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认为，三年之丧漫长而复杂，能否处处守而不失，正是观察人是否具有仁爱之心、通理之智、强健之志的极好时机，所以《礼记·丧服四制》说：‘仁者可以观其爱焉，知者可以观其理焉，强者可以观其志焉。礼以治之，义以正之，孝子弟弟贞妇，皆可得而察焉。‘

●祭祀万世师表：释奠礼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二十一

祭祀万世师表：释奠礼

中国古代的祭祀对象，最引人注目的有两类，一类是天地、日月等，属于自然崇拜；另一类是血缘亲属，属于祖先崇拜。但还有一类祭祀对象，既非自然神只，也非血缘亲属，而是是文明的先驱，如农业、蚕桑、医学等科学领域的始创人，给人类以无限的福祉，可惜大多不知其姓名，祭祀时只能用‘先农‘、‘先蚕‘、‘先医‘等来代称。稍有例外的是对‘先师‘的祭祀，人们不仅确知受祭者是孔丘，仪式也最为隆重。

一、学行与生平

孔丘，子仲尼，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生于鲁国陬邑（今山东泗水县东南）。孔子的先世，可以上推到殷朝末年的贤臣微子，武王伐纣之后，封微子于宋（今河南商丘），数传之后有孔防叔，因避难而来到鲁国，遂以孔为氏。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鲁国的大夫，但在孔子三岁时就死去，故孔子少年时代很贫穷，他自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当过管仓库的小官‘委吏‘，也当过饲养牛羊的‘乘田‘，对社会下层的情况相当了解。孔子以‘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态度，虚心向一切人学习。他十五岁就立志成为一名博学多才、道德高尚的君子。三十岁左右，学业有成，开始招生授业。当时，学术由官府掌握，只有贵胄弟子才有资格学习，即所谓‘学在官府‘。孔子以个人之力开创私学，打破了文化垄断，使学术下移到民间，推动了思想文化的普及和繁荣，堪称万世之功。孔子实施‘有教无类‘的方针，只要交给他‘束修‘（十条干肉）作为学费，就可以成为他的学生。相传他有三千弟子，其中学业优秀的有七十二人。孔子以文、行、忠、信为‘四教‘，要求学生文章、道德兼备，并且贯彻到行动之中。他还提出了因材施教、学思并重、启发式教学等教学原则。孔子的一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史记·孔子世家》）。后世把孔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家，绝非过誉。

孔子提倡仁爱，希冀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为此而周游列国，可惜春秋衰世，诸侯力政，暴力相凌，弑篡迭起，孔子的学说受到冷遇，‘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史记·孔子世家》），到处碰壁，无奈之余，回到鲁国。孔子慨叹礼乐废弛，文献缺失，于是专心整理《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六经‘，并用它作教材来教育学生。‘六经‘是中华文明的精华，也是最宝贵的原典，它能流传千古，声播海外，孔子之功居首。

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夏四月已丑，孔丘卒，葬于鲁城北泗上，弟子及仰慕孔子的鲁人随之搬到墓边居住的多达一百多家，当时人称之为‘孔里‘。次年，鲁哀公下令将孔子生前居住过的三间房改为祀庙，人们又将孔子使用过的衣冠、琴、车、书籍等收藏于内，以志纪念。每年四时，人们都会自发地到孔子墓前祭祀，儒生们则在墓侧讲论孔子倡导的乡饮酒礼、大射礼等等。这一盛况，跨越战果，到司马迁时依然如此。

司马迁对孔子十分崇敬，认为他是天下罕有其匹的‘至圣‘之人。司马迁用《诗经》‘高山仰止，景行行之‘的诗句容自己‘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心情。他亲往曲阜参观祭祀孔子的庙堂和车服礼器，目睹儒生在此习礼，无限感慨，以至‘低回留之不能去‘。（《史记·孔子世家》）

二、释奠说略

祭祀孔子原本属于个人行为，祭祀者以孔子后裔为主，主要形式是‘四大丁祭‘。春夏秋冬四季，每季三个月，分别称为孟月、仲月、季月。古代用干支纪日，每月不超过三十天，所以甲乙丙丁等天干一般会出现三次，祭孔用第一个丁日，称为上丁。四大丁祭，就是在四季仲月上丁日举行的祭祀。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

此外，从汉代开始，共有十一位帝王、十八次到曲阜孔庙祭祀过孔子。开此先河的是汉高祖刘邦。据《汉书·高祖本纪》，汉高祖刘邦即位十二年，从淮南返回京城经过曲阜时，用太牢之礼祭祀孔子。

到了东汉，除了曲阜孔庙继续祭祀孔子之外，人们开始在各郡县的学校祭祀孔子。据《后汉书·礼仪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各郡县举行乡饮酒礼，礼毕，在当地学校祭祀先圣周公、先师孔子，以犬作为祭牲。

在学校中把孔子和周公放在一起祭祀，是因为《礼记·文王世子》说过：‘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意思是说，凡是建立学校，一定要用‘释奠‘的礼仪祭祀‘先圣‘和‘先师‘。根据汉代经学家的解释，先圣是指周公，先师是指孔子。所以，周、孔合祭的做法，通行于汉魏。但也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如隋大业以前，以孔子为先圣，颜渊为先师。唐初依然在国学同时祭祀周公、孔子。武德二年（619），唐高祖诏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五年后，高祖亲行释奠礼，以周公为先圣，以孔子配。

这种祭祀对象混乱的状况，直到到唐太宗时才有了改观。贞观二年（628），房玄龄等提出，周公、孔子固然都是圣人，但国学应该祭孔子。得到太宗的首肯，于是罢周公，以孔子为先圣，颜渊配享。到高宗永徽年（650-655）间，一度又又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不过非常短暂，高宗显庆二年（657），礼部尚书许敬宗等奏议，认为周公践极摄政，辅助成王治国，功比帝王，应该配享成王才是，释奠礼仍当祭祀孔子。高宗从其说。从此以后，孔子在国学祭祀中的独尊地位再也没有变化。

唐太宗为推进全国各地的祭孔之礼，还作出过两个大的举措。贞观四年（630），唐太宗又命令各地州学、县学都要建孔子庙，以敦行儒学。这是我国州、县普遍建立建孔庙的开始，祭孔的仪式随之推行到各地。此其一。

