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诺伊曼真正懂得历史，他对世界局势有着明确的分析。20世纪30年代初，他就认识到，要是纳粹的小伙子上台，德国科学就会在一代人之间破坏殆尽。希特勒独揽大权后，诺伊曼很悲观，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他还预见到苏联是德国人的主要对手。他的朋友对法国修建的马其诺防线印象颇深，但他说：法国不顶事。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后，美国当时并未参战，他预言说，美国将在1941年参战。

1941年，伯恩斯坦进费城学习指挥。他引人注意的天才使一位朋友说：“伦尼是命中注定会成功的。”

1941年6月，希特勒突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斯大林一度陷入绝望之中，他曾喃喃自语：“列宁缔造的国家毁在了我们的手上。”他打算给希特勒割让土地，为此与保加利亚大使接触，这个敌对国家的大使知道他的意图后，告诉斯大林的使者：“希特勒永远不会战胜俄罗斯人民的，请斯大林不要为此担忧。”

1943年，IBM的总裁托马斯·沃森在评价一家新公司时说：“我认为世界市场上或许只有5台计算机的需求量。”50多年后，IBM成了世界上最大个人计算机生产厂商。

1945年5月8日，朱可夫代表苏联最高统帅部，在柏林接受了法西斯德国的投降。艾森豪威尔称赞他说：“有一天肯定会有一种苏联勋章，那就是朱可夫勋章。这种勋章将被每一个赞赏军人的勇敢、眼光、坚毅和决心的人所珍视。”

原子弹的问世使爱因斯坦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尽管没有爱因斯坦也能造出原子弹。厄多斯曾问爱因斯坦：“40年前你想到过你的质能方程会在你的有生之年得到应用吗？”爱因斯坦说：“我没料到。我曾想也许最终会得到应用，但没料到会那么快。”

1948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初版时，有人曾断言：“下一代人将跟随萨缪尔森学习经济学。”他自己则说：“我知道这是一本好书，但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本书居然有这么强的生命力。”

在收容所里，戈林有一个别人比不上的嗜好，就是向人们吹嘘他昨天的辉煌地位和业绩。从一个逃亡者到帝国元帅，成为帝国二号人物，戈林有过他的骄傲，有过他的荣光，有过他的业绩，他说：“再过五六十年后，赫尔曼·戈林的铜像就会在德国重新竖立起来。”

即使在迪斯尼乐园获得成功以后，迪斯尼也拒绝考虑有人提出的见好就收的建议。他说：“只要世界上还存在想象力，迪斯尼乐园就永远不会完工。”

有人问英国首相丘吉尔，做个政治家要有什么条件。丘吉尔回答说：“政治家要能预言明日、下月、来年及将来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个人又问：“假如到时候预言的事情未实现，那怎么办？”丘吉尔说：“那就要再说出一个理由来。”

1956年夏天，巴西著名足球运动员布里托将一个孩子带到了桑托斯俱乐部的官员面前，并对他们说：“相信我，这个孩子将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球员。”这个孩子就是贝利。

毕加索给斯坦因画了一幅肖像，当时见到此画的人都十分惊讶，认为一点也不像斯坦因。毕加索说：“总有一天，她要长成这个样子！”多年后，斯坦因指着这幅肖像，对别人说：“瞧，他说得多么对，我现在终于长成这副样子了。这是我唯一的肖像，也是我永远的肖像。”

1963年，86岁的阿登纳遭遇一生中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他屈服于年轻的政治家们的压力，同意在他的第四任的两年后下台。一名长期以来的反对派想表示一下宽容，他对阿登纳说，他设法使西德在1954年被接纳为北约组织的成员国还是对的。阿登纳冷冷地看了这人一眼，然后作了一个简洁的回答：“你我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我是事前正确。”

1967年，尼克松的一个朋友沃尔特斯到巴黎去担任美国大使馆武官，他从1942年起就认识戴高乐了。戴高乐召见了沃尔特斯，问起尼克松。戴高乐说，他相信尼克松会当选总统的，尼克松和他“都已越过‘荒凉的境地’”，他还说：“尼克松先生像我一样，在自己的国家里过着流放的日子。”

作为一个华裔，李光耀对中国有一种独到的、直接的了解。早在1967年，他就说：“毛泽东是在镶嵌工艺品上画画。他一去世，大雨就将来临，会把他所画的东西冲刷掉，而中国将照样生存下去。”

