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同上，页3583。

〔30〕放卖皂隶，获取工食银，参见：《明史》158/1910—1911；《大明会典》157/10；《宪宗实录》页3940、4917，《孝宗实录》页3945。对于其起源，见Hucker, Censorial System, pp.267—268．山根幸夫《徭役制度》页110。

〔31〕《宣宗实录》页1342—1344《宪宗实录》页4686，《孝宗实录》页0452；Hucker, Censorial System, pp.260—262.

〔32〕《明史》183/2148—2149；参见何良俊《四友斋》2/99。

〔33〕《宪宗实录》页1499。

〔34〕《日知录集释》3/85。

〔35〕这些支出的一部分是通过发行宝钞来解决。据估计，按照两个钞局的发行能力，永乐朝每年宝钞的发行量约在5000万到1亿贯之间，这些宝钞的购买力不会超过300万石米。

〔36〕《太宗实录》页2341—2342。

〔37〕同上，页0686、0835—0836、0936、0988、1128、1435、1482、1545、2267；《西园闻见录》92/1；孙承泽《梦余录》46/63；焦竑《献征录》59/112；陈文石《海禁政策》页85。

〔38〕这从皇帝的法令中就可能看出这一点，见《宣宗实录》页1639—1640。这个法令是1424年由洪熙皇帝签署的，实际上是对原来横征暴敛表示出歉意，见《仁宗实录》页0015—0017。

〔39〕张学颜《万历会计录》24/22。

〔40〕Hoshi（星斌夫）, The Ming Tribute Grain System，各处。

〔41〕《宣宗实录》页1949；《大明会典》27/30。

〔42〕《宪宗实录》页0556。

〔43〕《大明会典》27/27—29；《江西赋役全书》“省总”，6—7。

〔44〕《宪宗实录》页2315、2378；吴辑华《海运及运河》页127；星斌夫《漕运の研究》页64—68；又参见Ch'ü T'ung-tsu（瞿同祖）, Local Government, p.140.

〔45〕《天下郡国利病书》12/95。

〔46〕《明史》78/824；《英宗实录》页0293、0414—0415、0966；《大明会典》30/1；堀井一雄《金花银の展开》页64—68。

〔47〕唐宋时代转运使的职能见：《旧唐书》卷49；《新唐书》卷53；《宋史》卷186、327。最为成功的转运使当为刘晏（715—780），见Twitchett,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pp.90—96.

〔48〕作为地方劳役的一部分，共有47004名专职人员在运河服役。山东一省岁出夫役14150余人，见《天下郡国利病书》15/9。

〔49〕《大明会典》27/11—15；席书、朱家相《漕船志》3/2—3。

〔50〕同上，1/2，4/11—15。

〔51〕《宪宗实录》页2178。

〔52〕《皇明经世文编》108/1—5；黄训《名臣经济录》22/22。

〔53〕《大明会典》27/40—41。

〔54〕《宪宗实录》页3578。

〔55〕周之龙《漕河一覕》卷8。

〔56〕席书、朱家相《漕船志》3/12—14。

〔57〕《孝宗实录》页0254；《大明会典》27/51；席书、朱家相《漕船志》3/20—21、4/2—5、6/44—48。

〔58〕同上，1/5—9。

〔59〕同上，7/15、25。

〔60〕孙承泽《梦余录》6/58。按照规定，宫中每一个监局只有2到5名宦官，见《孝宗实录》页0152。

〔61〕Hucker,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p.11, and Censorial System,p.24.