州、县学如何祭孔？例如，由谁主祭？一年祭几次？每次在什么时间？等等，都没有成例可循。释奠的次数，郑玄认为是每季一次，故魏晋太学也是四季各祭一次。隋制，国子寺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唐高祖武德年间，国子学也是四时致祭。唐初州县之学多仿照魏晋故事祭四次，主祭者多由学官自己充任。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规定，释奠于春、秋的仲月举行。释奠仪式，当有规格，国学释奠，以国子祭酒为初献，祝词称‘皇帝谨遣‘，司业为亚献，国子博士为终献。州学，以刺史为初献，上佐为亚献，博士为终献。县学，县令为初献，县丞为亚献，主簿及县尉等为终献。太宗这一国学遣官释奠、州县由守令主祭的规定，提高了释奠的规格，为后世所沿用。如果是皇太子亲自释奠，则规格更高，皇太子自为初献，国子祭酒为亚献，司业终献。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释奠‘一词源于《礼记·文王世子》。那么，释奠礼究竟是怎样的呢？《文王世子》本身并没有对此作出说明。郑玄为之作的注说：‘释奠者，设荐馔酌奠而已，无迎尸以下之事。‘由郑玄的解释可知，释奠礼与一般的祭祀的最大不同点在于不设‘尸‘，仅仅‘设荐馔酌奠而已‘。唐人孔颖达在郑玄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认为释奠是‘直奠置于物，无食饮酬酢之事‘。意思是说，只是将祭品直接放在神主之前，礼毕，致祭者之间不需要酬酢。可见，这是一种相当简略的仪式。相传古代祭祀先师、先圣之礼还有一种称为‘释菜‘的仪式。有学者说，释奠有音乐而无尸，释菜则连音乐也没有，仅仅在神主之前放一些苹、蘩之类的菜。可惜释菜礼在唐宋之际亡佚，今天已经无法考证。

随着历代政府对祭孔的提倡，释奠礼变得越来越复杂。刘宋元嘉初建立国学，讨论释奠礼的规格，裴松之提议加入舞队，用‘六佾‘。佾(yi)是古时舞队的行列，以八人为一佾，佾的多少，依等级而定，如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四佾。裴松之建议用六佾，实际上是用诸侯的等级。由于金石器乐准备不足，未能实现。到南齐武帝永明三年，立国学时，再次讨论释奠的礼乐。尚书令王俭主张用轩悬之乐、六佾之舞，得到允许。到唐朝，皇太子亲释奠时，迎神、太子行、登歌奠币等仪节都有了专门的乐章，称为承和、肃和、雍和、舒和等。宋绍兴十年（1140），京城的释奠礼由原来的中祀升为大祀，笾豆用十二之数，祭祀规格与社稷相同。到明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释奠礼由六佾升为八佾，笾豆等礼器的数目尽与天子等同。

此外，孔子的封号，也不断增益。孔子原本布衣，生前没有做过几天官，但却有身后之荣。唐开元年间，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加谥‘至圣文宣王‘。元武宗大德十一年，加谥

‘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改称‘至圣先师孔子‘，清人因之。在春秋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获得如此声誉，而且世世享祀不绝的，孔子一人而已。顺便要提到的，是孔子的弟子颜渊、曾参等等，也都获得了相应的封号，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三、四配

上古有以德配天的传统，行祭天大礼时，夏后氏以黄帝配享，殷人以帝喾配享，周人以后稷配享。这种形式也为祭孔礼仪所仿效，孔庙以四位最杰出的孔门弟子颜渊、曾参、子思、孟轲配享，称为‘四配‘，但四人进入配享的时间有先后。

最早得到配享殊荣的是颜回。颜回，字子渊，习称颜渊，与其父颜路都是孔子的学生。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一心向学；又有‘闻一知十‘（《论语·公冶长》）的能力。孔子以德行、言语、文学三个科目评价学生，德行以颜回为首。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弟子中谁最好学？孔子说‘有颜回者好学‘，又说，颜回死了以后，‘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颜回终身不仕，一直追随孔子，亲如父子，‘颜回之于孔子也，犹曾参之事父也‘（《吕氏春秋·劝学》）。所以，后人把他看作是孔子最亲近的弟子。三国魏正始二年（公元241年）春二月，齐王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这是以颜渊配享孔子之始。

第二位进入配享行列的是曾参。曾参，字舆，也是孔子最优秀的学生，与父亲曾点也都先后师从过孔子。曾子是著名的孝子，主张对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子·滕文公上》），唐人皮日休说‘曾参之孝感天地，动鬼神，自汉至隋不过乎‘（《宗圣志》卷七）。曾子又是一位刚毅超群的人，‘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视死如归！‘（《春秋繁露·竹林》）‘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孔子·泰伯》）等名言都出自曾子之口。所著《大学》为《四书》之一，被誉为‘儒学纲领‘、‘入德之门‘。唐睿宗太极元年（公元712年），释奠以曾参配，是为曾参列入配享之始。

第三位是孟子。孟子受业于子思子的门人，是继孔子之后，儒学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被后人尊为仅次于‘至圣‘孔子的‘亚圣‘。孟子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在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孟子还提出了‘君轻民贵‘、‘性善论‘等颇具影响的观点，他的心性学说，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先河。所著《孟子》七篇，在宋代列入《十三经》和《四书》，影响至巨。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孟子开始进入配享行列。

最后一位是子思，即孔子的孙子孔伋。子思幼年丧父，故一直与孔子一起生活。成年后曾为鲁穆公师，在学术上很有建树，后人曾将他的二十三篇二十三篇汇编为《子思子》一书，可惜除《中庸》一篇因被收入《礼记》而得以流传至今外，其余均亡佚于隋唐之际。《中庸》在中国哲学史上居有重要位置，韩愈认为其重要性与《易经》、《孟子》等同。程颢、程颐视之为‘孔门传授心法‘之作。朱熹将其列入《四书》，从此成为士子必读的经典之一。宋度宗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子思开始进入配享行列。

