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史(特奥多尔·蒙森)_第十五章旧共和国与新君主国（二）（2 / 2）_罗马史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这两种压迫的每一种都已令人无法忍受，而两者则又相互勾结相互支持；除此以外，还有另外一些普遍存在的灾难，而罗马政府至少有间接责任。在种种战争中，资本大量被吸走，而被毁的——有些被蛮族，有些被罗马军——则更多。由于罗马土地的无值，由于战争时期的警察无用，盗贼横行。在萨丁尼亚和小亚细亚内陆，抢劫已经变成了时疫。在非洲和远西班牙，凡在城市之外的建筑，都必须加建城墙与守望塔。当金钱不足或饥馑遍地的时候，罗马总督惯用手法便是禁止黄金谷物从行省出口，然而这并不能产生多大效果。普遍的困境再加上地方性的不安与官吏的欺压，社团生活处处难以为继。

<h5>行省的一般状况</h5>

这种悲惨的生活境况并非暂时，而是连绵数代，压力越来越重，地区则从塔古斯河直至幼发拉底河。早自公元前70年出版的一篇论文中就曾说道：“所有的社团都被毁了。”西班牙与纳波高卢——比较上说，这两地的经济还算是最勉强过得去的——也情况相似。在小亚细亚，即使是像萨摩斯岛[8]与哈利卡纳苏斯[9]这样的城镇也几乎全空。与自由的省民相比，合法的奴隶似乎是生在天国了；依照罗马政治家的说法，即使坚忍的亚洲人也厌倦了生活。任何想探测人的罪恶、堕落与不公之深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罗马贵人们的罪行以及希腊人、叙利亚人和腓尼基人的不幸。即使是罗马的政治家们也公然承认，罗马之名被希腊人与亚洲人深恶痛绝；有一次，位于黑海的赫拉克里亚的公民在忍无可忍之下把罗马收税员集体处死，这件事所引起的唯一遗憾是发生得太少。

<h5>恺撒与行省</h5>

当新的主人躬亲去视察他的“农场”时，财主们暗自讪笑。国王一向就成为无能的代名词，现在，确实需要一个有热情有能力的人将这个名称挽救出来了。以前的创伤是要由岁月慢慢抚平的，恺撒小心地任岁月执行它的任务，以免造成新的创伤。

行政系统经过彻底改造了。苏拉手下的总督，在他们任职的行省之内是不受任何控制的。恺撒手下的总督则是严厉的主人之下唯命是从的仆人；而这主人，由于集大权于一身，又为终身任期，比那年年更换的小暴君自然跟属民的关系更好，更自然。总督职当然还是分配予两个退休的执政官和十六个退休的次执政官；但由于统领直接指派的次执政官有八名，而总督的分配则完全由他一人决定，因此事实上总督等于是统领的赐予。

总督的职权也受到实际的限制。司法的监督与社团行政的管理仍操在他们手中，但他们的军事指挥权却瘫痪了，因为所有的军事指挥大权都操在罗马城新的最高司令手中，何况总督身边尚有最高指挥所派下来的副将。可能即使在这时，税收的职责即已实际交由皇家官员执掌，因此总督自此以后受到助理部门的包围，而后者则由军事系统的法规或由更严厉的家法而绝对依赖统领。以前，总督及其会计官似乎是派至行省搜刮的盗匪，而恺撒的行政官则是助弱除强的。以前的护民官不但无用，而且为虎作伥，现在的总督及其部属则必须对公正而绝不宽恕的君主法庭负责。至于横征暴敛，恺撒在首任总督时期即曾严加限制，现在则更为严厉，甚至有超过明文规定之处；而税吏，如果胆敢肆行不公，则依照当时惨酷的家法重新被他们的主人降为奴隶。

<h5>公共负担的缩减</h5>

特殊的公共负担被缩减为正当的比例，并限于实际的需要，一般的负担则做实质减轻。对于税法，除了前面提及的广泛规定以外，使省民受惠最大的是以下几项：减免税的范围扩充；直接税的普遍降低；十一税的制度限于非洲与萨丁尼亚；在直接税的收取上，完全免除中间人。恺撒是否追随他伟大的民主派先驱塞多留，使属民免于安置驻军的负担，是否坚持军队必须自行建立永久性的兵营，现在无资料可以证明。但他绝不是那种任属民受军人宰割的人，至少在他从谋位者成为一国之王以后绝不是。他的政策继承人就建立了这样的兵营，这是跟他的精神完全相符的；这些兵营继之成为城镇，在面对蛮族的边界连接成保卫意大利文明的防线。

