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星期六，她们也会在厂里换下工作服回家。倘还是夏季，她们往往穿一件布拉吉。因为她们自己最清楚，布拉吉尤能显示出她们成熟又苗条的大姑娘的美好身段。也因为她们明白，一旦做了小媳妇，再穿布拉吉的机会便少了。小媳妇们一般是不公开穿布拉吉的。

于是许多母亲的目光，都会追随她们的身影久望，互相询问她们是哪条街上、哪个院里、哪一户人家的大姑娘。如果她的容貌比较漂亮，那么她的家便出名了。

女人们每每会情不自禁地这么说：“瞧人家那大姑娘长得喜人劲儿的！”出落得标致的大姑娘，仿佛是她家的“名牌”，是父母共同拥有的“专利”。但在20世纪50年代，她们并不特别具有“商品”的属性。20世纪50年代中国没有“大款”及“富豪”，故她们自己的头脑中，绝然不会产生通过“傍”或“嫁”而成贵妇的念头。她们的父母一般也不太会有指望经由她们的“流通”而改换门庭的不切实际的心思。20世纪50年代的父母不像现在的某些父母那么开通，如果她给自己找的丈夫和她父亲的年龄差不多，不管是不是真爱，不管那男人是处长还是局长，家人都会觉得是奇耻大辱而闹得天翻地覆。

小时候我家前一条街上，有个标致的21岁的大姑娘，死活要嫁给一位死了老伴的52岁的商业局副局长，结果是她没死，她母亲死了。在一辆“上海”牌儿小汽车兴师动众地来娶她时，她母亲喝了药臭虫的“敌敌畏”。

20世纪50年代的父母，尤其工人家庭的父母，一般认为自己的女婿年轻、健康、英俊、人品好就是女儿的福，当然也是自己的福。健康和人品好是首先，其次是英俊不英俊。至于是工人还是小干部，那倒无所谓。当然，如果前四条达标，居然还是位小科长，父母也会替女儿高兴得心花怒放。

20世纪50年代，关于婚姻的某些新观念具有着强大的说教力，并且深受人们的普遍拥护。某些旧思维或被冲击垮了，或被人们觉悟到是一种丑陋，自觉地抛弃，甚至自觉地抵制。父母将女儿待价而沽或女儿将自己待价而沽，一个家庭的名声也许就完了。共和国的新工人阶层没有财富，家庭名声是他们唯一重要的“不动产”。几千年来的旧意识本非他们自愿的意识。所以他们的头脑虽简单，却很适合往里装新意识。头脑里装进了新意识的他们，是绝不容许自己的女儿拿家庭名声开玩笑的。

大姑娘们下班一回到家里，放下饭盒就帮母亲们做这做那。她们一般不会因自己也是挣工资的人了便在家里摆什么资格，要求什么特殊的待遇。她们明白，自己生活在家里的日子不会太久了。这使她们比从前更体恤永远操劳着的母亲们了。回想自己是小姑娘、是少女时，竟不怎么懂得体恤母亲替家庭分忧，她们每每心生愧疚。同时心生对她们的家的眷眷依恋，虽然它可能很清贫，很拥挤，很杂乱。那一种眷眷依恋又每使她们的心情特别惆怅。大姑娘们这时望着生出白发的母亲的目光，是非常之温柔的。

女儿是娘的贴心袄——这句话主要指的是成为大姑娘的女儿们。

吃完饭，大姑娘和母亲争抢着洗碗。

“不用你，屋里歇着吧！”

“妈，你进屋歇着，就让我来吧！我还能替你几次呢？”这每每是母女二人在厨房里悄悄的对话。当母亲的听了，心里一阵热。她感动得想哭。她这时心里觉得，她将女儿从一个小姑娘拉扯成一个大姑娘，所付出的一切操劳都是值得的，她的心满足得快要化了。

大姑娘洗罢碗，收拾干净了厨房，进屋又拿起了毛线活儿或针线活儿。如果家是两间屋，大姑娘准和母亲待在同一间屋。或对坐，或并坐，或大姑娘手里运针走线，母亲陪着一递一接地说话儿，或母女俩手中各有各的活儿……

少年时期的我，常在别人家见到这样的母女亲情图。

大姑娘有工资了，她可以用自己的工资买毛线了。她心里有种筹划，那就是要在“出门”前，给父亲织件毛衣，给母亲也织件毛衣，再给弟弟织件毛背心，给妹妹织条毛围巾什么的。“出门”前的大姑娘，心里装着每一个家庭成员。她要留下念想儿，延续她对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家的亲情。

小时候我们邻院有位大姑娘，嫁前不但给全家五六口人包括爷爷每人都织了一件毛线物，而且将全家人所有的棉衣裤和被子都拆洗了，浆了，重新做好了。

她嫁前挨门挨户向长辈们道别。做母亲的女人们几乎都落泪了，都比她妈还舍不得她嫁出去似的。

大家都这么评论她家：“真没白养姑娘！”

这当然也意味着对那大姑娘的极高的赞扬。

后来，那大姑娘就成了整条街上的大姑娘和半大姑娘暗中学习的榜样。

大姑娘某一天终于是新娘了。男方家里会送她一套料子做新衣，一般是哔叽的，那将是她以后二三十年内最好的一套衣服。当然还少不了一双皮鞋，那几乎肯定是大姑娘生平穿的第一双皮鞋。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是当年代表一个家庭物质水平的硬件，新婚夫妻极少有同时备齐三大件的，往往由大姑娘随自己的心愿任选其中的一件或两件。

