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李鸿章淮上的发展路线，可以发现，他始终在做这么两件事：头一件是让自己的军事能力迅速成长起来；第二件是东奔西走，寻找一个赏识他能力的人。其人所行所为，于现代人而言心有戚戚焉，这实际上是现代社会最为流行的成功法则三定律。
成功学第一定律：你要行。
成功学第二定律：要有人说你行。
成功学第三定律：说你行的人要行。
成功学三定律
开篇我们说过，李鸿章的自我认知出现了错误。对于社会规则的认知，他出现了错误，对于天地自然规律的认知，又出现了错误。这三个错误，导致了他空怀才情，却处处碰壁。
有关他过低的自我定位和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对于社会规则的错误认知，他在老师曾国藩处，也深深地体验到了。那么，这种错误的根源，又是什么呢？
事实上，李鸿章所犯的这个错误，焦点就在社会规则与自然规律二者的交界上。这个错误，源于他对人生成功的错误认知。
追踪李鸿章淮上的发展路线，可以发现，他始终在做这么两件事：头一件是让自己的军事能力迅速成长起来；第二件是东奔西走，寻找一个赏识他能力的人。其人所行所为，于现代人而言心有戚戚焉，这实际上是现代社会最为流行的成功法则三定律。
成功学第一定律：你要行。
成功学第二定律：要有人说你行。
成功学第三定律：说你行的人要行。
成功学第一定律，说的是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人类社会的竞争激烈而繁复，倘若一个平庸的人得到了高位，这就意味着对公众智力的嘲讽，同样也标志着对社会规则的破坏。所以，无论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竞争的规则总是强者胜出，在更高的位置上，必然是更有能力的人。
第二定律是说，仅有能力是不够的，还必须要获得公众的承认。真正的人生悲剧，不是你缺乏能力，而是你的能力不被承认。在这个世界上，空有能力而未获得公众认同的人，远比有能力而走上高位的人要多。如果你缺乏让公众承认你的能力的本事，那么你的人生就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悲剧。
第三定律是说，如果你的能力只有公众的认同而缺乏权威的认可，那就意味着你的崛起对权威构成了挑战。这往往预示着比之于能力未获公众认可更可怕的悲剧，因为权威有着充足的资源可以调度，将你淹没于口水之中，一事无成而徒留笑柄，任人耻笑。
三十三岁时的李鸿章，终于悲哀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之所以那么容易地被从翰林院编修的位置上打回原形，就是因为他在朝中没有靠山。李氏父子双双被逐出京城，更凸显了这种情形的残酷与无奈。
理论上来说，李鸿章投奔老师曾国藩，正印证了这个成功理论：李鸿章本人行，老师曾国藩行，而且曾国藩愿意说他行。何以双方合作到最后，竟然是鸡飞蛋打、分道扬镳呢？
这是因为，曾国藩并不是李鸿章所要寻找的那个说李鸿章行的人。
曾国藩，圣者也，是古往今来难得的公允之士。他对于李鸿章的爱护与栽培之心，是毫无保留的。但问题在于，他思考问题的时候，不可能以李鸿章为中心，而是以他自己为中心，运筹并把握整个天下的时局。在曾国藩所思考的这个棋局中，无论是李鸿章还是幕府中的任何人，注定了只是枚棋子，是曾国藩用来解决问题的，而曾国藩是不可能替棋子解决问题的。
那么，谁又是替李鸿章解决问题的人呢？
答案是，洪秀全！
敌人，只有敌人，才有可能为你创造机会。而你的战友和同伴，都是和你争夺机会的人。
所以，除了成功学三定律，还有一个成功原理，必须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敌人创造机会，同伴争夺机会。
