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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239—261页。

[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见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79—95页。

[3] 参见［美］史华慈：《论中国思想中不存在化约主义》，张宝慧译，见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第28—42页。

[4] 余英时：《群己之间：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两个循环》，见氏著：《现代儒学论》，第237页。

[5] 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见氏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第30页。

[6] ［美］狄百瑞：《个人主义与人格》，见氏著：《亚洲价值与人权：从儒学社群主义立论》，陈立胜译，第25页。

[7] 参见［日］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甘万萍译，第2—24页。

[8] 参见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第15—72页。

[9] ［日］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甘万萍译，第53页。

[10] 余英时：《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见《余英时文集》，第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页。

[11] 参见孙中山：《三民主义》，见《孙中山选集》，第711—712页。

[12] 《孟子·藤文公下》。

[13] 《吕氏春秋·不二篇》。

[14]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见张汝伦编选：《文化融合与道德教化：蔡元培文选》，第86页。

[15] 在这两条主要的脉络之外，还有一个近代个人观念的支流，即章太炎所代表的、受佛学影响的临时性的“自性”的个人，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10章；姜义华：《章太炎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6章。限于篇幅，此处暂不讨论。

[16] 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见朱维铮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第28页。

[17] 康有为：《孟子微》，卷一，台北：商务印书馆，1974年。

[18] ［美］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高力克、王跃译，第211页。

[19] 关于梁启超的国民思想，参见拙文：《政治美德与国民共同体：梁启超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载《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20] 顾红亮将五四时期的个人想象，分为个性化的个人、人文化的个人、理智化的个人、意志化的个人和唯情化的个人五种类型，参见顾红亮、刘晓虹：《想象个人：中国个人观的现代转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1—121页。

[21] 参见周昌龙：《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个人主义的诠释》，见氏著：《新思潮与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第13—41页。

[22] 关于近代中国的无政府主义，阿里夫·德里克作了非常细致的研究，他指出：“无政府主义归根结底是一种个人哲学。”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0页。近代无政府主义的传统与佛教有关，在晚清经过章太炎的鼓吹与推动，到民国初年蔚成大潮，到了1920年代初，与马克思主义一起，成为思想界的两大显学。王汎森指出：“连胡适介绍的易卜生主义，其实也带有浓厚的无政府色彩。”见王汎森：《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与“政治”》，见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第177页。

[23] 胡适：《易卜生主义》，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卷，第485页。

[24]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梁启超全集》，第5册，第2980页。

[25] 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载《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12日。

[26] 张奚若：《国民人格之培养》，载《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12日。

[27] 傅斯年：《万恶之原（一）》，见《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104页。

[28] 陈达材：《物质文明》，载《新潮》杂志，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1日。

[29] 梁启超：《新民说》，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722页。

[30] 梁启超：《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1045页。

[31] 高一涵：《乐利主义与人生》，载《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

[32] 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第25页。

[33] 参见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90页。

[34] 冯友兰：《一种人生观：冯友兰的人生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57页。

[35] 杜亚泉：《人生哲学》，见《杜亚泉著作两种》，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65页。

[36] 梁启超：《霍布士案》，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498—499页。

[37] 陈独秀：《人生真义》，载《新青年》，第4卷第2期，1918年2月15日。

[38] 李亦民：《人生唯一之目的》，载《新青年》，第1卷第2号，1915年10月15日。

[39] 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见《梁启超全集》，第1卷，第431页。

[40]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见《梁启超全集》，第6册，第3658页。

[41] 梁启超：《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见《梁启超全集》，第6册，第3307—3309页。

[42] 梁启超：《子墨子学说》，见《梁启超全集》，第6册，第3158页。

[43] 参见严复：《庄子评语》，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4册，第1125页；《除杨墨论》，载《严几道文抄》，第152页。

[44] 剑男：《私心说》，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816—821页。

[45] 易白沙：《我》，载《新青年》，第1卷第5号，1916年1月15日。

[46] 吴康：《论吾国今日道德之根本问题》，载《新潮》杂志，第1卷第2期，1919年2月1日。

[47] 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见《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203、153页。

[48] 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见《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203页。