倘男方家住不下，他们只得租一间小屋，每月付3元、5元、10元不等的房租。小屋的大小由地区位置而定，当年一间小屋的最高房租是10元。如果夫妻俩都是一、二级工，工资加起来六七十元，付了房租还能过得不错。如果夫妻双方的家庭都比较困难，婚后每月需向各自的家庭继续交些钱，那么他们的新生活一开始便是拮据的，此后将克勤克俭，长久的岁月里都要节省度日……

大姑娘成了小媳妇，一般都会有一段幸福的夫妻生活。新家的家务较少，下了班后，她一如既往地织，这时是给丈夫织了。如果和小叔子、小姑子关系处得好，也给他们织。但这样的一对儿年轻夫妻不可能有太多的余钱买太多的毛线织了取悦于人，更多的情况下她奉献的是织艺和时间。

那幸福往往也不过就是这样——小两口都靠着被子，并排地半躺在床上，为妻的织着，为夫的时不时爱抚她一下，亲吻她一下，讲段笑话给她听。如果丈夫具有“科学”头脑，会在婚前或婚后，花很少的钱买些部件，自己组装一台收音机。20世纪50年代，我在许多新婚夫妻陈设简单的小家里见到过他们自己组装的收音机。20世纪50年代年轻的工人们，手巧得很，借助厂里的机床和工具所做的木的或铁的收音机外壳，看去也挺美观。年轻的工人们中，总有几个能工巧匠。他们既为自己做，也很乐于为将要成为丈夫的工友们做。

小时候我家没有收音机。我太喜欢听收音机了，所以常往有收音机的人家闯，尤其爱往有收音机的新婚夫妻的小家闯。我不讨厌，他们听什么我沾光听什么，所以他们并不烦我。也可能心里烦，我小，看不出来。还可能因为我母亲人缘儿好，他们容忍我这小小的“不速之客”。

望着他们听收音机时那一种心态平静的相依相偎的样子，当年我能感觉到他们是多么地幸福。并且，经常暗自向往这一种幸福。此向往每使我盼着自己快快长大，早日上班挣钱，也有那么一个小家，每晚也有那么一个小媳妇依偎在自己身旁，一边信手熟练地为自己织毛衣，一边共同听收音机里有意思的节目……那是深印在我脑海中的20世纪50年代的生活片断。

如今我每一回忆，总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思想——一男一女在二十多岁时结为夫妻，与在三十来岁时结为夫妻，恩爱和幸福的方式、内容皆大为不同。今天的许多新婚夫妻，虽也常被称作“小两口”，其实从年龄上根本不能算为“小两口”，只不过是夫妻而已。“小两口”之间的恩爱和幸福，绝非三十来岁结为夫妻的男女们所能“温习”的，也是无法仿效的。非要仿效也变意味儿。故我理性上虽不主张早婚，感性上却更愿对“小两口”之间的恩恩爱爱投以审美生活之目光。

小媳妇回娘家一般从不空手。厂里发的工作服、劳保鞋、手套、肥皂、毛巾什么的，是她们常往娘家带的东西。她自己平素舍不得穿、舍不得用，她心里仍总惦着娘家人。她也常会背着家人，尤其背着父亲，往母亲兜里塞5元钱或10元钱，并悄悄说：“妈，别吱声儿，是给你自己的！”

如果丈夫是在机关工作的男人，如果借丈夫的光，她的家在市中心，即使也只不过一间屋子，那么她回娘家的神态是很有几分高傲的。邻家的母亲们，也会以不仅仅是羡慕的目光看待她。她为了证明自己与一般小媳妇的不同，不但会穿得上下簇新，而且会拎两包点心。并不装在布袋里，就一眼可见地明面拎着。20世纪50年代，寻常百姓之家一年到头也见不着一包点心。20世纪50年代的电影里，不法分子拉拢革命干部下水，初次也不过就送两包点心。

而她一进娘家门，她母亲就会埋怨她：“你真是，点心怎么不放布袋里呢？”

母亲赶紧就会收起，怕邻家小孩儿来看见了，给吧舍不得，不给块吧显着小气。也怕自家小孩子伸手就抓块跑出去吃，馋得别人家小孩儿凑到跟前眼巴巴地看……

如果那小媳妇还骑回辆新自行车，那么全院在家的男人几乎都将被吸引出家门，围着羡慕不已地看，问价，听了价，望“车”兴叹……

20世纪50年代的大姑娘，普遍而言，多属娴静型。我小时候没见过一个所谓“泼辣”的大姑娘。农村多，城市里太少。大姑娘往往具有两面性，她婚前娴静极了，婚后却往往会变得泼辣。如果她婚后仍住在从小长大的那个院子里那条街上，那么她给人的印象依然会是一个娴静的小媳妇。如果她搬到别处去住了，别处的人碰见她本街本院的人，谈论起她时往往会诧异地问：“她从前是那样的么？在我们那儿可一点儿不呀！”

