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瓦尔特的母亲在他5岁的时候就开始每天教他弹钢琴。3年以后，接收他进入音乐学校的老师说：“这孩子浑身上下都是音乐。”他9岁开始作曲，12岁成为与柏林爱乐乐团合作演出的独奏家，不久之后成为一名指挥。

克莱茵上了年纪之后，在哥廷根的地位几乎就和神一样，大家对之敬畏有加。那里流行一个关于克莱茵的笑话，说哥廷根有两种数学家：一种数学家做他们自己要做但不是克莱茵要他们做的事；另一类数学家做克莱茵要做但不是他们自己要做的事。这样克莱茵不属于第一类，也不属于第二类，于是克莱茵不是数学家。

据说，希特勒和戈林经过占领的波兰，曾到一个小教堂里暂歇。希特勒指着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问戈林，是否认为他们将来的结局也会是这样。戈林回答：“我的元首，我们是非常安全的。等德国完蛋时，已经找不到木头和铁了。”

怀特海与罗素是师生关系，二人合作有巨著《数学原理》。晚年的时候，怀特海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被罗素看到了，不同意其观点，于是撰文说“怀特海老糊涂了”；怀特海回报了罗素一下，撰文说“罗素还不成熟”。这一年怀特海90岁，罗素80岁。

有一位法国物理学家拜访狄拉克。那位法国人很费劲地讲着英语，在狄拉克的沉默寡言中介绍自己。过了一会儿，狄拉克的妹妹走进房间，用法语问狄拉克一些事情，狄拉克也以流利的法语作了回答。那位物理学家非常愤怒，大声叫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能讲法语？”狄拉克回答说：“你从来也没有问过我呀。”

罗素告诉数学大师哈代，说他曾经做了个梦，梦见200年后剑桥大学图书馆管理员正在把过时无用的书扔掉，当拿起《数学原理》时感到没有把握是否应该扔掉，这时把罗素急醒了。

鲁宾斯坦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有合奏小提琴的佳话。在一个乐段，物理学家忽略了一个演奏指示乐节并绕四拍结束。他们重新开始，但爱因斯坦又一次忽略了这个指示乐节。鲁宾斯坦带着嘲讽的愤怒向他的伙伴转过身说：“看在上帝的分上，教授，你真的不能数到4？”

在泡利21岁的时候，他为德国的《数学科学百科全书》写了一篇长达237页的关于相对论的词条，此文到今天仍然是该领域的经典文献之一。爱因斯坦曾经评价说：“任何该领域的专家都不会相信，该文出自一个仅21岁的青年之手，作者在文中显示出来的对这个领域的理解力，熟练的数学推导能力，对物理深刻的洞察力，使问题明晰的能力，系统的表述，对语言的把握，对该问题的完整处理，以及对其评价，是任何一个人都会感到羡慕的。”

玻恩曾经认为，泡利也许是比爱因斯坦还伟大的科学家，不过他又补充说，泡利完全是另一类人，“在我看来，他不可能像爱因斯坦一样伟大”。

有证据表明数学家伯格曼总在考虑数学问题。有一次清晨两点钟，他拨通了一个学生家里的电话号码：“你在图书馆吗？我想请你帮我查点东西！”

新闻巨头卢斯在美国没有家乡。人们见面时会问：“你是哪里人？”一般情况下的回答总不外乎说或是加州，或是内华达州、华盛顿州什么的，而卢斯的回答却是：“我的家乡是中国的登州。”

有人问过柏林爱乐一位团员，在富特万格勒手下演奏，他们怎么知道当于何时开始？那人回答说，这很简单，只要看见富特万格勒在台侧一露面，团员们便默数节拍，数到第40拍便只管开始。

玻尔兹曼不喜欢往黑板上写东西，学生经常抱怨听不懂，希望他能板书。波尔兹曼答应了，当他又在课上开始滔滔不绝时就忘记了他的承诺。他最后总结说，大家看这个东西如此简单，就跟1+1=2一样，然后他突然想起对学生的承诺，于是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写了“1+1=2”。

有一次，李普曼夫妇举行了极为盛大的鸡尾酒会，其规模之大远远超过往常。内阁官员们混杂于外交官、国会议员和新闻记者之间，还有一些昙花一现的舞台名流或文坛人士前来助兴，平添情趣。一位年轻人第一次参加李普曼的晚会，他在门口一大队警察面前停下来说：“怎么这儿戒备森严啊？里面是谁？”警察说：“先生，人人都在里面。”

1953年，新西兰登山家希拉里在向导的陪伴下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下山的时候，他遇到迎接他们的队友，希拉里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征服了这家伙！”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著名剧作家奥尼尔一次接到代理人拍来的一份电报，内容是：大明星哈洛小姐要找一位最好的剧作家写一个电影剧本，是否麻烦奥尼尔先生回一电报，电报字数不超过20字，电报费由收电人支付。奥尼尔回电如下：“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奥尼尔”。

拉美国家对聂鲁达获奖的反应是复杂的，但主流是自豪和赞扬。政治上保守的阿根廷文学大师豪尔赫·刘易斯·博尔赫斯曾在60年代同聂鲁达一起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博尔赫斯说：“尽管我们政见不同，我认为文学院授予他文学奖是非常明智的。”

罗宾逊夫人厌恶教条的东西，以向陈规宣战为己任，不断寻求更新的突破，那种坚韧让很多人为之钦佩和振奋，就连庇古这位以鄙视女性而著称的经济学家，也不得不对她另眼相看，把她当做“尊敬的男士”。