[49] 易白沙：《我》，载《新青年》，第1卷第5号，1916年1月15日。

[50] 陈独秀：《人生真义》，载《新青年》，第4卷第2期，1918年2月15日。

[51] 高一涵：《乐利主义与人生》，载《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

[52] 梁启超：《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1046—1048页。

[53] 吴康：《人生问题》，载《新潮》杂志，第2卷第2期，1919年12月1日。

[54] 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51、147页。

[55] 参见江宜桦：《自由民主的理路》，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第142—152页。

[56] 参见［英］约翰·密尔：《功利主义》，叶建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

[57] 参见［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58] 傅斯年：《人生问题发端》，见《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84页。

[59] 傅斯年：《人生问题发端》，见《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88、92页。

[60] 梁启超：《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1048页。

[61] 杜亚泉：《论社会变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针》，见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第284—285页。

[62] 杜亚泉：《精神救国论》，见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第33—34页。

[63] 杜亚泉：《国民今后之道德》，见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第294—295页。

[64] 杜亚泉：《精神救国论》，见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第36—37页。

[65] 傅斯年：《人生问题发端》，见《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90页。

[66] 章太炎：《俱分进化论》，见姜玢编选：《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第157页。

[67] 民：《金钱》，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第986—992页。

[68] 参见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见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32—429页。

[69] 鲁迅：《文化偏至论》，见氏著：《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39—40页。

[70] 鲁迅：《文化偏至论》，见氏著：《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32页。

[71] 参见许纪霖、王儒年：《近代上海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之建构：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之研究》，载《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

[72] 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卷，第564—565页。

[73] ［美］张灏：《重访轴心时代的思想突破：从史华慈教授的超越观念谈起》，见许纪霖主编：《现代性的多元反思》（《知识分子论丛》，第7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74] 参见钱穆：《阳明学述要》，台北：兰台出版社，2001年，第8页。

[75] ［美］杜维明：《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曹幼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页。

[76] 此处依据为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的检索结果，特此致谢。

[77]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417页。

[78] 梁启超：《余之死生观》，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1373页。

[79] 参见［美］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高力克、王跃译，第9页。

[80] ［日］沟口雄三：《中国的思想》，赵士林译，第15页。

[81] 关于公理世界观的性质和特征以及天理世界观向公理世界观的转变，汪晖作了系统的研究，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导论、总论部分。

[82] 蔡元培：《世界观与人生观》，见张汝伦编选：《文化融合与道德教化：蔡元培文选》，第242页。

[83] 易白沙：《我》，载《新青年》，第1卷第5号，1916年1月15日。

[84] 陈独秀：《新青年》，见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186页。

[85] 胡适：《易卜生主义》，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卷，第487页。

[86] 胡适：《不朽：我的宗教》，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卷，第529—530页。

[87] 胡适：《不朽：我的宗教》，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卷，第532页。

[88]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见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第204页。

[89] 陈独秀：《自杀论》，见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63页。

[90] 罗加伦：《写给青年：我的新人生观演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6、107页。

[91]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梁启超全集》，第5册，第2978页。

[92]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见《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297页。

[93] 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见《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355页。

[94] 关于五四的“重建社会”，参见王汎森：《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载《中国文化》，第14期，1996年。

[95] 佚名：《唯物论二巨子（底得娄、拉梅特里）之学说》，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12页。

[96] 汉一：《毁家论》，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916—917页。

[97] 家庭立宪者：《家庭革命说》，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833页。

[98] 傅斯年：《万恶之原》，见《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104—107页。

[99] 胡适：《易卜生主义》，载《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15日。

[100] 根据王汎森的研究，从晚清到五四，近代中国思想史中的自我，有一个从“国民”到“新人”的变迁，五四的“新人”在心理上具有“有意识的”、“人为的”和“向上的”特征。参见王汎森：《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与“政治”》，见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第180页。

[101] 根据王汎森的研究，从晚清到五四，近代中国思想史中的自我，有一个从“国民”到“新人”的变迁，五四的“新人”在心理上具有“有意识的”、“人为的”和“向上的”特征。参见王汎森：《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与“政治”》，见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第195页。

[102] 参见［英］奥克肖特：《哈佛演讲录：近代欧洲的道德与政治》，顾玫译，第16—28页。

[103] 参见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年；丁东、孙珉编：《世纪之交的冲撞—王蒙现象争鸣录》，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

[104] B.Macpherson, <i>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pidualism: Hobbes to Locke</i>.参见［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第93—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