<h5>对罗马资本的限制</h5>

要遏制官吏的不法行为固有困难，但要使省民从罗马人的资本压榨下解脱出来则更为困难，因为要打破罗马资本的力量，需采取一些措施，而那些措施却可能比罗马资本更为危险。就目前而言，政府只能铲除滥权事件（如禁止为金钱目的而使用政府使节之名位），用一般的惩罚与高利贷法——此法也用之于诸行省——来打击暴虐行为和高利贷。但要想使省民从罗马人的资本下解脱，最根本的办法是用更佳的行政来恢复省民的富裕生活。

为减轻某些省份无还债能力者的压力，以往曾订过数次临时性法规。公元前60年，恺撒任远西班牙总督时，曾划定债务人收入的三分之二归债权人，以此还债。鲁西乌斯·卢库卢斯任小亚细亚总督时，也曾直接取消部分利息欠款，因为这利息达到了过分的程度，其余部分则由债务人土地生产的四分之一以及由房租的自然增值或奴隶的劳力偿还。恺撒在内战以后于各行省是否采用类似的还债法，吾人则未有明确资料。但从已述的事实和他在意大利所实施的办法观之，几乎可以确定恺撒会向这个目标努力，或者，至少这会形成他的计划的一部分。

如此，当这个统领以人类能力所及的范围，减轻省民所遭受的罗马行政官与资本家的压迫时，我们也可以确定这具有新生命的政府会吓退边区的蛮族，驱逐海陆的盗匪，正如旭日驱散朝雾一般。旧伤无论仍旧如何痛楚，这些痛楚的人民却因恺撒而见到了一个可以忍受的时代之降临，那是数百年来第一个明智而人道的政府，其和平政策是源于力量，而非源于懦弱。无怪在这位伟大的解放者灵柩前最痛苦悲愤的，除最好的罗马人外便是这些属民了。

<h5>希腊—意大利国度的肇始</h5>

但这些腐败滥权的扫除仍并非恺撒省政改革的主要目标。在罗马共和国时期，依照贵族派与民主派人士的看法，行省只不过是罗马人民的农庄（事实也以此称之）。但现在这种看法过去了。作为罗马人农庄的行省要逐渐消失了，以便为新生的希腊—意大利国度准备一个更新、更宽敞的家，整个的组成部分没有任何一部分是为其他部分而存在，而是每一部分均为所有的部分存在，所有的部分也都为每一部分存在。这新生的家之新的存在状态，那更新、更广阔、更灿烂的国家生活，其本身就足以克服举国的悲哀与错误——而这是旧意大利无能为力的。

其实，谁都知道这些观念并不是新的。意大利向各行省移民，数世纪来就在实施（尽管移民者本身并没有意识到），以便为广阔的意大利铺路。第一个有系统引导意大利人在意大利半岛之外定居的人便是盖乌斯·格拉古——罗马民主君主制（民主专制）的创始者，阿尔卑斯山北的征服之构划者，迦太基与纳波殖民地之建立者。第二个罗马民主政治天才昆图斯·塞多留则开始引导西方蛮人接受拉丁文明，教导高阶层的西班牙青年穿罗马服装，敦促他们说拉丁语，在他于奥斯卡所立的训练机关取得较高的意大利文化。当恺撒建立政府之际，各行省与保护国已都有数目相当多的意大利人，只是并不很稳定与集中。我们可以回忆一下，除西班牙的正式意大利城和南高卢之外，塞多留与庞培在西班牙曾召集过多少军团，恺撒在高卢，朱巴在努米底亚，立宪派在非洲、马其顿、希腊、小亚细亚与克里特又曾召集过多少；拉丁的七弦琴（当然是音质尚差的）早在塞多留战争时，就如何在科尔多巴的诗人们手上歌颂着罗马将军；而在恺撒死后出版的希腊诗译作——由最早的非意大利籍著名诗人，阿尔卑斯山北高卢的奥德之普布利乌斯·特伦提乌斯·瓦罗译成——又如何优美，由这些就可知意大利人在各省的人数之多与意大利文化之盛了。

另一方面看，拉丁与希腊文化的交织则与罗马城同样古老。拉丁民族在征服并统一意大利半岛之际，消化吸收了所有被征服的民族之特色，唯有希腊除外，因为希腊文化是被依照原样接受的，而非经过混和。凡是罗马军团所到之处，希腊的教师即随之而至，而他们也同样是一种征服者；早期我们就发现著名的希腊语教师定居在瓜达尔基维尔河，而在奥斯卡的教育机关则既教希腊文又教拉丁文。高等的罗马文化不过是用拉丁文宣示的希腊文采与艺术，而罗马人首先选择希腊文化向西方的蛮族灌输，希腊人也不可能有任何抗议之意，希腊人（尤其是边区的，他们的民族文化受到蛮族的威胁，因之民族情感最强最纯）其实业已把罗马视为保护者，为希腊文化雪耻者。事实上，庞培在东方所建立的一些城镇，就是重拾了间断数百年的亚历山大的益世业绩。