1969年7月20日，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跨出登月舱，踏上月面。阿姆斯特朗率先踏上月球那荒凉而沉寂的土地，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并在月球上行走的人。当时他说出了此后在无数场合常被引用的名言：“这是个人迈出的一小步，但却是人类迈出的一大步。”

萨缪尔森曾说，他自己倒想鼓吹“萨缪尔森法则”：“永远要回头看。你可能会由过去的经验学到东西。我们所作的预测，通常并不如自己记忆中的那样正确，二者的差异值得探究。”因为格言有云：“如果你必须预测，那么就经常为之。”

在1972年5月和1973年5月，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进行的《展望二十一世纪》的两次对话中，汤因比断言：中国文化将是21世纪人类走向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凝聚器和融合器。这是时代的呼唤，这是人类的希望。他甚至预言：“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

加尔布雷思对经济预测比较反感，他说：“有两类经济预测专家：一类是并不知道经济状况的；另一类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也有人说：“经济学家是这样一种专家，他明天就会知道，为什么他昨天预言的事情在今天没有发生。”

当奥纳西斯宣布他与杰奎琳·肯尼迪的婚期时，卡拉斯诅咒他：“记住我的话，上帝会报应你的，这是公正的力量。”她说中了，奥纳西斯唯一的儿子死于空难，他的女儿也在1975年奥纳西斯去世后不久死去。

1975年，年仅19岁的比尔·盖茨决定退学，他说：“我们意识到软件时代到来了，并且对于芯片的长期潜能我们有足够的洞察力，这意味着什么？我现在不去抓住机会反而去完成我的哈佛学业，软件工业绝对不会原地踏步等着我。”

哈维·米尔克预感到自己被杀的结局，以录音的方式选择了他的继任者，并留下了他著名的遗言：“如果一颗子弹将要射入我的脑袋，我愿它摧毁所有的同性爱橱柜。”1978年11月27日，怀特携带手枪和子弹，从市政厅地下室窗户爬入，枪杀哈维·米尔克。

1981年，吉拉斯预言，南斯拉夫将会由于铁托式官僚主义的倒塌带来种族和民族主义而瓦解：“我们的体系建立在铁托个人管理上。既然铁托走了……这将导致南斯拉夫开始崩溃。“米洛舍维奇仍然有可能……保住一个联邦。最终可能会像英联邦，一个松散的邦联的贸易国。但首先，恐怕会有民族战争和叛乱。有如此强烈的仇恨在这里。”

苏联解体后，吉拉斯说：“记住黑格尔说，历史总是重复两次，一次是悲剧，一次是闹剧。我的意思是说，当南斯拉夫解体时，外面的世界将不会干预，因为它会和1914年一样。……南斯拉夫是共产主义实验的解体，我们会比苏联解体走得更远。

1991年年初，古米廖夫预见到国家分裂的危险，大声疾呼反对民族中心主义，主张用“非对抗性的竞争”来保持国家的统一。针对当时流行的苏联是“邪恶帝国”和“各民族监狱”的说法，作为一个多次无辜被捕、饱受牢狱之灾的学者，他说：“在我年轻的时候，苏联恰好是俄罗斯。现在它之所以不再是俄罗斯，正是因为它已经开始解体。而解体绝非民族政策的最佳选择。”就在这年年底，苏联真的解体了。

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逝世前曾说，人们将在他离世后几个月内将他彻底遗忘，除了他那几十本“世界上只有不到30人”能真正读懂的著作。

在大学时，安·兰德的表兄读了尼采哲学，他送给安·兰德一本尼采的书并预言：“这个人的作品你应该看，因为他与你的主意很合拍。”

费米小时候就很聪明，高中毕业，他去投考比萨大学。入学试考要求每个人交一篇论文，费米就写了一篇论声音的文章，把主考官吓了一大跳，专门面试他，然后告诉费米说：“你前途无量。”

冷战结束后，《外交事务》季刊发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去掉问号的同名单行本在政治学界掀起一场风暴。很多人都拒绝相信，在冷战结束后，未来的冲突竟然会围绕如此老式的东西。亨廷顿说：“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化，各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

费曼是美国本土的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在高中时他喜欢的是数学而并非物理，高中毕业后费曼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数学，听过一个学期课后，他去问数学系主任：“学这些高等数学，除了为了学习更多的数学外，还有什么用呢？”那位主任说：“你既然这么想，说明你不适合学数学。”于是费曼转入物理系学习。

有人问伯林：“冷战后，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会不会出现一个‘人类普世文化’？”伯林回答：“果真如此，就意味着文化的死亡。我高兴的是我已经快死了，不会看到那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