1126年，金人虏徽、钦二帝，北宋亡。高宗南渡，在临安建立南宋政府。孔子第四十八代孙孔端友等南迁到衢州，并在当地建孔庙祭祀，成为孔脉的南宗，而留在曲阜孔庙的称为北宗。咸淳三年（1267年）春正月戊申，度宗诣太学，谒孔子，行舍菜礼，以颜渊、曾参、子思、孟轲配享。顾炎武非常称赞理宗将颜、曾、思、孟配享孔子：‘自此之后，国无异论，俗无异习，历元至明，先王之统亡，而先王之道存，理宗之功大矣。‘（《日知录》卷十八，《配享》）

四、十二哲

如果说‘四配‘是祭孔时陪祭的第一等级，那么‘十二哲‘就是其第二个等级了。据《论语·先进》，孔子曾经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评定他的学生的优长：‘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因此，这十人被公认为孔子的好学生。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唐玄宗诏令国学祭祀孔子时，以这十人为‘十哲‘配享。

孔孟之后，儒学最杰出的功臣是朱熹。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生于福建南建（今福建南平）尤溪县。朱熹是程颐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于学无所不窥，经史、文学、释道，乃至自然科学，无不精研。在贯通百家的基础上发展了宋代理学，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所撰《四书集注》，水平超绝，故被元、明、清三朝科举考试的官定文本，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朱熹又是伟大的教育家，一生从事教学活动，并提出了一套富有特色的教育思想。鉴于朱熹对儒学的杰出贡献，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增补朱熹为第十一哲。

乾隆三年（1738），清人又增补有若为第十二哲。有若的事迹，文献记载很少，后人对他了解不多。但有两件事很值得注意，一是《论语·学而》录有三段有若的言论，而且孔门中唯有有若与曾参两人称‘子‘；此外，孔子死时，鲁哀公诔之；有若死时，鲁悼公吊之；可见有若在孔门的声望。二是《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子夏、子张、子游等认为有若的言行、气质与孔子相像，打算用侍奉孔子之礼事来侍奉他。孔门弟子对于有若的推许，也由此可知。因此，南宋咸淳三年，因颜回升为‘四哲‘，拟从孔门弟子中递升一人进入十哲，儒臣多推有若，最后祭酒上书力诋，只得递升子张入十哲。直到乾隆三年，有若终于成为第十二哲

五、先贤、先儒从祀

在孔庙中从祀，但级别又低于四配、十二贤的，称为‘先贤‘、‘先儒‘。

先贤主要是指孔门弟子。东汉永平十五年（72），明帝到曲阜祭孔，并祭孔门七十二弟子。此后，习惯上将七十二弟子画在孔庙两侧的墙上，但不祭祀。唐开元八年（720），以十哲配祀，其他弟子从祀。南宋理宗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从祀。今日孔庙所见从祀的先贤共有七十九人，供奉于大成殿两侧东西庑的北端，除孔门弟子外，还有与孔子同时代的子产、遽伯玉，以及上面提到的五位宋代理学大师。

先儒是指在历史上对儒学有杰出贡献的学者。最早推出这一举措的是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太宗下诏，每年太学祭祀时，将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贾逵等二十二位为《春秋》、《诗》、《书》、《礼》、《易》等作过出色的注释的学者，作为传播儒学的功臣配享，以表彰其传注之功。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又将荀况、扬雄、韩愈等三位在儒学史上有杰出贡献的学者列入从祀的名单。此后，从祀先儒的名单不断增加，最后达七十七人，供奉于两庑的南端。与四配、十二哲不同的是，从祀的先贤、先儒，都只有牌位，没有塑像。

六、祭祀孔子的文化意义

在历史上，孔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中华文明所及之处，无论南北，还是台湾、海南，都有孔庙的存在。在古代汉文化圈内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地，也无不如此。撇开袁世凯为复辟而祭孔不谈，因为那是另一回事；应该说，释奠礼所要表达的，是对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敬意，具有鲜明的提倡文教的意义。在古代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不在少数，但都奉孔子为正之宗，惟其如此，历史上不论政权如何更迭，中华文化始终绵延不绝。这里可以举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例子。据《辽史·宗室传》，神册元年（916），辽太祖立长子为皇太子。太祖问周围的侍臣：‘作为受命之君，应当事天敬神，我想祭祀有大功德者，应该首先祭谁？‘侍臣都说应该祭佛。太祖不同意这种建议，说：‘佛教不是中国之教。‘这时皇太子说：‘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应该首先祭祀。‘太祖大悦，决定立即建孔子庙，命皇太子春秋行释奠礼。我们常说，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我想构成这一凝聚力的因素很多，但孔子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受到广泛的认同，应该说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外，释奠礼是在国学或者州县学等学术机构举行的，因此，释奠礼往往与学术活相动伴随。从文献记载来看，至迟从魏晋时期开始，皇帝、皇太子每通一经，都要行释奠礼。如《晋书·礼志》记载，魏正始二年（241）二月，齐王讲《论语》通，五年五月讲《尚书》通，七年十二月讲《礼记》通，‘并使太常释奠，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晋武帝泰始七年（271），皇太子讲《孝经》通；咸宁三年（277），讲《诗》通，太康三年（282）讲《礼记》通。晋惠帝元康三年（293），皇太子讲《论语》通。东晋元帝太兴二年（320），皇太子讲《论语》通。凡此，太子都‘亲释奠，以太牢祀孔子‘。东晋咸康元年（335），成帝讲《诗》通。升平元年（357），穆帝讲《孝经》通。宁康三年（375）七月，孝武帝讲《孝经》通。‘并释奠如故事‘。类似的记载，史不绝书。

学者为帝王讲论儒家经籍，也每每安排在孔庙。例如《隋书·礼仪志》记载，后齐为皇帝讲经，先在孔庙选定经书，并确定讲经的人选。讲经之日天明之时，皇帝戴通天冠，穿玄纱袍，乘象辂来到国子学，在庙堂上听讲。讲毕，行释奠礼。又如，《旧唐书·礼仪志》记载，贞观十四年二月丁丑，太宗亲临国子学，观看释奠礼，然后由祭酒孔颖达为之讲《孝经》。类似的记载，不胜枚举。各地州县学的情况，大抵也是如此。