两种语言、一种民族性的意大利—希腊帝国，这个观念并非新创，但将它从孤立的计划发展为牢固掌握的概念，从零散的初步努力到铺下坚定的基础，却是罗马的第三个、也是最伟大的一个民主派政治家。

<h5>两大主要民族　犹太人</h5>

要把帝国在政治上化归一致，最首要的条件便是保存并扩张两个主要民族，同时尽快吸收跟他们并存的野蛮民族（或他们所名之为的野蛮民族）。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将犹太人跟罗马人与希腊人并列，成为第三个民族；这个民族，在那个时代已无处不在，在恺撒的新帝国中也扮演着绝非不重要的角色。这一个民族，让步而又坚持，处处为家而又无处为家，处处有权而又无处有权。大卫与所罗门的继任者，对这些人民而言，其意义也只不过像当时的耶路撒冷对他们的意义了。无疑，那小小的耶路撒冷王国是这个民族可见的宗教与心智一体性的象征；但这个民族不仅包括它的子民，还包括无数的犹太人团体，这些团体分布在帕提亚和罗马帝国各地。

尤其是在亚历山大与昔兰尼两城，犹太人形成了特殊的社团，在其组织与地区性上，有类于今日我们城镇中的“犹太区”，但其地位比较自由，由“人民的主人”监督，作为最高法官与治理者。在恺撒的时代以前，罗马的犹太人之多，同胞情谊之厚，从那时一个作家的话看出来；他说，总督如果在其行省触犯了犹太人是危险的，因为他回返首都时，必然要遭受犹太人的嘘声。即使在这个时期，犹太人的主要事业就是从商，犹太商人随着罗马商人到处移动，正如后者随着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一样，而各地的资本也都像流入罗马商人之手一样流入犹太商人之手。

在这个时期我们也同样看到西方人对犹太及其观念与习俗的厌恶。犹太及其习俗，尽管在那不可人的民族大混合中并非最可人的成分，却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政治家既不可忽视又不可排斥的，而恺撒也像其先驱亚历山大一样，以正确的态度加以培植。亚历山大大帝在亚历山大对犹太主义的培植，其重要性几乎和大卫王对于耶路撒冷神殿的计划一般；恺撒在亚历山大与罗马也给予犹太人特别的优惠与特权，保护他们的特殊崇拜，以防罗马与希腊本地的教士的侵害。

这两大统治者当然并未曾设想要使犹太民族与意大利—希腊民族站在平等立场。但犹太人，由于没有像西方人那样接受政治组织——这潘多拉的盒子——由于基本上漠然于政治，由于一方面固不愿放弃其民族性，另一方面又随时准备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任何其他民族，因此特别能够适应这新的帝国——这新的帝国，建立在一百个活生生的国家之废墟上，因之从一开始其民族性就有些抽象，有些模糊。即使在古代世界，犹太人就是世界主义的有效酵素，因此，在恺撒的帝国中便占据一个特殊的地位。严格地说，他们是世界公民，而其民族性，从最底层言之，乃是人性而已。

但新国家中的主要分子仍然完全是拉丁与希腊人。共和国时期的全然意大利人国家业已结束；但某些谣言则纯系愤怒的贵族因猜疑与恐惧而生，例如，恺撒意图毁灭意大利与罗马城，以便将帝国的中心迁往东方希腊，以伊利昂[10]或亚历山大为首都等等。其实，在恺撒的计划中，拉丁民族始终占着首要地位，这可以从他发布法令所用的文字看出：他的法令全用拉丁文，只有发送到希腊语地区的，才兼用希腊文。一般言之，在他的君主国中，他对两个主要民族之关系的安排，和共和国时期在联合的意大利中所做的安排一样：凡希腊民族存在的地方，予以保护，而意大利民族则视环境之许可尽量扩充；一切民族都要吸收归化为意大利民族。

最后这一步是必需的，因为如果希腊人与罗马人站到完全平等立场，则就可能发生数世纪以后在拜占庭发生的惨况。因为希腊人不仅在智性上明显超乎罗马人，而且大量的文化使者由被迫或自愿已迁入意大利，其影响力是绝不可忽视的。希腊侍从左右了罗马君主，是从君主制之始就存在的现象。这一长串令罗马人嫉恨的人物之中，最早的一个便是庞培的心腹佣人米蒂利尼的塞奥法奈斯，由于他的能力足以驾驭软弱的主人，可能是促成庞培与恺撒的破裂最有力的一人。因此，在他死后，希腊人几乎把他当做神明来敬拜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是他开始了帝国时期的“贴身男仆”（Valetde Chambre）政治。

