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郑国】

在嫪毐被诛，吕不韦遭削的时候，一股政治思潮在秦国的朝廷涌动，所有的外籍大臣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在这个曾经具有海纳百川胸怀的秦国突然变得不受欢迎，各种流言蜚语在明里暗里地流传着，传达着同一个消息：是该驱逐客籍大臣的时候了。宗室力量和本土大臣是这种思潮的主要推动者。秦王嬴政年纪虽轻，但是颇有主见，可是他时间不长的从政经历告诉他宗室力量和本土大臣的意见或许是对的。他的仲父——秦国的大相国——来自韩国的吕不韦，抱着沽名钓誉的心态来秦国求发展，结果又给王室家族和秦国带来了无上的耻辱，这段经历使每一个宗室成员和本土大臣感到由心往外的厌恶。

爱屋及乌，当然恨屋也及乌，吕不韦犯下的错拖累了所有客籍大臣。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天纵奇才如秦王嬴政者包围在这种气场之下也很难对事情进行客观地分析，陷入选择性失明。而正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的案件又使这种情势变本加厉了。

话得从公元前246年说起，那一年秦王嬴政刚登上王位，不过事情的起因倒与秦王无关，因为他还是个孩子，当时秦国的当政者是吕不韦。自从范雎提出“远交近攻”以来，秦国就将主要矛头集中在心腹之患的韩、魏身上，就连著名的长平之战都是由韩国直接引起的。从范雎到吕不韦，秦国几乎不间断地派军对问候韩魏的边境，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不在话下。韩国君臣眼瞅着就要亡国，不知道哪位高明之士想出了个饮鸩止渴的招数，派韩国的水利专家郑国工程师入秦游说当局，使秦国将越过越好人力物力用在水利设施建设上，比如挖个渠，堆个堰什么的。当然想出这个办法的家伙也不乏历史知识和奇思妙想。在500年之内的历史中与此类似的事情曾经出现过两次，勾践在对他的宿敌吴国进行全方位、立体化、多角度颠覆的手段中有一招就是派人向吴王夫差灌输享乐主义的人生价值观。后来楚国灭越国的时候也是派一名大臣派到越王王无疆那里，败坏了越国的政治，使越国的财富无止境地消耗在享乐和公共建筑上。（写到此，突然发现越国的兴起和衰亡都是由于同一种把戏。偶然乎？报应乎？）韩国君臣不无理由认为秦国也会走上吴国、越国的老路。

于是咱们的郑总工程师带着与他的抱负极不相称的政治任务来到秦国。来到秦国后，接待他的是他的老乡吕不韦。郑国展开地图用他那特有的科学口气平铺直叙，没有雄辩术和修辞学，数据的魅力却强过一切雄辩术和修辞学。郑国在地图上比比划划，同时口中念念有词：秦国的核心地区是一块四塞之地，泾河与渭河中间经过，关中平原沃野千里，美中不足的是两条河流时常泛滥成灾，冲毁房屋，淹死百姓，而关中平原又时不时地遭遇天旱。如果能将水资源进行有效的分配和利用，关中平原的土地潜能可望进一步挖掘，要做到一点说起来并不难，只要开一条大渠将泾河水引入关中平原即可，但实际上这条渠道的修建却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最典型的要数途中的清峪河、蚀峪河。我研究水利多年，也算有点心得，有一项还没有申请专利的“横绝”技术可以将二水堵住，这样，泾河水就能保质保量地流入关中地区。根据初步估算，此渠长约300里，需耗钱数万金，人工数十万，十年可成。渠成之后，关中4万多顷盐卤地变成旱涝保收的肥沃良田，60万野战军的军粮也有了着落。在郑国平淡的叙述中，吕不韦看出了这项水利工程的巨大价值，既是对秦国，也是对他自己。秦国将得到的好处自不待言，而吕不韦也可以凭借推动这一工程载入史册，成为不朽，正如他后来组织撰写《吕氏春秋》一样。

然而庭议的效果并不理想，这条水渠的花费吓到了绝大多数的大臣，但吕不韦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便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决策权将这条渠由构思变成实际行动。有了吕不韦的支持，郑国便一头扎进这项让他身体疲劳，心理兴奋的伟大事业。这一年，水渠正式破土动工。