她给街坊邻居的印象是娴静的，在单位也许恰恰相反，拔尖儿逞强，得理不让人，没理也不让人。

这两面性是由于，在20世纪50年代，在居民社区，一种历史悠久的对大姑娘的要求标准便是娴静。“娴静”二字，形成一种对大姑娘们的民间审美的传统。反之，普遍认为失美、不美。故大姑娘的心理，从少女时期，便受这一种对她们的民间审美传统的影响，尽量娴静给居民社区母亲辈的女人们看。久之，外因转化为内因，娴静也就真的重塑了她们的天性，赋予了她们后天“修养”成的气质。何况，20世纪50年代，没有足以吸引大姑娘们不甘娴静的事物。比如没有迪斯科，便没有“蹦迪”的大姑娘。而不知“蹦迪”何意的大姑娘，自然性情上肯定比如今经常“蹦迪”的大姑娘娴静。她们在婚后，在单位，在别的居民社区的不娴静，正是另一种天性的释放和反叛。只要丈夫宠她，她便觉得别人管不着她了。所以，古书中有“静若处子”一词。“处子”者，婚前大姑娘是也。

20世纪50年代大姑娘的娴静，还与较多地占有她们业余时间的编织与针线活儿有关。那些仿佛是她们的“书”。爱读书会使男人变得娴静，正如编织和针线活儿会使大姑娘变得娴静。

娴静使女性具有一种似乎古典美的气质。所以，即使西方的封建贵族，在从小熏陶公主般的文学修养、艺术修养的同时，也还要求她们用一定的时间学习“女红”。公主们一般不会自己做衣服、织衣服穿，那纯粹是为了培养性情。

20世纪50年代的大姑娘，普遍而言，也都较腼腆。

“腼腆”乃汉文字中独有的词。除了中国，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文字中都无此词。“腼腆”一词的词意是较模糊的，不甚确定的，能理解明白，但难以说得非常确切。腼腆包含有羞涩的意思，又不仅是羞涩。羞涩形容的是内在的心态，腼腆形容的是外态。羞涩是一个发生性的、进行性的词，因为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地羞涩起来。

但20世纪50年代的大姑娘们，却往往会经常地、无缘无故地腼腆起来。

比如同院住了多年，邻居关系很好，她们到我家借东西，或春节拜年，也会显出非常腼腆的样子。而我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我哥哥是中学生，我是少年，我家简直没有能算得上“男人”的人，她们为什么也腼腆呢？

正由于我家只有“小男人”，我母亲又特别好客，对大姑娘们一向特别亲热，一向特别被她们所敬，故不但同院的，而且连邻院的，一条街上的，乃至前街后街的大姑娘们，相当一个时期内，都愿结伴儿往我家聚，有时会在窗前聚七八人之多。就着屋里的灯光，各自手里皆钩着织着，你一句我一句地聊天。悄悄地聊，偶尔发出一阵哧哧的轻笑。邻居们都说，我家简直成了“大姑娘之家”了。我母亲也常望着她们说：“我要有这么多大姑娘可美死了！”

正是那么一种情形，使我这个少年的眼，有机会观察很多大姑娘。

连我母亲和她们说话，她们也显出腼腆的样子。

同院有个比我大的男孩子心思不良。按今天说法，可叫作“问题少年”。

有次他问我：“你看她们中哪个漂亮？”

我就指着其中一个说：“她最漂亮！”

他怂恿我：“那你敢走到她跟前去对她说‘我爱你’么？你若敢，我给你两个玻璃珠儿！”

于是，我逞强地走到那一个大姑娘跟前大声说：“我爱你！”

不唯那一个大姑娘，所有的大姑娘们都倏地一齐红了脸，都瞪着我呆住了。片刻，这几个伏在那几个身上，一齐笑得前仰后合。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大姑娘们笑开怀。

她们一个个忍住笑，复一齐瞪着我，脸仍红着，都显出一种很美的腼腆。

我母亲因那件事狠狠训了我一通，不许我以后再跟那“问题少年”接触。

20世纪50年代的大姑娘们的腼腆，也许是因为那“大”字。这“大”字冠在“姑娘”二字前边，赋予了许多“姑娘”二字原本没有的意义和意味儿。或许那“大”字，使她们领会了太多有点儿担载不起又不能不撑住名分的尴尬。好比教授一旦被称为“大教授”，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也难免找不准自我。

大姑娘使姑娘们处于一种找不准自我的状态。

于是她们被人以看待大姑娘的特殊的眼光看待时，便不禁地心生出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

而也许正是这一种自己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使她们每每原发性地、无缘无故地腼腆吧。

20世纪50年代是“大姑娘”的叫法在中国最普遍、最流行的年代。

20世纪50年代大姑娘们的娴静和腼腆，单就男性对女性的眼光而言，从我这儿讲，在我记忆里永远是优雅的、美的。

姑娘大了，如果只“蹦迪”蹦得好，却从不知娴静何意，如果一味现代，从未羞涩过，从未腼腆过，细想想，也够俗得烦人了。

当然，20世纪50年代还有另几类大姑娘，比如某些高干家庭大小姐式的，某些高级文化人士大家闺秀式的女儿们……

当年根本没接触过她们那一类，头脑里也就连点儿回忆都不曾保留下来。

二、饥饿年代的中国女人

20世纪60年代前三年，是中国的灾荒之年，也是中国人的饥饿之年，更是逢此三年的绝大多数中国女性每忆心悸的艰苦岁月。从母亲怀中的女婴到老妪，几乎概难幸免。

我们这里既说的是绝大多数，因而强调了例外者的存在。某些成年人虽然在那三年里自己不曾挨过饿，但还是知道别人在挨饿的情况的。只有极少数少男少女在那三年里并没挨过饿，以至于长大后，听许多同龄人或上一代人回忆起“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苦日子，却浑然不知，莫名其糊涂。仿佛非中国人，乃外国人。他们是极少数的高干子女。当年的空军战士，曾节省下自己每月发的饼干和巧克力，送往他们寄宿的小学或中学。