因此，政府有种种理由，至少在西方不鼓励希腊主义的扩张。若说西西里不仅从什一税（地税）的压力下解放，而且其诸社团都获得了拉丁权利，那是因为这可能表示在适当的时机西西里要得到与意大利完全的平等。恺撒必定有计划将该岛融入意大利国土，因为这个地方虽然在意大利投机者的统治下，已甚荒芜，由其自然条件使然，注定要成为意大利最佳的省份，而非近邻。但希腊文化凡是存在之处都予以保存与保护。马西利亚（马赛）与亚历山大各为西方与埃及的希腊文明的巨柱，种种政治危机虽曾诱使统领对之加以遏制，却既未摧毁亦未破坏其民族特色。

另一方面，罗马政府透过殖民与拉丁化，在全帝国全力提倡拉丁文明。以前有个原则，凡未由政府特别法令让与社团或私人的行省土地，一律为国有地，而其持有者之所有权任何时候均得取消；无疑，这个原则是起源于法令与暴力之恶劣的结合。但为了迅速处理注定灭亡的诸民族，这却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步骤，因之恺撒也把它保留下来，将它从民主派的党派理论提升为君主体制法律中的一个基本原则。

高卢当然是罗马民族性扩充的直接竞技场。阿尔卑斯山南高卢的居民很早以前就有不少人享有了罗马公民权；公元前49年，由波河以北的诸社团之正式许可，山南高卢全部得以加入罗马公民联合会。从事实看，自从四十年前该省获得拉丁权利之后，已经完全拉丁化了。因苏布雷人与维尼蒂人，由于在恺撒军团中战功彪炳，而在罗马广场甚至在元老院赢得一席之地；罗马的排外者或许会嘲笑凯尔特腔的拉丁语土气，带着咕噜咕噜的喉音，或者说，缺了一点“京城的难以言宣的优雅”。然而，山南高卢即使在恺撒的时代之前，却已由稠密的农民，而在意大利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后数百年也都是意大利的礼仪与文化的避难所。事实上，拉丁文学的教师，在首都之外，没有一个地方比山南高卢得到的鼓励与赞美更多。山南高卢是这样与意大利融为一体了。山北省则接续了它原先的情况；此处，由于恺撒的征服，由边区变成了内地行省，而由于地理位置与气候，比任何地方都更适于在适当的时机成为意大利的国土。

在帝国中既非希腊亦非拉丁文化的地区——这些地区距意大利的影响与同化过程尚远——恺撒则只建立若干意大利文明中心，以为将来完全平等化铺路。这些步骤在每个行省都在进行，只有最贫穷又最不重要的萨丁尼亚例外。在北方高卢，拉丁语得到官方承认，尽管公开谈话中尚未完全采用。在莱芒湖[11]边成立的诺维奥杜鲁姆（尼翁）殖民地，是采用意大利建制的最北方城镇。

西班牙可能是那时罗马帝国人口最密的地带；恺撒派遣殖民在重要海港镇的依波利亚（原以希腊人与伊比利亚人为主）定居，与原有的居民并存。再者，最近发现的资料显示，若干殖民者可能主要是由首都的无产阶级派往乌尔索（欧苏纳）镇（距安达卢西亚中心的塞维利亚不远），或许还有该省其他几个城镇。古代的富裕商城加迪兹，在恺撒任次执政官的时候曾将其市政制度重新规划，公元前49年则以统领之名赋予完全的意大利自由市的权利，因此地位类如意大利半岛上的图斯库姆，而成为在意大利以外第一个非由罗马建立、却得到完全罗马公民权的社团。数年以后，西班牙的一些其他社团也取得同样的权利，而赐予拉丁权的社团则为数更多。

在非洲，盖乌斯·格拉古的计划现在实施了。在罗马人往日的世仇之基地，派遣了三千名殖民者来，另有大量的佃农。罗马的迦太基——名之为“维纳斯殖民区”——由于地理环境无比的良好，繁荣的速度惊人。该省的首府，第一座商业城乌提卡，已经由于拉丁权的赋予而恢复了元气。在新并入帝国版图的努米底亚领土上，归于罗马佣兵队长普布利乌斯·西提乌斯及其一帮人的锡尔塔及其他社团，得到了法定的罗马军事殖民区的地位。被疯狂愤怒的朱巴与立宪派陷于绝境的残余分子毁为废墟的壮丽城镇，则恢复得不若毁灭之快，许多荒凉的遗址还使人想到那惨绝人寰的时期。但两个新的朱利安殖民区，迦太基与锡尔塔，则成为非洲—罗马文明的中心。

在荒凉的希腊，除了其他的计划——如在布特林特[12]（科孚对面）建立罗马殖民地——之外，恺撒还忙着恢复科林斯。不仅相当多的殖民者定居到此处，而且计划在瓶颈处开一条运河，以避免环绕伯罗奔尼撒的危险航程，使意大利与欧洲的航运可经科林斯—萨罗尼克湾[13]。即使在遥远的希腊东方，恺撒都创设了一些意大利殖民区，例如在黑海边的赫拉克里亚与锡诺普[14]；在这些地方，意大利的殖民者跟原有的居民共住城镇，而在叙利亚海岸的贝鲁特要港，则像锡诺普一样，取得了意大利的建制。甚至在埃及，罗马人也驻守了制御亚历山大港的灯塔岛。