很显然，韩国在将郑国派出之前，没有对他进行政治审核，也许在韩国看来，根本无需对郑国进行政治审核，因为科学家郑国在政治上毫无疑问是可靠的。其实郑国对任何一国都是可靠的，在他的眼里，科学技术是无国界的，无论韩国还是秦国，可是一个间谍或者破坏者必须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在水渠的工地上，我们看不到破坏者的心机，只能看到建设者的热情。秦国破坏者，秦国建设者？这个问题根本无须去考察当事人的出身，所有的证明材料全部写水渠工程上。一个地下破坏者施工理念与建设者的施工理念决不相同，前者要做的是弄出不合理的设计、有意的留下安全隐患、大量浪费物资、残暴地对待民工，后者要做的是设计上讲究科学性、施工中追求多快好省、爱护民工、财务清晰，确保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对秦国幸运的是，郑国不是前者；对韩国不幸的是他是后者。在施工过程中，科学家的追求彻底战胜了间谍的使命。

然而，到了第九个年头，眼看大功就要告成，郑国的来历突然被人揭发出来，原来秦国的首席水利工程经理竟然是韩国的间谍。这一间谍门事件惊动了秦国朝野，这个时候秦国正在对外客过敏，吕不韦带给秦国的伤害还没有消解，这里又突然跑出了郑国。秦王对外籍大臣的厌恶再也无法遏制了。秦王的气质具有爆发性，他的原则是要么不做，要么做绝，于是一条命令从天而降——逐一切外客！

所有的外籍大臣都震惊啦，但是他们知道秦王的命令不可违背，如果以前他们还对这一观点抱有怀疑的话，经过嫪毐、吕不韦事件之后，没有人再敢怀疑。于是所有外客，无论他们在这之前是前程似锦还是前途渺茫，是在奋力拼搏还是在暗待时机，对不起，请就此打住，因为秦王让你们走。客籍官员只要收拾起行囊，依依不舍地踏上东去之路，咸阳城外摆起了长龙。

海纳百川的秦国精神就此消失了么？各国人才的大熔炉从此熄火了么？欲知详情，请看下节——李斯。

【2、李斯】

面对厄运的突然降临，人们的第一反应是逃避，可秦国的法制严格而精细，没有人能躲得过户籍审查。人们的第二反应是抗争，可是这种行为的风险系数更大，秦王的显露的几手铁腕依然让他们心有余悸，因抗命而倒毙阙下的二十七名大臣便是明证，最后他们只好选择认命。

当所有人都无能为力的时候，正是英雄好汉大显身手的时机，只有口袋瘫瘪下去的时候，放在里面的锥子才能脱颖而出；只有人气低迷，交易萎缩的时候，才是炒股高手大显伸手的时候。在被驱逐的官员当中，无论从那方面讲李斯都能算得上是精英，他的出身、他的学识、他的才干、他的志向、他目前的地位都是同行人中的佼佼者。因此李斯认为自己有必要改变秦王的想法，为自己，也为了与他同命相连的人。

李斯的奋斗经历颇具传奇色彩，据说他从政的灵感来源于两只老鼠。从这方面讲他与迪兹尼的经历倒有几分相似，不过迪兹尼从老鼠身上得到的是艺术形象，而李斯从老鼠身上看到的是“心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的人生哲学。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李斯在楚国的上蔡当一名小小的公务员，他娶了媳妇，生了儿子，有稳定的收入和工作，日复一日过着单调而重复的生活。这样的生存环境对庸人而言胜似天堂，他们经常用“平平淡淡就是真”进行自我安慰。可是李斯是一匹还不为外人所知的千里马、而且是黑色的。他从生活中享受不到幸福，这里只有漫漫的无聊抽丝剥茧般消磨着青春，只有无尽的空虚无时无刻腐蚀着生命。想起外面的战天斗地的世界，李斯内心就泛起一阵狂热，但所能做的不过是急匆匆地原地绕圈，手足无措地四处抓狂，没有人的时候大概也会学两声狼叫。可是周围的环境无声地提醒他，喂，老兄，这里是上蔡！顿时，李斯就像泄了气的皮球。

有一天，李斯去厕所大便，当他蹲在茅坑上发呆的时候，忽然听见茅坑下面瑟瑟作响。李斯低头一看，只见茅坑里面有两只肮脏的老鼠在搞活动，它们的神情既紧张又兴奋，兴奋是由于天上掉“馅饼”，紧张是担心馅饼砸到身上。两只老鼠的滑稽形象刺激了正在发呆的李斯，他想起了它们在公家仓库里的同类，那里的老鼠从不为食物发愁，居住的环境也非常卫生。

