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萨尔斯思想上的进一步转变，表现在1951年同慈善家和哲学家史怀哲的谈话上。史怀哲敦促他重返舞台时说：“创作比抗议好。”卡萨尔斯答道：“为什么不两者兼备呢？为什么不既创作又抗议呢？”

肯尼迪在1956年被提名为副总统的竞选中败北于对手。失败后，他乘飞机去欧洲休养。一天他在住房前晒太阳，他妹妹的前夫坎菲尔德刚巧从他面前经过。坎菲尔德问他为什么想当总统。“我想这是我唯一能干的事情。”肯尼迪漫不经心地说。

杜鲁门宣读讲稿，语调平板，密苏里口音浓重，但是，在搞竞选活动时，他却能打动听众。“有的总统伟大，有的总统不伟大。”杜鲁门在1959年12月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之所以这样说，因为我就是一个不伟大的总统，但是，”他又说道，“我自始至终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

有一次丘吉尔走进下院的吸烟室，坐在一位新当选的议员旁边，向那位议员问道：“年轻人，你也许想知道究竟是什么鬼力量使我投身于政治吧？”那位年轻的议员回答说，当然想知道。丘吉尔对他说：“是虚荣心，年轻人！是赤裸裸的虚荣心！”

杜尚终其一生都在抑制一切人类自身的褊狭而造成的规矩和定义，他向我们呈现了一种轻松幽默的自由人生。他认为自己最好的作品是他的生活，他多次表示：“我非常幸福。”

保罗·格蒂年轻时即表现出贪婪和不择手段，他攻击父亲乔治的经营方法，批评父亲没有听他的劝告在俄克拉荷马建造储油库。他叫父亲用600美元贿赂印第安人理事会，以击败对手美孚石油公司，从而得到新泽西州的一块租借地的开采权。父亲告诉儿子说：“我宁愿保住我的600美元及我的诚实与名誉。”

美国数学家、后来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校长的斯通曾经写了一本关于希尔伯特空间的书，他的父亲谈到自己的儿子时，总是自豪地说：“我困惑又很高兴，我的儿子写了一本我完全不理解的书。”

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埃德尔曼学习过15年音乐，但他最终放弃音乐。他说：“我并没有音乐天赋，我有这方面的常识和经验，但没有天赋和灵感。”

1964年，瑞典皇家学会“因为他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决定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出乎意料的是，萨特宣布拒绝接受这一世界文学的最高荣誉。他说：“我一向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

凯瑟琳·赫本像一只充满了生命力和战斗力的野生动物，龙行虎步，咆哮尖叫，她说：“我的身体中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有些激进的黑人批评阿姆斯特朗逆来顺受，他不加理睬。当他知道亚拉巴马州的警察用暴力镇压要求自由的黑人游行队伍时，他说：“如果耶稣参加游行，他们也会向他挥舞棍棒的。也许我没有参加第一线斗争，但我要为他们提供捐款以表示我对他们的支持。音乐是我的职业，如果他们打伤我的嘴巴，我就无法吹号唱歌，无法保障对他们继续提供支持。”

纳博科夫成名后，喜欢作声明，他一再强调：“我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人。”

1970年2月2日，罗素伯爵以98岁的高龄死于威尔士的家中。罗素是这样描述自己漫长、刺激、复杂生活的动力的：“三种简单而又极度强烈的情感支配着我的一生：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他说，只有一种情感即对爱情的渴望得到了完全的满足。当他第四次结婚时，他已80岁高龄了。

1979年，特蕾莎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同年也获得印度政府颁发的全国最高荣誉奖。她发表感言说：“这项荣誉，我个人不配领受，今天，我来接受这项奖金，是代表世界上的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

熟悉杰克·肯尼迪的人，都知道他为人刚强自信，在青年时期就颇有魄力、热望和独立性。不少人以为肯尼迪受了父亲的影响，他的父亲也如此自夸。杰奎琳·肯尼迪后来说：“不管我丈夫有多少位父老兄长，他总归是他今天这样的一个人——再不然就是另外一个领域里的这样一个人。”

艾略特常常当众朗诵他的诗作。他读得很轻，但当他以全速的音调结束《荒原》时，听众常常深受感动。他说自己：“在信仰上是一个盎格鲁天主教徒，在文学上是古典主义者，在政治上是保皇党。”

贝克特曾跟朋友说：“对我来说，用标准的英语写作已经变得很困难，甚至无意义了。语法与形式！它们在我看来像维多利亚时代的浴衣和绅士风度一样落后。”他声称：“为了美，向词语发起进攻。”

劳达说她用女性直觉来作决策，她说：“我还没碰到过一个人是从书本和学校里学会经商本领的。”她认为：“绝不要低估妇女对美的追求欲望”，“无论我们付出什么，上帝都会给予回报的”。她自己的墓志铭是：“这儿躺着克斯蒂·劳达——她创造并享用它。”

米罗说：“当我画画时，画在我的笔下会开始自述，或者暗示自己，在工作时，形式变成了一个女人或一只鸟儿的符号……第一阶段是自由的，潜意识的……第二阶段则是小心盘算。”他自承：“我的画是从心里长出来的。”

1976年9月，波兰发生了工人抗议事件，米奇尼克参加了一次对工人的审判。“我听到了不适当的宣判词，我见到了人们波浪般的喊叫，我为愤怒的浪潮感到震惊。我感到不可能把这些人丢下不管。”米奇尼克后来用了一个类似哈维尔的表达，“它来自一个道德上的冲动。”紧接着，米奇尼克从知识分子的立场分别就此事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呼吁西方的知识分子支持波兰工人。