〔62〕《英宗实录》页2067。

〔63〕郑晓《今言类篇》3/137。

〔64〕丁易《特务政治》页22—26。

〔65〕《宣宗实录》页0143，《英宗实录》页0152，《孝宗实录》页0624。

〔66〕《宣宗实录》页1883。

〔67〕《孝宗实录》页3664。

〔68〕《英宗实录》页1947，《宪宗实录》页1909、3934；《大明会典》卷205、206。

〔69〕这是基于1468年每人每月1两白银的折算比率计算出来的。其依据是《大明会典》206/3的记载。

〔70〕《明史》82/863；《大明会典》194/4；也见于《英宗实录》页1557，《世宗实录》页2499。

〔71〕《英宗实录》页6750。

〔72〕《明史》197/2292；《孝宗实录》页0090—0091。

〔73〕《太祖实录》页1503。

〔74〕《世宗实录》页2406。

〔75〕《英宗实录》页5417。

〔76〕《世宗实录》页2407。

〔77〕《西园闻见录》34/2。

〔78〕《明史》79/831；《大明会典》27/5、62—63；《孝宗实录》页3549。

〔79〕《大明会典》39/1—7，41/9、13、15。

〔80〕在首都，除去文武官员外，还有京军100000名。另外还有150000名为宫廷各机构服务的轮班工匠。每年春秋两季，还有从河南和山东抽调40000名士兵编入京军。还有好几千名蒙古人登录在俸禄册上。尽管官位实际上有许多空缺，粮食一般还是按照额定人数分派，所以许多粮食被总兵和宦官截留。对于这个猜测的证据可参见：《明史》90/951，《大明会典》289/10，《宪宗实录》页2475、4069，《皇明经世文编》36/16。

〔81〕《孝宗实录》页3549。

〔82〕《明史》190/2217；《世宗实录》页0202、0258、1153、3768。还有资料显示实际上每年可省京储粮168万石，见《西园闻见录》33/25。

〔83〕《大明会典》17/1、4、8。

〔84〕藤井宏《田土统计》页108—110；和田清《食货志译注》页55—56、60—61、68—69。也见于山根幸夫为清水泰次的《土地制度史》所写的序言，见该书6—7页。

〔85〕《太祖实录》页2218、3166—3167。

〔86〕清水泰次《土地制度史》页6—7、514—516。

〔87〕例如，《后湖志》也记载1393年田土总数是880462368亩，韦庆远的《明代黄册制度》74—77页引述了这个数字。能够支持藤井宏理论的资料比较零散，多见于明代后期的地方志，其记载洪武时的田土数被指为“垦田之数”，见《天下郡国利病书》7/56，《上海县志》3/2。

〔88〕韦庆远《黄册制度》页142—151。也参见《世宗实录》页5799。

〔89〕Ping-ti Ho（何炳棣），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p.18.

〔90〕韦庆远《黄册制度》页92、115—120。又参见《宪宗实录》页4128。

〔91〕韦庆远《黄册制度》页225。

〔92〕龙文彬《明会要》下册944页；《汶上县志》4/1—2。

〔93〕《会稽志》5/2。

〔94〕《大明会典》19/1、6、12。

〔95〕根据《明史》80/837—838和《续文献通考》页2955—2958的记载可知每年的盐产量估计为459316000斤。《太祖实录》页1433表明从1368年到1372年每年的盐产量接近6亿斤。

〔96〕Ping-ti Ho（何炳棣）,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pp.12—13.

〔97〕同上，页23、277。

〔98〕小山正明《大土地所有》页64。作者着重指出佃农已经部分依靠手工业来维持生计。

〔99〕《会稽志》5/2—3。

〔100〕佐久间重男《海外私贸易》页1—25。

〔101〕例如，人民大学《社会经济》页221—248有这方面的讨论。

〔102〕彭信威《货币史》页464、466—467。

〔103〕《西园闻见录》32/6、16；韦庆远《黄册制度》页197—198。

〔104〕《明史》77/817；韦庆远《黄册制度》页228。

〔105〕提及这种情况的书有：《天下郡国利病书》7/7；《杭州府志》28/6；《上海县志》3/25—26。

〔106〕《大明会典》18/1—2；孙承泽《梦余录》36/2、42/72。

〔107〕《太宗实录》页0489。

〔108〕《明史》77/820；这些记录部分地依据1403年签署的一条法令，见《太宗实录》页0495。

〔109〕孙承泽《梦余录》36/3。

〔110〕《大诰武臣》1/附9。

〔111〕《太祖实录》页0919、1089、1203、1290、1442、2510、2620、2771、2777、2781、2902、2998、3184、3377、3470、3559、3591。