李斯同学想来喜欢思考一些人生哲理。仓库里的老鼠食人之所食，而厕所里的老鼠却食人之所泻，同在一个种族为什么处于食物链的上下两层呢？这个生物学上的特殊现象引起了李斯的好奇心。细想之下，李斯明白了这一切都是环境惹得祸。进而李斯又将这一生物学现象推广到社会学领域，环境能影响老鼠的价值取向，当然也能够影响人的价值取向。得出这个结论后，李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茅坑里的两只小老鼠深深地烙在他的脑海，永久性地成为鞭笞他努力向前的反面教材。在以后无数的艰难时刻，李斯一想到当年茅坑中的两只小老鼠，便不敢松懈。

而眼下李斯要做的是辞职。在亲朋好友，同事族人异样的目光下，李斯坚决地推掉了工作，而后打点盘缠，走上了周游之路。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李斯对自己的能力和潜力深信不疑，但他也知道自己目前也还只是一块未经打磨的宝玉。因而李斯没有直接去游说诸侯，而是先去拜访名师，准备进行系统、正规地学习。

无须远行，在楚国的兰陵郡就有一位名师，荀子是也。说起荀子，他可是大有来头。荀子早年游学于齐国，在文化圣地“稷下”之宫混得很是不错，曾经三次担任“祭酒”一职，相当于现在的学会主席。后来又四处游走，到过赵国和秦国，在秦国荀子还见到了秦昭王，并给予秦国高度评价。在赵国，荀子曾经于楚国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谈论军事思想。春申君在楚国当政之后，荀子又在春申君的支持下在兰陵为令。春申君失势之后，荀子退出政坛，专心教学，教学基地就设在兰陵，就是李斯想要去的地方。在思想上，荀子既属于儒家又属于法家，他强调礼教的作用，但又认为人性本恶。现今流传最广的是他的教育思想，一篇脍炙人口的《劝学篇》不知教育了多少中国人。其中“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等名句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语言宝库。

李斯在荀子门下刻苦地学习，一直持续了七年，但严格说在这七年李斯并没有学尽荀老师的所有知识，其中原因不是李斯接受能力差，也不是荀子不乐意教，而是由于李斯骨子里就是一个出世主义者，因此把精力全部放在了帝王术上，在天理人心等方面只是进行了泛泛地涉猎。帝王术更多地体现了法家思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儒法兼修的老师却教出了彻头彻尾的法家弟子。好在荀子一代宗师，胸怀广阔，只求弟子成才，不求弟子在学路上与自己一致，并不像后世的学者经常因门派而争吵，而不是真理。无独有偶，在李斯求学期间，另外一名更实际的弟子也加入到求学者的行列，此人便是韩国的王室贵族韩非。韩非来目的更直接，他不像李斯还没有自己的舞台，他的舞台是现成的，韩国就是他的天空，他要学的是富国强兵之术。不用问，韩非也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家。共同的志趣将李斯和韩非两人拉在一起，两人关系非常亲密。韩非口吃，但善于写文章，他的文章经常受在同学们中间争相传阅。

七年之后，李斯自度学成，来向荀子辞行。师徒告别之时，徒弟一般要谈谈自己今后的发展计划，还要表达一下对老师的感谢。李斯的辞行表白别具特色，闪耀着强烈的入世光辉，数千年后读来仍然让人心血澎湃，他说：“我听说人应该抓住机会一炮走红，现在各大国正在激烈争斗，游走四方的雇佣兵主导着时代的潮流。秦国企图吞并六国，一统河山，这正是布衣人才大显身手之际。处在低贱位置而无动于衷的那些人，好比绵羊看见鲜肉，恰似长着人脸而行尸走肉。人世间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卑贱，最耻辱的莫过于穷苦。比这更其不幸的是长久地生存在卑贱、穷苦地环境中不思进取，张口世界太黑暗，闭口人性很肮脏，而自诩清高无为，这决不是爷们儿的作派。”

李斯说完这些话后，告别老师，踏上了西行之路。李斯考虑到六国皆弱，舞台太小，只有秦国才是他梦想起飞的地方。李斯到咸阳的时候正是吕不韦炙手可热的时候。士人中经常流传一句话：想当官，找伟哥。后来这句话传来传去传到现在变了味，就成了“想快活，找伟哥”。李斯也加入了吕不韦的门客队伍。在为吕不韦服务期间，李斯的才干被吕不韦发现。于是吕不韦将李斯推荐为郎官，这个职位大概是秦王的随从，和四品带刀护卫展昭一个职业，不过李斯带的不是刀，而是帝王术。在给秦王当跟班的时候，李斯这块金子发光了。他智慧的光芒照亮了年轻的秦王的心房。李斯旗帜鲜明地提出秦王嬴政应该负起统一中国的重任，并提出了新形势下的新策略，即：组建特务部门，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六国展开间谍战，具体方法是黄金在前、利刃在后，六国中的当权派能收买则收买，不能收买就刺杀。