孔庙中的受祭者，包括了历代学术精英，奉祭者所看到的，实际上是一部浓缩了的中国学术史；此外还包括像诸葛亮、韩琦、李纲、文天祥、陆秀夫、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有名节、卓行者，站在这群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名人面前，不能不在多方面受到激励和教育。这是它的正面意义之所在。为了证明这一观点，我们不妨再举一个少数民族帝王的例子。据《金史·熙宗纪》，皇统元年（1141）二月戊午，金熙宗到孔庙行再拜之礼。礼毕，他无限感慨地对侍臣说：‘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由于在孔庙受到的激励，熙宗幡然改过，从此刻苦学习《尚书》、《论语》，及《五代史》、《辽史》等书，‘或以夜继焉‘。

七、释奠礼在今日韩国

在历史上，朝鲜半岛是除中国本土之外，儒家化最为彻底的地区。时至今日，儒家思想在韩国的影响，依然随处可见，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成均馆的释奠礼。

‘成均‘一词，出自《周礼·春官·大宗伯》，后人多用它泛指国立学校。成均馆是朝鲜的国学，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中国的官立学校包括国学（太学）和州学、县学。从格局上来说，它们一般包括庙和学两部分，庙是祭祀孔子之处，学是读书之处。今日韩国的南北各道，尚有300多所古代儒林留存的‘乡校‘，每校也都有庙和学两部分。成均馆的格局与北京国子监略有不同，国子监是左庙右学太学；成均馆则是前庙后学，前庙称‘大成殿‘，后学称‘明伦堂‘，当年明朝使节朱之藩所书的明伦堂匾额，一直保留至今。明伦堂前面为广场，两侧为养贤斋，乃当年学生的居室。

成均馆的释奠礼仪，完全遵从古代中国的习惯。由于全国从上到下许多地方都要祭孔，时间上必须错开。故规定成均馆用上丁日，各道用中丁日，乡校用下丁日。成均馆的释奠，每年春、秋仲月的上丁日准时举行，是对人文之祖的膜拜，故不售门票，欢迎参观，成为汉城著名的文化景观之一。成均馆释奠用八佾舞，乐舞生由礼仪学校的学生担任，他们手持籥翟，在钟磬之声中翩翩起舞。前往外国游客甚众，竞相摄像或拍照，表现出对东方儒家文化的极大兴趣。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成均馆祭孔的仪式，包括服装、乐曲、礼器等，都是明朝时传去的，至今没有变化。祭孔的乐曲，朝鲜王朝曾经加以记录，故保存至今，而中国已经失传，故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经过明、清的变故，北京、曲阜两地孔庙的祭孔服装是清朝的式样。

中国古代的国学，除春、秋仲月例行的释奠礼之外，还有朔日行礼。从后齐开始，每月朔日，国子祭酒要带领博士以下及国子诸学生以上，太学四门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学诸生，到大成殿的阶下‘拜孔揖颜‘。成均馆则是以每月朔日为焚香日，此日还邀请学者前往讲论《四书》、《孝经》等，用焚香和读书来纪念孔子。

各地乡校的祭孔典礼，规模虽然要比成均馆小得多，但却是一丝不苟。参加仪式的人，都自豪地称自己是‘儒林‘中人，每人都有专门的祭服，称为‘儒巾服‘，据说也是从明朝传去的。祭祀中的各项仪式，从初献、亚献、三献，到监礼、司香、司巾等等，都各有专司，并写在长长的纸上，公诸于众。令人汗颜的是，韩国祭孔，仍沿用古代的名称称释奠礼；而中国称为‘祭孔表演‘，‘释奠‘一词，即使在北京和山东也很少有人知道。

香港以孔子的生日作为教师节，虽然没有释奠的仪式，但表达了广大教师对中国的第一位教师、堪称万世的师表的孔子的敬意，值得称道。

●诗礼传家：家礼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二十三

诗礼传家：家礼

儒家将修身、齐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家治则国治。《大学》云：‘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孟子·离娄上》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修身、齐家的工具就是礼。

一、不学礼，无以立

旧时书香人家的大门上，往往写有‘诗礼传家‘四字，以标榜门风。诗礼传家，源出于《论语·季氏》，陈亢问孔子的儿子孔鲤：‘你是老师的儿子，一定得到过特殊的传授吧？‘孔鲤回答说：‘父亲对我的教育，其实同大家都一样。如果一定要说有单独的传授，那只有两次。有一天，他老人家独自站在庭中，我从他面前走过。他问我：‘学诗了吗？‘我回答说：‘没有。‘他说：‘不学习诗，就不会说出有文采的话。‘于是我开始学习诗。不久，他又站在庭中，我又从他面前走过，他问我：‘学礼了吗？‘我说：‘没有。‘他说：‘不学礼，就不能在社会上立足。‘于是，我又开始学礼。我独自听到父亲的教导，就这两次。‘陈亢听后高兴地说：‘我问了一件事，却得到了三件事，我知道了诗、礼的用处，知道了君子要求孩子继承的家风是诗和礼。‘孔子所说的诗，是指我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里面收录的三百多首诗歌，思想纯正，情感真挚，富于文学色彩，古代有学问的人说话，每每引用其中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要想立足于社会，光是说话有文彩还不够，还必须懂得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怎样约束自己的言行，怎样尊重他人，这种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规范就是礼。

由于孔子的提倡，历代文人学士都将诗和礼作为立身、传家之宝，一般民众也把‘知书达礼‘作为有知识、有教养的标准而希望子女不断努力。

二、《礼记》所见的先秦家庭礼仪

家庭是教育子女的第一课堂，也是实践人伦之序的重要场所。儒家将纷繁的社会关系归纳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类，称为‘五伦‘。五伦和顺，社会才能安定。春秋时期卫国的名臣石碏说：‘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家庭伦常的和顺，是通过礼来实现的。因文献阙如，先秦时期家庭礼仪教育的全貌已经不可得知，但由《礼记》的《曲礼》、《内则》、《少仪》等篇，尚可得其梗概。

《曲礼》一篇的得名，孙希旦认为是所记多为礼文之细微曲折，而尤详于言语、饮食、洒扫、应对、进退之法，故名。《内则》篇的主旨，郑玄说是‘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是闺门中侍奉父母、公婆（古称公公婆婆为舅姑）的仪轨；此外，还有如何教育子女等内容。《少仪》所记以少者事长的仪节为主，内容与《曲礼》、《内则》相类。