“难怪学校里当年发过饼干和巧克力！”

他们往往是在这样的联想下，才能证明那三年在自己的年龄中也确曾是度过的。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如今都知道的，并不仅仅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也是政治因素造成的。

中国和苏联决裂了兄弟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导致苏联板起面孔讨债，中国显示出强硬的志气偿还。

那三年内，局以上干部每月发“优待券”，可凭券买到白糖、茶、烟、奶粉之类。老百姓在那三年里见不到奶粉。凭出生证明供应给婴儿的是代乳粉，一种接近奶粉的婴儿乳品。那证明不仅要证明婴儿的出生，还要证明母亲奶水的不足。倘不证明后一点，也是不卖给的。春节前，每户人家供应几两茶叶。白糖每月每人二两。吸烟的男人每月供应一条劣质烟。

我母亲在那三年里一度也吸起烟来。为了获得烟票，她起先装出会吸的样子蒙发票的街道干部。烟票当年是一种很受青睐的礼品，尤其送给会吸烟的男人们时，他们是非常感激的，并会当做欠情之事铭记着。

后来我母亲就自己也每月买两盒，每天吸几支。

我曾问母亲吸烟有什么好，母亲叹口气说：“止心慌。”

当年许多人心慌不是由于心脏病，而是由于饿。“止心慌”，其实是为了“止饿”。母亲不愿实说罢。

科级以上干部当年又叫“糖豆干部”，因为每月可比普通百姓优待半斤白糖、半斤黄豆。

南方的和北方的，不同城市的人们聚在一起，免不了相互询问——你们那儿每月供应几两糖？几两豆油？几斤细粮？

粮店里供应的粮食，经常是发霉的、生虫的，分明是粮库里清扫出来的库底粮。

城市人口中，对男劳动力的最高定量是36斤半（搬运工、伐木工、煤矿工享此优待）。

一般工人32斤。

脑力劳动者30斤。

家庭妇女们和中学生、高中生们是一样的定量——28斤半。

后来，在哈尔滨市，粮食不能保证定量供应了，每人每月减少3斤粮食，以霉质的地瓜干等量代之。

连霉质的地瓜干都作为城市人的口粮供应了，足见已将农民的口粮收缴到了什么程度。

许多学生腹中空空地上学，许多学校因而取消了课间操。学生和教师饿昏在课堂上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男工人和女工人饿昏在车间里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由此导致的伤亡事故频频。

素称“鱼米之乡”的江浙一带的农民，大批大批迁往山区，因为在当时，山区农民征粮指标低些。

“天府之国”的农民大批大批地逃亡外省寻求活路。

陕甘宁的农民大批大批地“闯中原”或“走西口”。

……

事实上，从1958年起，饥饿在有些省份就蔓延了，也并未能全国齐刷刷地结束于1963年底。在有的省份，直至1965、1966年才略见缓解，而1966年中期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那些年，全中国直接饿死或间接死于饥饿、营养不良、野菜中毒的人数，想必是难以统计确凿的，比“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总数可能要多。当然，主要是连起码口粮定量都丧失了的农村人口。

那些年，城市里的许多中年母亲们迅速地白头了，明显地苍老了。

作为妻子，她们必得保障丈夫们不至于被饿倒。丈夫们一饿倒，家庭也就没了基本收入。作为母亲，她们必得保障儿女们维持在半饥半饱的状态，因这是她们的起码责任。如果还有公婆，如果她是个孝顺媳妇，岂忍看着老人挨饿？

但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口粮都是定量的。巧妇难做无米炊，她们往往也只有自己吃得比定量更少。

倘有丰富的副食，以上定量并不至于使人挨饿。但那些年里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副食，连蔬菜也是按票证供应的。

20世纪60年代的前几年，中国城市里的绝大多数母亲们亦即中年母亲们，总体值得评说的乃是母性的毅忍和毫不顾惜自身的家庭责任感。如果她们自己不吃饭也能将就着活，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根本一口饭都不吃；如果她们身上的肉割下一块来半个月就会长合，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每隔半月就从身上割下一块肉来给全家人炖汤。除以上两点，实难再由她们评说出什么折射时代精神的风貌特征了。

那么在咄咄逼人的饥饿年代里，她们身上还能显示出别种的女性异彩么？

那些年参加工作了的大姑娘，大多数比较自觉地推迟婚龄。一是由于结婚成了很不现实之事，大多数小伙子那些年没心思结婚。整天饿得心慌眼花的，哪儿有结婚的心思呢？念头一闪，便自行地打消了。而小伙子们的消极，正中大姑娘们下怀。其实她们都不愿在艰苦岁月里嫁出门去。一嫁出门，工资也就带走了。她们微薄的工资，对于她们的家越发显得重要了。毕竟，在黑市上，花高价还是有可能买到粮食或粮票的。她们的工资也等于十几斤粮食啊！一个家庭每月多十几斤粮食、少十几斤粮食，区别是很大的。何况，因为她们参加了工作，每月口粮比母亲高三斤半，比小弟弟小妹妹高六七斤甚至十来斤，自己每顿少吃，家人不是可以多吃几口么？