李斯的主张深得秦王的赞赏，秦王虽然还没有当政，但还是利用自己的影响拜李斯为长史，并授权李斯组建特务机关，全面主抓间谍战。到此为止，李斯摆脱了吕不韦的控制，直接受秦王的领导。在长史这个位置上，李斯干得风生水起，间谍战效果显著，深受秦王好评，李斯的前途也一片光明，不久就被提拔为客卿，相当于现在的外国顾问。秦国的客卿在百官中有着特殊的含意，传统上，相国经常出自客卿。张仪、范雎都是从这个位置上升为相国的。

就在李斯春风得意的时候，逐客的灾难降临了。这场灾难和个人表现无关，李斯也未能身免。在这个关键时刻，李斯的才能注定使他成为关键人物。这次李斯没有发挥他的套套雄辩，而是运用了能够妙笔生花的手，于是一篇光耀百世的《谏逐客书》便新鲜出炉了。

其文曰：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东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孙支於晋，此五子者，不产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纳，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悦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而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马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於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於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向西，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於秦，可宝者多；士不产於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仇，内自虚而外树怨於诸侯，求国之无危，不可得也。”

这篇文字是各种经典古文选编的必选篇目。但当今的人更多是欣赏李斯的文采，至于李斯的思想，我们感受并不强烈。李斯的文采好不？好，非常好，相当好，绝对好。但仅凭文采是无法打动讲求实效的秦王，文采的背后必须蕴含着深刻有力的道理才行，要不然苏轼早就当上宰相了，在此多说一句，苏轼的文采确实不一般，但有些政论文章中所持观点也确实有失偏颇，与同辈的几个政治家仍有一些差距。

我们现在之所以没有强烈感受到李斯文章中的思想是由于李斯之后有过许多著名的历史事件在印证着李斯的说法。由于这些历史事件的重要性，李斯的这篇文字中的思想力量反倒被淡化了。比如，古代有五胡乱华后中华民族的浴火重生，以及后来李世民开放的民族政策和人才观念，到了近代，美国这个民族大熔炉更是将李斯当初的说法演绎到了极致。如果排除后见之明，在那个历史时代条件下李斯提出的思想是崭新而有力的，一下就点醒了梦中的嬴政。

嬴政何其英明，一眼就看出李斯的文字与秦国前途的关系，马上改变了主意。于是李斯留下来了，其他外客也留下来了。逐客事件不但没有影响李斯的前途，反而增加了他的政治资本。李斯在客卿这个位置上还要干很多中重要的事。不过现在得接待另外一名来客了。

进入下一节。谁呢？

【3、尉缭】

秦王嬴政亲政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肃清了政权上的羁袢，将权力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紧接着又将目光转向国外。此时的嬴政继承了自从秦孝公以来六世国君的政治遗产，再经过李斯的有意渲染，所面临的政治任务能且只能是吞并天下、统一六国。此时的秦王才二十出头，来日方长，前途无量。他有雄心，有决心、有谋略、有手段，对自己身上的历史使命信心百倍。嬴政经过韩非和李斯的熏陶已经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法家主义者，他所拥有的政治地位使他成为一名法家思想的实践者。嬴政对法家的推崇源于两方面：一，秦国今日的成就得益于法家商鞅所推行的变法，事实证明法家给秦国带来的制度是先进的。二，法家思想与秦王本人的性格几乎完全匹配，凡是秦王所追求的，法家必定用逻辑、道理、规则将其推广到极限。比方说，嬴政需要绝对的权力，法家则主张强化君权，并提供了切实的解决办法。韩非子所著的《孤愤》、《五蠹》深深地打动了嬴政，所以嬴政平定天下的思想武器非法家莫属，但遗憾地是以前的法家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内政建设方面，在对外战争方面留意的不是很多。相比起来，比较不适合战争的儒家在战争方面仍然有“天下定于一”“仁者无敌”等论述，实用不实用姑且不论，但至少如儒家对战争还是有指导意见的。

秦国以往的对外战争虽然成绩显著，但并没有统一、连贯的指导方针。白起好杀，所以白起时代的战争血腥味最重。吕不韦推崇儒家，所以对外战争杀戮较少，但无论白起、还是吕不韦所推行的战争政策都是个人意愿，并不是最优化的有意设计。现在任何一个明眼人都能看秦国统一六国是大势所趋，是历史的必然。秦国并不缺少能够领军打仗的将材，白起后时代虽然有过范雎时期的将慌，但吕不韦又使秦国将坛重现勃勃生机，蒙骜及子蒙武、蒙毅、王翦及其子王贲、李信等都是冠绝一时的人物。嬴政需要的是一种多快好省的战争政策。