《曲礼》对于子女言行的规定非常具体、细致，如子女外出，要做到‘出必告，反必面‘，行前要把去向告诉父母，回家后一定要先面见父母，以免让父母牵挂；又如孩子的仪态，要求‘幼子常视毋诳，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倾听。长者与之提携，则两手奉长者之手。‘视线不可狂傲向天，不要穿皮衣。站立时要方正，不侧身歪头听人说话。如果长者拉着自己的手，则一定要用双手捧持长者之手，以示亲密和尊敬；又如跟随先生外出，‘不越路而与人言。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不可隔着马路大声与熟人打招呼。如果在路上遇见先生，要快步上前，正立拱手地见过先生。如此等等，《曲礼》中比比皆是。

但是，《曲礼》并非只有细微曲折的琐碎仪节，还提出许多宏观的理念和精神境界的要求，如卷首的‘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一语，实际上是提示全卷的思想性，强调一切礼仪必须出于诚敬。又如‘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则是说行礼者的思想修养。又如‘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以‘自卑而尊人‘作为礼的原则；并提出了即使是负贩者也必定有尊严的命题。可见，儒家非常注重礼仪教育的思想高度，着意提升行礼者的内在德性。

孝顺父母，不能只挂在嘴边，而是要见诸具体行动。《内则》对此有一系列的要求，如‘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縰笄总，拂髦冠緌缨，以适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气怡声，问衣燠寒，疾痛苛痒，而敬抑搔之。出入，则或先或后，而敬扶持之。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问所欲而敬进之，柔色以温之。‘意思是说，做子女的，每天天刚亮就应该起床，打扫室内和庭院的卫生，然后洗涮、穿戴整齐，到父母的房门前，和声细气地询问父母晚上休息得好不好。如果休息得不好，应该找出原因，及时想办法解决。如果父母父母身上有痛痒之处，则要帮助抓搔，让他们感到舒服。

古代聚族而居，人口众多，若男女之间没有一定限制，很可能会出现乱伦之事，故儒家不得不设为‘男女之大防‘，《内则》对此有具体条文，如‘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意思是男女不使用同一口水井，不使用同一间浴室，不使用同一张寝席，不相互借还物品，不相互混穿衣裳，闺门内的话不传出门外，外面的议论不带进闺门，等等。

此外，还有许多在礼仪场合的专门用语，如《曲礼》云：‘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由于‘死‘是很忌讳的字眼，对于尊者是不能使用的，所以，天子死要说‘崩‘，诸侯死要说‘薨‘，大夫死要说‘卒‘，士死要说‘不禄‘，只有庶人才用‘死‘字。类似的规定很多，都是必须熟悉的常识。

再如在礼仪场合执持物品，一定要显示出内心敬重的不同程度，《曲礼》说：‘凡奉者当心，提者当带。执天子之器则上衡，国君则平衡，大夫则绥之，士则提之。‘凡捧持物品，双手的高度要与心齐平；如果是提拎物品，则手的高度要与腰带齐平。如果是捧持天子的器物，则手的高度要高于胸口；如果是国君的器物，双手与胸口齐平；如果是大夫的器物，则双手低于胸口；如果是士，单手提着就可以了。如果不了解这些常识，就必然会有失礼的举止，从而贻笑于公众。

如此等等，不惮繁举。由于《礼记》是中国古代士人必读的著作，播迁极广，所以，《曲礼》等篇的内容作为礼仪常识流传千年，形成了我国民间的礼仪传统，对于国民素质的养成和提高，有过十分深远和广泛的影响。

二、《颜氏家训》

颜之推，字介，琅邪临沂人，《北齐书·文苑传》说颜门‘世善《周官》、《左氏》，颜之推‘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辨‘。颜真卿《颜氏家庙碑》说颜之推官至北齐黄门侍郎、待诏文林馆、平原太守、隋东宫学士。颜氏的生卒年不详，据钱大昕考证，生于梁中大通三年辛亥（531），卒于隋开皇中（《疑年录》卷一）。

颜颜之推身逢末流之世，国家分裂，兵燹不断，自己常年漂泊，饱经忧患，目睹了太多大起大落的人物和事件，可谓阅尽人间沧桑。自己家族的子弟多生于戎马之间，没有机会系统地接受教育，教导他们如何在此乱离之世安身立命、保持节操，成为晚年的颜之推最关心的问题。他以长辈的身份，将自己对人生的理解，以及如何治家、如何为人、如何为学等，结合古今史事，娓娓道来，著为七卷、二十篇，这就是著名的《颜氏家训》。

卷一开首为‘序致‘篇，讲述撰作此书的缘起和主旨。颜氏将自己一生的成就，归结于幼年所受的教育，‘吾家风教，素为严密‘，家庭礼仪教育非常系统，‘晓夕温凊，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颜氏认为，《大戴礼记·保傅》所记古代帝王的教育方法是非常正确的，从帝后开始怀孕，就行胎教之法，‘声音滋味，以礼节之‘，使之有好的禀性；及至孩提时代，师保又用‘孝仁礼义导习之‘；稍长，则教以分辨是非，‘使为则为，使止则止‘。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若自然‘，正是看到了从小培养孩子的良好品性对于人生之路的极端重要性。颜氏说，他撰此书的主旨正是为了‘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为颜氏家族垂范立训。

颜氏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对子女教育的责任在于父母。颜氏十分赞赏儒家的教育方法，‘吾观礼经，圣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诺、执烛沃盥，皆有节文，亦为至矣‘，认为古人对每一个仪节都经过精心设计，都赋予了深刻的含意，是非常成功的经验。但颜氏又指出，礼仪必须与时俱变，因此，他加入了某些新的礼仪知识，并在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等篇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如何教育子女的问题，今日读之，依然富于启迪。

除家礼教育之外，《颜氏家训》还有许多知识性的篇章，如卷六为‘书证‘，论考据之学；卷七为‘音辞‘，论声韵之学；当是颜氏自己在这些领域的学术总结，希望传之子孙；此外还有书法、绘画、天算、医方、琴瑟、投壶等方面的内容。最末一篇为‘终制‘，犹今之遗嘱，要求子女为之简葬，止用松棺二寸，不用明器等，以此为子孙作则。