只有当洪秀全制造麻烦之时，李鸿章的机遇才会真正来临。而事实上，洪秀全本人的成功机遇，也是他的敌人送给他的。
敌人给你机会
洪秀全，原名洪火秀，生于1814年，年龄只比李鸿章大九岁。比起二十五岁就高中皇榜的李鸿章来说，洪秀全的运气显然不是太好，他屡试不第，从十三岁考到三十一岁，始终没考出个名堂来。情急之下洪秀全精神崩溃了，患上了严重的精神错乱症，产生了幻听幻觉，狂躁不安，说一些没人能够听懂的奇怪语言。
精神陷入癫狂，思维系统紊乱，导致了洪秀全必须要重新认识自我，弄清楚他是谁。这一认识，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精神错乱的洪秀全，坚定不移地相信，他是上帝耶和华的小儿子，是圣子耶稣的弟弟，是奉了天父之命，下界来宰治万民的。
历史就在这里同我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李鸿章由于错误的自我认知，导致了他人到中年仍然一事无成。而洪秀全，同样是因为错误的自我认知，竟然成就了他人生事业的绝顶辉煌。李鸿章的人生错误，错得合情合理，完全合乎自然与社会的规律，而洪秀全的错误，却几乎跟所有的规律扭了劲，理论上来说是不可能的，可事情偏偏就发生了。
简单说来就是，李鸿章的人生失败，是一个正常态势；而洪秀全的人生成功，则是一个不可能事件。
说洪秀全的人生成功是不可能的，那是因为，当一个精神癫狂者告诉你，他是上帝耶和华的小儿子，是耶稣的弟弟，并要求你对他顶礼膜拜之时，是不会有人听信这荒谬离谱的怪异言论的。但当洪秀全这样说的时候，不可能事件却发生了，他的邻居冯云山，一个和他一样经历了无数次科举落榜的失意老书生，敏锐地发现了人生的机会。
冯云山心想：横竖我已经没有高中皇榜的机会了，不如把赌注押在这个疯子身上，踢开朝廷另组一个政府，说不定有戏。
不可能事件，由于冯云山这个不确定因素的介入，可能性陡然上升到了百分之五十。冯云山离开家乡，赴紫荆山传教。如前所述，如果传教这事由洪秀全本人来，成功的概率为零，绝不会有人相信他。但这桩差事由冯云山来做，概率一下子就上升到了百分之五十——听闻者最多只是个半信半疑，有人嗤之以鼻，就会有人信之不疑。于是洪秀全于懵懂之际，一下子获得了两千名信徒。
有了两千人相信洪秀全是上帝之子，此时洪秀全的事业从不可能到可能，已经是初具规模。但这个规模距离洪氏割据山河还有着相当的距离。但是，连续发生的小概率事件，终于把洪秀全推到了人生事业的顶峰。
第一个小概率事件，是落拓老书生冯云山的介入。第二个小概率事件，则是精明的烧炭工杨秀清的介入。
杨秀清，生长于深山之中，五岁失怙，九岁失恃，伶仃孤苦，困厄难堪。或许是生长环境的困苦，养成了他诡诈的性格。他喜欢装神弄鬼，抬高自己在乡里的威信，这应该是他自幼遭人歧视、不受尊重的补偿心理在起作用。
杨秀清曾经将金子埋在一个地方，然后假装懵懂地对人说：我做了个梦，梦到什么什么地方埋藏着金子。大伙听了他的话之后，就去挖掘，果然挖到金子，顿时对他敬服不已。还曾有一次，杨秀清偷听到了别人的隐私，他装作很随意地对对方说：昨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到你有件事……然后他把对方的隐私说出来，对方大惊，认为他有特异功能。
杨秀清就是这么一个诡诈的人。当遇到替洪秀全传教的冯云山之后，杨秀清的心里立即打起了小九九：那个洪秀全是谁呀？居然想出这么绝的法子，硬说自己是上帝耶和华的儿子。这厮可真敢乱搞，我不如把这招学过来。
于是杨秀清坐在那里，开始装神弄鬼，又聋又哑，保持这种诡异状态长达两个月之久，直到嚷动四乡五里，无数人纷纷赶来看热闹，杨秀清这才发出一种极为怪异的声音。他说：我是天父，就是那个洪秀全的父亲皇上帝。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耶稣，二儿子洪秀全，你们要听我的话……