<h5>市镇自由权扩展到各行省</h5>

由于这些命令，意大利的市镇自由权已经遍布各行省。由完全据有公民权的人组成的社团——也就是阿尔卑斯山南所有的城镇，山北及其他地方的公民殖民区及自由市——在处理其本地的事务上，跟意大利人站在平等地位。但罗马当局——一般而言是各省总督——却碰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正式自治的拉丁社团和其他解放了的社团（包括西西里的和纳波高卢的，以及其他省份的若干社团，因为它们不是公民社团）都具有如此大幅度的市政自由，以致总督除了用他的行政名义以外，无权干预。无疑在总督治下的行省中已有完全具有公民权的人所组成的社团了，诸如阿奎莱亚与纳波；而像山南高卢这样的总督省，则是由意大利建制的社团组成。但现在有一个行省全由罗马公民所居住，而其他行省也将陆续步其后尘，这在政治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h5>意大利与行省渐无区别</h5>

意大利与行省之间的重大实际区别就这样消失了。第二个重大的区别——平时在意大利没有驻军——也渐在消失之中。军队现在只驻守需要防守的边界，而凡没有此种驻军的地区，如纳波与西西里，其指挥官则只有名义上的军官。在意大利与行省间的正式对比现在当然还是存在的，因为意大利是民法与执政官和次执政官的地区，而行省则由军法和总督和次总督管理。但民法与军法的程序久来已日渐雷同，而在唯一的一个统领统属之下，行政官名称的不同已无甚重要性。

在这些市政基础与命令中，有着一个明显的体系——对恺撒而言，即使在实行上尚未就绪，但至少在计划上是脉络分明的。意大利原先是属民的女主人，现在则要变成新生的意大利—希腊国所有人民的母亲了。阿尔卑斯山南省跟祖国的完全平等，保证了在恺撒的君主制度下——正如共和国比较健康的时代——每一个拉丁化的地区都有希望跟姐姐们和母亲站在平等地位。邻接的土地，如希腊的西西里和高卢南方，拉丁化得很快，它们即将可以获得充分的拉丁化，充分的政治平等。在准备工作上比较落后的是其他的行省（正如南高卢的纳波在此之前是罗马殖民地），在这些行省中，大城依波利亚，加迪兹，迦太基，科林斯，本都的赫拉克里亚，锡诺普，贝鲁特和亚历山大，现在已变成意大利的或希腊—意大利的社团，成为意大利文明的中心——即使远在希腊东部——与基地，使帝国将来走向民族与政治的平等。

城市罗马社团对地中海沿岸的统治时期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新的地中海国，而其第一步行动便是补赎城市罗马社团为延存其文明而犯下的两大暴行。迦太基和科林斯这两个最大的商业中心被毁，标示了罗马态度的转变，就是罗马从保护者的角色堕落为政治上的暴君，经济上的压榨者；而这两个城市迅速而灿烂的复原则打下了基础，表示伟大的新帝国将领导地中海各地区走向一个单一国家，在民族与政治上平等。恺撒把古来名闻遐迩的科林斯加上一个新名称是十分得当的——“尤利乌斯的荣耀”（Honour to Julius）。

<h5>新帝国的组织</h5>

这新的帝国提供了一种共同的民族性——当然，这无疑是缺乏个性的，因为它必然是一种人为产品，而非自然的成长——同时，它也需要制度方面的统一：体制上，行政上，宗教上，法律上，币制上，度量衡上；这些基本上是统一的，但并非不能与各地本有的制度共存。所有这些方面，我们只能说还刚刚起步，因为恺撒君主国的工作的完成是务须留待未来的，而他所做的只是为以后数百年奠下基础。但这位伟人所划出的轮廓我们却可以辨认，而追踪他这方面的脉络比追踪他在往日的废墟上所已立下的建筑更为有趣。

<h5>帝国人口普查</h5>

至于制度与行政，我们已经提过新统一的几个最重要的元素——将主权从罗马市议会转入地中海君主国唯一的统治者手上；将市议会改变为最高的帝国议会，代表意大利与诸行省；更重要的是，以罗马市的城市组织为楷模推广到各省社团的城市。凡是成熟得可以加入这联合的国家的社团，都先获得拉丁权，然后罗马权；这种权利的赋予，渐渐自动地造成了一致的社团组织。

然而有一个方面，是必须立即办理的。帝国需要一个机构，可以一目了然地在政府面前摊开各个社团的人口与财产数——换句话说，就是要改良的人口与财产调查。首先，意大利的调查工作需要改革。依照恺撒的命令，在罗马社团中举行调查的时候，要由每个社团的最高权威注明每个公民的姓名，其父或其解放者，其地区、年龄和财产。这个统计表要尽早交到罗马监察官手上，使他得以适时制成罗马公民与财产的总表。