《颜氏家训》是我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之一，历来受到学者的好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誉之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王钺《读书丛残》称赞它‘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三、司马光的《书仪》与《家范》

从南北朝到隋唐，知识界都比较重视家庭的礼仪规范，表现之一，就是私家仪注大量出现。这些仪注中，除书信格式之外，每每有家庭礼仪程式。《新唐书·穆宁传》提到穆宁‘居家严，事寡姊甚恭，尝撰《家令》，训诸子，人一通。‘但这一时期的仪注，内容都比较简略，大多属于个人行为。到了宋代，家庭礼仪开始向社会行为的方向发展。

与‘独尊儒术‘的两汉相比，唐宋两代最大的特点是儒、佛、道三教并立。三教中，佛教最盛，它有寺庙作为固定的传教场所，有彼岸世界可以吸引信徒，其理论则是玄妙虚远。桑门茶毗之法，道士风水之说，风靡一时，乡俗民风，多被其化，儒家文化受到极大冲击。长此以往，中国本位文化就有被外来文化替代的危险。为了捍卫本位文化，一些有识之士一方面深入发掘儒家文化，将它发展为一种缜密的理论体系--理学，以与佛教理论抗衡；另一方面提倡儒家礼仪，使之能在社会层面上传承。

宋代学者中最早制订私家礼仪规范的学者有程颢、程颐和张载等，他们在家庭中实施古代的儒家礼仪，以表明自己的文化立场，可惜其仪轨都不成体系，也没有成书。最早编撰成书的家庭礼仪，是司马光的《书仪》和《家范》。

司马光《书仪》的最大贡献在于，对繁琐的古代礼仪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减。儒家的《礼经》，文古义奥，连古文大家韩愈都说‘难读‘，而且仪节繁缛，自古有‘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荘子·天下》）之叹。如果要兴复古礼，就必须简化其节文。司马光的以《仪礼》为本，芟芜存要，从中选择冠、婚、丧、祭四礼作为家庭基本礼仪，同时参酌宋代习俗。既能存古礼之大要，又能与时俱变，极有识见，后世家礼的格局无不仿此。又将公私文书的格式和礼仪用语制为范式，极便日用。《四库提要》誉之为‘礼家之典型‘，诚为不刊之论。

如果说《书仪》十卷重在家庭礼仪的程式，则《家范》十卷重在治家思想，卷一引《周易》、《大学》、《孝经》等文献，论述圣人之治，以‘家行隆美‘为尚，总述治家之要。卷二为祖，卷三为父母，卷四、卷五为子，卷六为女、孙、伯叔父、侄，卷七为兄弟、姑姊妹、夫，卷八、九为妻，卷十为舅甥、舅姑等。行文与《颜氏家训》相仿佛，谈古论今，并广引《曲礼》、《内则》仪节，以及经史所载圣贤修身齐家之语，夹叙夹议，以‘轨物范世‘、‘遗泽后世‘。

司马光将建立和谐的伦常关系看作是治国的不二法门，而礼是最好的工具。他说：‘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治家莫如礼。‘

司马光认为，处理伦常关系的核心，是要‘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他批评许多做长辈的只考虑子孙的营生，千方百计从物质上加以满足，‘今之为后世谋者，不过广营生计以遗之，田畴连阡陌，邸肆连坊曲，粟卖盈囤仓，金帛充箧笥，慊慊然求之犹未足也。施施然自以为自子孙孙累世用之莫能尽也‘，‘然则向之所以利后世者，适足以长子孙之恶，而为身祸也‘，‘子孙自幼及长，惟知有利，不知有义故也‘。

司马光反复谈到父母如何爱子女的问题：‘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逸，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古人有言曰：慈母败子。爱而不教，使沦于不肖，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乱亡，非他人败之也，母败之也。‘这些问题，颜之推大多已经涉及，而司马光的论述又更深一层，读者不妨取来一阅。

四、朱子《家礼》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哲，是孔子之后最杰出的学者。朱熹之学博大精深，几乎无所不窥，但晚年好礼，认为礼是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每每与弟子讨论家乡、侯国、王朝之礼，希冀兴复三代之坠典，大有将礼学作为毕生学术的归宿之意。他从六十一岁起，开始编撰《仪礼经传通解》，希望将古今礼制打通，重新打造一个百代不废的典制。这一工作朱熹至死不辍。

朱熹认为，社会风气的不振，关键在于礼之不行，‘士大夫幼而未尝习于身，是以长而无以行于家。长而无以行于家，是以进而无以议于朝廷、施于郡县；退而无以教于闾里，传之子孙，而莫或知其职之不修也。‘朱熹对司马光的《书仪》非常赞赏，但又有些许不满。儒家之礼自古为贵族之礼，是所谓‘礼不下庶人‘。《大唐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皆煌煌礼典，但多为皇族、品官之礼，庶民不得僭用。对于宋代庶民接受礼的知识水平和经济能力，司马光似乎没有清醒的估计，因此，他的《书仪》虽经删削，但节文依然比较复杂，堂室之广、仪物之盛，令人‘未见习行而已有望风退怯之意‘。因此，《书仪》尽管刊印流传，但‘徒为箧笥之藏，未有能举而行之者也‘，难以之通行于寻常百姓家。所以，朱熹打算在司马光《书仪》的基础上，参考诸家之说，裁订增损，‘使览之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详，而不惮其难行之者。虽贫且贱，亦得以具其大节，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跋三家礼范》）。朱熹在《仪礼经传通解》中设了‘家礼‘一门，打算撰写一部可以下于庶人的家庭礼仪。朱熹丁母忧时，曾潜心研究丧礼，并有所著述。但是，朱熹关于家礼的书稿被小孩偷走，不知去向。