惨了，杨秀清跑来踢洪秀全的场子。洪秀全敢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杨秀清就敢说他是上帝本人，看洪秀全还有什么咒念。
理论上来说，当出现杨秀清这样的挑战者时，洪秀全的地位已经是岌岌可危。可是这世间有个规律，一动不如一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个规律的意思是说，人类社会是处于互动博弈状态之中的，你不动，别人也不动；你若动，别人必然先动，抢先一步堵在你的路上，让你无路可走。
这个规律体现在洪秀全这里，就是洪秀全如果不发神经，杨秀清也不会瞎折腾；如果洪秀全不声称他是上帝的二儿子，杨秀清也想不起来假充上帝。正因为洪秀全脑子癫狂了，杨秀清才故意跟他捣蛋，偏要压在洪秀全的头上。
但是杨秀清不知道的是，对洪秀全起作用的规律，对他杨秀清也适用。由于他心机诡诈，企图压制洪秀全，导致了第三个小概率事件的发生——萧朝贵的介入。
萧朝贵是杨秀清的邻居，也是个烧炭工。其人僻处山隅，自耕而食，自蚕而衣，其境遇之惨，难以枚举。杨秀清是多诈之人，而萧朝贵则是多勇之人，忠王李秀成称萧朝贵勇猛刚强，冲锋第一。
按理来说，以萧朝贵的勇，是无法领会到杨秀清的诈的。但巧合的是，萧朝贵的妻子杨云娇，职业却是巫婆，专门装神弄鬼。杨秀清的花样，瞒得过别人，却瞒不过她。于是杨云娇很气愤，认为杨秀清抢了她的饭碗，是在搞不正当竞争，就央求丈夫萧朝贵出面，找杨秀清讨要个说法。
于是萧朝贵去敲杨秀清的门，先行揭穿了杨秀清的骗局，要求分一杯羹，担纲下一场演出的主角，否则他就对大家说出真相。
杨秀清无奈，只好配合萧朝贵，让萧朝贵也亲自表演了一次天父下凡。
这两人如此恶搞，结果让信徒们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大家非常气愤，纷纷出场表演。一时之间，紫荆山会众中天父频繁下凡，搞得信徒们莫衷一是，不知该信哪个天父才好。这情景让杨秀清和萧朝贵束手无策，只好请洪秀全来做裁判，裁定如此之多的天父下凡，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就这样，杨秀清的本意是想打击洪秀全以取而代之，却不承想惹出了萧朝贵添乱，让信徒们识破两人的花样，反而强化了洪秀全的领袖地位。这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规律在起作用。不管你想达成什么目的，只要你行动，必然引发反作用力，让你的努力付诸东流。
总之一句话，只有敌人才会给你机会。如果不是杨秀清挑战洪秀全，洪秀全也断无可能一跃而成为会众之领袖。
于是洪秀全来到紫荆山。很明显，他和杨秀清二人达成了秘密合作协议，公开宣称杨秀清和萧朝贵天父附体是真，余者是假。
洪秀全由此确定了他在神坛之上的位置。而此后，就由杨秀清的诡诈，推动着事态继续向前发展。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组建严密的组织。
打造恐怖大杀器
洪杨之乱，在短短的两年之内，就形成气候，几乎断送了大清帝国的两百年基业。那是因为他们发现了一种控制人心的神秘力量。
这种力量，叫恐惧。
恐惧是人类心灵中最为古老、最为原始的情绪。一旦陷入到恐惧之中，人的思维就呈现一片空白，丧失了思考的能力，人格的独立意识不复存在，从此沦为傀儡，任人控制和操纵。
最早发现恐惧对于人心的征服力量的，是杨秀清。他之所以装神弄鬼，假称天父附体，目的就是要震慑众人，让众人丧失自主意志，受其摆布。
而当洪杨风云聚首，杨秀清就考虑要把这种方法在更大范围予以推广。洪秀全嘉许了杨秀清的天才想法，于是他们共同推出了团营组织。