作家亨利·米勒说：“我对生活的全部要求不外乎几本书、几场梦和几个女人。”

有一次，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显示，艾柯卡成了美国人最崇拜的人，其声望仅次于当时的总统里根和教皇保罗二世。他平均每天收到500封信，许多人都希望他竞选总统，对此，他说：“我没有这个愿望，也不想再去攀登一座山峰。”

卡尔·波普尔说：“我是我见过的最幸福的哲学家。”他“常常深深陷入不可解决的困难中，但在发现新问题时、同这些问题搏斗时、取得进展时最为高兴”。在他看来，这就是最好的生活，这就是高度的自满自足。

1987年5月17日，星期日，阴雨绵绵中的意大利都灵体育场，在全场几万球迷依依不舍的挽留声中，普拉蒂尼射中了最后一个球。这个告别仪式上，普拉蒂尼说：“每个人的一生都像是一场球赛，对于我来说，球场就是战场。我在球场上是胜利者，在生活中也是强者。”

批评家们把卡拉扬称做自负的神，他的朋友莱斯利说：“而卡拉扬则会说我是上帝的工具。他在执行使命时是无情的。他对我讲过：‘我做过一些糟糕的事。’但解释说是为了完成使命不得已而为之的。”

列维―施特劳斯说：“我的头脑有个特点，也可能是个缺点，那就是我很难对同一个主题关注两次。”

昂山素季认为，人们不应羞于在政治上谈论同情心和爱心，同情和爱的价值理应成为政治的一部分，因为正义需要宽恕来缓和。有人问她：“你和别人交谈时总是对宗教谈论很多，为什么？”她的回答是：“因为政治是关于人的，我不能将人和他的精神价值分离开。”

1992年，麦当娜在与《名利场》谈话中概括了自己性欲天性：“我爱我的性，我认为这是我生活的浓缩。”大多数人可能想着这个，可能考虑把这种肆无忌惮的表达讲给朋友听，但如果要公之于众则是另当别论。麦当娜说：“性主导世界。”

费里尼说：“我一天不拍片，就觉得少活了一天。这样说来，拍片就像做爱一样。”

纳博科夫说：“我天生是一个世界公民，我的俄国只比一个祖传庄园的园林稍大一点。”他跟人说过：“我是美国作家，出生于俄国，在英国受教育修习法国文学，然后在德国住了15年，却不太懂德语。”

经历了“二战”的地下抵抗运动，在斯大林时期不与官方合作，长达十几年的默默写作，在西方人眼中，赫伯特是铁骨铮铮的“异见诗人”。尽管赫伯特并不回避政治，也不怯于表露自己的立场，但他的“持异见”与其说是政治的，不如说是文化的。赫伯特曾这样表示：“诗的语言不同于政治的语言。毕竟诗人的生命比任何可见的政治危机更长久。”

阿里是一位拳击手，但是他时常能够跳出拳击台来看待这项运动。他说：“我们只不过是拳击台里的两个奴隶罢了。老板从黑人当中挑选了两个健壮的奴隶，让他们进行打斗，而白人们则开始进行赌博，他们争着说：‘我的奴隶肯定能打败你的。’”

曼德拉呼吁黑人“将武器扔到海里去”，而不要“将白人赶到海里去”。有人说，曼德拉拯救了一个新南非，他的一生正是博大胸怀的自然写照，书写着一个坦荡而豁达的胸襟，体现着一种包容万事万物的海量。南非总统姆贝基说过：“曼德拉只有一个，他是英雄、巨人，我不可能是他，我只能是塔博·姆贝基。”

离开权力中心之后的戈尔巴乔夫自承：“追求权力的人应该有一种不能滥用职权的精神意志。在这方面，我的良心是清白的。”

读书是博尔赫斯生活中一项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活动，而且对于他的写作意义重大。他曾说：“我是一个作家，但更是一个好读者。”在被任命为国立图书馆馆长的时候，他已经近乎完全失明，所以他不无苦涩地写了一首诗向上帝致敬：“他以如此妙的讽刺／同时给了我书籍和失明……”

贝利说：“我为足球而生，就像贝多芬为音乐而生一样。”

伍迪·艾伦在英格玛·伯格曼逝世时说：“因为我多年来对他的狂热赞美，当他去世的时候，许多报纸杂志约我作访谈。似乎除了再一次称颂他的伟大，我还能给这个噩耗带来什么价值。他们问，伯格曼是如何影响你的？我说，他没有影响我，他是一个天才，而我不是。天才是无法学习的，否则其魔术就能延续了。”

什么叫命运？凯尔泰斯解释说是“悲剧的可能性”。为了摆脱这种可能性，他作了最大努力的挣扎，然而仍然无法逃脱极权主义的可怕的境遇。他说：“我个人的空间是充满失败的胜利”，“我只是胜利史书中没有文字的黑色一页”。他说：“惨败是今天唯一可以完成的体验。”

很多人视索罗斯为一个可怕的人，人们甚至叫他“金融大鳄”。索罗斯自己说：“我是一个复杂的人，在世界一些地区，我以迫使英格兰银行屈服和使马来西亚人破产而出名，即作为投机者和魔鬼而出名。但在世界其他地区，我被视做‘开放社会’的捍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