那些年，是中国城市结婚率最低的几年。二十四五岁了仍不考虑婚事的大姑娘多了，不足为奇。与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中期相比，她们是接近老姑娘了。饥饿比宣传号召起了更大的晚婚作用。

但在农村里恰恰相反。

为了拯救家庭，大姑娘或者甘愿牺牲自卖自身，或被无奈的父母暗卖。因为她们没有工资，土地荒芜，工分也没了意义，只有自身还能换点儿吃的。又加上中国农民传统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仍十分严重，卖了女儿，起码家里少了一口“白吃”。保命的重点，是倾斜于儿子的。当然，也有父母，愿望是好的，考虑得极为现实——女儿让一个男人领走，只要他能养活她一条命，总比饿死在家里强。大姑娘白白被人领走了，接着，二姑娘、三姑娘也眼睁睁地被人领走。只有儿子，要死，也得和自己死在一起。因为只要留住儿子，只要儿子不死，就有能传宗接代那一天。

我曾在一篇报告文学中记述过一位叫张劭的男人。他年轻时留美留英，获得过美国的医学博士和英国皇家医学院终生院士的殊荣。他归国后，1954年因受不公正对待，被判刑。刑满回了河南原籍某农村。1961年至1962年间，他“嫁”走了三个女儿。当然不是卖，当地农村也没人买。有男人肯以娶妻的名义领走就不错了。三女儿被领走时刚15岁。在20世纪60年代，15岁当属少女。

城市里的少女们、半大姑娘们，亦即初中生、高中生们，比起农村的少女们、半大姑娘们来，落不到那么悲惨的命运，似乎该算是苦难岁月中的幸运。

但她们中的许多，在身体正发育着的年龄，由于极度的营养缺乏而终止了发育。如果将今天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和20世纪60年代前三年的初一、初二学生混编在一起，并且都来一个向后转，那么可能较难分出哪些是今天的小学六年级生，哪些是从前的初一、初二学生。如果将60年代前三年的高中生与今天的初中生混编在一起，那么会比较明显地看出，后者发育的良好程度远胜前者。良好中的忧虑，倒是营养过剩现象。

许多20世纪60年代的初中生、高中生，身体发育在不该终止的年龄终止以后，就永远地矮小了。排除个别遗传因素，共同的原因是三年饥饿。

一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国城市女性人口的年龄比例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过去是家庭妇女多，后来是学生多。过去，街头巷尾发生件什么事，哪怕仅仅是出现了个卖彩线的小贩，满街急匆匆聚去的全是中青年母亲们的身影。后来，如果正巧是学生们放学的时候，被吸引的往往是许多女学生了。20世纪50年代曾被母亲们经常抱在怀里或经常左手牵着、右手扯着的女孩儿们转眼间长大了、上学了，并且，在她们长大着的过程中，母亲们又为她们生出了小弟弟小妹妹。

20世纪50年代初，全哈尔滨市仅六七所中学，包括高中在内。而20世纪60年代初，全哈尔滨市的中学已增加到七十余所。十来年内城市添生了多少下一代不言而喻。

过去，早晨7点多钟，下午5点多钟，女人们的目光迎送的是上下班的丈夫们，而后来迎送的是上下学的儿女们。成群结队的中小学生从街上络绎经过，情形往往颇为壮观。

20世纪60年代的中学女生与20世纪50年代的中学女生相比，头脑中对于上学的思想大为不同。她们已不满足于将来的自己仅仅不是文盲。她们已开始明白，学历的高低，不但关系到自己将来的婚恋和人生的质量，而且足以直接扭转自己的命运。

绝大多数初中女生的志向是升高中。她们上中学不久，便开始了解到市里有哪几所中学是重点中学，而自己就读的中学之教育水平大致属于几等。在课堂上，老师们每每备感荣耀地告诉学生，本班本校的上一届、上几届学生中，有多少考了重点高中。那些使老师谈起来很骄傲的学生中的女生，便渐渐成了她们心中的榜样。

在20世纪50年代，就业或读书，对绝大多数中学女生而言，并非什么重大的抉择，往往服从于父母。倘父母替她们找定了一份工作，即使是做小商店的服务员，她们从此中止学业，心里往往并无太大的遗憾和痛苦。甚至会觉得，早参加工作，早结婚，也好。因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学女生中途退学的现象是司空见惯的。

但20世纪60年代的她们想法已经变了。中止学业对于她们肯定是被迫之事了，她们会由于不情愿而伤心哭泣，而哀求，而抗议。做小商店的服务员已令她们感到委屈。她们自信如果继续上学，命运的安排很可能会是另一种。20世纪60年代，城市里发生过在家长的逼迫之下退学的中学女生自杀的事件，也有过参加工作不久因终日郁郁寡欢精神分裂的。不消说，她们都是生活极其贫困的家庭的女儿。20世纪60年代初，大多数中国人虽在忍饥挨饿，但中国的工业却在一如既往地发展着。工业的发展形成了新的行业，新的行业似乎类分了人的命运区别。一个在小商店、小粮店、小饭店上班的女青年，看到别的女青年身穿的工作服上印着令世人向往的大工厂的厂徽，她心里的自卑和羡慕是难以形容的。而那样的大工厂，不可能招收中途退学的中学女生。

