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勒斯是美国历史上权势最大也是最为辛苦的国务卿，他常常亲自飞到世界上出现麻烦的地区去处理问题，绝不单纯依靠信件、电报和照会。当然，凡是他去过的地方，局势往往更加恶化、复杂，麻烦的事情更为麻烦，他因此获得了“不祥之鸟”的绰号。对于这一称呼，他完全不以为然，他说：“我所从事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伟大的美国。”

1963年4月，在马丁·路德·金的带领下，黑人向“美国种族隔离最厉害的城市”——伯明翰市集中发动强大的和平攻势，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快餐馆里进行连续不断的静坐，接着联合抵制商人和进军市政厅。正当黑人勇敢地行进时，一个州法院颁布禁止进军的命令，金被捕了。他在监狱中写信说：“道义上有责任不服从不公正的法律。”他警告说，如果非暴力抗议失败，后果将是可怕的。

在达扬当上以色列国防部长后，他指令总参谋部向部队下达士兵休假的命令，并对记者说：“假如外交手段能够获得亚喀巴湾的自由通行权，我当然十分高兴。”阿拉伯人从广播中听到“很多以色列士兵已获准休假，可以看到他们在海边日光浴”的消息，松了口气。但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戈德堡对人说：“据我对以色列人的了解，这也许意味着他们要在明天发动战争。”这场第三次中东战争被称为“恶魔导演的战争”。

20世纪70年代，在韦德拉领导的军政府期间，多达3万名阿根廷人失踪。1977年4月，14位失踪者的母亲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中心区的五月广场，要求政府给出说法。五月广场母亲发展到几百人，在第二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来自欧洲球队的球员到广场表示支持。母亲们的口号是：“他们把他们活着带走，我们想要他们活着回来。”

80年代，皮诺切特在智利实行独裁统治。针对人们希望皮诺切特的军政府同僚们取代他以推进民主等等幻想，皮诺切特说：“如果我们回到有些政治人物所渴望的那种形式上的肤浅民主，我们就是在背叛智利人民。”人民却无法苟同。抗议者们喊出了一个新口号：“我们的手是干净的。”在城市街道上，学生们举起他们的手，手掌向外。演员们在演出后向观众伸出他们的手掌，观众们也向演员们伸出手掌……以此与当局和左翼暴力反叛者保持距离。

1977年秋，波兰保护工人委员会和一些学者创办了飞行大学，飞行大学的活动引起政府的关注，并遭到持续打击。一次米奇尼克和两名学生挨了打，打他们的人喊道：“你们这些卖国贼，中央情报局给了你们多少钱？”

1979年6月，保罗二世抵达华沙，他确认基督徒反对无神论的信仰，还间接地谴责了对人权的侵犯和苏联对波兰的主宰。教皇说：波兰的未来“取决于有多少人会成长为不服从者。”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对外宣传上不遗余力。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坎南说：“美国没有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

波兰团结工会一开始就希望罢工能够成为民众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他们也希望工人能够得到全民的支持。一个周日上午，亨里克·索卡尔詹科斯基神甫主持弥撒。成千上万人从城里赶来参加，神甫给1970年工人遇害之处的木头十字架祝圣，十字架顶端是“一战”后带领波兰脱离俄国独立的英雄约瑟夫·毕苏斯基的名言：“只要愿意，就能做得到。”

在团结工会决定总罢工的前夕，最高法院裁决，支持了团结工会对华沙法院强行修改工会章程提出的上诉。最高法院休庭后，瓦文萨和团结工会其他领导人从法院走出来时，耐心而平静地在法庭外面等了三个多小时的大批群众，对他们长时间地欢呼。瓦文萨同时对大批守候在这里的记者宣布，团结工会取消了举行全国性罢工的计划。瓦文萨强调了团结工会这次重大胜利的意义，但他又说：“谁也没有失败。”

1984年，约瑟夫·布罗茨基在一次演讲当中说：“实践这个概念（即‘非暴力不合作’）需要有充分的民主，而这正是地球86%的地区所欠奉的。”在布罗茨基看来，现实极可能拓展为“非暴力”而“过量的合作”：“通过你大幅度的顺从来压垮恶的要求，可使恶变得荒唐，从而把那种伤害变得毫无价值。”布罗茨基认为，这种胜利不是道德上的，而是生存上的。