所谓团营，是指对早期信奉洪秀全教义的信众，打碎家庭组合进行分类重组。要知道，人在这世界上，面对着诸多强大的压力，唯有家庭是人们自我保护的最后堡垒。正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家庭对于个人来说，具有异乎寻常的神圣意义。
杨秀清最早发现了这一点。他发现人们不仅从家庭中获得保护，而且从家庭结构中获得思考的余暇，获得与外部世界对抗的勇气。所以杨秀清意识到，要想彻底控制人、操纵人，就必须要想办法破除家庭对人的保护。据简又文先生的《太平天国全史》记述，信众加入团营，首先要心甘情愿地将家中所有的一切，全部奉献给洪秀全，钱入圣库。而后泯灭长幼辈分和夫妻界限，父亲不再是父亲，而是兄弟，母亲不再是母亲，而是姐妹。入团营者，男入男营，女入女营，夫妻之间，每周只能会面一次，并且要在第三者的监视之下谈话，如有违者，杀无赦。
团营之中，男女大防极严，但洪秀全、杨秀清等领袖人物不需要接受这些约束。相反，他们拥有随意占有任何一个女信徒的特权。早在广西时，洪秀全就挑选了三十六名美貌女子，作为自己的性奴，号称王娘。
团营设计之精妙，正如简又文先生所分析的那样，分在女营中的母亲及妻女，成了人质，从此会众就沦为了洪秀全的奴隶，如果会众不竭力为洪秀全在战场上死拼，则家人必然会被处死。
理论上来说，这种奴隶制式的团营制度，是不应该有人自投罗网的。但小概率事件在这里再次发生，由于当地所特有的愚昧与浓厚的宗教氛围，许多人心甘情愿接受这一切。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只要自己早早地加入团营，就可以借助团队的力量，去伤害别人，抢夺别人家的妻女以补偿自己的牺牲。
恐惧与仇恨，这就是洪杨集团形成的内因。
加入团营的信众们发现，他们已经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洪秀全，母亲妻女，又沦为了人质，除了攻城略地为教主打江山，已无路可走。更重要的是，恐惧与仇恨，都是一种负面的、邪恶的、破坏性的残暴力量，没有丝毫的建设性。这就意味着团营坐吃山空，只能以暴力掠夺的方式，进行恶性循环。
在战场上，信众们因为母亲妻女沦为人质，只能一心一意死打狠拼，而清军是拿饷当兵，属于雇佣性质，没理由跟他们拼命。于是洪杨集团如滚雪球一般，迅速扩大。
团营的恐怖力量，在太平军攻克武昌后的举措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太平军攻克武昌后的举措，第一步：打馆。号召民众参加团营，最先报名的人编成每二十五人一组，由老营加以训导。然后再次把民众集中起来，对其“讲道理”，继续号召大家报名入团营。
第二步：进贡。打馆之后，发现更多的百姓并不愿意从事杀戮，而是躲藏在家中。于是洪秀全号召这些不肯加入的民众进贡，并声称：进贡者可各安本业。这个意思是说，不进贡者，就有危险了。百姓惊慌，不得不拿出家中最值钱的财物送给洪秀全，以保性命。
第三步：编伍。首先对进贡的百姓进行登记造册，家住几弄几巷，父母兄弟姓名，全都要登记得明明白白。然后告诉百姓，两日后敲锣传呼进贡者，迟误者斩。等到两日之后，锣声响起，进贡者鱼贯而入，就立即被带到城外，编成队伍，再也不得回城。
第四步：开女馆。这时候武昌城中的男子，大半都已经被强带出城，余下来的女子被勒令从家中出来，全部编入女馆。这些女人从此就成了人质。编制而后，所有的女人列队集中于阅马场，由洪秀全亲自发表讲话，挑选六十名美貌者为自己的性奴。老团营敲锣打鼓、鸣放鞭炮以示庆贺。
第五步：焚城。洪秀全下令将武昌城烧毁，女团登舟，男团征战，留在城中不肯参加的人一律焚死。于是男子从者十之九，女子从者十之一二。