魏国命中注定要做秦国的最大赞助商，每当秦国需要制定或改变政策的时候，魏国总能送来相关的专业化人才。秦国需要基本制度的时候，魏国送来了商鞅；秦国需要大国外交的时候，魏国送来了张仪；秦国需要军事吞并的时候，魏国送来了范雎；秦国需要战略收官的时候，他们送来的是尉缭。

尉缭，男，魏国大梁人，写过一本书叫《尉缭子》。史籍中关于尉缭见秦王之前的介绍就这么可怜的一点，其余的都是猜测。有人说他年轻时候曾经和魏惠王有过交往。此说甚不足取，魏惠王的年代与秦王嬴政的年代差80多年，如果尉缭能横跨这两个年代，那他至少已经100多岁，在这样的年龄还有精力西入游说秦王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现在的人们即便生活水平高了，医疗条件好了，能吃上脑白金了，也没有谁能在100多岁的年龄还能够坐车或骑马从开封到咸阳，更何况随后还要指挥一部庞大的战争机器。更不足信的说法是：尉缭是鬼谷子的高足。后世的人们好像有种习惯，只要是出身不祥的奇才，便是出自鬼谷子的门下。看来这鬼谷子也够累的，几百年间里时不时地就就得给人世间培养出一些高徒。我们不妨采取古龙经常在小说中的处理方法，在做大事之前尉缭只是一个小人物，不是出自名门，也没有奇异的历险。我们所能够推测出尉缭只是一名纯粹的军事理论家，就像后世德国的克劳塞维茨一样。这是由于：其一，尉缭应该没有指挥过大型战役，因为中国古代的史官宁肯放过一种伟大的思想，也不肯放弃一场伟大的战役。其二、尉缭有一本讲述军事思想的《尉缭子》传于后世。

同样是兵书《尉缭子》不同于《孙子兵法》，前者主要讲述抽象的原则，偏向于理论和军队建设；后者讲述具体的操作，偏向于实践和临阵应敌。中国人重视实际，因此《孙子兵法》更为流行，但窃以为《尉缭子》更有可取之处。《尉缭子》打造出来的是残酷高效的罗马军团，谁做统帅都无所谓，只要按照原则办事就能打胜仗，无论是加图，凯撒还是庞培。而《孙子兵法》铸就的是诡计多端的将军，军队的战斗力非常受将领素质的影响。后世学者虽然曾经一度怀疑《尉缭子》的真实性，其中不乏名师大儒，但是近年来考古学家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现了《尉缭子》的战国竹简，一切怀疑便不攻自破，所以其人也不假，其书也真实。

尉缭在见秦王之前，他的思想已经臻于至善，他的那本《尉缭子》已经成书，或者其中的重点章节已经写完。《尉缭子》是一本讲些什么的兵书呢？尉缭在书中说了一些怎样动听的话语呢？且听我择其要而道来。

现存本的《尉缭子》有二十四篇。这二十四篇讲述了军队建设的个个方面，为取得战争胜利进行了最优化的设计，法家思想从头到尾贯穿始终。尉缭对战争的定义和提出的取胜之道全新而系统，源于当世的思想而远超出于当世的思想。

比如尉缭对战争的定义：“故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尉缭对战争持谨慎而克制的态度，他认为如果必不得已需要发动战争，那也只是为了“诛暴乱，禁不义”，而且即便战争发动起来，也要追求最少伤害，理想状态是“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初看之下，尉缭对战争的定义似于儒家的颇有相似，其实两者形同而实异，儒家着眼于保护对方的人民和财产，追求的是一种“仁天下”的道德目标，而《尉缭子》却着眼于减少己方的阻力和损失，迅速实现战争目标。因为打击面越大，所遇到的阻力也就越大。

尉缭在军队内部建设上也表现出不搞虚谈，一切围绕取胜转的作风。尉缭对军队纪律尤其重视，他也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尉缭所谈的“人和”不单纯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团结等，而是强调军士的遵纪守法和部队的军事素养。他认为“人和”做好了，可以胜过“天时”“地利”等方面的不利因素，并举武王伐纣中的战例进行说明。当时的兵书一般认为不背水列阵，不向坡列阵，可是武王伐纣的时候，周国联军却背水面坡列阵，反而将商纣王的军队杀得大败。对此，尉缭的解释是周军在“人和”的优势抵消了“地利”上的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