对于各行省，恺撒也有同类的构想，这可以从他下令全帝国度量衡的规划与普遍调查证之，也可以由事情的安排之性质看出，因为它为中央治理所需的数据提供了普遍性的工具。在这方面，恺撒也显然想要恢复共和国在早些时期的办法，使全帝国都实行他在意大利所行的调查。这种调查是呆滞的贵族阶级最早任其废止的制度之一，因而使得最高统治当局对举国的人力物力没有明确概念，因而也就无法做任何有效控制。种种迹象都显示恺撒毫无问题地准备恢复荒废了数世纪之久的总调查。

<h5>帝国的宗教</h5>

无需说，在宗教与法律制度上是不可能有彻底平等的。新帝国尽量容忍各地方性的信仰与法规，但它仍需要一个与意大利—希腊的民族性相应的共同宗教，一个超越名个城市法规的总法。这两方面的需要可以由它们“事实上”存在来证明。在宗教方面，数世纪以来，大家就忙着把意大利与希腊的宗教崇拜融为一体，一者是由外在的采用，二者是由内在的调整，使两个民族的神祇概念叠合。由于意大利的神祇形象较有弹性，把朱庇特摄入宙斯、维纳斯摄入阿弗洛狄忒等并不困难。意大利—希腊的宗教实际大致已经存在了。前面提到的瓦罗神学著作，就曾论及罗马人与希腊人“共认”的诸神与罗马社团特有的神之间的区别；这件事可以证明有些人意识到两者的不同。

<h5>帝国的法律</h5>

至于刑法，由于是政府直接干涉的，又由于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所以得到全帝国所需的统一性并不困难。民法方面，最早的产生是在商业往来上，而立法只是一个具文，因此联合帝国所需用的规章早已由商业交易的本身发展出来。罗马城市法确实仍旧以十二铜表法中所包含的拉丁民族法为基础。后来的法律在细节上无疑有种种改良，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废止以前起诉的复杂手续，而代之以首席法官对某一陪审员的一纸指令。但主要说来，民法仍只是在十二铜表法这可敬的基础上久来所累积的一大堆特别法的浑沌，唯一可与之相比的是英格兰的成文法。由于想给它们一个合乎科学的形式与系统，这份努力无疑使那古老的民法勉强可行。但以四百年前的一部城市法，再加上乱七八糟的附文，作为大帝国的法律，其基本的缺陷乃是无可弥补的。

商业交易则为其本身自行提供了一个比较彻底的补救。罗马人与非罗马人长久以来的灵活交易已在罗马城发展出一套国际性的私法——这是说，一套公准，特别与商业有关。罗马城的法官以此为判事的根据；当一个案子既不能依据他们自己民族法规也不能依照其他的民族法规来决定时，他们便不得不诉诸一切交易默契的共同是非观。较新的法律便是以此为基础。在罗马城的公民相互之间的交易上，旧有而实际上无用的城市法已在“事实上”被新法所取代，此新法的基本，在本质上是把十二铜表法上的民族法与国际性的法规相妥协、调和而成。在婚姻法、家庭法与遗产法上，基本上遵循前者（当然也做了合乎时代的修改），在财产、所有权与契约方面，则以国际性的法规为标准。

<h5>帝国的币制</h5>

在钱币与度量衡方面，拉丁与希腊系统早已有了交换标准。商业上不可或缺的度量衡，起自很古的世代；币制上，则在银币开始铸造后不久也就有了公准。但古代的公准仍嫌不够，因为希腊世界中的长度与钱币种类复杂并存。因此把罗马的钱币、度量衡推行到全帝国各地，使之成为正式交易中唯一的官方标准，而非罗马的钱币与度量衡则只限于地区性的流通，或与罗马的钱币与度量衡换算为固定的比值；这些无疑是恺撒计划的一部分。

罗马币制以两种并相流通的贵金属为基本；两者有固定的关系，黄金依重量为准，白银则铸为银币。但在广泛的国外贸易上，黄金的地位远超过白银。在帝国时代早期，帝国各处罗马银币的适用是否强制执行都成问题。无论如何，未经铸造的黄金确实在罗马帝国领域中担任着主要货币的任务，尤其因为罗马人禁止各行省与保护国铸造金币。因此，不论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迪纳里厄斯除在意大利之外，也成为阿尔卑斯山南高卢、西西里、西班牙和许多其他地方，尤其是西方的正式货币。但帝国的铸币始于恺撒。他像亚历山大一样，只准普遍公认的一种金属在铸币上占据首位，以此标示了新君主国包括了文明世界。恺撒当时铸造的金币数量之大，可以以一件事看出：在恺撒去世七年后埋藏的一个宝库中有八万这种金币；当然，这个例子中可能有投机者的影响在内。