据统计，洪杨初陷永安，人数不过三万七千人。到长沙城下，人数已过十万。等离开武昌，武昌居民尽数被裹胁而走，人数不少于三十万。一座繁华富庶的大武昌，连人带物被席卷一空，从此沦为一座空城。
以恐惧控制人，以仇恨驾驭人，以裹胁之术迅速扩张，这就是洪杨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形成了一股庞大的武装力量的原因。但是，洪秀全所用的这个方法，犹如魔功，虽易速成，但规模既成，就极易走火入魔，反噬自身。
但是杨秀清对此一无所察，他不无自得地对人吐露：
（杨）向亲密（之人）言曰：吾亦知新收兄弟心不服而怨恨，全在绳以苛法，劫以严令，驱策而挫折之，使之不遑有他志。如有相约变妖（指逃亡）者杀之。虽各有异心，彼此疑惧，谁敢先出诸口？况人人心虽恨我而不能祸我，人人身体精神皆为我役使，是恨我者虚，助我者实也。妖之待人，人人感之，未必妖营办事之人能如我诸兄弟之尽力。是感妖虽有实心，助妖并无实际，此妖之所以屡败，我之所以屡胜欤？
无论是恐惧，还是仇恨，都只是一种可怕的负面力量，是一种破坏性的能量，不具有丝毫的建设性。这就决定了洪秀全定都南京之后，其恶性扩张会陷入停顿，团营所具有的残暴力量，囿于系统的庞大，开始转化为内部的自相残杀与恶性争斗。
洪杨集团的发展态势，与李鸿章的事业发展构成了背离。当洪杨集团恶性扩张之时，李鸿章还在翰林院做编修。等到李鸿章回到淮上，开始二次创业进入成长期时，洪杨集团恰恰进入了消退期。
洪杨集团在消退，李鸿章在成长，这恰是雄才大略的李鸿章人生最为难得的机会。但糟糕的是，李鸿章全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一门心思想着到战场上亲历两场战役，就可以在个人简历上添加两笔，到时候容易找到个好老板。
等到李鸿章意识到他自己才是自己苦心寻找的最好老板之时，洪杨集团已经进入了行将灭亡的落幕时刻。先是最为诡诈的杨秀清死于内乱之中，而后洪秀全接连失去吉安与安庆，从此被曾国藩困于南京孤城之中。
这时候，战事的结束只是个时间问题，李鸿章已经错过了在乱世中谋求上位的最好时机。
李秀成的策略
洪杨起事，是以恐惧控制人，以仇恨激发起人心中的残暴力量。起事虽易，但一旦形成规模，就面临着系统因为过于庞大而运转不灵的问题。尤其是其部众都是强行被裹胁而入，初时因为家人被掳为人质，不得不死打死拼。等到后来，这种控制力度随着系统的庞大而逐渐减弱，于是洪杨部众开始整营整营地叛逃。
及至曾国藩的湘军崛起，以保护桑梓及传统文化为感召，恰成克制洪秀全的最强势力量。战场上的态势开始出现转变，湘军从弱到强，从被动到主动，而洪秀全则是从强到弱，渐渐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湘军在战场上最辉煌的战果，是连夺吉安、安庆两城，将洪秀全牢牢地困于南京孤城之中。洪秀全政权已经进入了灭亡倒计时。
洪秀全当然不喜欢这个结果，于是他试图突破湘军的封锁，扭转被动的局面。他的行为，就为落魄的李鸿章创造了一次飞黄腾达的绝世良机。
梁启超著《李鸿章传》，他分析认为，是洪秀全阵营中最富天才的慈悲名将李秀成，给了李鸿章这个机会。
李秀成，和李鸿章生于同年，自小没有父亲，和母亲乞讨为生。时洪秀全于广西建立团营，入会者必须要把家里所有的财产全部上缴，由洪秀全统一分配。于是李秀成的母亲就想，这是好事啊，反正我两手空空，过去白吃别人，岂不美哉？就带着儿子，投奔了过来。于是李秀成就成了信徒，编入队伍中去攻城略地，他很快显露出了过人的军事才干，渐成洪杨集团的中流砥柱。
李秀成是历史上罕见的优秀军事天才，他强拖着走向死亡的洪杨集团与曾国藩的湘军死磕。眼见得湘军越战越勇，南京城岌岌可危，于是李秀成定下策略，要想打破湘军的封锁，就必须另辟蹊径，别开生面，拿下一座两座富庶的战略重镇，与南京城遥相呼应，犹如长蛇，攻头则尾应，攻尾则头应，那么这盘死棋，就又复活了。
