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218页。

[3] 钱穆：《政学私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42页。

[4] 参见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见氏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4、133、158页。

[5] ［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74页。

[6] 余英时：《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见氏著：《士与中国文化》，第195页。

[7] ［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昇、刘建英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29页。

[8] 参见阎步克：《帝国开端时期的官僚政治制度：秦汉》，见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第70—76页。

[9] 参见［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昇、刘建英译，第4—16页。

[10] 参见［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第92—104页。

[11] 钱穆：《政学私言》，第42页。

[12]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81、105页。

[13] ［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昇、刘建英译，第333页。

[14] 关于乡绅与乡官的区别，参见王霜媚：《帝国基础：乡官与乡绅》，见刘岱主编：《中国文化新论·制度篇：立国的宏规》第375—407页。

[15] 钱穆：《政学私言》，第43页。

[16] 参见［美］罗威廉：《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美］玛丽·兰钦：《中国公共领域观察》，见［美］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7] ［美］斯科克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刘北成译，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8年，第202—204页。

[18] 参见［英］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英］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教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见刘永华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41页。

[19] 杨国强：《晚清的绅士与绅权》，见氏著：《历史意识与帝王意志》，北京：海豚出版社，2011年，第104页。

[20] 杨国强：《晚清的绅士与绅权》，见氏著：《历史意识与帝王意志》，第112页。

[21] 杨荫杭：《老圃遗文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43页。

[22] 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14、44页。

[23] 邹鲁：《中国同盟会》，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2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7页。

[24] 太平洋客（欧榘甲）：《新广东》，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册，第287、310、270页。

[25] 章清：《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61—172页。

[26] 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增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4页。

[27] 关于晚清地方督抚与士绅阶层的关系，参见李细珠：《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28] 伧父（杜亚泉）：《论省制及省官制》，载《东方》杂志，第9卷第3号，1912年。

[29] 革命党人谭人凤有一评论：“他们谘议局的人，不是翰林进士，就是举人秀才，在社会上潜势力非常的大。”关于各省谘议局和资政院的组成成分，参见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年，第23—33页。

[30] ［美］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杨慎之译，第10页。

[31] 参见［日］深町英夫：《近代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中国国民党及其党国体制的形成过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32] 见宋教仁：《我之历史》，转引自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增订版），第25页。

[33] ［日］沟口雄三：《辛亥革命新论》，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67期，2007年9月。

[34] 吴鼎昌：《大借款与财政之将来》，载《民国经世文编》，上海：上海经世文社，1914年，财政六，第6页。

[35] 梁启超：《一年来之政象与国民程度之映射》，见《梁启超全集》，第5册，第2587页。

[36] 关于民国初年从美国道路转向法国道路的问题，参见拙文：《为何权力代替了权威：辛亥革命百年反思》，载《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37] 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增订版），第64页。

[38] 关于民国初年代议民主制与行政威权制如何失败的问题，参见拙文：《革命后的第二天：中国魏玛时期的思想与政治（1912—1927）》，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3期。

[39] 李大钊：《中心势力创造论》，见《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677—678页。

[40] 杨荫杭：《老圃遗文辑》，第141页。

[41] 参见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166页。

[42] 周作人：《南北》，见氏著：《谈虎集》（影印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217页。

[43]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第20页。

[44]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乡村》，王福明译，第37—49页。

[45]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73页。

[46] 参见孙中山：《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见《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2—35页。

[47] 杨荫杭：《老圃遗文辑》，第141页。

[48] 陈独秀：《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见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381页。

[49] ［清］顾炎武：《郡县论一》，见《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之一，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