每周八元。但是仍有菲史夫人来房每星期二换床单枕套，用旧剃头刀片刮洗地板上的污点及橡皮糖痕迹。秋间新婚的戈雷夫妇来安亚堡，露易丝在大学医院找到工作，密大妻子支持年轻丈夫念博士班的集团中又多了一人。新戈雷太太感念我在春间支持她，邀我至他们的狭小的公寓房间里延为上宾，我有机会在诺门新婚妻子面前叫他为“可笑的孩子气”。亚瑟妄自建议诺门退婚被露易丝打入冷宫，从此诺门奉有阃令，不得与斯人来往。

他们从此“快乐的生活”，不过这一切都是后话，此间不过提前涉及。当诺门春假后只身回密大时，他仍遇上了一段新危机：他家里紧急电话通知：家乡征兵的指派小组（Draft Board）已将他编为A-1，随时有奉调入伍的可能。这还是1953年春夏之交，韩战正酣，板门店开和平谈判还是几个月之后的事。

诺门一面找密大证明他所做的生物化学试验有关公众利益不能中辍（据我所知这是真的），私自却和我说，他根本就反对韩战。

“你只能说良心上反战（conscienti ousobjector）”，我据在参谋大学所学解释，“他们仍可征调你入伍。或者派你做担架兵。”

“No Sir, not me!”诺门又带反抗式的声调说。他并且把左边肩胁抬高、右边肩胁抑低的表示一定要他入伍他将用这种姿态应付。

“诺门，”我还在说，“你不像一般文字里叙述的急公好义之美国人。”

“Sisgungpa-Rah, rah, rah!”他带讥讽的驳斥我所说的急公好义。

结果密大生物化学系的文件见效，博士候选人戈雷的指派序次降低，因之没有被征调，他才能与露易丝快乐地活下去。可是他带着反抗的姿态不说，诺门到底是一个诚实的青年人，事后他还是承认我所说非虚：美国在1953年已没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干劲”。在这50年代好莱坞出产的电影，已经显示民间对国际战事不再热烈支持，甚至质问指派小组的编派是否公平。

这样结束了我们在东安街六〇六号的第一年。入秋以后学声乐的彼德也没有在此住宿。亚瑟原打算继续攻读博士班。开课之后他接到国务院的通知，他申请参与在国外经理美援的工作已获通过，于是弃学从政，不日受训后走马上任驻节雅典。至此菲史房东又大贴广告，招募了四位新房客。因为不同的原因我和他们的交接较稀，住室内外没有以前的热闹。大卫和我则同为华裔也是资深住客，更因着同在卫理公会教堂合作社用餐，仍是朝夕过从，直到1954年夏天，我们都从密大毕业，取得学士学位而止。

以后看来才知道这不过是我以为我们已同时在密大毕业。

因为彼此没有家属来临，我们都没有去租袍服参加毕业典礼。我只在事后付费之后凭学生证赴注册处取得文凭。想象之中林也以同样办法取得他的文凭。

一年之后才从房东菲史夫人获知：大卫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并未毕业。至1955年他的衣服书籍留在室内，本人却不知去向。以后又有他新加坡的家属和密大以及津贴他上学的教会多方查访，始终杳无音讯。他手头无钱，也不能找到工作，何以能去得无踪无影，甚可置疑。可是一星期、十天、半月、一月，和半年迅速地过去，大卫·林就渐渐被人淡忘了。至此我自己也走到了生活上的危机和分歧点。我一面半工半读，一面也在黄昏与晚间带着女友去休龙河畔停车。自始我和女伴都知道我们两人匹配得并不适当，可是又舍不得分手。如是拖上两三年，最后还是诀别。我虽然至此尚未结婚，已深知离婚滋味。最近一位浪漫女郎在《纽约客》所写短篇自传，也说到她和男友分手时，其震撼有如好几个“深水炸弹”（depth charges）。我相信她所说非虚。

以后我搬到底特律做绘图员，与安亚堡的同学疏远，更将大卫·林摆在记忆之后了。

一天早晨看到《底特律自由报》之第二页，上面有大卫·林的大幅照片。标题是“隐士被发现”（RECLUSE FOUND）。这段新闻，读来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安亚堡卫理公会的学生合作社占着教堂之一翼，除了厨房餐厅之外，也有游艺室、洗手间，侧面尚有一套房间，为一位监督员夫妇的宿舍。1959年，他们不时在夜里听到屋顶上有声响，他们疑有窃贼。只是既响又止，内外又无物件遗失，也就任之。直到午夜响声仍未停止，他们才报警设伏。有一晚午夜警察在餐室见有黑影接近储食物之冰箱，乃抽出手枪，吆喝：“站住！”此人束手就擒，讯问之下才知道他是失踪已四年的大卫·林。

原来他在考试落榜不得毕业时将他的照相机、护照与身份证投沉在休龙河里，他只因无面见江东，不愿向给他奖学金的团体道及，又无其他出处，可能想到自杀，又无力下手。合作社的屋顶，在天花板上留有可能爬行的间隙，可由复壁推开进入。他起先爬进去藏匿在内，还在思量出路。可是身在异域，无钱无援，又不愿求乞他人，就只有永远地待下去了。

