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1932年来到中国，执教清华，任讲师，讲授经济史。他在北京认识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并成为朋友。费正清这个中国名字是梁思成替他取的。他的英文原名一般译为约翰·金·费尔班克，梁思成告诉他叫“费正清”好，意思是费氏正直清廉，而且“正”、“清”两字又跟英文原名谐音。梁说：“使用这样一个汉名，你真可算是一个中国人了”。

史沫特莱认为，鲁迅是中国的伏尔泰。她说：“在我身上，激励着我的精神力量的鲁迅，已成为我人生的路标。我从这位伟大的作家那里所感受到的一切，将铭刻在我心中直到永远。”

赛珍珠曾讲过：世界上最美的人是中国人，最美的地方是中国农村的田野和村庄。1938年，在诺贝尔奖的奖台上，她说：“假如我不为中国人讲话那就是不忠实于自己。因为中国人的生活这么多年来也就是我的生活。”“当我看到中国空前地团结起来反对威胁其自由的敌人时，我感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钦佩中国。凭着这种争取自由的决心——在深刻意义上是天性的基本美德，我知道中国是不可征服的。”

在朱德总司令的窑洞里，史沫特莱注视着像农民老大爷一样的总司令说：“我希望你把这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朱德惊讶地问：“为什么？”史沫特莱说：“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中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

1939年10月下旬，白求恩在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后给一个外科传染病伤员做手术时受感染，仍不顾伤痛，坚决要求去战地救护。他说：“你们不要拿我当古董，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随即跟医疗队到了前线。终因伤势恶化，转为败血症，医治无效，于11月12日凌晨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

离开中国后，奥登和依修伍德去了美国。他们写了一篇《给中国人民的信息》，发表于1939年4月的《远东杂志》上，信中说：“在近来的欧洲危机中，在你们看来似乎西方已经把中国遗弃了。这不是真的。在这些悲剧性的艰难日子里，我们想告诉你们，有这样一群英国人（不是少数）了解你们所英勇进行的斗争是为了自由和公正，每个国家都在为之奋斗。”“我们祈祷，为你们也为我们自己，不论形势多么恶劣，都不要丧失对正义的信心，坚持斗争直到胜利是这个国家每个人的希望。”

抗战期间，蒋介石访问印度，他想拜见甘地受到英国人的阻挠。甘地给蒋介石写信，为“吾人所不能控制之环境”而不能相见深感惋惜，甘地说：“任何国家一旦失去自由，乃千百年长久之损失。”蒋介石读信后悲伤不已，下决心与甘地见面。

1943年，宋美龄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说，受到热烈欢迎。罗斯福见到宋美龄即表示，当尽力援助中国，“上帝所能允许之事无不可办”。

1943年，费正清敏锐地判断出国民党已现颓势，不会久远。费正清有一句名言：“共产主义不适合美国，但却适合中国。”他解释说：“美国和中国的文化不同，社会秩序不同，民主、自由、人权、法制都是西方的独特产品，并不能移植到以农民为主体而又具有长期专制传统的中国。”

开罗会议前，英国首相丘吉尔拜会蒋介石夫妇。丘吉尔问宋美龄：“你平时必想，丘某是一个最坏的老头儿吧？”宋美龄反问：“那请问，你自己是否为坏人？”丘吉尔表白：“我非恶人。”宋美龄回答：“如此就好了。”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接受了美国记者斯特朗的采访。毛泽东通过列举俄国沙皇、德国希特勒、意大利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例子，说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斯特朗因此被称为“纸老虎女士”。

罗慕洛在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时结识了周恩来，会后他的感言是：“周恩来是我去的时候的敌人，回来的时候的朋友。”

1957年，毕加索创作了石版画《斗牛》系列，从中可见他深受东方绘画艺术影响的痕迹。《斗牛》系列极似中国的写意画，用笔奔放，画面大量留白，毕加索用细点腐蚀技法的反差，充分运用了空间、色彩与线，凸显了斗牛场面的激情，充满西班牙风情。毕加索曾说过：“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会成为书法家”。

1962年，在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意大利党的领导人直接批评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并声称：“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党不需要指桑骂槐。”陶里亚蒂警告中国代表团：“当你们说资本主义已经在南斯拉夫复辟时，大家都知道这不是真的——就没有人相信你说的其余一切了。”中国为此发表多篇文章，“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1964年，费正清很有感触地对一位中国学者说：“学者第一位的责任是保持学者的品格；我们都面临着危险，即我们的社会活动可能损害我们对社会的长期价值。”

1965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毛泽东，毛说：“我现在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斯诺理解成毛泽东说自己是“一个撑着破纸伞云游世界的孤僧”。

汤因比在最后的一本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说：“如果中国人真正从中国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他们成功地从这种错误的循环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这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都是一项伟业。”

1971年，基辛格从北京返回美国后给马思聪带来了周恩来总理的一句话，周总理说：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50多岁离乡背井去美国，我很难过。听完这些，马思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失声痛哭。

高本汉晚年见到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李约瑟问：“你最近一次去中国是哪一年？”高本汉回答：“1928年。”“为什么近几十年都没回到中国去看看？”高本汉沉默了片刻，仿佛自语般地说：“我更喜欢古典的中国。”

据说，安东尼奥尼在中国只拍摄残旧或过时的事物。他“专门去寻找那些残墙旧壁和早已不用了的黑板报”，“田野里奔驰的大小拖拉机他不拍，却专门去拍毛驴拉石碾”；他拍摄难堪的时刻，“穷极无聊地把擤鼻涕、上厕所也摄入镜头”；还有无纪律的时刻，“他不愿拍工厂小学上课的场面，却要拍学生下课一拥而出的场面”。有人说，这是“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

1971年，韩丁见到周恩来。一次，周恩来对韩丁说，到农村考察，不但要看成绩，还要看阴暗面，中国农村还有很多落后陋习。韩丁的女儿卡玛说：“这年头谁敢考察阴暗面呀，回头再说你别有用心。”周恩来笑了：“卡玛，你太敏感了。”

小泽征尔访问北京时，在中央音乐学院聆听《二泉映月》。据说，听着听着，小泽征尔情不自禁地掩面而泣：“这样的音乐只应当跪下去听啊。”并且真的从坐着的椅子上顺势跪下去。有人说，这话可能是“出于对民间生命力的礼赞，有由衷的敬意，也有某种场合下的客套”。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过“不要怕中国”的话，她说：“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伽达默尔认为：“中国人今天不能没有数学、物理学和化学这些发端于希腊的科学而存在于世界。但是这个根源的承载力在今天已枯萎了，科学今后将从其他根源找寻养料，特别要从远东找寻养料。”他预测：“200年内人们确实必须学习中国语言，以便全面掌握或共同享受一切。”

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曾说：“我同中国文学的渊源很深，从12岁起就一直读鲁迅的作品。”那时的大江生活在日本四国岛上一个森林和山谷环绕的小村子里。他说：“我还专门把《故乡》的最后一段抄写在了学校发给学生的粗糙的写字纸上。”

德国汉学家顾彬，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访问时，突然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家相互看不起；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等惊人之语，炮轰中国文学。后来在接受中文媒体采访时，顾彬说，他并没有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他说的是，有些作家的作品是垃圾。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曾用中文在吊唁簿上一笔一画地写下“深切哀悼四川死难者”，他曾经说：“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与西方迥然不同。仅通过一些数据，我们不可能理解中国。中国毫无在全球攻城略地的野心，不像美国那样对世界其他地方兴趣盎然。此外，中国的形而上学思想也与西方哲学截然不同。所以，我们不应用西方的标准来‘思考中国’。中国不是价值观的输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