银币方面，罗马迪纳里厄斯在西方早已奠定基础；及至恺撒封闭了西方唯一仍可与罗马竞争的铸币厂——马西利亚的——罗马迪纳里厄斯在西方乃确立了统御的地位。在若干西方社团中，小额银币或铜币的铸造仍获许可；南方高卢的某些拉丁社团仍铸四分之三迪纳里厄斯银币，北方高卢的几个地区仍铸二分之一迪纳里厄斯，西方的一些小社区即使在恺撒时代以后仍铸小额铜币。但这些小额钱币完全依罗马标准铸造，也可能只在地区交易应用。

恺撒像比他早期的政府一样，似乎并不想统一东方的币制；在东方，大批的粗制银币（很多都易于降低成色或破旧）仍在应用，甚至在埃及，一种类如今日纸币的铜币在某种程度上仍在流通，叙利亚的商城则会因改换币制而遭受严重损失。在东方，我们发现，迪纳里厄斯后来成为合法货币，是官方计算的唯一媒介，而地方硬币则在有限的地区之内流通，可是跟迪纳里厄斯相比，其交换值则较低。这可能并非一时导入，而是恺撒之前就已存在。但无疑它是恺撒的帝国货币的重要补充用品——而恺撒的新金币铸造得几乎和亚历山大的一样重，无疑主要用于东方。

<h5>历书的改革</h5>

另一个重大改革是日历。奇怪的是共和国的日历仍旧沿用十大执政官时期[15]的历书，这个历书由于无能的数学家和不良的运用之结果，竟至比真正的时间提早六十七天，以致百花节不是在4月28日而是在7月11日。恺撒终于铲除了这个错误，由希腊数学家索斯根尼之助，依据欧多克索斯的埃及历和合理的闰日的加入，而正式制定了意大利农历。以前每年以3月1日为起始，也被废除，而定1月1日——这一日，本是最高行政官交接的日期，因此在人民生活中早已是重要日期——为历书上一年之始。这两项改革均从公元前45年1月1日生效，与之同时开始的是朱利安历的应用；这个历书即使在恺撒的君主体制解体以后仍旧是文明世界的规范，甚至即使到今日仍然如是。为了说明，另外还颁布了一个详细的星辰历，这是由埃及的星相观察而得——尽管并不十分精确——传至意大利，此历注明以历书上各日的名称为名字的星辰之升降。在这一方面，罗马与希腊世界也站于平等立场。

<h5>恺撒的功业</h5>

这乃是恺撒的地中海世界之基础。在罗马历史中，这是第二次社会问题成为危机，其对立的两派力量确实无法和解。第一次危机时，罗马由于融入意大利而获救，在新而大的家庭中，原有的对立力量失效。现在，罗马的危机再度因地中海各国融入了意大利，或准备融入，而获得解救。意大利的贫富之战，在旧有的意大利中只能导致国家的毁灭，但现在，在横跨三大洲的意大利中，却失去了战场，或说失去了意义。公元前三世纪，贫富之间的鸿沟将要吞灭罗马社团，但拉丁殖民地却把这鸿沟填了起来；而两百年后，更深的鸿沟出现了，填补的乃是盖乌斯·格拉古与尤利乌斯·恺撒的阿尔卑斯山北与海外殖民地。

历史只有对罗马行施过这种奇迹，而且不止一次；这两次的危机，就以罗马本身而言，是无可救治的，但历史因使它新生而救治了它。无疑，在这新生中有许多罪恶。意大利半岛的统一是建立在撒姆尼和伊特鲁里亚民族的废墟上的，同样，地中海帝国则建立在无数原先有生机有活力的国家与部族的废墟之上，但那腐败是一种有新苗从其中生长出来的腐败，其中有些部分到现在依然青葱。被推倒的只是次等的民族，它们是注定要被文明的同化之手摧毁的。

恺撒，凡是他以摧毁者的身份而行动的地方，他所做的只是执行了历史发展所已宣示的命令。但凡是他发现到文化种子的地方，不论是在他自己的本土，或在其姐妹国希腊，他都予以保护。他挽救了罗马文化，并予以新生；同样，他不但保存了希腊文化，而且用他使罗马新生的天才，着手使希腊新生，重拾伟大的亚历山大未竟的工作——而我们可以确信，恺撒的灵魂中自始至终都有亚历山大的影子。他不仅并行地解决了这两个重大的任务，而且是互相为用的。人类文化的两大要素——总体发展和个人发展，或说，国家与文化——曾经在胚芽时期结合在古老的希腊—意大利人生活之中，那时，他们在远离地中海的海岸与岛屿的地方，放牧羊群，过着原始的纯朴生活，但当他们分为意大利人与希腊人，本来结合为一的国家与文化二要素也被分隔了，此后，许许多多世纪都停留在分隔的状态。而现在，特洛伊王之子与拉丁王之女的后裔，从一个没有明显特性文化或世界性的文明之国中，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文化与国家相遇，产生了至福的成熟果实。