金斯堡去拜访凯鲁亚克。他对运动员凯鲁亚克既畏惧又惊奇，那个大个子运动员对诗歌敏感、有悟性。金斯堡说：“我在离别之际，对着房门鞠躬、敬礼，又对着走道敬礼。就在一刹那间，我们突然有了某种默契，因为他说他在告别某一个地方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当他对某个地方说再见，或当他从某个地方匆匆经过时，他经常感到这是一个伤感的、催人泪下的时刻。”

萨瑟兰被称为美声女高音界的“祖师婆婆”。帕瓦罗蒂善于学习，他与萨瑟兰同台演出，就跟萨瑟兰成为最佳合作伙伴。萨瑟兰多次校正他发声的缺陷，甚至让他把手放在她肚皮上来感受正确的运气方法。帕瓦罗蒂后来称萨瑟兰是“最伟大的世纪之声”。

二次大战后，冯·诺伊曼除了进行大量科研工作之外，还成为美国政府决策的顾问。在他病危期间，国防部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空军部长和参谋总长等围绕在他的病床周围，倾听他最后的建议。一位海军上将回忆说，他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动人的情景。1963年，维格纳获得诺贝尔奖之后访问故国匈牙利时，有人问，冯·诺伊曼在世时，美国的科学政策和核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否由他决定？维格纳回答道：“不完全是这样。但是一个问题经冯·诺伊曼博士分析之后，该怎么办就十分清楚了。”

英国诗人拉金从未结婚，是一个隐士般的单身汉，虽然他曾与很多女人有过密切来往。他仇视放荡的生活，嫉妒后来的年轻人比他有更多的自由。他曾写过“在1963年初次与女人性交”。那时他已41岁，太晚了！

为了应对烦恼和压力，贝克特总是突发奇想。比如，在他七八十岁高龄的时候，他只会在上午11点到12点之间接听电话。他还约定了一系列的程序化用语，回信的内容是标准化的：“贝克特先生从来不接受采访”，“贝克特先生谢绝审阅关于他的作品的论文和手稿”，“贝克特先生去乡下了”。

1968年1月，索莱伊到罗马求见费里尼。大导演请她共进午餐，她想在费里尼的片中演个角色，费里尼拒绝了，因为他觉得“你太美了，演不了我片中的女人”。费里尼和她谈论星相学，亲昵地对她说：“我的女巫，去学星相学吧。”一语定下索莱伊终生。

小泽征尔有一次去欧洲参加指挥家大赛，在指挥中，小泽征尔发现乐曲中出现了不和谐的地方。开始他以为是演奏家们演奏错了，就指挥身边的乐队停下来重奏一次，但仍觉得不自然。这时在场的权威人士都郑重声明乐谱没有问题，那是他的错觉。但经过再三考虑，他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大吼一声：“不，一定是乐谱错了！”他的喊声刚落，评委们立即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祝贺他夺魁。原来，这是评委们精心设计的“圈套”。

艾略特住在伦敦时，寓所楼上住着几个彻夜跳舞、吵闹的年轻人，艾略特向房东太太抗议，她回答说：“艾略特先生，你要忍耐一些，他们是艺术家。”

安德罗波夫说过：“光喝汤不喝酒，不是傻瓜就是木头。”他没有开展全面的反酗酒运动，也没有像赫鲁晓夫那样提高酒价。他让一种普通牌子的伏特加酒降价，老百姓马上称这种酒为“安德罗波夫卡”。他想了个妙招：规定商店开始售酒的时间从每天上午10时推迟到中午12时。俄国酒鬼今日有酒今日醉，当天买酒当天喝，12时才开始卖酒，让酒鬼一早醒来无酒可喝，只好去上班。

《麦田里的守望者》令青少年如此入迷的地方在于：它为你的不快乐、愤怒、格格不入提供理由。崇拜列侬的查普曼在刺杀列侬后，对记者们说：“去读《麦田里的守望者》吧，它包含着许多答案。”

20世纪80年代，埃及人当中普遍流传的一个笑话。穆巴拉克的车开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穆氏问司机，纳塞尔前总统会怎么走？“一直向左走。”司机答道。“那萨达特总统又会怎么走呢？”穆氏继续问道。“他会说一直向右走。”司机道。“那好，先左走，再右拐，之后停车。”穆氏指挥道。

1987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索洛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此人说话诙谐。当他成名后，有许多记者打电话要采访他，他说：“每次电话把我从床上吵醒，我甚至都来不及穿内衣。”他评论弗里德曼时说：“任何一件事情在弗里德曼那里都让他想到了货币供给量。而任何一件事在我这里都让我想起了性行为，但我把它排除在我的论文之外。”

叶戈尔·盖达尔的爷爷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草莽英雄之一，14岁参加红军，革命胜利后成为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作为将文武合二为一的苏联人物，他给孙子留下了一个备受尊敬和影响的姓氏。很多年以后，叶利钦承认：在选择他的内阁部长时，盖达尔这个充满魅力的姓氏确实对他的决定有所影响。

据说，克林顿和叶利钦曾在首脑会谈的间歇闲聊。叶利钦对克林顿说：“你知道吗，我遇到了一个麻烦。我有一百个卫兵，但其中一个是叛徒而我却无法确认是谁。”听罢，克林顿说：“这算不了什么。令我苦恼的是我有一百个经济学家，而他们当中只有一人讲的是事实，可每一次都不是同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