朱熹死后，突然出现了一部题为《家礼》的著作，共五卷，卷一为‘通礼‘，说祠堂、深衣之制，后附《司马氏居家杂仪》。卷二为‘冠礼‘。卷三为‘昏礼‘。卷四为‘丧礼‘。卷五为‘祭礼‘。另有‘附录‘一卷。这部《家礼》以《书仪》为底本，再加删削，又离析仪文，分别节次，文字简洁，大纲明了。如冠礼仅存告于祠堂、戒宾、宿宾、陈冠服、三加、醮、字冠者、见尊长、礼宾等大节目，礼文仅一百五十字。婚礼，《书仪》本诸《仪礼》，犹存六礼的节目，《家礼》唯纳采、纳币、亲迎等三个仪节。丧礼，《书仪》简至卅七节，《家礼》再削为廿一节。朱熹的弟子黄干认为，此就是朱熹所作、而被孩童窃走的那部《家礼》，并予以高度评价。他为该书作了序，称赞此书‘务从本实‘，‘切于人伦日用之常‘‘见之明，信之笃，守之固，礼教之行，庶乎有望矣‘。从此，社会上每每称此书为《朱子家礼》。

《家礼》一反古代礼书的烦琐面貌，简便易行，因而备受欢迎，不断被翻刻印行。为之作注的有杨复的《家礼附注》、刘垓孙的《家礼增注》、刘璋的《家礼补注》、邱濬的《家礼仪节》等。此外还有各种插图本、汇辑本，如元代的《纂图集注文公家礼》，明代的《文公先生家礼》等。明朝政府曾将《家礼》编入《性理大全》，与《六经四书集注》并颁之天下，为后世学者所讲说尊尚。

到了清代，有一位名叫王懋竑的学者对《家礼》的作者问题提出质疑，他先后撰写了《家礼考》、《家礼后考》、《家礼考误》等文章，极论《家礼》非朱子之书，得到了包括四库棺臣在内的许多学者的首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懋竑一生崇拜朱熹，对朱熹的学术相当精熟，绝非处处与朱熹立异的人物。王懋竑认定，在传世的朱子著作中，只有《家礼》及《易本义九图》绝非朱子手泽。《家礼》的作者究竟是谁，学术界至今仍有争议，无法确指。

五、《家礼》在朝鲜

《家礼》东传到朝鲜半岛，是在高丽末期。当时有一位叫安珦的高丽学者，曾两度出使元朝，到中国购求祭器、乐器、六经、诸子、史书等。安珦十分景慕朱熹，家里悬挂着朱熹的画像；因朱熹号晦庵，他自号‘晦轩‘。安珦在燕京看到了新刊刻的朱熹著作，知其为孔门正脉，遂逐一抄录，带回国内传播，《家礼》就是其中的一种。

高丽末期，盛行了数百年之久佛教渐入衰境，奸僧与滑吏沆瀣一气，操纵国政，兼并土地，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家礼》传入朝鲜半岛后，为学者普遍推崇，他们身为天下先，希冀以此转移社会风俗。侍中郑梦周遭父丧，不用佛门丧礼，而是在庐墓之侧立家庙，依《家礼》行丧祭之礼，继而上书，请在全国推行《家礼》。朝鲜时代初，士林争相仿效郑梦周立庙祭祀。太宗初，命平壤府印刷《朱文公家礼》一百五十部，颁赐各司。其后不断被翻刻印行，在民间广为流传。由于政府的提倡、士林的拥护，以及朱熹在朝鲜的崇高声望，《家礼》被誉为‘垂世大典‘，‘万世通行之制‘。

研究《家礼》的论著相当之多，以致形成了《家礼》热。李德弘的《家礼注解》、宋翼弼的《家礼注说》、曹好益的《家礼考证》、金长生的《家礼辑览》、金榦的《答问礼疑》、俞棨的《家礼源流》、李喜朝的《家礼札疑》、柳长源的《常变通考》、金隆《家礼讲录》、裴龙吉《家礼考义》等，都是很有影响的作品。

为了使《家礼》平民化，一些学者撰作了便于士庶切用的手本，金长生的《丧礼备要》是其中最享盛誉的一种，‘继《家礼》而言礼者，在我东惟《丧礼备要》为最切，今士大夫皆遵之‘。《丧礼备要》仅主于丧、祭，李縡乃以《家礼》为纲，而仿《丧礼备要》体例，又增加冠、婚二礼，题为《四礼便览》，也在民间广为流传。

朝鲜半岛本无文字，书面语言完全借用汉字表达。但除士大夫之外，一般民众都不通汉字。于是，世宗大王创制了一种简单明快的拼音文字，称为‘谚文‘。为了帮助不识汉字的朝鲜庶民，而有了宗英鸾、寿文叟的《丧礼谚解》和申湜的《家礼谚解》等，用俚语谚文解释《家礼》。

朝鲜虽然与中国毗连，但风俗相去甚远，及至高丽朝，随着佛教习俗的兴起，其风俗更是驳杂不一。《家礼》东传之后，成为朝鲜社会公认的仪轨，柳云龙《家戒》说：‘文公《家礼》，固是吾东士夫所共遵行。‘李退溪、李栗谷等著名学者还仿照《家礼》制定自家的礼仪规范，士林纷纷响应，蔚成一代风气。朝鲜学者以几个世纪的时间，坚持不懈地躬行实践、使朝鲜半岛儒风广被，《家礼》深深根植于社会。诚如朝鲜学者李植所说：‘礼乐之兴，实自我朝百馀年间。大儒继出，遗文毕集，而后衿绅彬彬。乐节相益，习俗为之丕变。今虽兵戈创残，委巷治丧之家犹秉朱礼。鲁无君子，斯焉取斯（《疑礼问解跋》）。‘

《家礼》的推行，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的文化面貌，并深刻地影响着朝鲜社会的文化走向，显示了儒家文化移风易俗的伟大力量。

●不见面的礼仪：书信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二十二

不见面的礼仪：书信

在日常生活中，古人以‘自谦而敬人‘为原则，因而要借助于各种礼仪来体现之。当人们由于种种原因不能见面，只能将情感诉诸笔墨，托诸邮驿时，礼仪依然不可或缺，字里行间，揖让进退之态不仅依然可见，而且显得更为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从而形成了富于中国特色的书信文化。