绝大多数高中女生的志向当然是升大学或大专。那些重点高中的女生尤其如此，她们对于全国的名牌大学耳熟能详。

“三六一十八，清华北大哈工大。”这是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在哈尔滨初、高中生们之间流行的话，代表着他们和她们的学习理想。“三六一十八”，指哈尔滨当年的四所重点中学三中、六中、一中、十八中。

中学生考入此四所中学之一，意味着离踏进全国名牌大学只有一步之遥了。

我的哥哥原在哈二十九中读初中，毕业后被保送到一中，前街和后街的大姑娘们都对他另眼相看起来。1963年我升入中学，哥哥考入大学，前街后街为之轰动，连派出所所长和公社的干部都纷纷到家里祝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那一居民社区几千户人家中，还没出现过大学生。哥哥到外地上大学前，预选定亲的媒人终日不断。许多大姑娘和她们的父母，认为我哥哥将来必是工程师无疑，都愿早结良缘，等上四五年也心甘情愿。

20世纪60年代初，城市里的人们开始无比崇尚起知识和学历来。既然人们的收入水平几乎是一样的，那么知识和学历就成了唯一被看重的区别。正如今天大学生、硕士生多如牛毛，甚至显出社会无法消化的过剩现象，那么在青年人知识和学历已不足为奇的情况下，收入就成了唯一被看重的区别。

20世纪60年代学生们的好学，以及城市里的人们尤其大姑娘们对知识和学历的崇尚蔚然成风。如果她们料定自己难以成为拥有高等学历的知识女性，那么做一位拥有高等学历的知识男性的妻子，乃是她们认为的终生幸福。

这一崇尚知识和学历的社会思潮，尤其体现为20世纪60年代初的女性思潮。饥饿的黑翼虽然笼罩着中国大地，虽然饿瘦了她们的身体，却“饿”不死她们头脑中每天都会产生种种新观念的细胞。

20世纪60年代的大姑娘们——她们已不怎么乐于被视为大姑娘了，人们已开始顺应她们的意识称她们为“女青年”了——无论是学生还是参加了工作的她们，依然是娴静的。

但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她们已外静内不静，态静心不静。是的，她们不再如20世纪50年代的大姑娘们一样娴静得头脑空旷心思简单了。

1963年后，饥饿的黑翼从城市里渐退，人们又能吃饱肚子了。女青年们择偶的标准在吃饱了肚子以后开始悄悄形成，“蓝制服、白大褂、枪杆子、舵把子”，这是当年女青年们之间流行的顺口溜儿。如果嫁给有大学文化的男人无望，这是她们退而求其次的择偶标准。

“蓝制服”指公安干警。社会的许多方面，都对“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男人们礼让三分，故他们在女青年们的心目中地位颇高。

“白大褂”指医生。中国百姓看病是件麻烦事，有时甚至是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事。嫁给医生，或只不过是在医院工作的男人，全家人包括亲戚朋友都会受益匪浅。

“枪杆子”指排长以上现役军人。军官月薪高些。成了军人家属，不但生活有保障、光荣，还会受些优待。但嫁给军人有一点不中她们的心意，那就是将忍受婚后长久分居生活的苦闷。而随军不但须经部队批准，又有可能离开城市。离开城市是她们所不情愿的。故“枪杆子”在国家那儿虽然排在第一重要的位置，在她们心目中却只能屈尊第三。

“舵把子”指司机。无论开卡车的还是给官员开小车的，总之自己和自己的家人能沾点儿方便。

看来，归根结底，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不是由任何其他的条件和因素所决定的，首先是由工业的发展所决定的。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广泛的城市就业机会。广泛的就业机会增加了许多家庭的收入。收入提高了的家庭有能力承担儿女们的学费。而较普遍的文化教育，使普遍的男人和女人的意识受改变的过程和阶段是有区别的——它使男人开始关心自身以外的事情，它使女人开始思考与自身相联系的事情。好比展开一幅画在男人们眼前，使男人知道世界比自己所了解的广大得多；而展开一幅画在女人们的头脑中，使女人知道女人的命运比自己所以为的丰富得多。那幅画原先就存在于女人的头脑中，只不过它卷着，还捆着，非靠时代的咒语不能展开。只有极特殊的女性，能凭自己的觉醒先于时代的默许而展开它，她们是在任何时代都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许多小媳妇，在20世纪60年代的前几年，不但早已是母亲，而且可能已是两三个儿女的母亲了。那时计划生育还没实行。她们的某些母亲们，在十来年内，尤其在饥饿威胁每一个家庭的三年内，已被年老扯拽得趔趔趄趄，过早地逝去了……她们可算是共和国的第二代母亲，她们生下的是共和国的次子、次女们。

由于她们本身已是有些文化的母亲，她们对儿女们的企盼，比她们的母亲在她们小时候对她们的企盼高得多。她们每每因还没上学的儿女居然也会写她们教过的某些字而非常惊喜。而她们的母亲们，当年往往只因她们的脸蛋漂亮小嘴儿乖甜笑逐颜开……