这是恺撒为他的工作所拟定的大纲，依照这个大纲，他努力工作，而后代许多世纪基本上也依照这个大纲而努力——尽管可能并没有他的才智与热力。完成的甚少，而大部分还只是做了起步。至于计划是否完善，那些敢于和这样的伟人同样思考的人自会决定。我们看不出它有任何重大的缺点。这座建筑上的每一块石头都足以使人不朽，而所有的石头却都和谐地构成一个整体。恺撒任罗马之王五年有半，不及亚历山大的二分之一。其间，有七次大战争，因此他留在首都的时间不超过十五个月；然而在这短短的期间他却为当时与日后规划了世界的目标，大至在文明世界与野蛮世界之间立定边界，小至消除首都的雨坑，然而他却仍有时间与从容细心地聆听戏院中的得奖之作，并即兴赋诗与花冠同赠。

他对计划的执行之迅速与准确，证明这些计划即使连细节都早已经过深思熟虑，而执行上的令人惊叹正不亚于计划的本身。新国家的大纲是为未来而设计的，让无尽的来日去完成其建构。在这种意义上，恺撒可以说他的目的已经达成，而有时他说他已经“活得够了”，其意义或许在此。但正由于这建筑是无尽的，因此当他活着的时候他便不息地一块石头加一块石头，永远都忙着，用着同样的巧妙，同样的活力，从不推翻已经做的，从不拖延，就似乎他没有明日，只有今天。这样，他工作，创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工作者与创造者的身份，在将近两千年后的今天，他仍旧活在许多国家民族的记忆中，是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统领恺撒。

我们已来到罗马共和国末期。在五百年的意大利统治和数世纪的地中海统治中，我们业已看到它在政治与道德、宗教与文学上的毁坏，而这并非由于外在的暴力，而是由于内在的腐败；由于这毁坏，为恺撒的新君主体制提供了机运。恺撒发现，这个世界上有许多遗传的贵族，有无穷的荣华，但精神性却很少，风格更低，而最少的是对于生命与生活的真诚欢悦。那真是一个陈旧的世界了，即使恺撒那般得天独厚的爱国心都无法使它回春。黎明必待黑暗过去始得回返。但恺撒至少在酷热的正午后，带给疲困的地中海人一个尚可忍受的黄昏。而当最后新的黎明终于到来，新的、自由的国家与民族开始向较新的、较高的目标竞驱时，其中有不少是由恺撒所播的种子萌芽而出的，其民族的特性与独立性当归功于恺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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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注：意大利语为Terra di Lavoro，即“劳动之地”（Land of Work），拉丁语为Liburia，大致在拉齐奥南部、坎帕尼亚北部的区域。

[2]　编注：Arpino，古名Arpinum，西塞罗的故乡。

[3]　编注：Kronos，第一代泰坦十二神的领袖。曾听从母亲的怂恿，用镰刀阉割并推翻了父亲。后父亲预言他也将被自己的孩子推翻，于是子女一出生，就被他吞进肚里，只有宙斯幸免。宙斯成年以后，迫他吐出众兄弟，并率领兄弟推翻以其为首的泰坦诸神。Plutus，财神。

[4]　编注：Cytheris，一个美貌的女娼，维吉尔的《牧歌》中曾提及。

[5]　编注：Puteoli，曾被西塞罗誉为“小罗马”，在意大利南部海滨胜地波佐利之下，是一个城下之城。上层住人、下层商铺的结构与现代城市甚是相似。

[6]　编注：Labici，现名蒙泰孔帕特里（Monte Compatri），位于罗马东南20公里处。

[7]　编注：Cappadocia，小亚细亚东部的古王国。

[8]　编注：Samos，希腊岛屿，位于爱琴海东部。

[9]　编注：Halicarnassus，卡里亚（Caria）的古城。卡里亚是安纳托利亚历史上的一个地区，在今土耳其境内西南部，其起源即为哈利卡纳苏斯（现在的博德鲁姆），最初由希腊人创立。卡里亚人是著名的雇佣军。

[10]　编注：Ilion，古代特洛伊城的希腊语名。

[11]　编注：Leman，又称日内瓦湖，是西欧的重要湖泊。

[12]　编注：Buthrotum，古阿尔巴尼亚国领土的一部分，位于高山上，为浓密的植被所覆盖，受到了大自然和古代居民所修筑城堡的双重保护。布特林特占据科孚海峡和布特林特湖之间的小半岛，自史前时代就有人类聚居。

[13]　编注：Saronic，爱琴海海湾，位于希腊东南海岸。

[14]　编注：Sinope，自古希腊以来，即为海军要塞，现为土耳其在黑海的港口。

[15]　公元前4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