一、书信格式

我国的书信史源远流长，战国时期乐毅的《报燕惠王书》、鲁仲连的《遗燕将书》、李斯的《谏逐客书》等，都已是传诵千古的名篇。但先秦两汉人写信，形式比较随便。至迟到魏晋时期，开始有人撰作‘书仪‘，就是各类书信的格式，以供他人写信时套用。这类文字在魏晋到隋唐之际非常流行，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谢元撰有《内外书仪》四卷，蔡超撰有《书仪》二卷。《崇文总目》称王宏、王俭、唐瑾，以及唐裴茝、郑余庆，宋杜有、刘岳尚等都有《书仪》传世。此外还有专供夫人、僧侣使用的《妇人书仪》、《僧家书仪》等。有学者敦煌文献中发现了上百件‘书仪‘类文书，比较著名的有郑余庆书仪、杜友晋书仪等。迄今所知最早的书信格式，是晋代书法家索靖书写的《月仪》。

我国的书信文化经过历代的传承和发展，大体形成了为社会广泛认同的书信格式，一封通常意义上的书信，至少要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称谓语

提称语

思慕语

正文

祝愿语

署名

由于收信人年龄、身份的不同，写信时所使用的称谓语、提称语、思慕语、祝愿语等也都有相应的区别，弄错了就会贻笑大方，就是失礼。这套语言相当复杂，本文只能略述其梗概。

二、敬称

首先我们要谈到书信中必须使用的敬称和谦称，这是中国书信文化最基本的常识，它所要体现的，则是君子‘自谦而敬人‘的理念。

敬称是对他人表示尊敬的称呼。敬称的方式很多，比较常见的方法之一，是将古代爵称等转换成敬称。例如‘君‘，原指天子或者君王，《诗·大雅·假乐》‘宜君宜王‘，此处的君就是指诸侯。后来，‘君‘转化为比较宽泛的敬称：称父亲为家君，称已故的祖先为先君，妻子称丈夫为夫君等等。也可以用作对他人的尊称，《史记·申屠嘉传》：‘上曰：君勿言，吾私之。‘时至今日，君作为尊称的用法在日语中依然保留着。

古代天子有三公、九卿，公、卿，也都被用作敬称。如果对方德高望重，可以在他的姓之后加‘公‘字，称为‘某公‘，当今中国的知识界还有这种用法。‘卿‘用作尊称，先秦就已出现，如荀况（荀子），时人尊称‘荀卿‘，就是大家最熟知的例子。此外，‘侯‘字原本是指诸侯，《梁书·吉翂传》‘主上知尊侯无罪‘，此处的‘尊侯‘是指对方的父亲，这一用法在书信语言中还时有所见。

称呼对方配偶也有相似的做法。古代天子的妃子称‘后‘，诸侯的配偶称‘夫人‘，大夫的配偶称‘孺人‘，士的配偶称‘妇人‘，庶人的配偶称‘妻‘。时下，人们常常把对方的配偶称为‘夫人‘，也是从古代沿袭而来的敬称。此外，‘公子‘，原本指诸侯的庶子，后也用于尊称对方的儿子，而将对方的女儿称为‘女公子‘。

称呼他人的亲戚，一般在称谓前加‘令‘字，如令尊大人、令堂大人、令伯、令叔、令兄、令弟、令妹等。对于他人的孩子也是如此，称对方的儿子为令郎或令息，女儿为令爱或令媛。也可以在称谓前加‘贤‘字，如贤伉俪（夫妇）、贤乔梓（父子）、贤弟等。

旧式书信还往往用‘台‘字来表示尊敬，如台启、台端、台甫、台安等。书信中的台，是三台的简称，三台是天上的三颗星，古人用来指三公，故也用来当作尊称。古代台与台是两个字，后来将台简化成台，致使许多人误以为是一个字，其实不然。所以，给港台等通行繁体字的地区的友人写信，千万不能将台甫写成台甫，那样就会贻笑大方。

古人行冠礼之后都要取表字，或者还要取雅号。名只有父亲和国君才能叫，所以《仪礼·士冠礼》说：‘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直呼其名被视为不礼貌的表现。目前，进入近代以来，一般人已经很少再取表字或雅号，但在文人圈中依然有之，因此，在与他们通信之前最好先了解一下，以免唐突。

此外，与敬称相呼应，书信中凡涉及对方的事物都要用敬语，如对方的住宅，要称府、邸，或者称潭府，潭是深的意思，潭府，意犹深宅大府，是对对方住宅的美称，故信末又往往用‘潭安‘来表示阖府皆安的祝愿。如果对方有所馈赠，感谢时可称厚赐、厚赠、厚贶等，以表示看重这份情谊。对不同的事物要用不同的美称，如果是对方来信，可以称大函、大翰、惠示、大示、手示、大教；如果是诗文著述，则可称华章，瑶章；如果是宴请，则要称盛宴、赐宴等。

书信中一般不要出现你、我、他之类的代词，这也是简慢或者缺乏文采的表现，凡是遇到类似的地方，应该酌情处理。如提及对方时，可以用阁下、仁兄、先生等代替；提及自己时，可以用在下、小弟、晚等代替；提及第三方时，一般可以用‘彼‘或者‘渠‘表示，渠当第三人称用，始见于《三国志·吴志·赵达传》：‘女婿昨来，必是渠所窃。‘

三、谦称

谦称是与敬称相对的称谓，一般用于自己或者自己一方。对他人用敬称，对自己用谦称，是中国人的传统。从先秦文献可以知道，当时的贵族都有特定的谦称，如《老子》说：‘王侯自称孤、寡、不谷。‘‘孤‘和‘寡‘都是少的意思，王侯称孤道寡，是谦称自己德行浅少；‘谷‘是善的意思，不谷犹言不善。《礼记·曲礼》说，诸侯的夫人在天子面前自称‘老妇‘，在别国诸侯面前自称‘寡小君‘，在丈夫面前自称‘小童‘。

古人每每用‘臣妾‘作为谦称。古代有‘男曰臣，女曰妾‘之语，‘臣妾‘的本义，犹后世言奴才。司马迁在他的《报任安书》中自称‘仆‘、‘牛马走‘。仆也是奴仆的意思，日本人至今还‘仆‘作为第一人称的谦称。‘牛马走‘，意思是象牛马一样供驱使奔走的人。与此相类似的用法，是谦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贱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