1989年2—4月的圆桌会议，是波兰当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波兰共产党（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的代表们汲取了以前的教训，终于坐在一起，经过艰苦谈判达成协议，完成了波兰的“天鹅绒革命”，也是1989年中东欧地区政治多米诺骨牌现象的第一张牌。米奇尼克谈及此不无自豪地说：“我很高兴自己能够为没有流一滴血而完成的转型出一份力量。”他还说：“如果我拒绝承认我们的前统治者所作的贡献，从我的角度也是非常不适宜的。”

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政变，戈尔巴乔夫总统被捕。叶利钦躲过逮捕，并在100多人的拥簇下爬上一辆坦克，宣读他自己致“俄罗斯人民”的呼吁，他宣布政变集团的一切行为均为非法，并呼吁全国总罢工。后来他又提醒全国士兵：“在这作出抉择的艰难时刻，请记着你们对人民的誓言，你们的枪口绝不能对着人民……俄罗斯军队的荣誉绝不能染上人民的鲜血。”

“八一九”政变时，政变集团举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年轻的记者塔蒂亚娜·玛基娜只举手问了一个问题：“能否请你们说明，你们是否知道你们昨晚发动了一场政变？”

1993年9月13日，以巴和平协议签署后，拉宾受到了自己国民的围攻。在巨大的海报上，拉宾被画成穿着希特勒的衣服，双手鲜血淋漓，黑色的大字写着：“拉宾是犹太民族的叛徒！”拉宾回应说：“我是个军人，还曾是国防部长。相信我，几万名示威者的喊叫，远不如一个战死儿子母亲的眼泪给我的震撼，我是一个经历过浴血战斗的人，所以我要寻找和平的出路，这是一个转机，虽然它同时也是一个危机……”

由帕克斯引起的黑人抗议运动，最终导致1964年出台了民权法案，该法案禁止在公共场所实行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帕克斯从此被尊为美国“民权运动之母”。30年后，她追忆当年：“我被捕的时候没想到会变成这样。那只是很平常的一天，只是因为广大民众的加入，才使它意义非凡。”最感激帕克斯的当然首先是黑人。美国国务卿赖斯在追悼仪式上说：“没有帕克斯，我就不可能今天以国务卿的身份站在这里。”

科索沃内战爆发后，特蕾莎去找负责战争的指挥官，说战区里面那些女人跟小孩都逃不出来，指挥官说：“修女啊，我想停火，对方不停啊，没办法。”特蕾莎说：“那么只好我去了。”据说特蕾莎走进战区的消息传开后，双方立刻停火，等她把一些可怜的女人跟小孩带走以后，两边又打起来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知道后说：“这件事连我也做不到。”

曼德拉一生最美好的青壮岁月都在监狱之中度过。他说：“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痛苦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其实我仍在狱中。”

马丁·路德·金论述“非暴力不合作”时说过：“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我们将用我们灵魂的力量，来抵御你们物质的暴力。我们不会对你们诉诸仇恨，但是我们也不会屈服于你们不公正的法律。你们可以继续干你们想对我们干的暴行，然而我们仍然爱你们。……我们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过来。”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艾巴迪说过：“在伊朗，追求人权的人士一生都会生活在恐惧中，而我已经学会了去克服它。”她称赞蒙塔泽里说：“沉默只会纵容压迫者，所以我不能再保持沉默！”而伊朗一位无名的女学生在人权运动中说过一句名言：“你可以摧残花朵，但你无法阻止春天的到来。”

克林顿这样描述卡斯特罗：“我上小学的时候，他是总统；我上中学的时候，他是总统；我上大学的时候，他是总统；我工作之后，他还是总统；我结婚之后，他还是总统；我当总统了，他仍然是总统；我下台了，他仍然是总统……”

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说：“最危险的人是那些掌控战争的人，人们应阻止他们。如果这样令他们视我为威胁，那也无所谓。”