从此他昼伏夜行，以合作社冰箱内的剩余食物充饥，四年之内只有一次在假期冰箱之内空空如也时才挨饿三天。大小便也要挨到午夜之后才能偷往洗手间解决。他随身尚带有小剪刀一把，所以被拿获时须发尚为齐整。他也零星看到合作社的学生所遗下的报刊，对外界的新闻并未全部隔阂。他被截获之后经过医疗所检验，只因用牙签代牙刷，牙齿上有三处洞孔之外，视力衰退，需佩眼镜，此外身体健全。而尤其令人惊讶的：他出面之后知道母亲已在他藏隐的四年之内去世曾表示悲恸，除此之外毫无心理变态之痕迹。应对如常人。

他初出来时美国人士把他当作英雄看待，没有人告他行窃犯规，密大允许他改习商业，以避免他所修习的工程课目，移民局也原谅他的无签证逗留美国，有一位财主有意让他承继为子。（他没有与此人接头，后来就被遗忘了。）他的事迹经全国报纸刊载，视作奇闻。

我在一个月之后去安亚堡看他。他和我说起，美国准备送太空人乘坐人星恐怕禁不起环境之隔绝而起心理变态，应当先派他去，因为他已经过考验。还有《生活》周刊请他写一篇回忆，记载他藏匿天花板内四年的经验，这篇文字如期刊出。我又告诉他我曾尝试多少次，想用自己的by-line在畅销的刊物出版，始终没有成功，而他则有《生活》的登门请教。可是另一方面想到我们在合作社的餐厅里吃喝嬉笑，又经过寒来暑往，密大的同学好几人已挣得博士学位，当初新来一年级学生现已毕业，艾森豪威尔将军经过心脏病后又两任总统，大卫·林却始终躲在复壁之内，花去了一生大好时光之一部又不禁为他可惜。报载他初曝光时曾问截获他的警察：“现在是什么时候？”

警察回说：“什么时候？与你有何关系？”

大卫·林后来又在安亚堡待到1964年才得到硕士学位回新加坡，我一直到伊利诺州又迁纽约才和他失去联络。

事后想来，我虽没有和林一样地藏匿，然在东安街六〇六号做房客的期间任光阴纵逸，一待就是五年。纵然与年轻的朋友为邻，可算把少年时代拖长，可是一事无成，女友不能全始终，学士学位无用武之地，再想做研究生，前途渺茫，自己年近不惑，想来不免心慌。

另一方面我离开安亚堡后更是无所归属。我对任何人也不负责。既非中共派来的间谍，也非蒋家帮派。这时候已享到人世间最大的自由。我仍注册为密大研究生，却不聚精会神地攻读《资治通鉴》，只花费大好时光看小说与剧本。又在底特律河上的倍尔岛无师自通地学会溜冰（其实仍受近旁小孩子指点）。周末爱看赛马，好几次将一周的工资输光，于是的放荡逍遥，西方人称为abandon，全与他人无涉。

不过既要自由则须付出自由之代价。这几年内我经常回归斗室，无人对谈，耳内嗡嗡有声。安亚堡的警察对林说的，“什么时候？与你有何关系？”无疑的，也适用于此期间的我。

又待事后想来，才领悟到在此机缘中，我也借此了解美国社会演化之真谛。我们一般的观感：美国原来是一个组织严密干劲十足的国家。只因越南战事持久而失利，年轻人反抗兵役，加以同时间内避孕丸发明，堕胎经过各州法律认可，披发的爵士乐队称为“披头士”（Beatles），来临此邦，随着迪斯科流行，黑人争取平等地位，刑法愈宽纵，通货愈膨胀，才于1960年间一变而为今日之美国。前些日子，一位华裔同事很感慨地说及：“美国在1960年间搞烂了。现在想凑拢回来，可是已扳转不过来了。”

她所讲的只代表一种观点，其实还有不同的看法。

社会的演化，有长期间的延续性。美国在60年代的变化，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日各种生产强迫的提高，战后复员也经过一段周折。不过在1950年间又是各业向荣，交通更发达，通信更进步，社会上的流动性愈大，女子就业成为一般趋势。由经济方面产生的压力，要求各种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换，于是种族上的平等与性别间的平等，都应背景上的条件而产生，至于这国家由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典型文化国家演变而为多种文化多种民族的国家更是一种在亘长时间的持续运动。固然越南战事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是它单独的不能促成一个大国的全面改变。即我在安亚堡时已经体会到这样的全面改变正在酝酿发轫，如1955年最低工资定为每小时一元，前已提及。这期间的电影剧本，有如一部称为《我们的妙曼年华》（The Best Years of Our Lives）即已渗入反战情绪。我自己在东安街六〇六号的经验，今日回顾起来，也显现着各种关系已在整备预备改变。