〔112〕《太宗实录》页0500。

〔113〕同上，页2421。

〔114〕《宣宗实录》页1224—1225。

〔115〕王毓铨《军屯》页104—105、210—211。

〔116〕在中央政府，军屯事务由工部屯田清吏司监管。后来这个机构“徒存其名耳”。见孙承泽《梦余录》46/3。整个计划缺乏管理可以参见：《大诰武臣》1/附9；王毓铨《军屯》页114—120、194—199。

〔117〕《太祖实录》页3270—3271。有印刷上的错误，参见《校勘志》页728。吴晗强调军队的数量是国家秘密。见《明代的军兵》页157，也登载于《读书札记》页101。

〔118〕《太宗实录》页0589，《孝宗实录》页3322。

〔119〕《太祖实录》页1881—1882；孙承泽《梦余录》42/10。

〔120〕《太祖实录》页1331、2533—2534、2735、2788、3192、3225、3264—3266。

〔121〕同上，页1292、3592；《太宗实录》页2172；韦庆远《黄册制度》页55。

〔122〕《顺德县志》3/21；《金华府志》21/6-7。

〔123〕《大明会典》41/4；《大诰武臣》1/附20。

〔124〕《大明会典》40/1—2。

〔125〕作为不定期的收入，最后一次向军士赏赐宝钞是在1423—1424年的冬天。见《太宗实录》页2426、2475。

〔126〕据说一些军士拥有300到500亩土地。见《太祖实录》页1203、2782，王毓铨《军屯》页72。这可能是有一些军户家庭原来就拥有土地，也有一些人在军屯体系之外获得田产。

〔127〕《太祖实录》页1478；《西园闻见录》91/2；王毓铨《军屯》页191；清水泰次《军屯的崩坏》页37—38。

〔128〕根据《顺德县志》3/12可以知道每个士兵受田20亩。其他类似的例子见王毓铨《军屯》页63—67、70、190。

〔129〕《太宗实录》0495—0496；《大明会典》18/12。

〔130〕朱元璋在明朝建立之前就已经要求进行军屯，此后不断地发布法令，重复强调这件事情。见《太祖实录》页1203、2782、2902、2910、3104。

〔131〕这种供给方法见《大明官制》4/2452；《大诰》1/16—18；《太祖实录》页2791、2998。对辽东的供给则是一个例外。

〔132〕《太宗实录》页0927。

〔133〕《明史》77/820；《仁宗实录》页0214；孙承泽《梦余录》36/3。永乐早期可能暂时地减少产量定额。见《大明会典》18/13。

〔134〕《英宗实录》页0014；《大明会典》18/13。

〔135〕《顺德县志》3/14；《天下郡国利病书》13/71、26/106—107；孙承泽《梦余录》36/4；魏焕《九边考》1/25。

〔136〕《大明会典》41/3—18。

〔137〕《宪宗实录》页1166。

〔138〕《孝宗实录》页0579。

〔139〕《大明会典》41/17。

〔140〕《世宗实录》页2066。

〔141〕对“清军御史”，见Hucker,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p.51和Censorial System, pp.75—77。陆容在《菽园杂记》1/11中记述了一个实际的事例。

〔142〕倪会鼎《年谱》4/22；《顺德县志》3/4；王毓铨《军屯》页244—247。

〔143〕《孝宗实录》页1261。

〔144〕同上，页3424。《校勘志》页587校正了错误。

〔145〕《金华府志》21/5。

〔146〕《宪宗实录》页4069，《孝宗实录》页0809、1899、4058。

〔147〕1487年，弘治皇帝登基，赏赐边军每人2两白银，这样分发赏赐的白银总计有615320两。见《孝宗实录》0095。边军的部署见《宪宗实录》页2109、3908—3909。

〔148〕对于早期募兵见《孝宗实录》页3418、2447、3682；《皇明经世文编》90/7、99/7。

〔149〕《明史》91/956。也参照吴晗《明代的军兵》贞221。

〔150〕《孝宗实录》页3554；孙承泽《梦余录》35/14、18。实在定额总数为483132两。

〔151〕《孝宗实录》页3554。

〔152〕倪元璐《全集》“奏疏”11/6—7。

〔153〕朱楔《信用货币》页156—157；彭信威《货币史》页432—433；李剑农《经济史稿》页102；Lien-sheng Yang（杨联陞），Money and Credit, p.67.