李秀成选中的这座与南京城遥相呼应的战略重镇，就是上海。于是李秀成以苏州为大本营，连克杭州、常州、太仓、福山、昆山等城，进逼上海。但要拿下上海，李秀成面临着一个说不清楚的麻烦：洋人。
其时上海城已经成为东方第一座重要港口，其富庶繁华，天下无出其右。所以英国海军提督何伯，就乘兵舰沿江而上，赴南京城见洪秀全。其人之行，肩负两个使命，一是确保一艘英国炮艇停泊于南京城附近，以保护英国的商业利益；二是要确保上海的安全，说服南京城的太平军不要进攻这座城市。
洪秀全答复：天父已经显灵，不允许这样做。
何伯拿着这纸照会，回来见正担任参赞和译员的巴夏礼。巴夏礼因为参加过与清廷的谈判，被视为最有东方经验的英国人。他看了何伯拿回来的照会，大声喊叫了起来：不行，天父必须再向他显灵一次。
此后英国人与南京城进行了象征意义的炮火交换。然后何伯再入南京，天父果然重新向洪秀全显了灵，这一次，洪秀全答应了英国人的所有条件。
这些条件包括：允许一艘英国炮艇，停泊于南京附近；太平军承诺，一年内不向上海城进攻，甚至绝不靠近上海城三十英里以内。
这是洪秀全与英国极为短暂的蜜月期。此后一年，大量的传教士进入南京，试图说服洪秀全建立一个东方基督帝国。而洪秀全却别出心裁，建议传教士们放弃基督教信仰，改信他的太平天国。面对洪秀全的异想天开，传教士们瞠目结舌，浑不知如何答复洪秀全。
洪秀全这样做，也有他的道理。他是真的坚信自己是耶稣的弟弟，坚信自己是耶和华的儿子。如果你说不是，那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支持他、拥护他，会有这么多的美女环绕着他呢？
但洪秀全这厮也不想一想，基督教义这么大的事，岂是可以瞎忽悠的？他看到有不少中国人相信他的癫狂妄语，就以为全世界的人都神经不正常，会被他忽悠。
虽然洪秀全没有忽悠住传教士们，但为了强化自己的威权，他向前线的李秀成放出风声，说他已经忽悠住了洋人。
李秀成大喜，于双方合约期满之后，也就是1861年，派遣军队向上海挺进，准备接管这座富庶的城市。
商人千万不要从政
太平军进逼上海，沪上震恐。
上海这座城市，只有几千士兵，装备差，士气低，还有一个最可怕的问题——这些士兵在政治上极端不可靠。
所谓政治上不可靠，是指这些清兵前不久刚刚参加了小刀会起事。参加起事之前，他们原本是清兵，但小刀会起事的时候，他们都举手投降，并成为小刀会的生力军。等小刀会起事失败，他们又装作没事人一样，回到兵营里继续吃粮。指望这些人来对抗李秀成的大军，太不靠谱了。
于是，江苏巡抚薛焕和苏松太道吴煦，这两名行政级别最高的地方官员，就犯了难。
说起薛焕和吴煦，这两个人也不是好惹的。薛焕是四川人，进士出身，洪秀全起事后，他率兵征战。嗣后小刀会占据上海，薛焕奉命统兵征剿，小刀会闻风而走，此后薛焕就一步步地升至江苏巡抚。他为人清正敏悟，处理上海事务顺风顺水，成为少有的精通洋务的实干型大臣。
吴煦是浙江人，自小跟在父兄身边在衙门里混，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办理刑案，后来以捐官的方式进入官场。小刀会起事的时候他正在上海，因为力抗小刀会而声闻朝野，但如果公正地评价，他的能力仍然不足以对付上海的复杂时局，他所依靠的，是杨坊。
杨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时代传奇。实事求是地讲，即使是李鸿章或是曾国藩，与杨坊的经历相比，都要黯淡晦涩许多。只不过，当李鸿章崛起之后，杨坊的时运陡转，智商也呈直线下降，这其中的原因，殊难让人理解。
杨坊是浙江人，起初在宁波一家绸布店做伙计。但是他智商过人，比更多人更早地感知到了时代的变化，于是进入教会学校，学习英语。此后，有种说法是他因为逃债来到了上海，不管怎样，他来到上海的时候身无分文，却在极短的时间之内，进入洋行充任买办，很快成了上海有名的大富豪。