况且全面改变之后果也非只坏不好。不少的人以为美国开放之后秩序荡然。但是过去的秩序是如何维持？我初来美国时南部各州凡公共场所饮水候车以肤色区分不说，即在1950年间白人私自处刑将黑人吊死（lynch）之事迹仍时有所闻，而尤以触犯性禁忌的情况下为甚。我在大三的指定读物尚有资料包含着黑人男子自述，他们每至公私场所遇见单独之白人女子即感到心慌。因如有任何差错，或被人检责即将被吊死无疑。即是公众场所需要衣着齐整亦可以借此摈斥穷人入内。今日矫枉过正，也产生问题，但不能否定整个运动在向前推进。

华裔人士更在破除种族成见关头受惠。今日凡出生于美国领域之内即自动的成为美国公民之际，很少人还能记忆美国宪法史尚有一重要案件当时最高法院判决：“既为华裔则不可能为美国公民。”而美国排斥华裔移民法案（1882年）至1943年才在中美并肩作战时放弃。

我个人既在异域，享受着人身上的自由，即不可能反对国内朋友希望获得类此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自由有它广泛的含义和它特殊环境内之条件。如果不顾人民生活及教育程度，不计国情与社会习惯，只因人家有此自由，我也要此自由，是为不合实际。以美国的经验而论，管制之开放尤赖一般公民之教育程度。因为法制之放松，并非即否定其后面伦理道德观念，多时只是减轻公众之干预，将约束的责任交付于各个人。于是取舍之间以各人所能承担之后果为依归。

我经常如此论说，即有人批评黄仁宇为老派头，又系军人出身，难怪有此不识年轻人意向的立场。让我提出美国两位较为“前进”的女士之经验。她们的论说，都通过亲身的实地经验，也牵涉上性关系的解放。

前述的浪漫女郎为菲昂娜·路易士（Fiona Lewis），她的短篇自传载在今年2月23日的《纽约客》。自传开始就提及：“我享有半幅声名的原因在此：我愿意脱下〔我的〕衣服。”她在好莱坞演了一串B级电影，也将裸体照片供色情刊物出版，文中也坦白道出她自己与导演及剧作家床笫之欢。可是她的结论，则是滥交有令人感到沉重的趋势。“我们之被性缠绵着，有似于海豹之〔在公园内的〕表演一样。又经常被麻醉剂制住，我觉得有一种‘照常营业’的令人低沉之感慨。此中无色情快感之可言。”

派拉克（Lisa Palac）的情形更为复杂。她的自传书名为《床之边缘》（The Edge of the Bed）。她曾创办关于女子性生活的杂志，又开设电子频道，泛谈女子性生活，被新闻界封为“高等科技色情之后”。她对自己的性生活当然无所忌讳。并且她曾订婚，因未婚夫多方干涉而退婚。可是自传中仍提及：“性的欲念”（生理部分）与“性的政治”（心理与社会部分）经常不相衔接。在提出订婚的一段她写出：“我已年二十九，我希望有伴侣，我希望有孩子，我急于希望被人爱着。”并且去年4月她终于结婚，行婚礼时她感动得几乎掉下眼泪。她又在书中写出：“结婚有不同的定义，但是全美公认的原则，婚姻厘定你只能固定的与一人做爱，终身弗渝。”（黑体字代表原文大写）但她既不愿放弃“色情之后”的宝座，也不愿对自己绝无婚外情一段作斩钉截铁的保证，只是规避的说出，无从对将来尚未发生的情况预作判断。书中却还有一句，笼括着对此问题的原则：“感情上的忠实超过性的忠实。”这也就是说：只要感情能吃得住，什么事都能做。反面言之，如准备做逾情越理之事则侣伴之间彼此相同，先要准备着可能之冲击。我们在上面一段已读到浪漫女郎菲昂娜所述她自己吃到“深水炸弹”。

这一切与我所说东安街六〇六号有何相涉？

当日我们住在这出租的房舍里没有觉得，在50年代我们已在待转变的美国之中。生活程度既增高，社会上的流动性大，于是各地各处构成罅隙与空间，容我们停留下来。只要你自己吃得住，无妨放荡逍遥。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仍在前进，如果你没有保持到常规之步骤，一朝落伍可能进入万劫不复的境界。此时社会对各人的管制放松，良心上之事各人自主。但是你对自己负责，也要预备着本身行动之后果。从诺门及亚瑟暨大卫与我的故事看来：我们好像握有千百种可能的自由，但无一不要求各人自己所能承担之后果。又即反战，全体公民仍要集体的应付以后之局势。我自己检阅这段经历，则发觉各人秉性虽不同，其行动仍受某种伦理观念支配。说来也难能相信，孟子在公元前3世纪所谓是非之心、恻隐之心和羞恶之心也仍在这环境里隐约出现，作为保持各种关系之凭借。也没有人能整个地逃脱，倘非如此我这篇论文就写不出来了。也因为如此今日回味起来才仍不乏亲切之感。

我已多年不去安亚堡，但每遇春深，想到两旁人行道上树木所落下的黄绿色苞蕾布满街衢，单行街道里的汽车从五百号的方向开来将它们碾得粉碎。有时一阵急雨之后，轮胎发放着“塔—塔——坦—谭”的声响，空间则充满着春天的气息……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