尽管共和国的许多次女幼小时吃过代乳粉，但智力却比第一代开发得早，接受文化的年龄也比第一代小，她们学龄前就已经培养起了学习的兴趣。甚至连她们的入学年龄，也比第一代提前了一两岁。

然而，饥饿的黑翼刚刚敛去，中国人刚刚能吃上两年饱饭，1966年，“文革”爆发了，用“爆发”一词形容“文革”是并不夸张的。尽管它在领导人那儿是经过了较周密、较长期的运筹，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它来得还是太突然了。尤其对于中国的初、高中学生们，它突然使他们一时懵懂。4月份“黑云压城城欲摧”，5月份席卷全国，6月份宣布“停课闹革命”，6月中旬公告各省市“废除旧的教育制度”，取消当年的中考、高考。

全中国初、高中学生们的学业，都终结在那个月份里。像他们的父母的身体发育，终止在三年饥饿的年代……

三、政治乎，人欲乎？

“文革”将20世纪60年代力劈为两截。1966年以前是一种情形，1966年以后是天翻地覆的另一种情形。1966年以前的中国人和中国女性是一种常态，1966年以后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一反常态。

因而，“文革”实际上在中国改变了世界一贯通用的年代划分的常识。我们简直无法不承认，1966年虽是20世纪60年代的中间一年，但同时又是另一个疯狂年代的开史元年。从1966年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10月——这由20世纪60年代的后五年和20世纪70年代的前五年半“剪辑”组合成的11年，自成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女性很有些与此前此后的时代完全不同的表现。

正如我们所公认的，人的欲望层面是金字塔式的。

而最低的一级，乃是物质追求的欲望，包括本能的欲望。

当人们的物质欲望相差无几时，或自以为相差无几时——新中国成立后“文革”前十几年，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同龄人之间相差无几的收入，商品的极端匮乏，决定了人们消费能力的接近一致。除了居住条件和由家庭人口中收入者的多少所显示的生活水平的高低，一部分人其他方面的物质占有率，其实较难奢侈地优越于另一部分人。

那么，普遍的人们的欲望，是否就会自然而然地停止在最低的一级，不再试图另有谋求了呢？

新中国成立后“文革”前十几年的历史，似乎回答我们正是这样的。

但，我们今天认真分析，却会恍然大悟那结论的错误，发现那一页历史所记载的只不过是社会的表面假象。

人的欲望原来是可以像寄居蟹一样缩在壳里的。它的钳在壳里悄悄生长着，坚硬着，储备着力量，伺机出壳一搏。欲望在此时是极其暧昧的，动机不明确的，它不知所要何物。这一点与寄居蟹又颇不同。寄居蟹一搏为食，或同类比自己高级的壳。人的蜷缩蛰伏的欲望，此时处于朦胧阶段。虽不知自己所要何物，但是能感受到它对自己造成的内部骚扰。像少男少女体内的性荷尔蒙多达一定程度，会遗精或思春一样，人寻找不到满足欲望的方式，期待着允许公开手淫的机会。那样的少男少女表面反而拘谨易羞，那样的成年男女表面反而循规蹈矩，安分守己，“温良恭俭让”。

“文革”当年对中国人做了这样的宣告——政治是可以满足它所依靠和青睐的人的许多欲望的。

于是在极短的日月里，千百万中国人都为政治而疯狂起来。

但是绝大多数的家庭妇女们，当年并没有怎么忘乎所以地汇入那一欲望奔腾的“突破口”。家庭妇女之所以是家庭妇女，乃在于无论任何时代，无论任何社会情况下，她们所密切关注的首先是家庭利益的得失和安危。法国大革命时期，许许多多家庭妇女们也冲出家门勇敢地奔上街头，与公社战士们并肩战斗。但那是因为，在王朝势力的剥削和压迫下，她们的家早已不是家，在街垒后流血牺牲的，是她们的丈夫和儿子。

政治的旋涡一旦将家庭妇女们也大批吸入，那政治便是具有魔力色彩的政治了。

“文革”虽是具有魔力色彩的政治，但每个经历过的人如果冷静回忆一下，则不得不承认，其实也并没能使家庭妇女们都忘乎所以、都不像家庭妇女了。起码，应该承认这样一点，她们往往只不过是临时被吸入一下，并非狂热地主动介入。并且，往往本能地退身而出，转而去照料自己的家。或以照料自己的家为退身的借口。照料家，是家庭妇女们永远神圣的借口。

但这并不等于说“文革”时期的家庭妇女们一如既往地相安无事，彼此亲和。也有中学生到社区去抄谁的家，或押个什么小小“走资派”到居民社区去游斗一遭的事。后一种情况下，家庭妇女们被迫捧场。但是如果中学生们以过分卑劣的方式凌辱被游斗者，甚而冷酷地殴打被游斗者，她们往往是不太看得下眼去的，她们会很反感。

“这算什么革命行为？俺可不瞅这个！”

“俺怕遭报应！俺走！”

于是她们中就会有人拔脚便走。

于是她们往往一哄而散。

家庭妇女没有参与的积极性，那是神仙也怪不得的，何况些个中学生？

我曾在“文革”时期亲眼见过一群家庭妇女将些个“红卫兵”围骂得无地自容狼狈逃窜的情形。倘“红卫兵”中有附近人家的儿子，那么这一户人家的父母就要遭到家庭妇女们不留情面的舆论谴责了。倘居然还有谁家的女儿，那么她在婶子大娘们眼里的形象从此算交待了。所以，连那些最热衷于抄家、游斗的“红卫兵”，也往往回避自己家所在的社区的“革命行动”。