所谓买办，是朝廷为愚民而扭曲形成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洋人漂洋过海来做生意，朝廷是欢迎的，比如说乾隆皇帝就是西洋座钟发烧友，搜集了无数座钟藏在宫中。老百姓也欢迎洋人，只有贸易才能盘活百姓家的资产，既能够富起来，也能够过上高质量的生活。可是朝廷不想让百姓高兴，因为百姓如果频繁参加商业贸易，不惟是越来越富，而且脑子越来越灵光，就不愿意被朝廷愚弄了。
于是朝廷严禁洋人与百姓直接贸易，把洋人和中国百姓隔绝开来，以维持民众的智商在一个极低的水平。这样一来，就需要一个中间阶层，将洋人的贸易与中国市场对接起来，这个中间阶层，就是我们熟知的买办。
最早的买办，是由朝廷指派的广东十三行。但鸦片战争之后，私人买办兴起。历史上的第一个私人买办叫穆炳元，他是广东定海的士兵，英国人攻陷定海，穆炳元就成了俘虏，被带到英国人的兵舰上。他就在兵舰上学会了英语，从此成了洋人的经销商。
能成为买办之人，都有其过人之处。杨坊此人就是如此，他的身手，在小刀会于1853年9月起事之时，就显露了出来。当时小刀会攻占上海县城，并捉住了时任苏松太道的吴健彰。这个吴健彰也堪称时代英雄，他是广东人，早年贫寒，贩鸡为生，后来苦学英语，开始和洋人打交道，最终靠经营茶叶而积累起巨额财富，于是捐官从政，进入官场。但商人最是沾不得官场，一碰官场，甭管多么灵光的脑子，就立即智商跳水，沦为平庸者流。前有吴健彰，后有杨坊，走的都是这种奇异的人生路线。
精明过人的商人吴健彰，刚刚升任苏松太道，就被小刀会俘虏。这时候杨坊挺身而出，深入虎穴，面见小刀会领袖刘丽川，摸清了小刀会内部的虚实。而后杨坊潜入小刀会，将被关押的吴健彰偷了出来。
吴健彰因此被朝廷革职，于家乡贫病而死。沪上繁华之事，竟如南柯一梦。
但杨坊不肯吸取吴健彰的教训，兀自雄心勃勃，献计献策，于上海城外修筑围墙，切断城内外交通，断绝小刀会的接济，最终使小刀会灰飞烟灭。
自从李秀成流露出进攻上海的意图，杨坊一直苦思应对之法，还真让他想到了个绝妙的法子。这个法子就是，利用沪上富庶的财富做支持，招募流落于上海的洋兵，组织起一支洋枪队，对抗太平军的进攻。
他从清军的水师炮船——“孔夫子”号上找来个大副，叫华尔。华尔是美国人，十六岁上军校。他梦想成为一个冒险家，未毕业就开始浪迹天涯，先后在墨西哥和克里米亚打过仗，在中美洲冒过险，二十七岁时来到中国。
不确定华尔和杨坊是如何建立起来联系的，但是杨坊有个养女，叫张梅，她和华尔真诚地相爱，这就构成了一个中美命运共同体。
这个中美命运共同体，引起了英国人的深深担忧。其时，美国南部各州正在宣布独立，而美国北部各州对此极为不满，美国南北战争一触即发。英国人考虑，如果一个美国军人介入中国的内战，会让局势更加错综复杂。拜托，你们自己家里还打成一团呢，何必非要再来中国瞎折腾？
于是，英国人秘密逮捕了华尔。
金发碧眼的中国人
逮捕了华尔之后，莽撞的英国人发现了一桩让他们目瞪口呆的怪事：美国人华尔和他的助手，同样是美国人的白齐文，不知何故，不知何时，竟然向中国方面提出来加入中国国籍，并蒙朝廷恩准，如今他们已经是中国人了。
这始料未及的情形，让英国人不知所措，于是华尔趁机脱逃，重返上海滩，和他的恋人张梅举办了盛大的中国式婚礼。
华尔归来，杨坊的计划得以顺利推行，就由华尔出任队长，金发碧眼的“中国人”白齐文并美国人法尔思德为副队长，于上海滩头招募菲律宾人百人，于松江建立了洋枪队大本营，矢志保卫上海。
杨坊的计划顺风顺水，而江苏巡抚薛焕的点子，却碰了壁。
薛焕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案，他打算建立湘军。
湘军？不是曾国藩已经建立湘军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