〔154〕这69次记录可见于《太祖实录》页2981—3078。

〔155〕同上，页3079。

〔156〕同上，页3062。

〔157〕《大诰续编》1/143—145。

〔158〕以《太祖实录》页2458、2926的记载为依据。

〔159〕《明史》81/849；《太祖实录》页0509、0589—0590；也参见和田清《食货志译注》页608。

〔160〕《大明会典》31/582（应为《会典》31/3。——译者注）。通过士兵与劳工不断上升的支出可以看出宝钞实值更低。参见《太宗实录》页0623、0691、0836、1657、1681。

〔161〕1425年，购买一石米要花费40贯到70贯宝钞。见《宣宗实录》页0175。

〔162〕同上，页1133—1134。

〔163〕同上，页0493、1171。

〔164〕同上，页0095。

〔165〕对于门摊税和其他用钞支付的税收，可参见：《明史》81/849；《大明会典》31/4—6、35/2—6；《仁宗实录》页0219，《宣宗实录》页1324—1326。

〔166〕同上，页1977。

〔167〕同上，页2406。

〔168〕对于1433年的降税，参见《宣宗实录》页2305—2306；《大明会典》31/6—7。

〔169〕《宣宗实录》页0151—0153。

〔170〕《明史》81/849；彭信威《货币史》页422。

〔171〕《英宗实录》页0224。《明史》81/849中的记载有误，参见和田清《食货志译注》页1—2。

〔172〕《英宗实录》页0293。

〔173〕同上，页2723。

〔174〕同上，页3209。这条规定在1435年被景泰皇帝废除。见《大明会典》31/7。

〔175〕《宪宗实录》页0533；沈榜《宛署杂记》页57。

〔176〕《大明会典》35/44。

〔177〕以宝钞支付税收，参见《大明会典》35/8、47；《孝宗实录》页0093、1104、1690。关于商贩买卖宝钞参见《宪宗实录》页2471、2680、2971。

〔178〕到16世纪中期，每钞1张为1贯，每千张为一“块”。对于征税者来说，每块准银4.6两到10两。见《世宗实录》页1634；彭信威《货币史》页441。

〔179〕李剑农《经济史稿》页103。

〔180〕彭信威《货币史》页441。

〔181〕《熹宗实录》页0051。

〔182〕何士晋《厂库须知》1/19。

〔183〕《大明会典》31/8。

〔184〕《熹宗实录》页2342、3142、3355。

〔185〕《皇明经世文编》244/16。

〔186〕《武宗实录》页0081。

〔187〕官定兑价在1481年是800：1，1527年是700：1，1567年是800：1。见《大明会典》31/10、12、13。

〔188〕铸币过程参见《明史》81/850；《武宗实录》页0080—0082；孙承泽《梦余录》38/12；和田清《食货志译注》页748—749；宋应星《天工开物》158—159、166—168。

〔189〕《西园闻见录》92/18。

〔190〕《明史》81/850；《皇明经世文编》244/16。

〔191〕彭信威《货币史》页425、437。

〔192〕同上，页425。

〔193〕《太祖实录》页1419、1617。

〔194〕根据《诸司职掌》“工虞部”24—25，可以计算出铜钱的生产能力。各省每年可铸钱177867800文，南京的铸额是1280万文。彭信威估计每年可铸钱166090400文，见彭信威《货币史》页438—439。

〔195〕从981年到1080年，宋朝平均每年铸造新钱在20亿文到30亿文之间，产量最低是981年，为5000万文，产量最高是1086年，为50.6亿文。见王志瑞《经济史》页85，彭信威《货币史》页281。

〔196〕皇帝颁布的法令提及了与这些与航海活动有关的铜钱铸造。见《太宗实录》页2267和《仁宗实录》页0015—0017。梁方仲在《国际贸易》页281—282中提到郑和的远航造成了铜钱流失。彭信威和陈文石都证实了这一点，见《货币史》页442—443和《海禁政策》页8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