幸而当年的中国家庭妇女们大抵没疯狂，并管束自己的中学生儿女莫做恶事，经常教诲自己的高中生儿女莫参与打砸抢，否则，中国不知会更乱到什么程度。

在此一点上，新中国的第一代母亲们，实在是功不可没。一想到她们中绝大多数人还是文盲，又不能不使人心生敬意。

当然，在居民社区中，也发生过由家庭妇女们自己召开批判会的事。批判对象，无非是街道小干部、街道小厂的头头儿。但是一般不会过激，历数他们或她们的官僚主义、营私舞弊、办事不公、仗势欺人而已，也就杀杀他们平日的威风，出一口窝心多年的恶气罢了。她们中免不了也有人假“革命”之名泄私愤，揭人隐私，啐人脸面的，但仅此而已。太过激了，也是大失家庭妇女们之人心的。

高中生、大学生“红卫兵”们一般不会深入普通居民社区进行滋扰，那太掉他们的价儿。

作为学生，中学生也罢，高中生也罢，大学生也罢，“文革”中不少人是怀有私心的。“老三届”尤其如此。

“文革”后，或升学，或分配工作，首先考虑的一条，是在“文革”中的表现。

这乃是“文革”初对学生们的公开承诺，此承诺当年曾发表于“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

后来又号召“上山下乡”，承诺就不算数了。

而且当年强调，重在“文革”中的表现，“文革”前的表现仅供参考。

关系将来的人生命运，于是一切中生、高中生、大学生，被牢牢地攥在“文革”的政治大手中了。你不想升学，总还希望有份工作吧？那么好，请你在“文革”中有所表现。越有突出的表现，越接近你的希望。

尽管如此，女中学生们一般不会像某些男中学生那么肆无忌惮。这是由她们少女的年龄所决定的，也是由她们是女性所决定的。她们普遍自然都不愿表现得很不积极，但也都不愿争着表现得格外积极。何况，有男生们在积极地自我表现着，留给她们表现的政治空间有限。

中学男生们分为两类，一类为着明确的目的不遗余力地有所表现，而且一呼百应地向今后也许决定自己命运的政治势力靠拢；另一类却相当现实，既然不上课了，那劳你们大驾先“革命”着，我可得找地方为我家挣点儿钱再说。故“文革”中，在哈尔滨市，一个有趣儿的现象是，凡大型的集会，女生多，男生少。女生身在“革命”中，心在“革命”外，不是为了江山属谁喊口号，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参与喊给别人看的。仅仅一年后，她们中的不少人，也大隐而隐于“革命”。

“文革”前两年中，许多平民阶层的母亲们沾了“革命”的光——她们的早早就厌倦了充当“小将”的女儿们，十之八九从第二年起就干脆忘了中学生的身份，当然也不愿继续“小将”的“使命”，归效家庭，替代是家庭妇女的母亲们井井有条地操持家务，重担20世纪50年代那一种大姑娘的家庭角色。

高一、高二的女生也差不多尽是这样的。一边做大姑娘，一边关注学校里的动静，期待安排自己命运的消息。

恶的女初中生、高中生是有的。人们后来往往将她们的恶归于“愚忠”，这是很不全面的一种结论，甚至可以说是相当错误的一种结论。据我看来，她们当年的恶，所包含的个人功利内容和复杂性的心理内容，远比政治的内容多，绝非“愚忠”二字所能解释清楚的。

我当年就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学习非常优秀的女生和相貌极为平庸的女生中，父母“靠边儿站”了的女生和父母正红得发紫的女生中，往往尤会爆发较恶的“革命”行为。

第一类，因为自己从前的优秀学习成绩一概不受重视了，失落感极其强烈。好比一向的储蓄突然被宣布过期作废了，而自己竟一点儿也没有来得及潇洒地消费过，内心里是非常恼火的。你们不是指斥我为“白专”典型么？那我就“革命”给你看看！“革命”不就是流行的那么一回子事儿么？比获得优秀的学习成绩容易多了！就像重新开始另一种短期高息的储蓄，她们的“革命”表现十分急切，带有泄愤性。她们“革命”的对象，往往针对着文化知识者们而去。在她们的潜意识里，她们“革命”的对象被当成与她们殊途的目标，既然我已不能达到，那么便让文化知识者们“见他妈的鬼去吧”！

第二类，其“革命”的目光，专投向那些漂亮的女人和儒雅斯文的男人。她们剪漂亮女人的头发，往漂亮女人脸上泼墨时，或羞辱儒雅男人使之斯文扫地时，内心里获得很大快感。她们平素不被注意，更从不曾被作为女性欣赏过，而她们企图吸引别人注意、希望被作为女性欣赏的心理偏又十分强烈。她们长期扭曲着的、不正常的甚至病态的性心理，以“革命”的名义实习恶。

第三类，其“革命”行为具有报复性。既然我的父母“靠边儿站了”，被“打倒”了，那么别人的父母也休想被“结合”，也休想平安无事。以凶狠地“革”别人的父母之“命”的方式，既证明了自己仍配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又表现了与自己家庭划清界限的姿态，一举两得。她们的“革命”对象是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